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之下的和平”

抗日战争后期，随着日本失败已成定局和即将在东亚国际政治中衰落，东亚政局呈现巨大变动，战后中国的走向成为强权博弈的新的焦点，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美苏对华政策的矛盾和国共关系等如一团乱麻交织在一起。在千头万绪之中，已经隐然出现了一个美、苏、国、共等三国四方纵横捭阖的政治结构。后来这个结构被两个国际条约明确地固定下来。一个是美、英、苏于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签订的秘密协定；另一个是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在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这两个国际协议的背后，是美苏和国民政府间的一系列外交折冲，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试图为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做出它们均可接受的国际安排。至少美苏领导人当时还是认为，那种安排的结果最终会对东亚国际政治格局和大国的战略利益产生至关重要当然也是有益的影响。这两个国际条约是将要在战后支配世界政治的美苏两个大国协调对华政策的结果，反映了它们希望使中国政局的发展符合它们在战后东亚的战略利益，其中包含着要求中共中央的战略和政策也需要按照它们的预期发展。这是战后中共对外政策得以产生的历史结构，只有从这个结构的发生和演变中才能梳理清楚新中国外交同冷战之间互动的脉络，以及新中国外交的外部环境和中国领导人的选择空间。当然，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正是这个结构的土崩瓦解才导致冷战向东亚大规模的蔓延。

在抗战后期开始的美苏协调对华政策的过程中，除了共同对日作战这个战争时期的首要问题之外，如何确定和协调双方在中国的利益以及如何协调双方在中国内部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在双方的谈判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后者变得特别突出。后来历史的发展表明，列强可以操弄出两个国际协议，但其中的各种安排能否在中国实现，最终取决于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国共关系的走向在根本上决定着当时美苏各自对华政策的成败。

抗战结束和两个国际协议签订之后，在已经形成的美苏国共格局中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能否在中国实现“蒋之下的和平”(蒋介石领导实现的和平统一之意)。它包含两个内容：其一是战后蒋介石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和蒋在中国的领袖地位的合法性问题；其二是有没有可能以及通过什么方式避免国共内战。直到全面内战爆发，美苏国共关系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这也是这个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基本背景。中共中央这个时期并没有介入美苏追求和协调它们各自在华利益的纷争，不论这些纷争是否损害中国的利权，这在当时都是国民政府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中共由于不执掌国家政权而不必对此承担责任，在这方面站在比国民政府更有利一些的位置。

1945年春，欧洲战场大局已定。盟军从东西两线发动摧枯拉朽的攻势，德国的军事防御体系土崩瓦解，欧洲战争的结束已经指日可待。不过，当盟国领导人将注意力转向东方时，他们的目光中除了忧郁之外，很少能看到军事胜利带来的欢愉之色。在1943年11月召开的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只是模模糊糊地探索了在东方战线打败日本后该如何安排东亚的未来。他们那时还顾不上认真地讨论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一切重要的决定都被留待未来。现在和平的前景赫然出现在眼前，盟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与此成正比的是它们的合作越来越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决定对日作战的方案和安排战后东亚的前途，对盟国中的哪一方来说都是不轻松的。

对于美国来说，战争后期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使它感到有必要调整以往的政策。那个政策源于战争的需要，又带有太多的理想色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领导人一度相信，在东亚扶持起一个强大的中国，战时有利于打败日本，战后可以成为遏制苏联野心的“一道屏障”，还可以对亚洲的革命运动起到“限制”作用。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将对华政策的成败与能否维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用当时一位美国青年外交官戴维斯(John P. Davies, Jr. )的话说，就是“也许惟独蒋介石是这样的中国人，他使多数美国人误认为他就是中国”。然而到战争后期，美国面临的情况却完全相反，蒋介石在战后的政治命运对美国人来说已经不那么确定了。

首先是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严重危机，日军在1944年初发动“一号作战”后，国民政府军队节节败退，尽管有些部队在一些地区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军事上的失败引起盟国舆论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的新一轮强烈抨击。美国政府中有不少人认为，蒋介石虽然面临内外危机，但除了继续保存实力准备内讧，仍然无意改弦更张、励精图治。国共关系日益紧张显然使美国更感到棘手。1943年夏季以后，国共斗争愈演愈烈，几乎酿成新一轮军事冲突。此后蒋介石一再拒绝美国驻华军事领导人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的建议，不肯将防范中共的胡宗南部队调到对日作战特别需要的地方，当然更不能允许驻华美军与中共建立联系和装备中共军队。一些美国外交官曾经认为，中共领导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更类似于民主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不过在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中，他们的这些判断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在美国决策者看来，重要的是中国不能因为内战而削弱对日作战的能力，以及据他们分析国民党不可能靠武力打败中共，更何况内战一旦发生，后果可能还不仅止于此。主要是根据对日战争的需要和当时对国共力量的大致分析，美国政府从1944年夏季开始直接积极地插手国共矛盾，试图找到既能维持蒋介石的地位又能防止内战的办法。

美国决定介入国共纷争时，它的对苏政策也在发生重要的变化。曾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特别助理的舍伍德(Robert E. Sherwood)这样回忆罗斯福此刻的思想变化：自从1943年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罗斯福便意识到“俄国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出现了……他现在必须把目光透过1943年的军事胜利而看到将来战后世界的真正事态了”。从那时起，美国的对华政策被越来越多地注入了苏联因素。当罗斯福决心要在国际上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大国时，他的脑海中便若隐若现地浮动着这样一幅图景：美国在东亚扶起了一个强大的中国，它将成为这一地区“抵消苏联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和遏制苏联野心的“一道屏障”。随后发生的情况却使美国政府越来越失望。

1943年夏季国共关系骤然紧张之时，苏联引人瞩目地开始介入国共斗争，苏联舆论表现出蓄意地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的倾向，并对中共表示同情。苏联媒体不过是发了几篇文章，但因为是沉寂两年后的首次，引起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极大关注。他们认为苏联对国共纠纷的这种反应极大地增加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不论在战时还是在战后都将遇到极大的麻烦。这种局面不能不使罗斯福担心：中国在战后可能不仅不能按照他们的想象变成一道防止苏联扩张野心的“屏障”，反而会成为“最有可能造成麻烦的地方”，主要是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很有可能酿成美苏之间的冲突。

实际上，造成苏联舆论抨击蒋介石政府的原因与其说是苏共欣赏中共，不如说是对国民政府在新疆清除苏联影响的政策的反感，因为与国共关系紧张同时发生的是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因新疆问题而不断恶化。及至1944年春，双方在新疆几乎发生军事冲突。蒋介石为了在反苏行动中获得美国的支持，蓄意将苏联在新疆的行动与中共联系在一起，声称中国将被苏联和中共里应外合地“赤化”，美国则会因此而在“东西方两败俱伤”。这时，美国驻苏联军事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与苏联方面讨论在东亚进行军事合作。美国领导人经过长期努力才获得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保证，他们非常担心中苏关系恶化破坏其对日战略，于是利用各种机会向国民政府方面强调，它必须与苏联达成有益的协议，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而且这样做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罗斯福也一再婉转地劝告斯大林应尽可能地耐心一些，尽管蒋介石的军队仗打得很糟，但毕竟在美国的帮助下还“存在着一个展开攻势的前景”，而且退一步说，把蒋当做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

显然，不论是从打败日本，包括使中国军队集中力量抗战和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还是从战后处理与苏联的关系看，美国都不希望中苏关系恶化，尤其是不要因为中国的内部问题而恶化。由此推之，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肯定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和在各种历史机缘的影响下，促使中国内部各方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国共争端就成了美国政策的主调。也是基于对国共斗争和中苏关系的担忧，美国领导人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准备用来促使苏联对日作战而让出的“红利”，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开始变成限制苏联向东扩张的条件，即美国愿意承认苏联在东亚获得安全保障和某些优越的权益，但是苏联必须与美国对华政策相协调，承认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合法统治地位，并与之建立起稳定的正常关系。从1944年6月起到抗日战争结束前后，美国方面为达此目的做出了大量的外交努力。

1月23日，疲惫不堪的罗斯福登上“昆西”号巡洋舰，开始了前往克里米亚与斯大林会见的航程。考虑到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加之对苏联人越来越强烈的反感和不信任，罗斯福的幕僚中没有人认为他有必要这样“风尘仆仆，跑遍全球”去拜见斯大林。但是罗斯福清楚地知道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同日本的战争中，美国需要从苏联那里得到不可缺少的军事合作，同时他相信只有他亲自出面才能说服斯大林同意与美国合作，其他美国人可能都做不到。罗斯福又是个有理想的人，他对彻底打败日本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同时对他自己的战后蓝图有着相当执著的信念。

罗斯福首先需要斯大林再次承诺，一旦欧洲战争结束，苏联将立即参加对日战争。迄今为止，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越岛作战中节节胜利，但战争越接近日本本土，日军的抵抗就越顽强，日军那种自杀式的抵抗，使美军不得不付出越来越惨重的代价。美军领导人认为，如果希望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和减少美军的伤亡，美国需要苏联尽可能早地对日宣战。罗斯福知道，为了促使苏联早日参加对日战争，美国必须要在政治上付出代价。特别是当年美英没有按照许诺按时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如今有求于苏联在东亚参战时，斯大林是不会轻易做出承诺的。在1943年11月召开的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与斯大林粗略地探讨了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条件，前者多少有些殷勤地建议苏联不妨在中国东北取得一些好处，斯大林当然表示赞成。从那以后，以什么样的条件换取斯大林尽可能早地兑现其参加对日战争的承诺，便成了美国东亚政策的重要内容。

在战争时期，政治领导人必然将取得军事胜利放在政策目标的首位，罗斯福也不例外。具体到东亚地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必定会冲击美国的对华政策，对美国来说，问题在于这种冲击会达到何种程度。罗斯福只是在理解这个程度时有一个摸索和试图加以控制的过程。毫无疑问，中国正面战场的危机导致罗斯福“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梦想逐步破灭，他已经在重新考虑美国的东亚政策和军事战略，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他相信美国在对日战争中更加需要苏联。这种被突出了的对苏联参战的需求与被认为是更加混乱软弱的中国形象加在一起，实际上加强了苏联讨价还价的优势地位和它对中国政局的潜在的影响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罗斯福就会为了军事战略的需要而不顾各种军事安排将造成的政治后果。美国决定支持苏联在东亚获得安全保障和得到某些优越的权益，以此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和在战后承认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并与之建立友好的关系。罗斯福从此加快了与苏联协调对华政策的步伐。

早在1944年6月10日，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奉罗斯福之命，向斯大林解释了美国在解决国共问题方面的政策和努力。8月21日，罗斯福派往中国的两位代表在莫斯科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V. M. Molotov)讨论了中国问题。12月14日，哈里曼会见了斯大林。他按照罗斯福的指示，“套出了”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要价。所有这些努力反映了罗斯福在考虑东亚问题时所关注的焦点，即苏联在这一地区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如果俄国人进入中国，他们还肯出来吗？”中国内部的国共问题与苏联的政策有什么关系？它将对中苏关系和战后美苏在这一地区的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在起程赴雅尔塔会晤斯大林之前，这些问题“时时压在”罗斯福“的心头”，他最担心的就是哈里曼描述的前景，即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后，将在东北和华北支持中国共产党，并据此向国民政府提出“严厉得多”的条件。

罗斯福这时对正在重庆撮合国共举行谈判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J. Herley)颇为信赖。根据赫尔利的秘密报告，只要美国能够排除来自外部——包括美国政府内部——的亲共分子的干扰，他一定能使国共达成协议。当然，如果罗斯福能从苏联那里得到支持蒋介石的保证，事情就更好办了。赫尔利的建议未必就符合罗斯福以往的想法，但实在也是良策难觅。满足苏联已经大致表明了的在东亚地区的要求，促使苏联早日出兵对日作战，并保证在战后支持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合法统治，这便是罗斯福准备争取与斯大林协调对华政策时的基本方针。除此之外，罗斯福的确理想远大，对美国治下的世界的向往推动他要竭尽全力地争取到苏联的合作，而且他不相信别人能代替他本人做到这一点。

苏联领导人也有自己的盘算，他们考虑东亚问题的出发点首要的是苏联东部边疆的安全。这需要彻底打败日本并将其势力从这一地区驱逐出去，然后尽量控制与苏联邻近的地区，形成一个安全缓冲地带。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在那个缓冲地带里取得尽可能多的利益，以便有利于苏联在战后必定是耗资巨大的经济重建。苏联推行的政策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在战后新的形势下其实是很难持久的。

1904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后，沙皇俄国损失了它在中国东北的巨大利益，并失去了进入太平洋的海上通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北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苏联的影响进一步减弱，另一方面是日本的势力不断扩大。直至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用武力造成了独占东北的局面。1935年3月，苏联为了缓和与日本的关系，与日本和伪满洲国达成了《苏满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苏联从此全部退出东北。然而苏联的退让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日本在这一地区扩张的野心，以致两国在这一地区多次发生军事冲突，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关东军一直保持着对苏作战的态势。显然日本的扩张在东方对苏联构成了长期的威胁。

1943年秋季，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刚刚取得战略优势后不久，斯大林即表示苏军将在对德战争胜利后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显然知道，在打败日本后，苏联将面对的首先是一个雄心勃勃地要在东亚取得优势地位的美国，以及一个政局扑朔迷离的中国，其中蒋介石的政权既不可靠而且前途未卜，并且本质上有强烈的反苏倾向；中共固然更亲近，但实力弱小且动机可疑。对斯大林来说，如何处理对美和对华关系都不是那么确定和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一方面，苏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苏联建国后美国长期不予承认，直到苏德战争爆发，两国的关系才称得上是根本改善，原因则主要是面临德国和日本扩张的共同威胁。即使在结盟期间，两国之间也不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斯大林对英美一再食言、推迟实施作战计划的真实动机充满怀疑。与西方国家——包括与德国和与英美——结盟的经验决定了苏联在处理东亚问题时，更愿意把实力作为讨价还价的最重要的本钱。

另外，斯大林也完全理解，苏联必须要通过外交努力来争取美国承认苏联在这一地区的特殊利益。苏联同美国毕竟是战时的同盟，斯大林与罗斯福共同解决了远比东亚局势复杂得多的问题，而且在欧洲他们也还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共同处理。特别是苏联在战后需要休养生息和重建家园，斯大林并不愿意选择同美国发生冲突。避免大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几乎是二战后各主要国家的基本国策，苏联只会更甚于其他国家。这两方面的考虑导致苏联领导人选择依靠军事上打败在东北亚的日军和通过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用划分势力范围的方式来确保苏联在国土毗邻地区的战略利益。

为达到上述目的，苏联有必要处理好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关系。因为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它与美国在东亚的关系。美国在战争期间一再向苏联表明它的对华政策，目的就是要争取苏联与美国步调一致，在战后承认并支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另外，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直接涉及苏联能否实现在东北建立安全缓冲区，以及能否在缓冲区获得权益。如果不能与国民政府建立起稳定的关系，苏联的东部地区将难得安定。当然，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如何发展，只是部分地取决于苏联的政策，另外还取决于中国内部形势的发展。合乎逻辑的推论是，苏联如果希望与国民政府建立稳定的关系，就难以避免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包括同美国协调对国共问题的政策。它既然希望稳定中苏关系，也就愿意看到中国内部政治形势的稳定，因为不论是中苏关系恶化，还是中国发生内战，都有可能导致苏联与美国的关系复杂化。

对于苏联来说，在对美和对华这两个相互纠缠的问题中，如何应付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则是第二个层次上的问题。与美国不同的是，苏联对国共问题没有而且也不准备投入那么大的精力。苏联与美英在战时是同盟，斯大林清楚地知道美英绝不愿意看到中共夺取中国的政权，苏联如果支持中共采取激进的革命路线，肯定会破坏它与美英的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和蒋介石将改善中苏关系与解决国共争端联系在一起，并将中共描述成苏联在中国的工具，苏联不得不一再声称，它与中共不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其他方面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

此外，斯大林也非常清楚中苏关系中的问题和国民政府亲美反共的立场。不过在美苏合作的大背景下，苏联固然不能支持中共推翻国民政府，蒋介石也无法违背美国的意愿与苏联对抗。这种复杂的局面使苏联试图营造一种内外环境以中立国民政府，防止蒋介石过分反苏。在这个层次上，国共问题不过是苏联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砝码。进一步说，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在战争后期远不能说是融洽的。在斯大林看来，中共越来越像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追求民族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政党。从国共力量对比的现实考虑，中共的实力也不足以与得到美英支持的国民政府抗衡。也许在他看来，中共如果要用激进的手段夺取政权，只会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在苏联的有关政策中，不论从哪个方面考虑，与中共的关系同与美国和蒋政权的关系相比，都不能算是首要的问题。

基于对上述因素的考虑，从1944年夏季到战争结束后一个时期，苏联领导人几乎对每一个前往莫斯科的美国代表都做同样的说明，即他们将支持美国的有关政策和在中国的调处努力。在同国民政府代表谈判时也声称，“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蒋介石谋求军令政令统一是“正当之愿望”，但应用政治方式解决，苏联不会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等等。

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终于在会见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时和盘托出了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全部条件。他告诉哈里曼，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应归还苏联。他又在特意准备的一张地图上划了一圈后说，苏联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但为了保护海参崴的交通，苏联需要租借包括旅顺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地区，以及从大连到哈尔滨、再由哈尔滨折向西北至满洲里和折向东至海参崴的全部铁路。作为交换，苏联承认战后美国在中国将居于主导地位，并承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中国有合法的统治地位。至于中国内部的国共纠纷，苏联与中共的行动无关，苏联并不认为中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只是为改善生活状况而与国民政府发生争斗。苏联赞成并支持美国正在中国执行的调处行动，并相信国共纠纷终将获得解决。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与斯大林基本达成了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交易，协调了双方的对华政策。2月8日，罗斯福与斯大林开始讨论东亚问题，他们的讨论实际集中在对华政策上。首先，罗斯福告诉斯大林，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战后交给苏联是没有问题的，但与中国东北有关的条件却不那么简单。美国赞成苏联在那里享有优越的权益，不过苏联最好不要使用租借的方式，即大连可以成为“国际自由港”，铁路可由中苏共同经营。斯大林的答复是，如果苏联的条件不被接受，他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他们必须“参加对日作战”。

其次，罗斯福告诉斯大林，赫尔利在调处国共纠纷方面已经取得了比他的前任“更大的成就”，而且他认为国民政府方面应该对中国出现的困难局面承担更大的责任。斯大林表示，为了维持中国的统一战线，“蒋介石应担任领导”。至此，罗斯福和斯大林都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他们准备支付什么，也明白了他们能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此后三天里，双方的幕僚进行了有时是激烈的讨论，然后罗斯福与斯大林终于在协议草案上签字画押。这个协议的内容包括苏军将在欧洲战争结束两三个月后参加对日战争，苏联的条件是外蒙古维持现状和苏联获得在东北大连的优越权益、租借旅顺港作为军港以及控制中东铁路。总之，“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障，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协定还规定，苏联的要求将“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联要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以便“用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罗斯福和斯大林就这样在战后中国的前途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雅尔塔会议结束不久，美苏都开始为推动中苏谈判进行积极准备。赫尔利4月离开华盛顿，在返回重庆履任的途中曾前往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讨论了与雅尔塔会议有关的问题。斯大林当时即表示，赫尔利可以根据他的判断来决定何时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内容通知蒋介石。赫尔利回到重庆后就不断说服蒋介石，在处理对苏关系方面需要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的精神做出必要的妥协。蒋介石对美国在事关中国主权的问题上私下向苏联做出承诺颇感愤怒，并希望美国在未来的谈判中站对立场。不过赫尔利却对蒋介石的态度有不同的理解。他在5月10日向杜鲁门报告说，蒋介石几乎同意雅尔塔秘密协议中的每一条，只是不能用“优越权益”和“租借”两个词而已。很可能是赫尔利不懂那两个词的实际含义。蒋介石后来在6月12日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谈话时表示，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可以中苏共同使用，但绝不能用“租借名义”租给苏联。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他说了不算，美苏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彼得洛夫告诉蒋介石，接受苏方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提出的要求是中苏开始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提醒后者说那些条件已获得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

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开始为落实雅尔塔秘密协议加强外交活动。4月下旬，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白宫拜访杜鲁门，以便了解后者作为罗斯福的继任人，是否准备履行前任的诺言，促使国民政府按协议办事。杜鲁门当即保证，美国会承担雅尔塔秘密协议中的全部义务。莫洛托夫随后就在旧金山向宋子文发出邀请，表示欢迎他访问莫斯科。

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使对日战争成为盟国的首要问题，落实就战后亚太地区的安排达成的协议也随之紧迫起来。5月下旬，美国政府派与罗斯福关系密切且熟知美苏关系很多微妙细节的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访问莫斯科，目的是在欧战后能够保持美苏在各个地区步调一致。28日，霍普金斯和斯大林详细讨论了苏联参战和对华政策问题。斯大林在谈话中告诉霍普金斯，苏联肯定按承诺在8月对日宣战，宣战后将奉行支持由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政策，并且承认美国在中国的主导地位，而美国需要做的是确实履行雅尔塔秘密协议，协助推动即将展开的中苏谈判取得成功。他告诉霍普金斯，苏军何时开始行动“有待于履行雅尔塔协议中与苏联愿望有关的条款”，以便“使苏联人民看来参加太平洋战争是正当的”。美国政府对此并不意外，也没什么不满意的。所以杜鲁门接到苏联希望于7月1日以前开始中苏谈判的通知，便立刻要宋子文尽快去莫斯科报到。

于是，中苏谈判于6月30日在莫斯科开始了，直到8月14日苏联对日宣战五天后结束。中苏谈判的过程是艰难的，其间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还走马换将，先是由宋子文主持，波茨坦会议后改为王世杰主谈。如此重要的谈判中出现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动，大致反映了国民政府内部取得政策共识的困难程度。不过在美国的催促和苏联的压力下，特别是8月9日苏军刚对日本宣战，第二天斯大林就利用苏军在东北的进展提醒宋子文，“如果不尽快达成协议，中共军队将进入东北”。蒋介石无疑从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他不能眼看着苏军迅速席卷东北甚至进入华北，国民政府却无法获得从苏军手里接管那些地方的政权的保证。此时宋子文、王世杰等也从莫斯科报告称，已经不可能迫使苏联再做让步，签订中苏条约的好处是可以保证苏联从东北撤军，并削弱中共，否则“倘再迁延，极易立即引起意外变化”。蒋介石做出决断并加强调度，国民政府代表最终完成了缔约谈判。8月13日晚，中苏双方达成协议。第二天，莫洛托夫和王世杰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仅从中苏关系的角度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中俄、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同盟条约。但是这个条约诞生于抗战即将结束和苏军大规模进入中国东北对日作战的背景之下，加之中国国内政局正值复杂多变之秋，中苏关系的基础实际上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所以条约实际上更多地反映了列强对战后东亚格局的安排。这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确认中苏两国在战时是同盟关系，双方承担义务对日本作战直到战争胜利结束。在战争结束后，中苏应继续维持友好稳定的关系，故需为此前双边关系中一些可能导致分歧甚至冲突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这些问题集中在毗邻苏联的三个中国的地区，即东北、新疆和蒙古。条约提供的解决办法包括：第一，在东北，苏军在打败日本后三个月从东北撤军，东北的行政权移交国民政府，而国民政府承认苏联对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拥有特殊权利；第二，苏联承认中国对新疆地区的主权，不支持新疆独立运动；第三，外蒙古通过全民公投，决定其是否从中国分离出去——这实际上是迫使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这三条大致廓清了中苏在毗邻地区的关系的轮廓，当然历史遗留的具体问题仍然很多，但这三条是国民政府能够得到苏联承认与合作的主要条件。

其次是苏联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在中国拥有合法的统治地位，这一点极为清楚地反映在条约所附的“照会一”和同时签署的《关于苏军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文件中。如果国民政府不接受双边关系中的三个条件，它的合法统治地位就无法得到苏联的承认，特别是苏联还有其他的选择，至少在东北地区是这样。反之，苏联如果不承认国民政府对中国的合法统治，它也无法在与中国毗邻地区“合法地”获得特殊的地位。中苏条约就是这种博弈或者说是交易的产物，双方各有其战略考虑上的轻重缓急，最终也算是各得其所。

中苏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东亚的“雅尔塔体系”总算确定下来，美苏在战后东亚的关系格局也因此而奠基。国民政府在中国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作为美苏博弈的一个焦点，也在这个结构中基本解决了，美苏对华政策因此都有了一个支撑点，国民政府则大大加强了它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

斯大林和蒋介石在处理中苏关系时表现出某种共同点，即比较习惯于按照自己国家的外交传统思考问题。斯大林是遵循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政策，即这个国家应根据其安全和政治的需要支配一个地区，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在那里获得优势的战略地位和排他性的优越权益。蒋介石则是按照中国近代外交的基本原则做出决定，当内外两个方面的战略需求发生冲突的时候，他进行选择的逻辑还是“攘外必先安内”。

1945年5月，抗战即将结束时，国民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的政治总报告中说：“开百年来历史之新页，值得首先向大会报告者，厥为外交。”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最大成就是在外交方面，并非无稽之谈。从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看，中国被反法西斯盟国视为美、苏、英、中“四强”之一，以及后来因此成为联合国的重要成员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国民政府得到了更多国家的承认。总之，中国的世界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幅提升。不过蒋介石有可能并不仅仅是因此便如此高度赞扬外交成就的，因为国民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正由于抗战不力、官员严重腐败和国家治理方式有悖反法西斯潮流而在国内面临严峻的考验。从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和同最强大的对手中共斗争的角度看，蒋介石所谓的外交成就也包括国民政府在中国政治中的合法性和影响力因中国世界地位的提升而强化，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蒋介石被认为是中国的领袖，尤其是被美国政府认为“他就是中国”。1945年春，中共中央与美国围绕中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代表团组成问题发生的争论，就凸显了“外交成就”为国民政府提供了多么可贵的有利局面。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此前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曾于2月18日致函赫尔利，声明基于中国政治的现实，在定于4月下旬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上，仅由国民党自行选派的代表团并不能代表中国。他提出中国代表团应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等三方成员按照“三三制”组成，即国民党占三分之一，中共和民盟占三分之二。赫尔利在两天后回函拒绝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他在信中说，中国代表团应如何组成是国民政府专有之“特权”，联合国是国际会议，不是一国内部之“政党会议”，而中共“并非一个国家”，而且还是一个“有它的武装”的政党，在联合国会议上“承认国民政府之外的中国武装政党将毁坏中国统一的可能”，所以中共领导人应考虑的是如何被国民政府统一。交涉的最终结果是中国代表团中仅有董必武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代表中共参加，这还是因为美国政府一个时期以来认为有必要在国际社会为国民政府塑造这样的形象，即它在中国是有代表性的民主政府，至少也是愿意并正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4月28日，赫尔利在重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阐述了他在上述信中的立场，强调国民政府“系联合国一份子，且为世界各国公认之政府”，他还赞扬“中央政府”给了中共一个名额，“实为一良好现象”，他“极感愉快”。赫尔利这样做固然是要突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中国统治的合法性，而其逻辑则是这个政府的合法性是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所以同时也就大大贬低了中共的地位，并造成了对中共的巨大压力，这对中共政策的影响是有必要仔细评估的。

蒋介石所谓的“外交成就”在国内斗争中的影响在抗战结束的时刻更清楚地呈现出来。8月10日，日本裕仁天皇发出乞降照会，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所列举的条款”。当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发出指示，太平洋美军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控制中国的“关键性港口和交通线”，这些地区和在这里投降的日军部队以后只能交给国民政府接收并处理。15日，杜鲁门(Harry Truman)向太平洋美军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发布了接受日本投降的“第一号命令”，其中要求除驻东北地区的日军外，其他在中国的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美国就是这样帮助国民政府垄断了在中国的受降权，在这个如此具有实质意义的问题上将中共排除在外，依据的就是国民政府在国际上的合法性，当然目的也是为了强化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在这里顺便说明，与受降权有关的是中国还获权可在越南的北纬17度线以北地区受降和可在日本驻军，中国因此在周边地区恢复一些影响。这对后来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是有影响的。

如上所述，8月14日，就在日本接受美、英、中、苏要求其投降的联合公告的同一天，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同盟条约。这在当时国内斗争中可能给国民政府带来的政治利益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党国高官们都不同程度地感到很高兴。尽管宋子文在谈判中颇感郁郁，但他在中苏条约签订后告诉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他“受到相当大的鼓舞”；宋美龄也向杜鲁门赞美中苏谈判的这种结果；孙科则声称，苏联保证支持国民政府和不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是对中国统一的“最大贡献”；王世杰对条约表示“甚为满意”，并希望“两国政府间应立即办理批准条约和交换照会的工作”。蒋介石则在重庆告诉赫尔利，他相信中苏签约表明：“(一)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二)有意支持中国创造一个统一、民主政府的努力，(三)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蒋介石如此细致地分三点评价苏联的意图，反映了他特别关注的重点所在。其实三点也就只有一个意思，即苏联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换言之就是苏联不能支持和帮助中共推翻国民政府。

中国世界地位的提升客观上强化了国民政府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地位，蒋介石相信他可以依赖于外交上的成就，并将其转化为国内斗争的主要资本。随着苏军参战和中苏条约的签订，蒋介石的这种倾向更加明显。蒋介石在中苏签约的当天就给毛泽东发出一封写着“万急”的电报：“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20日，蒋介石又电毛泽东说：“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三天后，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第三封电报说：“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国家前途实利赖之。”三封电报都在重庆见诸报端，封封均可谓言辞恳切。不过通观上述国际折冲的复杂背景，蒋介石的邀请之于毛泽东其实无异于那句成语：“请君入瓮”。

蒋介石是在尽其所能地利用国民政府已经获得的国际地位，当时的确造成了对中共来说是非常困难、非常严峻的局面。不过，后来历史的发展却证明，高估国民政府的外交成就，尤其是以为可以依靠实际上是有限而且未必能转化成内部政治资源的“外交成就”来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等，是蒋介石犯下的一个致命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