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社会安全感研究

社会安全感是个体对成为潜在被害人的忧虑和担心以及对社会环境治安状况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是个体对整体社会安全状况的主观感受。

一 国外社会安全感的相关研究

西方学者关于社会安全感的研究关注社会中犯罪行为给个体带来的恐惧感。不同于国内“社会安全感”的表述，国外更多采用“犯罪恐惧感”一词。在西方国家的已有研究中，大多数将犯罪恐惧感作为因变量研究其影响因素，也有研究将犯罪恐惧感作为自变量探讨其对个人心理福利及行为方式的影响。

1．将犯罪恐惧感作为因变量的研究

根据国外的研究，影响犯罪恐惧感的因素可以分为三类，即微观层次的个体自身因素、中观层次的社区环境因素和宏观层次的城市社会因素。个体自身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收入、种族、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受害经历、环境风险感知、婚姻状况等（Randy et al., 2010）。老年人、低受教育者、贫困者、女性、非裔美国人以及有年幼孩子的夫妇比年轻者、良好受教育者、富裕者、男性以及无孩子的夫妇表现出更高的恐惧感（Baumer，1985; Warr, 1984）。

中观层级的社区环境因素包括社区的环境和条件，如社区中是否出现公众场合酗酒、违法驾驶、盗窃车辆、违章停车、卖淫等现象以及无家可归者或流浪者（Maxfield, 1984; Taylor and Hale, 1986），社区融合程度，即个体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联系程度（Adams, 1992），集体效能（Sampsonand and Raudenbush, 2004）以及社区中是否有流动人口居住（Liu et al., 2009）。研究结果表明，居住在恶劣的环境社区的人群的犯罪恐惧感要高于居住在良好的社区环境的人群（Lewis and Maxfield, 1980）。对社区归属感强的人由于社会融合程度较高，在面对犯罪危害时能够得到的社会支持较多，因而不易产生恐惧感。在凝聚力较强、邻里之间互相帮助的社区，社区居民能更容易觉察社区中出现陌生人，不易受到犯罪的侵害；居住在凝聚力强的社区中的居民的犯罪恐惧感较弱（Lewis and Salem，1986; Taylor and Hale, 1986）。

宏观层级的城市社区因素包括暴力犯罪率、财产犯罪率、失业率、城市化、房屋条件以及对警察的信任。研究表明，因为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密度过大、种族间差异以及城市贫困问题等，城市化是影响犯罪恐惧感的重要因素，而居住在郊区的人们对犯罪的恐惧感较弱，他们认为自己不容易受到犯罪的侵害（Box et al., 1988; Thompson and Norris, 1992）。

2．将犯罪恐惧感作为自变量的研究

已有关于犯罪恐惧感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生活满意度、身心健康及行为活动的影响几个方面。犯罪恐惧感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通常是同时存在的。

犯罪恐惧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直观生活质量（Garofalo and Laub, 1978; Lewis and Salem, 1986）。那些存在恐惧感的人群常常感到被疏远和不安，并容易产生焦虑情绪，个人幸福感降低（Lewis and Salem, 1986）。当个人主观生活质量变差，会进一步损害其身体和心理健康并导致其减少社会参与活动（Keyes, 1998）。

有研究指出犯罪恐惧感与心理健康存在反向的相关关系，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人群似乎更容易受到犯罪恐惧感的影响（Chandola, 2001）。有心理健康问题的老年人和女性更容易受到犯罪恐惧感的影响，他们对危险的感知比其他群体高出两到三倍（Whitley and Prince, 2005）。

二 国内社会安全感的相关研究

198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人民群众普遍具有安全感是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的标志之一。社会安全感作为一项社会问题逐渐进入了研究者视野。在我国，安全感研究自2002年以来呈逐年增加势头，研究多集中在犯罪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研究对象包括一般公众、学生、企业员工、儿童、妇女等（王俊秀，2008；姚本先等，2009）。如赫剑梅（2007）借鉴风险社会理论，从九个方面分析了大学生安全感的现状和特征。公众安全感是研究的重点。已有研究发现，总体来看，我国公众对安全感的感受总体是偏低的。在1989年，公安部“公众安全感指标研究与评价”课题组对公众安全感现状的调查发现，公众对当时社会治安状况和自身安全感受程度的评价是偏低和不太满意的。王俊秀（2008）从人身、财产、食品、劳动、个人信息等九个方面对公众安全感进行的研究发现，公众的各项安全感均偏低，个人安全感既受到社会稳定性、社会治安状况等社会环境因素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等个体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个人对安全的预期、对风险的认知以及对风险的容忍度的影响。郭少华（2013）从风险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影响居民安全感的因素并探讨了提升城市居民安全感的路径。

对儿童安全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领域，留守和流动儿童是重要的研究对象。朱丹（2009）对初中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心理安全感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高自我效能感、高社会支持等因素有助于提高留守儿童的心理安全感。师保国等（2009）的研究发现，与城市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均低于城市儿童。温颖等（2009）对北京市流动儿童安全感的研究发现，城市儿童和公办学校流动儿童的安全感显著高于打工学校流动儿童，儿童流动时间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流动儿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重要因素。

也有研究关注了留守妇女的安全感。在城乡人口流动背景下，在农村家庭中，丈夫外出务工而女性留守农村并操持家中事务，使得农村妇女的压力不断增加。叶敬忠和吴惠芳（2008）发现，农村留守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感普遍较低，由于丈夫外出，她们更容易遭受欺负和骚扰，长期承受着担忧和不安带来的心理压力，并导致社会安全感的严重缺乏。周厚生（2010）对于有关留守妇女心理健康的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指出留守妇女的安全感远远低于非留守妇女，“不安全感”是农村留守妇女的重要心理特征，生活压力和紧急事件的发生使其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