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幕落下之时

1946年3月5日，在中国的重庆、延安，在美国的富尔敦和华盛顿，在苏联的克里姆林宫等地方，都发生了一些后来被证明不仅意义重大而且相互有密切关联的事件。

这一天，在美国的富尔敦，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应杜鲁门的邀请并在其陪同下，前往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演讲，题目是《和平砥柱》，用无线电向全美国还有英国直播。一开场，杜鲁门介绍说丘吉尔是“当代伟人之一”，请他来这里演讲是因为“信仰言论自由”；丘吉尔则说演讲“只代表自己”，是阐述根据他“一生的经历”形成的对世界的看法。在随后的演讲中，丘吉尔赞美“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更重要的是它面对“一个庄严的时刻”，并“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因为战后世界正面临“两个可怕的”威胁：“战争”与“暴政”，而且后者看上去更严重。他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得里雅斯特，一副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铁幕那边都被斯大林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而且铁幕这边的很多国家中还建立了“共产党第五纵队”。所以现在需要“做出解决问题的安排”，否则“我们大家确实都要在浩劫中被毁灭了”。3月13日，就在丘吉尔呼吁美国担任遏制苏联的“中流砥柱”一周后，斯大林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谴责丘吉尔和“他的朋友非常像希特勒(Adolf Hitler)”，并说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讲是“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后来史家均认为冷战的帷幕从此被揭开了。

这一天，在美国的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给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代办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发了一份电报，指示他要明确地告诉苏联方面，美国希望在中国的国民政府完成接收东北以后，中苏之间再通过谈判解决双方在东北的经济问题。

这一天，在中国的陪都重庆，国民政府公开发出了给苏联政府的照会，声明拒绝苏联在东北经济问题上的要求。此前一段时间，重庆等一些城市爆发了反苏的游行示威，国民党六届二次全会上也出现很多对苏联和中苏条约的指责。当天的照会则表明，在美国的鼓舞和支持下，国民政府终于下决心不再同苏联谈判解决东北经济问题。随之而来的必然会是中苏关系再次恶化，对国民政府而言，后果可谓不堪设想。

这一天，在苏联的莫斯科，苏联与伊朗的谈判正式结束，双方未能就苏军撤出伊朗的有关问题达成协议。第二天，凯南奉命照会苏联外交部称，美国对苏联在伊朗违反德黑兰协议和《联合国宪章》的行动“不能漠不关心”。尽管伊朗谈判代表又应邀在莫斯科逗留了几天，苏联仍然不肯承诺从伊朗撤军。杜鲁门随后告诉哈里曼他当时的感觉：美国“也许要跟俄国人在伊朗问题上发生战争”。这时，美国“密苏里”号战舰接到命令要驶往伊斯坦布尔，并有特混舰队同行，说是为了接土耳其驻美国大使的遗体回到故土。

这一天，在中国的延安，美国特使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上午乘飞机离开那里，周恩来与他同机前往武汉视察停战。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早起亲往机场送行，与他握手告别。马歇尔对中共领袖们表示感谢，说“我们的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毛泽东则说，他“衷心感谢”马歇尔“帮助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努力”。

马歇尔飞走不久，刘少奇就起草了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说国共在东北的对抗与冲突“还将继续一个时期”，因为苏联要求在东北进行经济合作，美国和国民政府都不同意，并在全中国“煽动反苏运动，苏军亦推迟撤兵，故东北外交问题一时还难于解决”，所以东北的内政问题“暂时亦将不能解决”。不过，他估计到5月的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就会有“解决此问题之可能”，那以后国共的“妥协才会有可能”。这表明中共领导人还是相信，东北的前途首先取决于外交，取决于美苏关系的发展，而美苏之间还是要妥协的，因此国共之间也还是要妥协的。

可以肯定的是，中共领导人在3月5日那一天还不可能知道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各种事情。他们同样不知道，后来名声显赫的凯南已经在两周前给华盛顿发去了一封有8000字的“长电报”，敦促美国政府要遏制苏联。一种新的世界政治形态——冷战——已经酝酿成熟，呼之欲出，后来的发展证明，它几乎立刻就影响了中国的局势。

回过头来看，从1945年末到1946年3月5日这一天，国共看来还是有机会再次达成协议来避免内战的，因为一方面美苏再次协调了它们的对华政策，即都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以及认可在美国的参与下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国共的纷争；另一方面，国共双方也都认为，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问题是可取的，也是难以避免的，在最低限度上说，立刻打仗对双方来说也都胜算不大。中共中央根据对美苏对华政策的判断，也愿意做出妥协，至少也在有意地尝试找到政治解决国共矛盾的办法。不过，任何机会都是相对于特定时空中的特殊条件而言的。肯定国共存在过达成协议、避免内战的机会，是相对于当时中国内外的形势和国共两党的意图与政策而言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哪些条件变化以及它们相互影响到何种程度导致中国全面内战爆发，以及中国内战对中共中央对外政策的影响。在冷战与中国内战的框架下探讨这个问题，其核心就是探讨中国内战爆发与美苏冷战爆发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共中央在追求自己的战略目标时是如何认识和利用冷战的兴起和美苏政策的调整的。这对理解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国对外政策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很多事情结合在一起，曾经导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世界政治认知的摇摆不定。

前述抗战结束到重庆谈判是一个很特殊的阶段，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达成的《双十协定》毋宁说是抗战后期一系列外交折冲与国共政治运作相互影响的结果，只不过抗战突然结束，才使这个协定诞生于战争结束不久。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作为《双十协定》的国际背书，基本上都是在战争时期达成的。当时取得战争胜利是压倒一切的目标，那些国际协议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必定要受到军事考虑的影响，具体地说，就是如何能尽快付出较小的代价来打败日本。美苏领导人也清楚，为打赢战争做出的许多安排在战后很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他们选择的解决办法通常都是权衡战时和战后双重需要的结果。具体到中国，美苏分别面临的问题千差万别，各种复杂的考虑交织在一起，而它们选择的解决办法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所谓“蒋之下的和平”作为一种政治安排，其背景是美苏对各自战略利益的盘算和协调，即双方承认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在此前提下苏联承认美国在战后中国政治中居主导地位，美国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优越权益。换句话说，美苏解决国共问题的办法是基于对各自战略利益的考虑。一旦它们对各自获得的战略利益不满足，或认为对方超越了界限，双方关系必定出现动荡，并最终冲击到国共争端的解决。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美苏都是全球性大国，它们在其他地区存在着重要的战略利益，而且在有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如在欧洲)大大超过在中国的。它们的对华政策变动有时并不是基于对中国政局变动的思考与反应，而是受到它们在其他地区的关系的牵动，美苏在其他地区的关系恶化有时会导致它们在中国采取相互敌视甚至对抗性的行动。就这个时期的情况而言，美苏在考虑各自的对华政策时，的确对中国内部问题给予相当深切的关注，但并不是因为国共争端本身对它们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它们的着眼点是避免因国共斗争导致它们之间的军事冲突，并争取在既定的格局中尽可能地限制对方。换句话说，如果美苏认为没有必要和没有可能因为国共争端而导致它们之间的战争，以及不至于因对方利益扩展而严重损害自己的基本利益，它们其实并不会对国共争端给予特别的关注。国共两党谁首先认识并把握住这个特点，并具有利用此一特点的基本条件和能力，谁就更有可能从中获利。

美苏之间的相互限制政策在国共达成《双十协定》后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在进一步加剧，最具象征性的是在东北的苏军和在华北的美军事实上形成的军事对峙。

抗战结束后，大批美军陆续在中国登陆。到10月间，驻华美军人数已达11万之众，其中大部分驻扎于华北。美军声称驻扎华北的理由是解除那里日军的武装和安排遣返，实际上他们也是在阻止中共受降，帮助国民政府争夺和控制交通要道，后来还帮助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兵。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美军甚至还要利用投降的日军来站岗放哨，以协助保护交通线。美军扮演的角色不仅加剧了国共之间的紧张气氛，而且华北美军不断与中共军队发生军事冲突，更严重的是导致苏联开始怀疑和担心驻华美军的意图。当时魏德迈正在中国考察军事形势，苏联方面将国民政府在东北的外交行动与魏德迈访华联系在一起，认为魏德迈使命“极其庞大，有垄断全(中)国，甚至有侵入东北的企图”。

11月中旬，魏德迈向华盛顿发回相当悲观的报告。他报告说，如果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帮助蒋介石统一全中国，那就必须大幅增加驻华美军的数量，并冒介入中国内战甚至同苏联发生战争的危险。而另一个选择只能是争取与苏联及中共达成协议，否则国民政府根本不可能控制东北和华北地区。马歇尔的看法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美国决策层对中国局势的反应，他当时还在华盛顿任美军参谋长。他在一次讨论中国局势的会议中说，如果中国因为国共内战而四分五裂，而苏联又利用这种形势控制了东北，那么美国就失去了“参加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标”。另外，如果是美国自己动手拯救国民政府，那就意味着美国实际上“不得不接管中国政府”，美国由此将“承担起无尽无休的义务”，中国也将因此成为一个“国际冲突的角斗场”。

从11月中旬开始，杜鲁门政府经过反复讨论权衡之后，最终选择了罗斯福没有走通的老路，即通过调处促使国共双方用政治手段解决争端。这样做既是为了挽救国民政府面对的危局，也可以帮助美国摆脱困境，使美军尽早从中国脱身，并避免在中国与苏联发生直接对抗。美国这个时期多次向苏联保证，驻华美军特别是在华北地区的美军在完成遣返日军后将撤出中国，尽管尚不能定出时间表。

12月15日，杜鲁门公开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他说美国的政策是国共立即停止敌对性的军事冲突，召开有中国各主要党派参加的协商会议解决目前的纠纷，促成中国统一。为了实现统一，国民政府的基础必须扩大，容纳其他党派参加。政府改组后，中共应将其“自治性军队”统编于政府军队中。杜鲁门强调，一切同盟国家均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是中国统一的基础。不仅是美国，苏联也同样有义务保证中国的统一，包括将东北归还中国。他还为美军继续留在华北进行了辩解，并保证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不会扩展至以美国军事干涉影响中国任何内争的过程”。

就在美国政府内部讨论对华政策时，东北苏军司令部于10月开始同国民政府任命的东北行营谈判国民政府接收东北问题和那以后双方在东北的关系，双方的谈判很不顺利。苏军遂在从东北逐步撤出时，阻止国民党军队接收，并鼓励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占领苏军撤出地区。国民政府为了向苏联施加压力，于11月初中断同东北苏军的谈判，宣布撤退在沈阳的东北行营，同时命令杜聿明指挥的部队进攻山海关的中共守军。这些措施招致苏方的反击，苏军立即停止撤出，并迅速南返占领沈阳和其他一些战略要点。苏联同时向国民政府提出，在撤军前即开始谈判解决东北经济问题。苏军延缓撤军表面上是应国民政府的要求，在国民党军队无力跟上苏军后撤步伐进行接收时，暂时代为管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实际上则是要防止美军进入东北，并造成迫使国民政府在经济谈判中做出让步的局面。

为了防止美军借机进入东北，苏联一方面动用东北苏军控制交通要道，不允许任何运送国民党军队的美军舰在东北港口停靠，也不允许运送国民党军队的美军机在东北机场着陆；另一方面，苏联也迅速采取措施缓和中苏关系，以便消除美国干预东北问题的借口。苏联向国民政府表示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愿意在东北经济问题上让步，并重申在中苏条约中阐述的对国共争端的立场，以及不反对美国调处国共争端的努力等。苏联否认曾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东北苏军同时要求中共军队配合苏联的政策，退出所有大中城市，并沿铁路两侧后撤50公里，中共所属各机关也必须撤出。在12月下旬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重申了以往的有关承诺，即承认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以及东北苏军将按时撤出等。

这个时期美苏在中国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美国要通过促成国共妥协、实现中国统一来限制苏联；苏联则企图通过控制东北经济，从根本上阻塞美国向那里渗透的渠道。这种限制与反限制的关系之所以以美国斡旋国共谈判的方式出现，深层原因包括美苏都不希望因为中国问题而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甚至不希望保持长期的军事对峙。12月27日，美、英、苏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宣称三国外长一致同意，作为战时“四强之一”的中国“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必须广泛地由民主分子参加，并且内战必须停止。他们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公报还说，美苏两国外长在尽快从中国撤军的问题上“彼此意见完全一致”。

国民政府在美苏的折冲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蒋介石的真正悲剧或许就在于这种角色使他更加以为，国民政府在东亚战略中地位特别重要。这是一种虚幻的感觉，它蒙蔽了对真实情况的认知，即国民政府实际上并不具备有效影响这个时期美苏在东亚博弈的实力和能力。中国在二战中虽然被列入“四强”，但在列强眼中它仍然是一个可以也应该被它们摆布的对象，要改变列强的这种几乎是根本性的认知偏差是需要时间和付出代价的。不过蒋介石当时并不这样认为，他似乎相信杜鲁门政府制定的对华政策在支持国民政府统一国家方面，在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美国人的问题是他们看上去还不够坚定，主要原因并不是国民政府统治中国这件事情对美国不具有战略重要性，而是他们对苏联和中共的野心缺乏更深刻的认识。只要认识上去了，美国人就会全心全意地支持和援助国民政府。蒋介石的看法并非没有根据，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共就发出通报说过，“美人对我同情者很多，美机为蒋运兵事，在美国来华访问团中颇有不满者”。后来，马歇尔在3月初的表现还被蒋介石认为是证明了他的这个看法，他说马歇尔对苏联和中共的阴谋的认识正在加深。

蒋介石在这方面比美国人要认识深刻，他将中共视为心腹大患与他在苏联支持下获得成功的亲身经验有很大关系。当年局促于广东一隅的国民党是靠与中国毗邻的苏联的支持和军事援助才得以迅速崛起，并发动了北伐战争，最终取得了全国政权。1926年夏天，蒋介石本人在北伐军攻占长沙之后曾经声称：“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联俄以推翻帝国主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环。”现在中共犹如当年的国民党，不同的是“联俄”以针对国民政府而已。如果他们真的也得到苏联的支持特别是军事援助，国民政府有可能万劫不复，重蹈北洋军阀之覆辙。所以还需要花时间和运用外交、政治等谋略来促使美国人特别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早日提高觉悟，这样才能让他们一心一意地支持国民政府“军令政令统一”。国民政府遂决定按照美国的建议恢复国共谈判。

在同意恢复国共谈判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开始缓和同苏联的关系，恢复同东北苏军的谈判。1945年11月中下旬，蒋介石等在撤退东北行营后便指示负责东北经济事务的张嘉璈，如果中苏关系有可能缓和，就同苏方谈判经济合作。12月，蒋经国奉命访问莫斯科。他在与斯大林会谈时，进一步保证绝不会将东北作为反苏基地，中方将不在中苏边界地区驻军，并愿意与苏联在东北进行经济合作，接受苏联在那里拥有“优势地位”。国民政府的条件主要是两个：一是苏联要努力促使中共在谈判中做出妥协；二是东北苏军延缓撤出，以便协助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国民政府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已经提出，双方在东北实行经济合作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先决条件，当然苏方也做出愿意让步的姿态。这时国民政府已经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从山海关一路打进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攻占锦州后，暂时已经没有力量向北进攻，在中共军队已经大批进入东北并控制很多地方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有必要以国际协议为根据，争取苏联在接收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方面给予协助。所以，在中苏关于东北经济的谈判中，国民政府曾经有意通过一些让步，换取苏联保证它能顺利接收东北。

蒋经国访问莫斯科以后，中苏关系的确一度出现改善的迹象。苏联领导人将注意力集中于东北的中苏经济合作谈判，他们不仅没有干扰马歇尔调处，而且还利用其影响促使中共中央下决心停战。斯大林就有些得意地告诉在莫斯科访问的蒋经国，苏共中央曾经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由于出乎意料，这在中共领导人“中间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他的意思无非是苏联与中共并没有密切的关系，更没有战略层次的协调，苏联将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行动而不必且也没有事先知会延安方面。在1945年末恢复国共谈判以后，重庆的苏联驻华使馆曾经回避、拒绝与中共代表协调立场。中共中央一度希望由苏联充当“东北之马歇尔”，以便“以夷制夷”，防止美国人在调处中偏袒国民党。苏联方面始终拒绝中共的邀请，拒绝直接参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甚至佯装有病，以避免与中共谈判代表会见。此时苏联与中共之间关系竟尴尬如斯，多年后读来也还是觉得情何以堪。共同的意识形态并不足以成为双方关系的主要基础，在那时就初露端倪了。1月上旬营口战斗爆发后，马歇尔提出派军调小组进入东北。中共中央当时能够接受这个建议，也是因为得到苏联的赞成。显然，由于美苏关系、中苏关系等均在缓解，此前苏联关于不允许东北有大批国民党军队存在和不允许美军进入东北的方针等，都有所松动。

上述种种便是中共中央在重庆谈判后不得不面对的基本问题。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签订以后，虽然国共很快在华北和东北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不过中共中央仍然认为，今后6个月是向和平过渡的阶段，“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上已经规定下来”，当前反击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进攻并争取控制东北，争取更多的军事胜利等，就是为了和平能够更早地实现。这个基本判断和决策对理解中共中央后来恢复国共谈判的决定是很重要的。但是，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共在争夺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控制权时，分别同美国和苏联形成了带有战略性的对抗与合作，中共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这时正隐然成型。

中共与美国最初的对抗发生在华北地区。抗战结束不久，中共同美国就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战略冲突，而且军事对峙的程度是相当尖锐的。在对战后的战略构想中，中共中央必须将主力向华北和东北集中，造成背靠苏联控制大片根据地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局面。早在1942年7月，毛泽东在给正经山东回延安开会的刘少奇的电报中说：日本战败后，中共有可能全部集中到东北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他告诉正在利用路过的机会加强指导山东根据地工作的刘少奇要对此保密，“不须对任何人说”。七大期间，战后争取控制东北在中共领导人中已经成为相当突出的战略考虑。他们认为如能控制东北地区，就能根本改变中共长期被包围的态势。照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毛泽东在赴重庆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大致确定了要向北收缩力量，并随即开始向东北调兵遣将。重庆谈判结束不久，中共中央一度提出控制华北、夺取整个东北的战略方针。

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调动军队抢先进入东北的同时，在华北沿海地区很快就同美军进入剑拔弩张的状态。9月下旬，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根据同国民政府达成的协议，开始在华北沿海的一些重要港口登陆。美军在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刚刚展开、国共在华北的武装冲突正达到高潮之际，抢占华北的海陆交通要道，直接威胁了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因此中共势必要在华北地区抵抗美军介入。这种态势的出现可以说是双方战略对抗的起点。

这个时期，中共军队已经同美军时有冲突。8月30日，魏德迈曾经当面向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抗议在徐州附近的中共军队打死美军上尉军官一名，俘虏士兵三人，以及中共军队对迫降的美军飞行员“态度不友好”。从谈话记录中可以看出，魏德迈十分恼怒，认为事态“是极为严重的”。毛泽东提出在美军进入中共控制地区前“最好事先通知”，魏德迈当即予以拒绝。他表示“不能接受”且无此“必要”，并要求毛泽东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毛泽东则答应进行调查，如属实“当深致歉意”。中共中央随后即向有关部队发出指示，要求立即释放扣押的美军人员。毛泽东这次对魏德迈算是礼貌有加，但依他从不甘为人下的个性，魏德迈这种抗议方式在当时肯定会极大地增加他对美国人的厌恶感，这是导致他后来对驻华美军人员极为反感、用语尖刻的直接原因。

自9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越来越关注美军在华北沿海登陆后的动向。当时中共中央已经在采取措施，避免同进入华北地区的美军发生冲突，因为中共领导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美军参加到国共冲突中。另外，他们也从相关部门获悉，美国人中对中共“同情者很多”，对美国援助国民党军队运兵“颇有不满者”，赫尔利回国后不会再来重庆。换句话说，中共中央在美国对华政策处于调整阶段时，是有运用策略加以影响的可能的。中共中央通知华北各部队，“对美外交极宜谨慎，方针仍是避免与美军事冲突”，对美国人民仍采取合作态度。在前线碰到美国军民，应不予扣留，不加伤害，不收缴其武器和通信器材。如果美军人员与国民党特务一起到解放区活动，仅扣留国民党特务，“勿牵及美人”。对各处所扣美军人员立即“送人出境”、枪械和通信器材等“立即发还”。

中共领导人当时最关注的是华北渤海湾地区的海上通道，因为中共可以而且事实上也正通过这里向东北海运部队。8月末，中共领导人已经获知美军要在华北沿海地区登陆，他们认为这将对夺取东北的战略造成严重影响，故提醒有关部队加快渡海进入东北的准备。中共山东分局随后即指示所辖各地区，告知渤海湾的局势“有关远东大局一切应谨慎从事”，必须做好准备以应付与美军的关系，如美军在这个地区协助国民党军队进攻，必须进行抗议，“但硬不硬到引起武装冲突来”。

9月末，中共领导人特别提醒山东分局，根据已获得的情报，美军即将在烟台、威海、秦皇岛等地登陆。延安这边已经在采取外交行动，主要是通过美军观察组向驻华美军指挥部表达反对美军登陆进入中共巩固控制地区。如美军登陆，各地区的守军应避免与之发生军事冲突，并以善意接待之。如登陆美军进行武装挑衅，请迅速向延安报告。此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向各地区中央局发布指示，要求各部队在遇到登陆的美军时，应“以主人态度”予以欢迎，避免发生军事冲突；同时各部队必须照常掌握驻地行政和治安管理权，如遇美军向我方开枪开炮，拘捕我方人员和占领我方阵地，以及携带国民党军队登陆，应向中央详细汇报并加以公布，“以便采取对策”，但在行动上“必须忍耐一些”。

显然，中共领导人最初并不能确定美军将采取何种行动，他们希望能有时间进一步观察和了解美军的意图，所以只要求有关部队必须比较克制。不过，这个观察期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如前所述，到10月上旬，国共军队在华北争夺战略要地和交通线的军事冲突愈演愈烈，美军在华北沿海登陆后亦对当地中共军队采取相当敌视的态度。随着美军敌对行动不断升级，华北中共军队同驻华美军的关系急剧恶化。在整个10月，中共军队与美军在华北很多地区都处于对峙，并时有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发生。当时双方最尖锐的直接冲突主要集中于烟台和秦皇岛地区。

当时烟台地区海运军队对中共向东北发展的战略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里是从海路进入东北的最近港口，八路军于8月25日占领该地区。随着夺取东北战略的实施，烟台被中共中央确定为海运军队进入东北的枢纽。9月底，美军船只开始在烟台附近海域游弋，企图伺机夺占烟台。当时美军的行动是按照日军占领烟台规划的，尚不清楚那里已经被中共军队占领。9月27日，叶剑英专门会见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要他们转告驻华美军司令部，烟台已在中共军队控制之下，那里没有需要缴械的日伪军，美军已无必要在那里登陆。中共中央一再催促山东分局，必须尽快做好渡海准备并采取行动，即使发现美海军舰艇在航道上巡逻游弋，冒冲突风险也要向东北海运军队。中共中央军委同时告诉东北局做好准备，中共军队渡海行动只能改在夜晚分散进行。30日，中共中央罕见地严厉批评山东部队海运东北行动迟缓“已是大错，如不立即补救，将逃不了历史的惩罚”。

29日，美军舰抵达烟台海面。10月1日，美军派代表在烟台上岸，与中共驻军负责人谈判，要求允许在烟台登陆。中共代表表示美军士兵可在指定地点休息，美方可派人到市内察看美国人财产，除哨兵外一律不准携带武器。美方表示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三天后，美军派驱逐舰一艘进抵烟台港，并要求中共撤退烟台地区的驻军，撤销在烟台的防务，将烟台移交美军控制。中共中央接获报告后，为防止美军在烟台强行登陆，指示烟台守军对美军登陆“必须表示强硬拒绝，建筑工事，实行抵抗。只有在不能击退美军并无法阻止其登陆时，才予撤退”。他们认为只有“采取强硬态度，并在世界上引起舆论大风波之后，才能压制美军的无理干涉”。中共中央在媒体上公布烟台交涉的有关函件和美军在烟台的行动细节，以造成反对美军介入中国内战的舆论。按照原计划，参与从日军手中夺占烟台的美军共有海军陆战队官兵5万名，并配以充分的海空支持。在了解到中共军队已经解除日军武装，控制了烟台而且确实准备抵抗后，美军指挥官便以“没有美军在那里登陆的理由”为名，放弃了在烟台登陆的计划。

秦皇岛—山海关地区是中共军队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另一个地区。秦山地区是连结华北和东北的咽喉要地，既有陆路出关的重要通道，又有海路出关的重要港口。当时这一地区被中共军队控制。10月1日，美军在秦皇岛登陆，这支部队得到的命令包括如遇中共军队抵抗，可执行他们自认为是必要的军事行动。显然，他们的任务同在烟台地区的美军不一样，就是要帮助国民党军队控制这个地区。

10月中旬，美军开始修筑秦山铁路、铺设通信设施等，并同中共守军发生枪战。18日，东北局报告中共中央，秦皇岛登陆的美军表面上表示中立，并试图与中共守军保持友好关系，实际上是在为国民党军队突袭山海关并进入东北做准备。当天，美军乘卡车冲入中共军队控制的海阳镇，随后又解除中共守备人员的武装。鉴于秦山地区中共军队与美军的对峙日益严重，中共中央严令当地驻军禁止任何美军人员进入中共控制区；在铁道线及其他接近美军的地点建筑工事，严密部署警戒，不许美军通过；如美军武装进攻则坚决抵抗，只有在抵抗不住时才可以撤退，并要在有利条件下实施反攻；另外，应迅速将警戒线通知美军，并不得对美军先开枪。秦山地区中共驻军最终未能阻止美军控制该地区。11月初，在营口、葫芦岛东北登陆未果的国民党军队被运抵秦皇岛，随即从这里向中共守军发动进攻，并由此突入东北。

这一时期，中共军队与美军的直接军事冲突并不激烈。这部分是因为中共中央不希望引发美国直接大规模介入国共内战，故要求各地保持克制，除少数事关全局的战略要地，中共中央通常不允许同美军发生战斗。尽管如此，美军的行动毕竟严重威胁了中共的战略利益。可以说中共在东北同苏联逐步形成战略合作的同时，也同美国形成了战略性的对抗局面，并成为中共在战后走向同美国战略对抗的起点，其性质极为严重。

中共中央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在造成与美国的战略性对抗的同时，也为中共与苏联关系提供了第二个转机，其结果是东北成为中共与苏联形成初步的战略性合作关系的关键地区。

如前所述，二战后期，苏联主要通过与美国和国民政府协调政策来实现它在东北的目标，苏联领导人在与美国和国民政府的外交折冲过程中，并没有考虑过中共这个因素。即使苏军统帅部制订在东北地区对日作战计划时，也没有考虑是否以及如何与控制大片华北地区和华北与东北接壤地区的中共军队进行军事合作。实际上，苏军对中共军队在相关地区的情况了解甚少，从较早进入东北地区的中共军队的报告看，进入东北地区的苏军部队在华北和东北不同地区，对兴冲冲地前来联络的中共军队做出的反应是不一致的，这大致说明他们并没有得到高层的统一指示。这种情况表明，苏联至少也是很不重视中共力量的存在和作用，因为对斯大林来说，要想彻底了解中共的政策和真实的实力并不是困难到无法做到的事情。如果进行比较的话，美国为了了解中共这支政治力量，还向中共控制地区派遣了一个军事观察组。那些美国人尽管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毕竟能进行最直接的观察，为美国决策者提供有关国共军事对比的第一手情报。美国决策层对中国局势的很多分析和判断肯定是受到这些观察的影响的，否则可能会更加没有逻辑。

直到9月上旬中共曾克林部队到达沈阳后，当地苏军还表示，他们需要向莫斯科请示，到底应该如何与这支中共部队相处。从中共中央所获的报告看，进抵长城一些地区的苏军对前往接应与配合作战的中共军队态度友善，并愿意进行合作。苏军当时并未阻止也不反感且不反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地区，实际上没有且很可能也是无法完全控制广袤的东北地区。他们只是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并没有能力完全制止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当然，苏联最初持谨慎的态度，也是因为担心中共军队的行动尤其是苏军与中共军队合作会影响到苏联与美英的关系。这时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尚不能用中共军队的番号，中共领导人也要求进入东北的部队“一路不事声张”，“用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其他地方军名义。首先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展力量，建立地方政权以及协助苏军建立秩序，等等。这些措施被证明对中共军队顺利进入东北是相当重要和有益的，同时这也证明了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处于何种状态。简单地说，就是中共中央只能通过直接的接触和试探，来逐步确认苏军在东北的政策。这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历史细节，因为此前当苏联需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冒险的时候，斯大林的电报很快就可以直达延安，然后由中共中央在执行的时候自己去体会其利弊得失。反之，当中共军队需要去东北的时候，中共领导人的想法并不能直达莫斯科之“天听”，他们还是需要自己去探听虚实。

9月14日，东北苏军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奉命前往延安，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苏军统帅部的口头通知：在苏军撤出之前，国民党军队和中共军队都不要进入东北，已进入苏军所控大城市的中共军队请自行退出，苏军不久即撤军，苏军撤出后“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由中国自行解决”。中共领导人表示，中共军队可不进入东北和热河的大城市，苏军应将热河、辽宁原属于抗日根据地的地区移交中共军队。贝鲁诺索夫遂表示同意。通过这次会谈，中共中央大致确定，中共军队是可以不公开地进入东北的，而且进入东北后，可在乡村和苏军不管理的地区开展活动，苏军实际上同意由中共军队控制经冀热辽进入东北的通道，以及苏军撤出东北后，不会干预中共争夺东北的行动。经过谈判，双方实际上达成如下默契：苏军允许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但不能以八路军的名义活动；中共可以在东北乡村开展工作，不得在大城市和苏占区公开活动；苏军同意中共控制由冀热辽进入东北的通道。此次会谈十分重要，它使中共中央认为在东北有巨大战略机会，而这时正是中共中央酝酿如何最终确定中共军队战略方向的关键时刻。

就在贝鲁诺索夫到达延安当天，黄克诚向中共中央提出一项战略建议，其核心内容就是中共正面临重大战略选择。他认为一方面是蒋介石对谈判毫无诚意并准备全力消灭中共；另一方面是中共军队“数量虽大，但精干坚强之主力不多”，而且四处分散。为应付目前面临之困难，他建议中共中央应尽快派遣大批军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同时准备在关内的晋绥察三省和山东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以便控制华北这些地区，造成“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他说，“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的危险性”。当时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都看过这份报告并表示同意，此前他们也已经开始指示有关部队抢先进入东北。

显然，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已经酝酿成熟，而贝鲁诺索夫传达的信息对促使中共中央形成最终的战略判断和下定最后决心起了关键的作用。9月17日，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经过讨论后，向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发出了一份电报，提出了一个名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电报说为了“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需要在冀东、热河一带屯兵“十万至十五万军队”。“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19日，中共重庆代表团即复电表示同意。

此后不久，苏联开始调整它在东北的政策。随着美军开始在华北登陆和美苏之间出现外交龃龉，苏军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不反对也不主动、不积极的态度逐步开始发生变化。9月11日召开的伦敦外长会议未就对日管制问题达成协议，而且美军开始在华北港口登陆，并大规模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加之美国政府不断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这些均增加了苏联对美国意图的怀疑，东北苏军遂转向支持中共军队控制东北。

9月下旬，中共中央已经得知，苏军将暂缓撤出东北。苏方表示中共军队可以接收毗邻东北的一些华北重镇，包括承德、平泉、赤峰等进入东北的战略要道。10月初，中共中央接获东北局报告，说东北苏军已经“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苏军将把从日军那里缴获的大量装备都移交给中共军队。东北局遂向中共中央建议，可抽调30万主力进入东北。10月下旬，苏军代表进一步鼓励东北局，在东北“应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迅速派人“接收工业中心及城市工业”，苏军并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甚至建议，最好将中共“党的中心移到此间”。

苏联东北政策的变化又一次导致中共中央大幅调整战略方针。贝鲁诺索夫访问延安后，中共中央所谓“向北推进”的设想只是抢先进入东北或部署在靠近东北的地区，进入东北后部队部署在东部、西部和北部，控制苏军未驻扎的乡村和一些中小城市。中共中央认为，在东北真正大发展的时机要等苏军撤出以后。由于得到苏军鼓励，中共中央在10月下旬大幅调整了在东北的战略计划，提出要“竭尽全力，霸占东北”，并准备在南满和热河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一次战略性决战，以阻止其进入东北。为此，中共中央进一步向苏军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苏军推迟撤出东北、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港口登陆和接收政权等。

苏方表示推迟撤军确实有困难，但同意在撤军前不准国民党军队空运长春。另外，苏军还承诺向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武器装备、通信器材和运输工具，允许中共军队在国民党军队登陆地区自由行动，在长春除市长外，政府部门领导人均可由中共更换。苏军从营口和葫芦岛撤出后，即协助中共军队占领这两个港口，致使国民党军队一直无法在那里登陆。这期间苏军还向中共军队移交了一些日军仓库，里面存有大量日军武器。根据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这时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已获得步枪十一二万支，机枪约4000多挺，数目不详的各种火炮和大量弹药，大批通信器材，小型运输机6架和两列火车。加之苏军在一些地区接收过后仍遗留大量日军武器无法带走，还有一些日军的秘密仓库，中共军队到达后便可自行获得，这对装备落后和匮乏的中共军队是很宝贵的军事资源。

这一时期中共与东北苏军关系的发展对双方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苏联为了巩固它在东北的实力地位，除了支持中共争夺东北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中共中央要实现其争取东北的计划，没有苏联的认可和支持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战略关系成为在东北联结中共与苏联的关键因素。此后尽管苏联一再调整其东北政策，但中共与苏联在那里进行战略合作的本质从未根本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关系的发展，是战后双方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此后双方关系发展的一块基石。

尽管如此，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战略合作在当时毕竟还是局部性的，其基础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面临的外部压力的变化，而非内部的动力，或者说在苏联方面并没有内部的动力。所以，一旦促使双方合作的外部因素发生变化，它们的关系必定会受到严重冲击。11月中旬，国民政府由于接收东北受阻，蒋介石决定中断与苏军的谈判。此时正值魏德迈来华视察形势，致使苏联怀疑蒋介石在东北的外交行动受到美国的指使。苏联方面告诉中共代表，美国表面上不介入国共斗争，“但内部任务，极其庞大，有垄断全(中)国，甚至侵入东北的企图”。按苏联方面当时的估计，美蒋全力争夺东北尚需两个月时间做准备。苏联显然并不希望在东北与美国形成对抗的局面，也不希望中苏关系继续恶化。它为了缓和美苏关系和中苏关系，决定限制中共军队在东北的行动。11月中旬，东北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说，他们的上级已经决定，将长春路沿线的各城市全部交国民政府接收，中共军队必须撤退到铁路沿线的50公里以外，并不得进入苏军驻扎的地区，在苏军撤出东北前不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声称，如中共不接受这一安排，苏军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逐中共军队。此后不久，苏军进一步要求中共交出已掌握的城市政权，并禁止中共在大城市中采取有碍中苏条约的行动。原承诺的移交日军武器的工作也一度停止。

对于苏联政策的变化，中共中央最初的反应是相当复杂的。在接到苏军通知前，中共领导人已经多少注意到中苏关系发生了变化，认为中苏关系“处于危机之中”，他们指示东北局必须要有所准备。在获悉苏军的上述要求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东北局，对苏军的决定“只有服从”，同时应争取苏军同意尽可能推迟国民政府进入东北的时间，并让中共军队继续控制锦州至山海关地区。这时中共中央还抱有一线希望，以为虽然无法独占东北，但仍有可能在苏方的帮助之下，在东北大城市取得一部分政权。东北局当时也相信，他们会在“不久的将来里应外合，收复这些大城市”。一个偶然事件还一度加强了中共中央的信心。11月29日，国民党东北行营要员张嘉璈在重庆会见董必武时，提出希望中共军队让出北宁路。中共中央据此推测，苏联在东北一方面是要阻止美军进入东北，另一方面是便利中共与国民政府谈判。中共中央遂于12月上旬指示东北局，要争取苏军出面，促成国共合作接收东北大城市。

显然，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部分人这时对苏联抱有不同程度的信任，较多地关注和强调了苏联与美国和国民政府的矛盾与冲突，或者说他们宁可相信苏联改变政策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同美国和国民政府进行外交斗争。这是中共中央一度指望在苏联帮助下取得或部分取得东北大城市的主要原因。对于苏联政策的突然改变，当时处于东北前线的陈云、高岗和张闻天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用他们的话说，苏联的政策已经变成两面的了，即一方面是按照中苏条约的规定，将东北的大城市交给国民政府；另一方面对中共的援助则是秘密的和有限的(10万支枪和300门火炮)。问题的实质是苏联在东北对国共的政策是为苏联的东亚战略利益服务的，而不可能是为中共服务的。他们警告说，中共在东北必须做长期斗争的准备，“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

随着苏联与国民政府的谈判恢复和美苏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再次达成协议，中共中央终于认识到这时不仅不能独占东北，也不能再指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在东北大城市“插足”。12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工作的重心转向在远离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区建立根据地。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从形式上看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它也包含着对苏关系认识的变化，即首先还是要用自己擅长的方式，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在东北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东北苏军不顾中共的利益自行其是而且态度粗暴，也使中共中央更清楚地意识到，必须主要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来考虑和处理双方的关系，共同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还是有限的，至少目前是如此。中共领导人对这次战略性调整是肯定的，毛泽东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还说，当时不赞成这次调整的人是“政治上弱，所以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也不能分析问题”。中共中央在东北的战略调整也是随后展开的国共谈判的重要背景。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这个时期在华北与驻华美军的对抗和在东北与苏军的合作等都还是局部的，尽管在本质上是战略性的。这种同时出现的情况都还不足以根本改变中共领导人对时局的基本判断，何况在华北同美军的冲突并不尖锐，有些地区美军还有所节制。在东北同苏军的合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更重要的是，中共领导人认为这些都发生在大约6个月的“向和平建国”过渡的时期之内，所以都是阶段性的和有可能改变的。

11月下旬，赫尔利宣布回国述职。中共中央显然注意到，这表明美国政府正在调整对华政策。由于苏联强调不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而美国明显地宣布要介入国共斗争，这使美国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大为提高。如何应付美国介入国共争端成为中共当时面临的最严重的外部问题。事实上，中共中央这时更关心的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因为毕竟是美国而不是苏联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国民党的政策。

11月28日，也就是在赫尔利因为不满杜鲁门政府的政策而公开宣布辞去驻华大使职务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一项“中立美国”的政策，它在此后一个时期一直指导着中共处理对美关系。中共领导人这时承认美国在中国政治中有重要影响力，不过他们相信美国介入国共之争时还是有所顾忌的，其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中共“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中立美国”。所谓“中立美国”的本质简而言之就是利用美苏矛盾与美蒋矛盾，排除美国在中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最初它还只是一些军事措施，即“对美采取不挑衅的政策，以减少美国寻隙的借口，并非不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也非不抗议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和参加中国内战的政策，更非在美军进攻我们时采取不抵抗政策”。不过，这项政策的依据和内在逻辑使它具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和解释力。

12月7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发表讲话，声称美国必须支持国民政府，但是不能将这种支持扩大到卷入中国的内战。中共领导人几乎立即断定，这一讲话表明美国对华政策会有变化，其中一定会有可利用之处。第二天，周恩来在延安的干部会议上做报告时已经大大缓和了批评美国的语气，他说中共对美国的政策是使其“知难而退”，对美国的批评要有所区别，要留有转圜的余地。

随着杜鲁门于12月15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和马歇尔来到中国，中共领导人很快决定恢复国共谈判，并认为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他们仍然根据一个时期以来的基本判断，即战后世界政治中，美苏两国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中国内部的国共关系是美苏关系的反映，即所谓“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在他们的分析逻辑中，导致国民政府同意恢复谈判的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美苏之间的妥协是战后世界政治的主要趋势。在此趋势带动之下，国共之间也必须要妥协。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结束并发表共同声明后，中共领导人即认为美国的政策和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议均对中共有利，“国内和平的趋势已经确定”。

中共中央这一次不仅决定恢复谈判，并且确实准备做出重大的让步，以促使“和平民主新阶段”早日到来。在杜鲁门政府宣布调整对华政策和派遣马歇尔使华的当天，中共中央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美国政策变化可能造成的影响。与会者都认为，一个时期以来处理对美关系时根据“加以区别”原则而采取谨慎态度是正确的和有必要的，赫尔利辞职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即将召开都表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的确是有限度的。当天，中共代表王若飞即奉命访问了美国驻华使馆，告诉美国人中共中央是赞成杜鲁门的声明的，并正期待马歇尔到中国斡旋。四天之后，中共中央就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及中共的对策等问题发布了一项党内指示，很积极地评价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说“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民主和平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中共中央要求各部队要缓和与美军的关系，对驻华美军及美方人员应持友好态度，避免冲突；对进入中共地区的美国记者，应帮助他们自由采访和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以便使他们获得友好的印象，这样可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于在中共控制地区降落的美国飞行员和进入中共控制地区的美军人员等要善意地接待。“中立美国”由此从对美军不挑衅和避免冲突转向了更积极的方向，即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更主动地利用美国的政策，以利于不久后恢复的国共谈判。

在新一轮国共谈判开始后，周恩来等中共谈判代表同马歇尔进行了可以说是相当积极的合作，而马歇尔的确推动国共谈判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展。从当时谈判的具体进程看，马歇尔在调处之初采取的措施和蒋介石做出从未有过的重大让步等，是促使国共很快达成有关停战和召开政协两个协定的重要原因。2月25日，国共终于达成《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方案》。这些进展似乎在证明着中共中央早前的判断，中共领导人也认为马歇尔的态度颇为公正，调处的政治方案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军队整编方案也很有可取之处。随着停战、召开政协和军队整编等三大协议相继签订，在中共领导人中出现了一股相当乐观的情绪。尤其是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政协决议，其中一些内容甚至超过了毛泽东在七大设想的联合政府的第二种形式。所以他们认为“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中国真的有可能从此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毋庸讳言，中共党内也一度产生了对马歇尔调处的好感。一些中共领导人甚至真的相信，在马歇尔的帮助下，中国会进入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毛泽东显然是不那么相信美国人的。在他看来，战后美军在华北的行动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共的战略利益，马歇尔的真实动机还有待进一步考验，尤其是美国是否愿意和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并不是很确定的。

值得分析的是这个时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东北苏军的不同部队在不同地区的行动不一、后来的政策反复和在迫使中共服从其政策转变时表现得冷漠无情，等等，对中共领导人的观感是有影响的，尽管后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也说过，在东北，苏联的帮助对中共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共领导人经过几次历练后，对双方关系必须同时有战略的和具体到眼下的利益作为基础才能存在和发展这一点，肯定有了深刻一些的体会。在1946年年初的国共谈判期间，中共中央多次设想邀请苏联参加国共谈判。从中共领导人的话语中反映出，苏联已经有了多种身份，它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可以被看作一个可以用来制约美国这个“夷”的另一个“夷”，即“所谓以夷制夷政策”。他们也曾设想过请苏联参加东北问题的谈判，说让苏方充当“东北之马歇尔”。不过当中共领导人认为苏联为了它的利益，有“可能要我对国民党作更多的让步”，便不再认为苏联介入谈判是必要的了。

就在国共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国民政府与苏联关系再次发生严重的波动，背后则是美苏关系紧张在向东亚蔓延。中苏关系的波动固然同苏联在东北之所求令国民政府难以接受有关，不过更直接的原因还是美国开始直接干预中苏有关东北经济问题的谈判。美国直接干预中苏谈判固然与美苏关系全面趋于紧张有关，不过从马歇尔的角度看，主要还是由于国共谈判进展顺利，关内局势相对稳定等，使他感到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条件在东北问题上向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他鼓励国民政府不要向苏联让步，不要害怕苏联拖延撤军。他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建议，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迫使苏军撤出东北。2月9日，美国分别照会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反对只由中苏两方谈判处理日本在东北的财产。这实际上是在鼓励和支持国民政府抵抗苏联的压力。此后不久，美英两国公布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内容，两国的舆论也开始报道和谴责苏联在东北地区提出新的要求，以及苏军企图像在伊朗那样故伎重演，不撤出东北。

国民政府本来就反感苏联的过分要求，美国给予公开支持无疑更加促使蒋介石下决心放弃与苏联合作的方针。1月间，蒋介石通过马歇尔、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等了解到，美国并不满意苏联对东北经济的政策。2月间，在重庆等城市爆发了学生反苏的示威游行，这表明在大城市的公众中明显存在着反苏情绪，这也对国民政府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加之按照《停战协定》的条款，国民党军队在停战后仍然可以调入东北，这一切使蒋介石不想再对苏联让步。他指示东北行营，对苏经济合作“只可缩紧，不宜太宽”。他于21日进一步提出两个原则，即不承认苏联将东北日产作为“战利品”，以及必须在接收东北完成之后，再与苏联谈判达成正式协议。中苏间原本稀薄的缓和气氛很快开始散去，而美国随后采取支持国民政府的行动使国民政府备受鼓舞，在反苏的路上走得更远。

蒋介石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有足够的敏感，只是实在过高估计了可能给国民政府带来的利多后果。他认为，美国舆论谴责苏联正“日渐积极”，而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甚至“几使人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将来临之感矣”。至于正在奔走于国共之间的马歇尔，在蒋介石看来将越来越向国民党倾斜，原因是他“对共党阴谋，似有略进一层之认识”。结果，不仅国民政府公开拒绝苏联在东北经济问题上的要求，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还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要求“切实交涉”以促使东北苏军“迅即撤退，交由国民政府派军接防”。国民政府的反苏倾向明显加强，它虽然还不打算全面恶化中苏关系，但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中苏经济谈判也就不了了之了。与中苏关系恶化几乎同步发生的是国共在东北的关系紧张起来。

毛泽东同样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既关注又敏感。3月15日，正值伊朗危机升级到顶点，中共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讨论苏军三天前撤出沈阳后的东北局势。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系统地谈了他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了解中共中央对冷战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事实表明，差不多就是从这一天起，中共中央的政策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本人表示不希望再对蒋介石让步了，他批评了党内存在对蒋介石的错误幻觉，同时还对苏联总是要中共中央妥协表达了不满。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世界政治中有三个重要的因素。第一是德意日失败为革命运动开辟了道路；第二是德意日“残余势力”与英美的“亲法西斯势力”要继续反苏和反对革命，“并企图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它们就是“当今的主要敌人”；第三是美英内部是有矛盾的，除了人民以外，资产阶级中还有“和苏和共”派。他说中共的路线是联合人民和资产阶级中的中派、左派，打倒“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总之，有可能“击破反苏反共的阴谋”。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在这一分析基础上，毛泽东明白地批评政协协议签订后，也就是从1946年2月1日到9日期间，中共领导层有些人忘了蒋介石反革命的一面，他说“那就危险的很”。那几天，毛泽东本人正在养病中，没参加政治局会议。显然，美苏刚开始迈向冷战，毛泽东即认为有必要根本调整中共中央的政策了。

与会者认为，在东北地区一定要加强同国民党的斗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中说：“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东北军事冲突仍有可能继续一个时期”。不过指示还是认为，是国民政府在“煽动美、苏冲突，和美、苏尖锐对立”，中共要“注意争取美国人”。尽管中共领导人在指示的最后说要坚信“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局面业已确定，任何反动派不能改变此种大局”，但他们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准备在东北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毛泽东在当天起草的一份电报中告诉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在重庆的苏联人的态度过于软弱，对“他们的话不要全听”。在几乎所有政治家都认为苏联强硬时，毛泽东认为苏联人软弱，而且是“过于”的，这是他在冷战最初阶段对苏联做出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具体反应。

显然，美苏关系恶化对中国政局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东北地区国共冲突立即升温，而且一发而不可收。这对中共中央政策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中共领导人对国共谈判以及通过谈判达成的三个协议的评价如前所述，是相当肯定和积极的，并影响到中共中央对东北地区的政策，虽然毛泽东本人坚持认为应保持警惕。根据中共领导人的设想，抗战后在华北和东北取得“有利地位”，甚至取得“自治地位”，是迫使国民政府妥协与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尤其是在东北取得至少是优势地位，更是毛泽东长期以来的战略考虑。

如前所述，由于中苏关系缓和以及东北苏军的阻挠，中共中央不得不放弃夺取全东北的计划，并试图通过谈判来保住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不过毛泽东一直保留着这样的想法，即只有在东北南部地区同国民党军打一场大战，才能迫使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存在，所以必须准备在1946年春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

中共领导人的判断还包括，不论是中共在东北获得一定地位，还是中共在那里与国民政府达成妥协，两者都必须有美苏之间出现妥协这样的国际条件。国共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中共领导人一度明确倾向于对国民政府“采取和平合作的方针”，包括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暂时不向国民党军队进攻。1月下旬，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在东北“力求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而“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

中共政策变化的原因除了国共关系总体缓和以外，也包括中共领导人对美苏政策的基本看法。首先是在美苏关系紧张的局势下，他们担心即使能在东北地区打败国民党军队，美军“还有可能进入东北”。苏联方面提出的关于东北发生内战将“惹起美军入满”的警告，无疑加剧了他们的这种担心。其次是他们相信，“苏联不会助我在东北内战，但可助我与蒋获得妥协”；另外，只要美国认为中共无意独占东北，它也不会反对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在当时这种条件下，中共领导人认为，争取同国民政府达成协议，保证中共能在东北获得“一席之地”，不至于被完全排挤出去，是可以接受的选择。

要求国民政府必须承认中共在东北有一定的合法地位，也被中共中央认为是最终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绝对条件，因为中共在东北地区已经有了实际的利益需要维护。根据中共中央的估计，东北中共军队和政治工作干部的人数已经达到30万人，“如没有一批中小城市在手的根据地，则这大军队势不能存在”。但是，那里的实际情况是国民政府不肯接受中共的有关建议，同时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后，不积极向北从苏军手中接收，而是利用同苏联达成的谅解和苏军暂缓向北撤出的机会，不断攻占中共控制地区。特别是停战令颁布以后，国民党军队经过调兵遣将，在南满集结了五个很有些战斗力的军。它们以沈阳为中心，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发动所谓“扇形攻势”，到处攻城略地。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攻势，中共中央越来越相信，国共在东北的军事冲突难以避免，必须给国民党以军事打击，否则中共在那里也无地位可言。不过他们还是认为，这是在东北实现和平的条件。

显然，只要国民政府不放弃独占东北的政策，中共军队必定要进行军事反击。苏联当时已经停止援助中共，而且拒绝中共要求，不参与国共解决东北问题的谈判，它能用来影响中共的唯一办法就是声称美国可能直接干涉。但这个理由是否能长期节制中共中央实施军事反击的决心，是很值得怀疑的。中共中央认为，中共在东北面临的局面决定了如果接受国民政府的条件，不仅会损害已获得的战略利益，甚至会引起更为严重的结果，即“造成党内纠纷”。从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强调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严厉语气看，东北中共部队中一直存在强硬主张，而且相当强烈。实际上，确有部分东北部队基于他们所处的战略位置，坚决反对允许国民党军队接收，并对苏军要求其撤出的政策极为反感，他们为了捍卫战略要地甚至所表示不惜与苏军作战，“全部战死在所不顾”。

中共中央曾经告诉在重庆的谈判代表团，东北局的想法与延安和重庆代表团“都有很大距离，他们雄心很大”，而中共中央越来越倾向认为东北局“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是好的”。另外中共中央也越来越相信，美国和国民政府虽然对苏联不满，但还不至于发动全面进攻将中共军队逐出东北，因为苏军的存在使美蒋对在东北全境大打出手“均有顾虑”。

3月上旬苏军开始迅速从东北撤军，国共仍然无法就解决东北问题达成协议，而马歇尔在3月11日提出的东北停战方案明显有利于国民党。中共中央因此断定，苏军撤退后，“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南满地区不断攻城略地，原来驻在那里的中共军队被迫向北收缩，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共有控制北满的机会。随着美苏在东北的角力进一步加剧和苏联与国民政府关系恶化，苏军在即将撤离东北时决定支持中共控制北满，他们建议中共军队可在长春路“放手大打”，并支持中共军队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中央立即利用这一机会促使东北苏军将部分地区交中共接管。

3月24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坚决实施控制北满的战略。中共中央在指示中说：“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指示还要求东北有关部队：“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鉴于以往苏联出尔反尔，中共中央告诫东北局务必交涉清楚，因为“将来苏联在经济合作问题解决时，可能再对蒋表示好感”。

国民政府此时对北满也是志在必得。4月1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称，东北“只有接收主权”，任何人不能借外交困难要挟政府。这等于是公开拒绝中共的建议。18日，东北中共部队在苏军撤出长春三天后，攻占该市。此后不久又相继占领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向四平中共守军发起攻击。

堪称惨烈的四平攻防战持续了一个月，最终中共军队撤出四平，国民党军队大举北进，并占领长春和控制整个松花江以南地区。6月6日，国共达成东北暂时停战的协议，但双方的军事冲突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迅速向南满和关内蔓延。仅20天后，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发动围攻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共鄂豫皖地区的战役，随后相继在华北、华中和东北向中共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内战终于爆发。中共中央随后发表公开宣言称，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坚持独裁和发动内战，致使“中华民族的生存现在是已经受着中外反动派的共同威胁”，所以“必须警惕起来，团结起来，击退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展开“自卫战争”，“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国共终于彻底决裂，东亚棋局的走势——维持现状还是重新布局——将取决于国共内战的结果。

从历史的进程看，国共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冲突是一条导火索，其结果是引爆了中国的全面内战。强调这一历史现象的重要性在于，东北地区是战后美苏在中国角逐的主要舞台，国共在这个地区的争夺有非常值得分析的国际背景。更为重要的是，三国四方不仅在这里展示了它们之间纵横捭阖的复杂局面，而且大致廓清了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和各自的基本政策，尤其是这恰恰发生在冷战初起阶段。

如前所述，美国和苏联调整各自的对华政策时，它们的主要目的均包括限制对方在中国取得超出雅尔塔秘密协议规定的战略利益。在美国看来，苏联战后初期在东北的行为有可能破坏双方达成的协议，它将通过支持中共造成中国分裂，并因此有机会垄断东北。美国的成功之处是通过外交压力和支持国民政府接收，使苏联没能在撤军后合法控制东北经济，不过美国根据自己对苏联在东北的意图的估计——它主要基于美国在其他地区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采取的行动，造成了美苏关系和中苏关系紧张，至少间接地破坏了国共谈判的气氛。苏联固然没有完全达到控制东北的目的，国民政府的结局则更糟糕。

苏联的政策同样受到它在其他地区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的影响。它在东北问题上的一些强硬措施和对国民政府的过度逼迫，主要是因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担心，尤其是担心美军会进入东北。至今无法证明，如果苏联不采取那些措施，美军是否会进入东北。从实际情况看，苏联通过支持中共彻底破坏了国民政府控制全东北的计划。国民党军队没有到达中苏边境地区，东北长期动荡也使美国无法在那里取得稳定的立足点，虽然还不能证明美国有过那种打算。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前述美苏调整对华政策的目的也包括在双方分别大规模驻军华北和东北的情况下，通过消弭中国内战来避免它们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局势演变的结果是国共内战未能被消除，但是美苏显然已经不可能被卷入其中。马歇尔1946年2月间即向杜鲁门提出，为便于向苏联施加压力，应撤出驻华美军。苏军撤出东北后，美军撤出中国也只是早晚的问题了。随着美苏双方在中国的军事存在日益削弱，它们都将中国问题放在各自战略列表中比较次要的地位。简而言之，虽然美苏关系对中国内战爆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当冷战在欧洲愈演愈烈之时，国共战争成了名副其实的内战，尽管此后国民政府得到被美国政府认为是足够的军事援助，中共也从苏联那里得到被后来的研究证明也不算少的各种武器和军用物资，以及双方展开了有战略价值的贸易。

从中国外交的角度看，国共两党持续不断的战略选择及双方关系的发展，固然受到美苏政策的巨大影响，但是它们在每个阶段上都试图尽可能地利用美苏的矛盾，两党领导人在处理各自的对美对苏政策时往往是非常现实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不在这里探讨的范围之中，就中共领导人而言，他们应付美苏关系的最大收获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国介入中国问题的能力和愿望都是相当有限的，尤其是美国不可能在军事上直接卷入。

在东北爆发的战争最终摧毁了部分中共领导人对美国人的最后一点信任，对毛泽东来说则是证明了他对美国人的一贯怀疑和警惕是正确的。中共领导人在东北内战爆发后，曾经十分关注马歇尔调处的态度。他们当时相信马歇尔能否向蒋介石施加足够的压力是能否阻止全面内战立即爆发的关键因素，而马歇尔本人还不愿支持国民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在谈判中仍然需要“经过他来缓和局面”，所以不仅不宜公开批评马歇尔，而且还要“改善与美人的关系，无论美如何偏蒋，我除据理力争，只要美不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应尽可能争取美人”。在6月休战谈判期间，中共中央指示中共谈判代表一再做出努力，争取马歇尔能够继续保持他在年初调处时的公允。然而，马歇尔这个时期的行动使中共领导人确信，他不仅缺乏控制国民政府的能力，而且正逐步与蒋介石的步调协调一致，因此中共已有必要“重新估计”美国在中国政局中的作用。可以说战后初期中共与美国在东北问题上形成的战略性对抗终于又一次成为导致双方关系破裂的关键。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开始公开谴责美国对华政策，并配合苏联外交努力，要求美军尽快撤出中国，可以说中共已经将美国视为国际敌对势力。6月14日，美国政府向国会参议院提交了《军事援华法案》。这一事件发生在中国全面内战一触即发的时刻，在中共领导人看来，它实际上表明马歇尔的态度变化的确是美国政府决定援蒋内战的反映。毛泽东立即亲自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杜鲁门政府是在倒行逆施。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则再次提起中国变成美国殖民地的黑暗前景，认为美国军事干涉“日益露骨”，国民政府的“美国殖民地色彩”日益显著。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公开宣言，指责美国正企图取代日本，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中共舆论从此恢复对美国的全面谴责，包括从对华政策到美国外交的各个方面。

另外，中共的政策明显受到苏联的影响，尤其在东北的和与战问题上，不能不考虑苏联的态度，但苏联政策的反复无常也加深了中共决策层对苏联的疑虑。当中共领导人决定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时，他们实际上也是下定决心，不再受苏联外交战略的约束。有趣之处是，由于中共中央决定自行其是时恰逢冷战爆发，苏联这时也已经不打算像抗战刚结束时那样约束中共中央了，后来甚至在支持中共的问题上走得更远。

这个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明确提出并在实践中几乎是尽其所能地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在马歇尔来华调处之初，中共领导人根据以往的经验并不相信马歇尔将会秉持公正，他们相信利用美苏矛盾向马歇尔施加压力是可取的，所以在不得不接受美国介入的同时，认为如能使苏联参加调处将“利多害少”。中共中央在给重庆的谈判代表团的电报中如此直截了当地谈到中国传统的“驭夷”之道，即“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所以“如能做到英苏参加更好，如做不到只好让马单独参加”。中共领导人最终未能将苏联拉到国共谈判中来，但是他们认知中的这种变化需要给予重视，尤其是当他们后来逐步为中国在冷战中的角色做出新的定位之后，这种有着深厚历史根基的策略思想必定会被有意识地付诸实践，成为新中国在冷战中最基本的也最富成果的对外政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