第四节 婚姻观念与行为研究

一 婚姻挤压下的婚姻策略与婚姻质量

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带来的女性人口绝对数量的缺失会造成初婚市场的男性婚姻挤压，其引发的人口社会后果已成为中国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李树茁等，2006b）。男性婚姻挤压将迫使中国农村传统的婚姻策略发生改变，进而影响两性关系和婚姻质量，对中国农村人口的婚姻家庭产生深远影响。当出现男性婚姻挤压时，男性为了争取婚姻市场配偶竞争的有利地位，会根据婚姻挤压程度对配偶竞争策略做出相应调整，从而有可能造成婚姻市场中女性婚姻策略的变动（陈友华，2004）。研究表明，婚姻挤压会导致结婚年龄提高（Spanier and Glick, 1980; Davis and van den Oever, 1982），因为婚姻挤压会使受挤压一方推迟结婚，而未受挤压一方可能会因此被动地降低结婚年龄（陈友华，2004）；但也有学者发现婚姻挤压会使男女平均初婚年龄下降（田心源，1991）。当婚姻市场出现男性婚姻挤压时，对男性来说，按照传统的夫妻年龄差标准来择偶遇到激烈的竞争；为了缓解婚姻挤压的矛盾，实现婚姻缔结的重要策略是扩大夫妻年龄差，寻找年龄更大的女性作为配偶（郭志刚、邓国胜，2000），或者被迫到下一年龄组寻找合适的对象（周丽娜，2008）。随着女性缺失程度的不断加重，择偶困难可能迫使男性跨区域争夺女性资源，从而扩大通婚圈。国内学者对台湾地区因政治军事原因引起的性别失衡后果的研究表明，单性别的婚姻挤压会引起“婚姻市场”竞争激烈，导致“婚姻迁移”人口增加、通婚圈扩大（石人炳，2002）。同时，单性别婚姻挤压引起的婚姻策略调整会进而影响两性关系和婚姻质量，导致离婚风险上升（陈友华，2004）。

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而由1980年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引发的男性婚姻挤压对男女婚姻策略和婚姻质量的冲击问题，在同时期开始的城乡人口流动规模日益扩大的时代背景下变得更加严重和复杂。一方面，因外出务工发生的流动迫使个人在流入地的初期生活经济状况不稳定，从而引起初婚时机被动推迟，促使男女两性的实际初婚年龄均有所上升（靳小怡等，2005），客观上加剧了男性婚姻挤压的态势；另一方面，因外出务工发生的流动也给个体提供了在流出地婚姻市场之外结识更多异性的机会，可供选择的配偶范围更广，跨地区通婚的可能性更高（Jampaklay, 2006），但由于传统“男高女低”婚配模式的普遍存在，较贫困农村地区女性因婚姻而迁移的现象更加普遍，造成男性婚姻挤压风险由较发达农村地区向较落后农村地区转移（陈友华，2004）。同时，伴随农村夫妻双方或一方的流动，农村人口的婚姻质量也悄然发生变化，农村流动人口家庭内部的夫妻情感关系呈现亲密与疏远两种倾向并存的状态（张一兵等，2003）。

随着男性婚姻挤压日趋严重，再加上城乡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婚姻挤压下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和婚姻质量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和更加严重的冲击，性别失衡下农村人口婚姻策略和婚姻质量的变动日益成为学者的关注热点，但已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关于婚姻挤压状态下婚姻策略的研究较多，但多集中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初婚年龄和夫妻年龄差的影响，对通婚圈影响的研究较少，对婚姻挤压下农村人口婚姻质量的研究也较少；从研究对象来看，大部分研究仅对中国城乡人口或农村人口进行单一研究，较少区分和比较不同类型农村人口婚姻策略和婚姻质量的差异；从研究结果来看，婚姻挤压对婚姻市场中男女婚姻策略影响的研究结论还尚未达成一致。

二 婚姻挤压与跨省通婚

择偶与婚配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在婚姻挤压背景下，短缺一方的婚姻价值得以提高，过剩一方往往为获得有限的可婚资源而竞争。那些拥有较多资源和较好条件的人在婚姻市场中往往有较大的选择空间，因此他们无须降低择偶要求；反之，那些条件较差的人则不得不降低择偶标准，推迟结婚年龄，以拓展择偶范围，或者单身（South, 1991; Crowder and Tolnay, 2000; Das Gupta et al., 2010）。在崇尚“普婚”文化的中国，降低择偶标准是农村男性争取婚配机会的主要策略，其中，婚娶外省媳妇正在成为部分农村男性应对婚姻挤压的重要策略。

在传统的乡土中国，姻亲关系是家庭重要的社会网络，在盖房子、农忙和紧急事件发生时可以提供重要支持。日常相互走动和重大节日时的礼物交换也使姻亲关系得以维系（Han and Eades, 1995; Davin, 2005）。基于此，中国农村长期保持着近距离通婚的传统，即使在劳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的农村婚姻仍集中在同镇或同县的范围（Bossen, 2007; Li，2006）。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省份的远距离婚姻迁移日益增多，并成为重要的人口迁移形式。2000年普查数据显示，跨省婚姻迁移者约为150万人，婚姻迁移可以解释20.5%的女性跨省迁移（Davin, 2007）。婚姻迁移往往被视为女性提高其社会经济状况的经济策略（Davin, 2005; 2007）。虽然多数女性希望能就近结婚，但对贫困地区的女性而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得她们期望通过远嫁的方式摆脱贫困（Bossen, 2007）。因此，跨省婚姻表现出以女性迁移为主、从西部贫困农村地区向东部经济较发达农村地区迁移的趋势。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等地既是主要的劳动人口迁移省份，同时也是主要的女性婚姻迁移省份和女性资源最缺乏的省份（Davin, 2007；杨筠，2008）。以云南为例，虽然该省一直保持着较低的出生性别比水平，但由于女性外嫁，该省总人口性别失衡和女性缺失问题日趋严重（Bossen，2007）。婚姻迁入省份则主要集中在江苏、广州、浙江、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Das Gupta et al., 2010）。一些中部省份，如安徽、河南等，也存在着来自西部农村的外省媳妇（Davin, 2005; Fan and Huang, 1998; Bossen，2007）。

通过婚姻迁移，这些女性可以嫁到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但已有研究表明，她们往往嫁给那些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身体残疾或经济状况差、在当地婚姻市场处于弱势的男性（Bossen, 2007; Fan and Huang, 1998; Davin, 2005）。近些年来，亚洲跨国或跨地区婚姻迁移中也表现出类似的趋势。在日本、韩国、中国南方省份的农村地区，较好的经济状况吸引了不少来自越南、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嫁入（Davin, 2007; Tsay, 2004; Wang and Chang, 2002; Yutani, 2007）。由于远离家乡，这些外来媳妇婚后面临着如何适应当地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如何融入当地社会的挑战（Bossen, 2007）。另外，留守在主要女性迁出地区的男性的婚配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不少学者（Das Gupta et al., 2010; Ebenstein and Sharygin, 2009；马健雄，2004）担心婚姻挤压的后果将主要由净婚姻迁出地的男性承担。

三 婚姻挤压与男性初婚风险

婚姻挤压背景下，部分大龄未婚男性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他们长期游离于婚姻和家庭之外，难以享受家庭和妻儿的关爱（陈友华，2004）；在“养儿防老”为主流养老模式的现实环境中，他们的老年没有依靠（石人炳，2006）；更重要的是，男性婚姻挤压问题还可能带来违法犯罪率的上升，危害家庭和社区安全。已有研究表明，同已婚男性相比，单身男性更容易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其对婚姻和性的需求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滋生一些违法犯罪活动（Hudson and Boer, 2002；靳小怡、刘利鸽，2009）。因此，不管是从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角度，还是从预防危机、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角度，关注农村婚姻挤压和农村男性的成婚及相关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当前男性成婚困难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已开始探索男性失婚的影响因素和可能后果。已有研究认为，影响男性成婚的因素主要集中在社区、家庭以及个人三个方面。男性婚姻挤压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宏观人口后果，而女性从内地到沿海、从山区到平原的婚姻迁移导致婚姻挤压后果发生了空间的转移：贫困和边远农村地区的男性成为婚姻挤压后果的主要承担者（吕峻涛，2006；马健雄，2004）。从家庭和个人条件上看，较差的经济状况是影响男性婚配的重要因素，当女性处于短缺时，贫穷的男性很难找到配偶（李树茁、古普塔，1999）。另外，不出众的个人特征也是制约男性顺利成婚的因素。

社会网络因素在择偶与婚姻的缔结中具有重要意义，择偶过程可以视为人们利用社会网络寻找社会资源的过程（周长城、刘蒙，2007），尤其是在婚姻花费日益上涨和婚姻挤压的压力下，丰富的个人网络资源能够提供结识异性的机会和应急性的经济支持。但是，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网络研究发展迅速并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社会领域，但社会网络在择偶和婚姻缔结中的作用却较少引起学术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