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学的清河实验

——社会再组织与社区提升

李强

一 案例背景

“清河实验”是社会学者在北京市清河地区进行的学术理论研究与社会治理实践工作相结合的社会科学实验。最早的清河实验是由老一代社会学家杨开道、许仕廉等人于1928年开创，当时的实验对清河地区的历史、地理、环境、人口、婚姻家庭、经济组织、政治、教育与宗教等方面做了一次全面普查工作，并产生了调研报告《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此报告由杨开道、许仕廉、步济时、张鸿钧、余万等学者合著）。可惜的是，老清河实验由于日军入侵而被迫中断。后来，经过多次讨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于2014年重新启动了清河实验，由李强教授带领课题组（以下简称清河课题组）进行基层社区治理的创新实验。

“新清河实验”认为，在社会治理的三个方面（政府、市场与社会）之中，目前最为突出的是社会发育不足、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性不足等难题，所以，实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探讨如何激发社会的活力以及搭建居民参与、共享的平台。

选择清河地区的原因有二。首先是地理优势。清河位于清华大学以北，相距约20分钟车程，距离较近。老清河实验时期，燕京大学杨开道等人选择这个实验区，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交通便利，有利于师生开展社会实验工作。

其次是清河具备社区类型多样化的特质。清河街道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在老清河实验时期，当时的清河还是乡村地区。而经过数十年的变迁，现在的清河已经完成城市化的转型。清河街道由28个社区居委会构成，包括村庄、城市及城乡结合部等，例如朱房社区就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由村委会和居委会共同治理，当地村民早已完成转型，当前社区内外来人口聚集，为居委会管理工作增加了许多难题。清河街道的28个社区，有较为落后的社区，当然也有较先进的社区，例如“小米”公司的开发总部，就坐落在朱房社区旁边，吸引了许多高精尖人才落户在此，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除此之外，过去清河地区以毛纺业闻名中外，目前还有当时留下的单位制社区，这些社区正在经历转型的过渡时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之所以选择该地区做社会学实验，除了有继承老清河实验的含义外，还因为该地区社区类型和人口构成极其复杂，既有高收入群体、高科技人才、商人，也有低收入外来打工者、从老城区迁移来的居民、传统意义上的“下岗职工”，甚至还有没转制的户籍农民。清河作为城乡结合部，目前内部发展十分不均衡，有多种复杂的空间类型，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的社区都发生了极大变迁，社区类型异常多样化，而这些变迁几乎都可以在清河找到类似的踪影。所以，清河的变化也是中国几十年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变迁所遇到的问题，也同样发生在清河地区。

由此可知，清河地区的社区类型多元。许多目前在中国能找到的社区类型，在这个地方都能找到对应点，而且清河地区的文化与历史资源丰富。基于这样的情况，李强教授与清河课题组认为在清河地区开展基层社区治理实验对社会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清河实验开展之初，适逢党中央提出“社区治理”的新思路，在这个概念体系里，社区治理给社会学创造了很好的语言环境。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当中提及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这是社会学语言，说明一个社会需要有自我调节的能力。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有很强的自我恢复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只不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六七十年里，国人还是不太依赖社会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恢复能力。但事实上中国是有自我调节能力的，例如中国有一个概念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部分的事情是通过“下有对策”来解决的，若是没有“下有对策”，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顺利推动，由此可知，中国社会确实是有自我调节能力的。

因此，在政策背景与社会需求的转型之下，基层社区治理实验具有必要性。目前清河地区约有20万人口，但实际人口只能是个估计值，因为清河的外来人口构成很复杂。清河实验的实践基础有两个方面，其目的是让清河焕发一种新的社会活力，而社会组织是重要的载体。社会组织在清河原来就已经是存在的，但最基本的问题是老百姓和这些组织之间的接轨并不是特别突出。比如说社区居委会，清河课题组发现，如果说这是一个新生社区的话，目前的基本格局是：居委会的成员基本上不是社区中的人。例如在一个高档商品房社区中，大多数居民都是中产阶层，居委会委员的工资不高，而且行政任务繁重，所以其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社区外人员。清河课题组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到任何一个居委会去，不管是9个人还是11个人，当问及一个基本问题“你这个居委会成员有哪一个人是住在这个社区里的”时，结果发现，凡是在那种高档商品房社区、新生社区，几乎是一个也没有。老旧社区还有一点住在本社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但是也正在逐渐变少。这种现象产生一个大问题，社区居民委员会从法理上来说应该是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如果构成人员根本就不是本社区的，那么这个居委会要如何发挥自治功能呢？所以课题组认为，“社会再组织”应该作为实验的第一阶段，而第二阶段才是社区的全面提升。

清河实验在经过前期调研后，课题组走访了辖区内28个社区，最后选出三个典型社区作为第一批的试点社区，分别为橡树湾社区、阳光社区，以及毛纺南社区。

下文将着重介绍三个社区。

橡树湾社区是一个商品房社区，属于中高端社区。橡树湾的这块地最初是属于毛纺厂的，是单位社区（如毛纺南社区等）的附属服务设施，例如食堂和球场等，当时因为毛纺厂经营出现问题，所以只能卖地“解套”。现在橡树湾社区刚完成第五期的建设，相较于毛纺集团时期，这块土地增值非常多。所以说，清河地区整个社会变迁过程是一个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橡树湾社区的居民构成以大学教授、IT行业的公司管理层、个体老板为多数，居住人群文化素质较高。但是，由于都是新搬入的居民，大家互相不熟悉，社区参与明显不足。所以，建设的目标是营造熟人社区，尤其是促进社区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这两类居民自治组织的协调与合作，推动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的融合。清河实验尝试扩大和增加业委会的议事范围（不限于物业管理，而且扩展到社区文化建设、社区服务等）和参与途径，提高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能力，争取获得更多业主的认同和支持。

阳光社区位于毛纺路，相比之下较复杂，其最基本特征依据沃斯的思想来说，就是一个尺寸与密度的问题。阳光社区基本上以搬迁户居多，还有部分是商品房以及单位宿舍，人口构成复杂多元。除此之外，课题组亦从空间再生产方面着手，调查社区内空间的交流与活动状态，发现阳光社区的建筑物配置极为密集，尽管有零碎的公共空间，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大型的公共空间，因此空间的提升一直是清河课题组在阳光社区较为关注的议题之一。清华团队当时曾专门做了一个设计，想把那边一个破棚子拆掉以后找出一块公共空间，但是众所周知，北京规划十分严格，任何改动规划的做法都不允许，所以明明当时给它找出块公共空间，让社区居民能够很好地活动，结果就成违章建筑，所以后来怎么做也做不成，到现在为止，规划也未能批准。可见改造社区空间，也是非常困难的。

上述提及的是社区的复杂性，有一个事件非常有趣。当时清河课题组到了阳光社区以后，老百姓就反映一个长期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公共厕所的问题。阳光社区这一片以前都是平房，后来形成商品房——拆迁盖了楼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忽略了一片平房区。过去大家都上公共厕所，现在大部分人住楼房以后不需要公共厕所了，但是毕竟这好几十户平房区的人得上厕所，这片地区只有一个厕所，本来使用就比较紧张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厕所归环卫部门管，每天晚上11点厕所门就上锁了，所以平房区的居民晚上没有地方上厕所。几年过去，居民多次反映都没有用，因为环卫部门不归街道管。这个问题还是由清华大学出面，邀请多方协商，最后才获得解决。

再来是毛纺南社区，该社区是原来国营毛纺厂的单位职工大院，有34栋居民楼、3275户居民。首先，因为毛纺厂已经衰落，不能再为社区提供服务，该社区也表现出衰落的特征。社区居民生活条件比较差，房屋老旧，环境、垃圾问题等矛盾聚集。社区老龄化问题严重，80岁以上的老人有560位，60岁以上的老人占一半，社区严重缺少经济支撑。毛纺南社区过去曾经有一段非常辉煌的历史，前面提到原本橡树湾社区的那块地曾是毛纺南社区的附属服务设施，单位职工与家眷可以享受非常好的生活福利。其次，因为单位制社区内都是熟人，居民生活上、工作上都在一起，所以邻里感情比较好，这是毛纺南社区的最大优势。但是单位改制后，毛纺集团留下一批下岗和退休职工，加上市场化后新入住的居民，产生许多矛盾与遗留问题，造成管理上较为困难，部分居民不愿缴交物业费，导致物业没有办法发挥很好的作用。

我们在清河看到，今天的政府确实与改革开放以前的政府不一样了。过去是一种总体性社会，政府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现在随着改革放开以来的重大变迁，社会的高速发展，政府承担的服务边界逐渐清晰，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以增加社会活力为目标。同样的，除了政府与社会之外，市场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唯有政府、社会与市场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社会治理才能达到可持续的运作。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新清河实验，在学理上秉承20世纪30年代老清河实验的为民谋福祉的学术关怀和追求，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针对变化了的情况做出新的设计，做出社会治理创新。新清河实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治理实验，也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社会干预和社区组织管理实验。

二 干预过程

（一）怎么做

2005年2月，胡锦涛主席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研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形式，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基层的治理以及社会秩序的提升。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如何提升基层的自治能力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良好的互动，将是社会治理实践中最为重要的具体目标。

数十年的社会和社区转变，使城市社区既有的基层组织架构和运行体系面临着诸多治理难题，集中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原有的行政体系与老百姓的需求脱节，二是机制体制的障碍，三是居委会行政任务负担过重，四是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五是巨型人口的高度集中带来的隐患。社会学历来重视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面对中国社区巨变所引发的诸多治理难题，社会学者当然应该参与研究。

重新开启的清河实验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社会再组织实验”，二是“社区提升实验”。社会再组织实验从改造现有的社区居委会开始。清河课题组提出社区议事委员与居民协商机制的概念，前期选举议事委员以扩大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功能，议事委员更多的是反映居民意愿、参与社区决策讨论。在社会再组织的背景之下，才能进行社区其他方面的提升。第二个阶段就是社区提升实验，主要是通过议事委员带领居民进行民主议事和决策，产生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的社区提升议案，由课题组整合相关专业的专家、设计师等技术资源，由居民参与并过程监督，由此实现社区改造和提升。

1．社会再组织实验：选取社区居委会议事委员与建立议事规则

在第一个方面“社区组织”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创立一个议事委员会。创立的时候就必须思考它的法理合理性，因为在一个基层，如果要有社区参与的话，必须有法理合理性，经过反复论证，课题组认为它还是居委会成员。在议事委员会创立之初，清河课题组的学生做了不少工作。因为在开始的时候必须选出那些有活力、能参与、出于公众心的居民代表，所以就先做了一个测评，了解大体情况，然后有一个选举大会，由居民代表选出议事委员。在2015年1月，第一批试点的三个社区正式选举议事委员。同时议事委员必须经过党委批准。

上述的工作实际上等于把居委会变成两部分，其目的是为了恢复居委会的活力，一块还是居委会成员，因为老居委会必须存在，要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诸如人口普查、经济普查，现在这个居委会成员，光承担上述责任，任务就已经极重了。议事委员最大的特点是不发工资，有会议补贴，议事委员选出来以后，基本责任就是讨论、咨询、监督、建议。居委会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居委会的，拿工资的；另一部分人并不需要天天上班，例如议事委员，但都是在为居民服务。所以实际上议事委员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居委会原来那个自治的功能。这个即是清河课题组推开的社会再组织工作。

后来清河课题组在阳光社区的很多工作都是依托于社区居委会议事委员会来完成的，议事委员还是需要具备一定素质的，同时也会给予其相应的荣誉，每人发一个牌子，正式的证书，还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议事委员所遵循的规则，依然是一个民主训练的过程，这套规则老百姓可能有人会，但是还必须得有训练。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参与规则，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写他的《议事规则》的时候就是这套理论，后来他把它改写成他的建国方略的一部分。议事委员开会等议事过程，实际上就等于党组织、居委会、物业一块开会来讨论问题，这其中必定要有一套议事规则来制约。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一件事情要想做成一定要有组织干预，必须得形成一套新的社会规则以后才能开展。

在议事委员选举之后，为了培育议事委员议事、决策与行动的能力，清河课题组与社区居委会协同举办议事委员培训。2015年3月，阳光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清华大学课题组共同组织了两期“社区服务民主协商讨论会”，共召集到70名居民热心参与，这在该社区是史无前例的大型参与式居民讨论会。两期民主协商讨论会引入了社会学的“开放空间技术”（open space technology）。两期民主协商讨论会共征集到74个项目，经过参会居民的民主投票，从中选出5个居民认为最迫切的须解决的共性问题，分别是活动室建造、自行车棚建造、垃圾楼建设、改善社区绿化环境、文明养犬。然后经过小组协商得出五组解决方案。后期，课题组还组织居民开展了有趣的分糖游戏，使居民能够在活泼生动的活动中理解“治理”中公开、透明、合作、参与、关注弱势群体、将资源利用最大化等意义。

按照实验的基本思路，改组后的社区居委会应既是“议”的机构，同时也是“行”的机构。新增的议事委员，定期开会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讨论。讨论的议题范围是事前经过居民需求调查确定好的。讨论遵循议事机制，并非议事委员漫无目的、毫无依据的展开讨论，而是对所选出的议事委员进行能力建设培训，让大家学会运用一些专业技术，开展居民意愿和居民需求调查，了解居民反映的社区问题。专业技术包括问卷调查、访谈、焦点小组、组织居民召开参与式的讨论会等。只有议事委员带着居民的需求和意见参与讨论，议事委员才能具有代表性。这是议事机制的问题，然后还进一步明确了决策机制。议事之后，由做出决策的代表集体监督落实的过程。

2．社区提升

经由社会再组织建立社区群体参与的机制后，清河实验进入第二个阶段，即社区提升阶段。借由议事委员的平台，所有的社区组织、居民等都可以在原有的水平上逐步提升，这样的话就不存在差异性了。高档社区有高档社区的问题，脏乱差社区有脏乱差社区的问题，由各社区自行针对社区的共性问题进行讨论，并寻求解决方法。所以社区提升即是赋予社区自行解决社区问题、自我调节的能力，当然也是他们现在这个社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涉及一系列问题，如谁来提升、提升什么、怎么提升。具体来说，第一种事情是社区参与，实际上这是社会学比较会做的，一个社区的核心就是社区认同，如果不认同叫什么社区呢？而我们社区过去最大的特点就是只强调政府认同，所有社区认同居委会，认同政府，他就认为事情完了，而下面做的这些事情，包括社区学习等。

例如空间提升阶段的阳光社区的议事厅案例。阳光社区最大的特点就是条件过差，社区没有大型的公共活动空间。所以清河课题组当时就在探讨解决办法。阳光社区议事委员反映老百姓的意见，大概提了96条，之后反过来得给老百姓沟通能做哪些。当然大家要考虑，有资源做吗？这时候才意识到，其实有巨大的资源却没有人去利用。根据北京市的规定，北京市给了每一个居民委员会十几万元的公益基金，最近还加上每年20万元的党建经费，政府对各社区的投资非常充足，只是社区很难妥善利用。后来经由议事委员们提议运用此资金来做阳光社区的空间改造工作，包括阳光南里的活动室修建、北里的自行车棚改造、垃圾楼改造、社区绿化等，这都是让老百姓亲自参与的。利用课题组在建筑规划方面的资源，让居民直接参与规划过程与施工过程，如自行车棚改造等，改造以前和改造以后有很大变化，居民也非常认同。

所以现在的一个最基本问题，也是清河地区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社区参与，这个过程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同学们也都参加了，比如怎么来规范用车，如何找出一个公共活动空间。后来通过多方参与，再加上议事委员的协助，阳光社区成功推动了南里三角地公园的改造项目。

阳光三角地位于阳光社区入口处，大约700平方米的面积，原本公园内没有设施设备，仅有一些绿化，所以成为居民丢垃圾、遛狗的地方，居民很难在这里有交流、互动的机会。经调研以及议事委员、居民等提出建议，课题组与政府协商进行三角地的改造工作。这一次的改造与已往的规划形式不同，课题组希望能让居民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因此规划了小小建筑师、三角地方案征集等活动，征求居民的意见以及组织自愿的参与。后来经过多次方案讨论，三角地改造终于开始实施。这个案例有两大收获：其一，社区公共空间对于生产社区交往、交流有积极的作用；其二，通过居民参与，可以增加社区邻里与社区互动的认同感。

3．社区参与活动

下面主要阐述社区参与活动，当课题组做清河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怎么参与，所以当时就提了两个概念。第一个就是，阳光社区其实是个脏乱差社区，为了让大家都能参与，于是先办理了阳光社区的logo公开竞选，结果发现居民参与非常踊跃。由此我们发现，孩子是中心，所以后来办了一系列亲子活动，让孩子们来参与，也可以带动父母的参与。那天人们参与热烈，都关注整个筛选过程、哪个logo被选用。可以看到大家因为希望自己设计的logo被选上，也带着孩子在积极地做宣传，经过这一过程，居民们成了logo设计者。所以清河课题组认为，一个社区的认同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二）有何改变

通过以上过程能够看到，大家在做的关于空间改造的事情，提高了公众的参与度。例如墙绘的过程，全部是手绘，这样绘制出的图面非常好看。由此可见，社区里面的能人是很多的。再如讨论议事厅的案例，如果是小型议事厅不需要规划就可以批准，同时可以做些外部的改造；而物业也因为收不到太多的物业费进而支持此种做法，其实以前物业是不支持的，可以看到在此过程中的变化。同时需要理解社区、人的提升，居民意识改造等，这些是议事委员这件事情带来的变化。议事委员们也提出了一些口号，例如“社区成立议事会，大事小事有人问，议事会议就是好，民心民意解决了，议事会议要坚持，社区居民都支持”。

议事委员群策群力效果高，层层把关力监督，改善民生又防腐。自从课题组来到阳光社区，社区的改变显而易见。以前居委会想为居民办事，但总是从政府的角度去考虑居民需求，没有听居民意见，吃力不讨好。自从有了议事会以后，居民的事情由居民议，居民的需求更直观地反映给各治理主体，也能够获得有效的解决。

最近课题组也正在思考下一阶段的清河实验走向。实际上清河项目现在还没做文化研究，北京是很有文化的，要壮大对她的历史研究。清河是洋务运动的起源地，例如毛纺厂，在当时是对国家发展有重要影响力的企业。今天毛纺厂衰落了，连年亏损；实际上，这样一种国有企业，争不过南方这些毛纺企业。其实还不如挖掘历史，告诉大家洋务运动的起源。这个地方有孙中山先生当年的议事厅。这个地方将来可挖掘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文化脉络的梳理将是清河实验下一阶段的重要工作之一。

三 理论依据

（一）干预动机

从理论的逻辑出发，还是要坚持社会学的想法，即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位一体。中央政策对于上述的理论是认同的，大概在2月份的时候，《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尽管其中是政治语言，但是在社会学看来，一个社会存在着政府、市场与社会这种三元机制与三元力量。李强教授在《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激发社会活力》一文中讲到，在三种机制中社会属于最弱的一环，怎么培育这个社会是我们当下的主要问题，《人民日报》的政治概念语言也都是承认这些概念的，这样的现象值得思考。

再回到清河实验，从所观察的清河地区来看，党和政府的力量非常强大。从好的方面来说，行动能力确实强，例如，在创建文明社区的时候曾遇到一个大问题，因为政府一旦进行暗访，楼道里就不能堆放杂物，必须让老百姓把楼道清出来。而对于老社区而言，楼道的重要性还是很高的，家里不用的东西都在楼道里放着，结果在那几天，老百姓变得格外“厉害”，街道干部出于好意来帮助老百姓把楼道清出来好创建文明社区，但老百姓是不干的，老百姓多次打110报警，声称“110，我这儿有人抢我东西”,110马上就来了，街道赶紧解释，这不是抢，老百姓在这时候就说他们这箱子里有“金银财宝”，刁难街道人员。所以可见政府的思路跟老百姓生活并不能很好地接轨。创建文明社区有一套指标，而这个指标跟老百姓的生活距离是很远的。所谓政府、市场与社会，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发展起来了，作为政府一个重要补充，在清河地区，有几个社区是比较好的。例如，一个好的商品房社区，如果运作好的话，物业公司基本上就把社区内的所有的问题解决了。

（二）实施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社区结构、居民构成、基层社区、基层组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基层社会治理的既有组织架构已经在各方面与社会的实际需求严重脱节。因此，通过组织变革实现基层社会再组织，成为新时期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路径和基本内容。目前，清河实验的两项最主要的内容，或者称作“两大板块”就是社会再组织（亦称社区再组织）和社区提升。社会再组织就是改革原有的缺少社会活力的组织结构，寻找新的社会力量，提高组织的代表性和自治能力；社区提升就是使社区生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改善和上升。这两个方面，在理论上是分开的，而在实践中是交融在一起的，并且是互相促进和互为因果的。

在清河实验过程中，清河课题组深切感到，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变化过程中，需要做的改革实验的内容很多，社区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比比皆是。社区生活中并存两个方面。一方面，老百姓还沿着传统的路径思考问题，认为社区中的事物都是政府的责任，与自己无关，其依赖性、被动性比较突出。社区参与的积极性比较弱小。而另一方面，在社区居民中确实又可以发现很多积极主动的社会因素、社会力量、社会动力，这是一种潜在的势能，一旦发挥出来就有巨大的能量。所以，清河实验就是要发现和培育这些积极的社会因素，使社会从“被动社会”转变成“能动社会”。

清河实验进一步促进了我们对于社会学“本土化”的思考。实际上，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人口聚合体的现代化转型，虽然清河实验只是一个很小的实验点，但是，通过这个实验点的基层社会治理实验，我们可以思考的是如何探索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在实践和实验中发现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进而对一般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做出贡献。

四 社区营造的启示

总之，在清河的社区里发现了很多社会活力，这些社会活力在原来的框架下是没有人关注的，所以在未来的社区发展中，在政府、市场与社会这三者中，市场这一块其实不用我们做太多，市场运作不需要多干预。在没有市场能力的情况下，其实可挖掘社区的活力。当然，政府资源特别巨大，这一点必须理解。清河实验是在海淀区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与指导之下才可能顺利推动，他们在很多方面给予课题组许多建议，所以政府主导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目前实验遇到的问题更多是反映在社会参与能力方面。这个部分我们发现中国南北方的些微差异。在北方，社会这方面基本没有培育起来，但有无数的潜在力量。最近课题组建立和运作了一个社会组织，这也涉及将来有没有真的由社会组织来运作。总的来看，社会组织的力量还是比较弱。基本上力量都来自政府，大栅栏地区也是这样。这样的话，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培育社会，培育社会从理论框架上怎么跟政府去接轨呢，这个是未来探索的方向，需要做的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