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资本主义多样性与公共政策研究[1]

蒙克[2]

【摘要】资本主义多样性自21世纪初提出以来已成为比较政治经济学重要的理论范式，其加深了人们对各发达国家在生产制度和经济表现上相似性和区别点的理解。然而，公共政策文献对该理论的应用仍然较少。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论述了其逻辑结构和相关经验意涵，并以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的刺激政策和产业政策为例，展示了该理论如何推动公共政策研究。同时，本文也讨论了这一范式对理解中国经济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资本主义多样性；制度互补性；自由型市场经济；协作型市场经济；公共政策

一 引言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认为人类政治和经济生活分别只有一种理想的组织形式，即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并预言世界历史将以此为终结。[3]中国学者目前已对政治民主实现形式的唯一性提出了质疑[4]，但对市场经济的多样性却注意不够。这导致学者们在讨论当前的改革目标时常常陷入国家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二分法的窠臼，从而忽视了市场经济本身其实可以有多种制度实现形式。于是，在思考经济制度时我们常被禁锢于国家和市场的二分思维中，就像在思考政治制度时我们常囿于民主和专制两者对立的思想惯性之中。这种对社会现实的简单划分是对制度缺乏想象力的表现，无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现象重要的多样性，也无助于我们在变革前明确可资利用的选择。而对于市场经济的制度想象力不会凭空而来，其植根于对现代经济组织方式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多样性的深刻观察。

在对资本主义的经典分析中，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形式。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与之相联系的世界体系论又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展现为核心、边缘和半边缘三种形态。进入20世纪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被法国的规制学派分为以标准化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福特主义和去工业化以服务业为主的后福特主义。[5]所有这些理论，虽然没有像新自由主义那样强调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单一性，但在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与新自由主义是一致的，那就是这些理论都持一种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是汇入一种单一的模式，例如帝国主义将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而福特主义终将被后福特主义取代，等等。这些理论的分歧只是在于这种作为资本主义历史宿命的单一模式具体是什么。换言之，这些理论对资本主义各种形式的区分，其实是在划分资本主义演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因此，这种区分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分期，而不是一种比较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分类。

近年来，对资本主义进行共时性分类的最重要的理论成就是由彼得·霍尔和大卫·索斯凯斯提出的名为“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以下简称VoC）的分析框架。[6]不同于上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模式必将归于一统的合流论（convergence theory），这套分析框架在本质上是一套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模式的分流论（divergence theory）。其以企业为分析单位，以制度互补性为中心，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出两套协调企业与其他经济行为者之间互动的制度，即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型市场经济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协作型市场经济。这两种制度在产品竞争、科技创新等领域各有专长，拥有不同的制度比较优势。由于两者的经济效率不相上下，因此不存在新自由主义所认为的一方会通过竞争压倒甚至取代另一方的情况。恰恰相反，正因为两者不同的组成结构，一些普遍的结构性压力如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不仅不会将它们挤压成同一种制度模式，而且还会强化两者各自的内在逻辑，让它们沿着能够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路径发展下去，继续所谓的制度分流。下文将详细论述这套理论的逻辑推演和相关的经验事实。

二 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理论逻辑

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分析大多以阶级或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但VoC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却另辟蹊径，将现代经济中最具活力的行为者——企业作为分析的中心。企业为了生存，需要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竞争力是一种关系性的能力，其取决于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企业能否与其他经济行为者在各个领域中产生联系并进行高效且持续的协作。这些需要进行协作的领域中最重要的是下列五个领域（见表1）。

表1 企业协作的五大领域

在这些重要领域实现有效的协作并非易事，因为要实现持续而有效的经济协作，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契约的遵守，可信承诺的做出，合作行为的监督，违规行为的惩罚，潜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以及信息的流动和分享，等等。这些协作问题的解决要求一整套运转良好且相互配合的制度基础。VoC的主要观点就是：根据用以帮助企业实现协作的制度基础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主要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模式分为两种类型：自由型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y，以下简称LME）和协作型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以下简称CME）。

在LME中，竞争性的市场是实现企业与其他行为者之间协作的主要制度手段，其通过价格信号来指引交易行为，并以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为支撑来监督正式而完备的契约的履行；而作为市场制度的补充，在企业内部主要是科层制在协调着企业内各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其通过自上而下的命令体系和监督机制来决定各方的行为。因此，LME主要依靠市场和科层制两种制度形式来实现经济行为者之间的协作。而对于CME来说，虽然这两种制度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市场行为者的协作却更多的是通过另一套制度安排而达成的，那就是所谓的市场网络。市场网络与市场和科层制有两点显著的区别。首先，与侧重竞争性的市场和强调威权性的科层制不同，市场网络中的关系强调合作性和协商性。例如，某一产业的工资水平和劳动待遇由覆盖整个产业的工会和商会谈判决定，而不是任由该决策让各个厂商在竞争压力下自行做出。其次，市场网络中的行为者很多时候是集体性的组织，例如实力强大的工会和商会，而不是市场和科层制之下的原子式的个体工人和企业。于是，存在于市场网络中行为者之间的是一种寻求凝聚各方共识，并依赖于各方在合作中根据内部信息所做出的临机决策的互动关系。总之，倚重市场网络来协调经济行为者的行动是CME区别于LME的主要特征。那么，LME和CME的这些区别在之前提到的对企业至关重要的五个领域中又是怎样具体体现的呢？下面以美国和德国分别作为LME和CME的代表国家加以论述。

在LME的首要代表美国，企业融资的最重要手段是通过证券市场。因此，公司治理的这个特征使得美国的上市企业极其重视所发行证券（如股票）的市场表现，因为如果证券价格（如股价）过低，那么企业就会有被收购的危险。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能够快速地调整公司战略和资源配置，以对证券市场的变动做出反应。这种调整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对企业劳动力资源进行调整。例如，在经济萧条时能够快速地裁员以控制成本，而在景气时能够迅速地招工以实现扩张。所以，在劳资关系这个领域，公司就要有较大的自主权，这意味着无论是工会还是劳动法规都不会过多干预资方的用工决策。劳资关系的这个特点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高流动性。这种高流动性在职业教育这个领域的影响就是使得职业培训侧重于为工人提供能够适应大多数行业的综合性技能，因为只有这种技能才能保证工人在不同部门的就业可能。而在企业间关系这个领域，需要对证券市场波动保持高度敏感，要求企业必须保持选择和更换合作伙伴（例如供货商）的灵活性，这就使其无法与其他企业发展出长期合作关系。同时，这种企业间长期联盟的可能性也被美国严厉的反托拉斯法所遏制。这就导致企业间技术知识的分享和转移的渠道不是企业之间的合作研发，而是专利买卖和技术人才的快速流动。最后，在公司内部结构这个领域，对资本市场高度依赖所带来的对公司决策灵活性与快速性的极端需求将公司决策权全部集中于经理层，而经理层则通过一套自上而下、令行禁止的科层体制对公司各项决策发号施令，在这一决策过程中其不受公司董事会之外任何行为者（如工会）的制约。

而在德国这个CME的代表经济体，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套逻辑。德国企业的资金大多来源于银行，于是当企业欠债时银行便成为企业的股东之一。银行位列企业董事会意味着公司的主要投资人能够获得关于该企业经营运行的内部知识，这些知识是证券市场上普通投资者所无法获得的。因此，银行就不太可能像这些外部投资者一样，在外部干扰或情绪波动下就轻易以抛售证券的方式撤资（所谓“用脚投票”）。相反，银行会凭借内部知识更准确地评估企业的发展形势，并利用其在董事会的发言权干预企业决策。与此相应，银行对企业的融资就会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支持，其提供的是一种“长线资本”（patient capital），不会过多要求企业的短期市场收益表现。有了如此的长期融资支持，免除了紧跟波动的资本市场的负担的德国企业得以专注于公司的中长期发展，逐渐打造有本企业特色的或在全行业有独特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这就要求职业培训为劳动力配备那些专门针对企业或某一行业特殊需求的专业性技能。然而，这类技能及其所需的培训成本给工人和企业会造成一定的风险：对于工人而言，由于其技能只能适用于某类产业，因此使再就业范围变窄，失业就变得格外可怕；对于企业而言，当花费了巨大代价培训了工人之后，其会面临其他企业将技术工人挖走的风险。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在劳资关系领域引入强势的工会：首先，企业层面的由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从而保证工人待遇，尤其是限制资方裁员的自由以降低工人失业风险；其次，产业工会与产业商会的谈判定下本产业每一等级技术工人的待遇，限制了同行业的企业以高薪挖人墙脚的可能。这些产业层面的企业协会在企业间关系这个领域也发挥着巨大作用，其会利用对该行业的内部知识订立行业标准，确定职业培训内容并提供资格认证，发现有发展潜力的技术领域并游说政府提供研究资助，以及促进企业间的合作研发，等等。德国各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也促进了企业之间长期合作关系的建立。最后，就如我们可以预料到的那样，德国公司的内部结构不会像美国公司一样是一套严格的科层制体系。相反，董事会（尤其是作为投资人的银行）和工会的强势会对经理层决策产生较大制衡，公司决策不是经理单方面权威的体现，而更多的是一个寻求并表达各方共识的过程。

上述以美德两国为例对LME和CME进行的比较展示了这两种市场经济在制度上的重大区别[7]，并体现了对企业协作至关重要的五个领域之间环环相扣、相互呼应、互相补充的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即所谓“制度互补性”。其表达了一个思想：就像面包和黄油一起吃能够提高食客的效用一样，不同领域的制度之间的得当搭配可以提高整个经济体的效率。例如，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高度资本化和证券化的公司治理模式必须配合上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才能实现经济效率，而要想实现同样的效率，以银行资本为主的融资模式则需要配合上管制严格并且有工会参与在内的劳资关系。因此，LME和CME体现的其实是两套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这个意义上所达成的制度均衡。

既然是存在均衡，那就会有均衡被外生冲击破坏的时候。那么这时LME和CME会如何变化呢？根据VoC理论，LME和CME都能实现优异的经济表现，但两者达成这个目标的途径是不一样的。就如我们将要在下一节所讨论的那样，由于不同的制度支持，LME和CME在产品市场和科技研发等领域所擅长的活动是不同的。两者都能实现经济增长，正是因为它们都专注于自己擅长的经济活动，即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就像古典经济学中各国的资源禀赋赐予了他们生产不同产品的比较优势，在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中各国不同的制度基础使得它们具有了在不同经济活动上的比较优势，这种由制度催生的比较优势被称为比较制度优势。当LME和CME受到外生冲击时，渡过危机的重要手段就是提高经济效率，而效率来源于对比较优势的把握，而比较优势则植根于制度安排。也就是说，遭遇外生冲击的LME和CME会增强自己原有的制度安排，旨在通过继续发挥比较优势来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应对外生冲击的压力。因此，不管是经济全球化还是欧洲一体化，或者是如今的经济危机，这些外生冲击对资本主义不同制度模式（即LME和CME）的影响就是加强它们各自独特的制度安排，让它们的区别更加明显。我们将会看到持续的制度分流，就是在发达工业化国家我们都找不到一种单一的经济制度模式，可见人类历史还远未终结于任何一种普适制度，这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对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回应。

三 资本主义多样性与经济表现：微观证据和宏观证据

评价一个科学理论，一要看其逻辑能否自洽，二要看其推论是否和现实相符。[8]在简要介绍了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逻辑结构之后，本部分着重讨论检验其推论是否与社会事实合拍的经验研究。这些经验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的企业市场行为和宏观层面的经济体创新模式及经济绩效。

与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不同，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认为企业行为取决于制度环境。因此，该理论的经验推论之一就是：由于不同的制度支撑，LME和CME中的企业在遭遇类似的市场压力时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例如，有学者发现同样面临本国货币贬值，英国企业为了保证利润率会提高价格和削减用工从而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和工人，但德国企业则会为了保证市场占有率而保持价格稳定，尽管如此会降低其利润。[9]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在资本主义多样性框架下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作为LME的英国，企业之所以会高度关注当期利润是因为其对证券市场资本的依赖，同时高度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也为其减少用工以保持利润率的策略提供了便利。而企业的这种对短期资本的依赖在作为CME的德国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企业能够牺牲短期利润而专注于长期的市场占有。与此类似，当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产业冲击了美国和德国的汽车产业时，美国企业的回应是削减产能以稳定利润率，而德国企业却寻求稳定技术工人以进入更高端的汽车市场，从而避开日本企业的锋芒以实现自身的竞争优势。[10]

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还可以解释跨国企业的行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生产链上各个环节的最优完成地点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非常重要的现象。由于不同的生产环节所需要的制度支撑不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LME和CME在吸引跨国企业投资上的区别。例如，在欧洲范围内，跨国制造企业倾向于将产品研发和设计部门放在德国等CME国家，因为只有这些国家的职业培训体系能提供对制造业科研创新至关重要的在产业层面的专业技能，而产品部件的组装环节则会被外包到东欧国家，这些国家近似于LME的宽松的劳动市场管制提供了该环节所需要的灵活性和低劳动成本。[11]于是，通过引入对制度环境的关注，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能够将其之前关于企业行为的研究包容在内，这是其具有良好解释力的表现之一。

上述研究并不意味着LME就无法提供科技创新。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强调的是CME和LME所擅长的创新模式是不同的。在CME中，工会的强势确保了工人较高的待遇和稳定的就业，这种将企业和工人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做法，加上工人在生产中较高的自主性，给予了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为了提高企业效益而思考产品改进方法的激励和条件。由于这种改进基于的是专业性技能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应用而非理论成果向实际产品的转化，因此它是一种专注于逐步改进现有产品的渐进型创新，如德国宝马汽车7系对6系的改进。而在劳动力高度流动的LME中，进行这种创新的激励在普通工人中是很低的。相反，LME中的创新依赖活跃的资本市场（如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的资助，便利的专利买卖，以及研究人员的快速流动（特别是大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向企业的流动）。因此，巨额的投资和快速的产学研转化使得LME的创新往往是那种能够革新产品面貌甚至定义崭新产品类别的激进型创新，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美国苹果公司推出iPad，创造了平板电脑这个全新的产品领域。LME和CME分别擅长于激进型创新和渐进型创新，这一观点得到了来自欧盟专利办公室的数据的支持：在1983年和1993年，产生于德国（CME）的专利技术集中于机械设计、消费者耐用品生产以及机床制造等以渐进型创新为主的领域，而美国（LME）的专利则更多出现在半导体元器件生产、电子通信、生物制药等依赖于激进型创新的行业。[12]

LME和CME擅长于不同种类的经济活动，但它们都能实现同样的经济效率，这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另一推论。为了检验这一假说，有学者构建了一个名为市场网络协作指数的变量，用于衡量一个经济体依靠市场网络来实现企业间协作的程度。[13]该指数越大，说明一个经济体中市场网络越重要，该经济体就越接近纯粹的CME；该指数越小，则说明一个经济体越接近纯粹的LME。这些学者的统计分析用这一指数来解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的20个成员在1971～1997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若以协作指数作为横轴而经济增长率作为纵轴建立坐标系，那么两者的关系则呈现为一条“U”形曲线，说明越纯粹的LME和CME就越能实现经济增长（例如英、美和德、日），从而将位于它们之间的混合型经济体抛在了身后。这一结果也凸显了制度间互补性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所谓混合型经济体就说明其各制度之间还存在不配套的问题，其相对于纯粹LME和CME较差的经济表现说明制度间的匹配和互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四 资本主义多样性与公共政策：来自发达国家财政刺激和产业政策的证据

除了解释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表现的跨国区别，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还能解释国家间在公共政策上的不同。的确，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常被用于理解不同类型经济体的政府如何回应巨大的结构性变迁，例如欧洲一体化。有学者研究了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对欧洲各国能源企业的监管政策的影响，发现同样的共同市场压力不会导致各国针对能源企业的管制框架的趋同；相反，该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会被能源企业与供应商在技术和组织上的联系所塑造，说明企业间关系和协作模式会影响政策选择。[14]

采用类似的逻辑，对于各国对2008年经济危机的应对方式，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也能提供重要的洞见。通过比较经济危机后各发达国家的银行救助政策，我们可以发现，LME的政府在向银行注资时会加入更多的关于银行运营的附加条件，而这些条件在CME政府的银行救助中却不常见。[15]这一区别的原因在于两种经济体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CME中的银行常常是企业股东，因此只要银行资金充足它就会自动向企业注资，而不需要政府另外吩咐；这种企业和银行间的紧密联系在LME是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政府希望银行扩大信贷以振兴实体经济，那么它必须在其向银行注资时将这一要求作为附加条件明确告知接受救助的银行。至于各国应对此次经济危机的另一主要政策——财政刺激方案，目前尚无基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研究发表，但我们仍可以基于其逻辑得到一些推论：CME中存在于企业之间、劳资之间和各种协会之间的网络形成了一套在市场之外的、能够在危机时期针对工资和就业等方面实现调整和稳定的协调机制，这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政府的干预措施；而LME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其没有这样的非市场协调机制，因此当市场失灵出现经济危机时，LME就更加依赖于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在此次经济危机中，LME将比CME采取规模更加庞大的财政刺激方案。而这正是我们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截至2010年，各主要LME国家针对经济危机的财政刺激支出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6%，而CME各国这一数字仅仅是2%。[16]根据上述逻辑，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是CME的代表国家德国成为支持经济紧缩、反对财政扩张的旗手。

因此，如果上述逻辑是正确的，那么经济危机后各发达国家的制度类型与其政府负债之间应该存在系统性关系。也就是说，既然LME国家比CME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更依赖于财政刺激，那么在危机后前者的政府负债水平应该比后者更高。这一假说中的因变量是政府负债，可用政府债务水平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来衡量；自变量是经济制度的类型，可以有两种测量方式。第一种是将其作为一个定类变量，将主要发达国家区分为LME和CME。这种测量方式较为直观，却会在归类平均的过程中损失较多细节信息。针对这一缺陷，我们采用第二种测量方式，将经济制度的类型作为一个连续变量，使用德特勒夫·杨（Detlef Jahn）提出的统合主义指数来衡量经济体的组织方式。[17]统合主义（corporatism）是发达民主国家的一种决策模式，其将代表劳资双方的产业组织和工会系统性地吸纳进由国家主持的三方协商谈判过程中，从而给予了劳资双方影响政策决策的制度性渠道。统合主义常被认为是CME的重要特征，因此这种测量方式能够较好地将LME和CME的二元区分转化为一个连续变量——一个经济体的统合主义程度越高，则越接近CME，反之则越接近LME。于是，按照我们的假说，在经济危机后（如2010年），发达国家的统合主义应与政府负债负相关。图1所提供的数据支持了这一假说（相关系数为-0.33）。

图1 统合主义与政府负债（2010年）

资料来源：OECD Stats（http：//stats.oecd.org）。

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不仅能够解释经济危机后各发达国家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政府负债，也能解释各国在产业政策上的差异。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多样性在制度互补性思想的指引下，从公司治理的制度差异出发，又识别出了在其他领域的制度区别。而正是在这些领域的制度区别，造成了LME和CME在产业政策上的差异：与LME相比，产业政策在CME具有更高的重要性，并以针对特定产业的财政激励作为其主要模式。如上所述，CME在企业间关系和劳资关系两个领域，有着强大的产业组织和工会组织。这种制度安排通过三个机制促进了产业政策在CME的推行。首先，劳资双方强大的组织化力量有利于其从政府那里争取到有利于本部门的国家补贴和税收减免。其次，当政府推行了支持某部门的产业政策后，作为回报，常常要求该产业进行工资压缩、投资优化、技术升级等。这些产业层面的行为只有在组织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和工会组织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最后，劳资双方的组织本身也是产业政策得以贯彻和执行的制度渠道和保障。由于LME以市场的自由竞争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原则，其产业和工会的组织化程度都不高，因此上述三种促进产业政策的机制在LME并不存在。同时，LME的制度比较优势就在于市场竞争对资源的高效配置，如果政府补贴特定产业，那势必会给这部分企业额外的竞争优势，扭曲市场竞争，反而不利于其优势的发挥。因此，LME的产业政策主要采取维护行业内竞争秩序和宏观经济稳定的形式。即便其政府受利益集团影响要推行扶持特定部门的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也可能瞄准特定地域的产业（如底特律的制造业），且支持力度也会低于CME。

因此，上述假说的自变量是经济制度，我们仍用统合主义指数来衡量——统合主义程度越低的经济体越接近LME；因变量则是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对于这一变量，欧盟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两个统计口径。在广义上，欧盟统计局报告了各成员在政府职能分类上各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其中一个支出项目被称为“经济事务”，是成员对三大产业进行发展扶持、研发补助和公共服务的政府支出，属于广义的产业政策。在狭义上，欧盟为了保障共同市场内的竞争秩序，其《国家补助程序规章》要求成员在对产业和企业进行财政补贴之前必须获得欧盟批准。如此一来，专门针对产业的国家补助就是狭义的产业政策，其占所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被记录在欧盟国家补助记分牌中，可被用来衡量狭义产业政策的重要程度。

基于上述的变量操作化，我们可以分别画出统合主义指数与狭义和广义产业政策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的散点图（见图2和图3）。按照我们的假说，这两个变量间应该呈正相关关系，即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越靠近CME，其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越高。如图2和图3所示，统合主义和产业政策（狭义和广义）的重要程度正相关，从而支持了我们的假说。

图2 统合主义与狭义产业政策（2000～2010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EU State Aid Scoreboard（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tate_aid/scoreboard/index_en.html）。

图3 统合主义与广义产业政策（2000～2010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EU Stat（http：//ec.europa.eu/eurostat/data/database）。

五 结语：中国经验和市场经济多样性

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虽然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它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其将视企业为关系网络中的节点并将之作为政治经济分析的中心的研究思路，对中国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首先，在理论研究层面，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体的分析长期以来都停留在宏观体系和制度层面[18]，缺乏微观基础是它们共同的缺陷。将企业引入研究可以有效地弥补这一不足。2017年中国已有115家企业入围财富世界500强，连续14年实现入围企业数量的增加。[19]中国企业的崛起更凸显了对其成功经验尤其是制度支撑进行分析总结的重要性。我们要问：是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里中国企业完成了与其他经济行为者的协作？中国有什么样的制度优势在帮助中国企业进行融资、调整劳资关系、实现技能培训以及参与产业分工？对这些最基本问题的回答，将向世人揭示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深层次原因。而对中国经验的理解反过来也必将促进VoC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毕竟，任何未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包含在内的政治经济理论都是不完整的。

其次，在实践层面，对企业关系网络的关注为下一阶段的改革提出了具体目标。只有继续改革才能渡过现在的经济难关，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而至于如何改革目前的争论则集中于国家更多还是市场更多之上（例如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或者刺激经济的办法是国家投资还是减税）。这种国家市场的二分法反映的不是现代经济组织方式的真实面貌，而只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经济生活的简化甚至扭曲。正如本文所论证的那样，市场经济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而且这一多样性绝非以国家/市场作为分界。相反，我们应该关注以企业为主的经济行为者之间的协作的实现方式和制度支撑。目前中国经济制度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这种协作缺乏有效的监管模式和在危机时的调整机制。这个方面的深刻教训就是经济危机后一些地方企业主由于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的现象。不管出走涉及的是银行授信还是民间高利贷，这种现象都是在融资领域的企业间协作缺乏制度支撑的体现。本文认为，建立企业间高效协作的制度基础离不开政府权力的监管框架，而快速高效的国家能力正是中国重要的比较制度优势。在转型过程中，应利用我们的既有优势来培育实现企业竞争力所必需的制度基础，盲目跟从去国家化的意识形态则无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Public Policy Analysis

Ke Meng

Abstract：Since its formulation in 2001，Varieties of Capitalism（VoC）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paradigms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Its application to empirical research has improv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production regimes and in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among th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Yet little has been written about how such a framework can advance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review of VoC theory and its empirical implications. It applies the theory to explain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fiscal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icy among the advanced economies，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f its implications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economy.

Key Words：Varieties of Capitalism；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ly；Liberal Market Economy；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Public Policy

---

[1]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GL045）、清华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2015THZWJC09），以及唐仲英基金会“仲英青年学者”项目的资助。

[2] 蒙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比较公共政策、社会政策。

[3] 〔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 王绍光：《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中信出版社，2010。

[5] David Coates，“Paradigms of Explanation，” in Varieties of Capitalism，Varieties of Approaches，Palgrave MacMillan，2005，pp.1-25.

[6] Peter Hall，David Soskice，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7]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这种区别主要是用两国企业在公司治理领域，特别是融资手段上的不同所造成的。上面的比较之所以以融资手段为逻辑起点，只是为了叙述方便。

[8] 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 Michael Knetter，“Price Discrimination by U.S. and German Expor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79），pp.198-210.

[10] Wolfson Streeck，“Lean Production in the German Automobile Industry：A Test Case for Convergence Theory，” in Suzanne Berger，Ronald Philip Dore（eds.），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11] Michael Borrus，John Zysman. “Globalization with Borders：the Rise of Wintelism as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Competition，” Berkeley Roundtable 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Working Paper，1997（2），pp.1-38.

[12] Peter Hall，David Soskice，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13] Peter Hall，Daniel W.Gingerich，“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An Empirical 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9（39），pp.449-471.

[14] Mark Thatcher，“Reforming National Regulatory Institutions：The EU and Cross-National Variety in European Network Industries，” in Bob Hancké，Martin Rhodes，and Mark Thatcher，Beyon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Conflict，Contradiction，and Complementarities in the European Econom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15] Beat Weber，Stefan Schmitz，“Varieties of Helping Capitalism：Politic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Bank Rescue Packages in the EU During the Recent Crisis，” Socio-Economic Review，2011（9），pp.639-669.

[16] OECD，“Policy Responses to the Economic Crisis：Investing in Innovation for Long-Term Growth，” http：//www.oecd.org/sti/42983414.pdf，accessed Febuary，12，2017.

[17] Jahn，Detlef，“Changing of the Guard：Trends in Corporatist Arrangements in 42 Highly Industrialized Societies from 1960 to 2010，” Socio-Economic Review，2016（14），pp.47-71.

[18] 潘维：《中国模式》，载潘维、玛雅《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三联书店，2010。

[19] 《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财富中文网，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17-07/20/content_286785.htm，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