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酿成世界性大灾难。其后疯牛病、SARS疫情、禽流感、9·11事件、毒奶粉、汶川地震、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日本地震海啸和核电站爆炸……各类风险席卷全球，并且有多少风险幽灵在人类上空盘旋，有多少在某时不约而至，这些都挑战着人类日益脆弱的神经，“风险社会”已成为这一时代的典型标签。客观而言，风险一直伴随人类发展的历史，不过在传媒不发达的年代，绝大多数风险事件要么仅激起事发地的波澜，要么仅在事后成为外界的“旧闻”。但是伴随着世界风险社会和地球村的来临，当代社会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变化，“形成共识的是：在未来……，我们将面对深刻的矛盾和引起混乱的似是而非的隽语；将体验‘柳暗花明’式的希望”[1]。世界各国近年来逐渐进入了各类风险频发时期，其中各种“矛盾”与“希望”已经在中外媒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比例和作用：媒介将当代社会风险以前所未有的“同步在场”的形式呈现在公众视野中，同样，媒介所担当的维护国家形象和社会稳定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按照塔奇曼（Tuchman）的观点，正是大众媒介为现代社会编织了密密麻麻的“新闻网”，公众即使足不出户，也可通过新闻“天网”掌握天下信息。星罗密布的媒体网延伸成为人类的“千里眼”、“顺风耳”，并以其栩栩如生的文本表征，给公众提供“真实生活”的“框架”以及言行的“参考指南”。因此，大众媒介作为现代人了解信息、规避风险的公共领域，它至少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发挥其稳压器和调节阀的功能：

第一，提高社会能见度，具象化风险，达到对风险的有效预警。第二，构建风险话语公共领域，实现风险传播的民主范式。第三，搭建沟通平台，设置风险议题，增进社会信任。第四，开展风险批评，监督风险决策。第五，传递风险知识，塑造社会价值，推动社会进步。

陈岳芬认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传媒既要造就一个风险社会需要的个体，也要完成告知、传达、解释和指导等组织功能，与此同时，还要扛起监视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播知识的社会功能。中国传媒同时承受几层挤压，在实际运作中，上述媒介功能的实现自然难以尽如人意。[2]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难以尽如人意”似乎已成为一种悖论：一方面，正是媒体之网给公众编织了各类风险场景，媒体以其强大的宣导抚慰功能已经成为感知风险、规避风险、促进民主、凝聚人心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媒体在风险传播中又往往表现出“多重”属性。

媒介是风险的“探照灯”。2001年7月，南丹发生特大矿难，78人死亡。矿主与当地政府达成攻守同盟、死亡者家属在“经济补偿”之下选择了集体沉默。但是通过人民日报记者坚持不懈的调查取证，人民网7月31日发表的《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引领了众多媒体对矿难真相的追问。隐瞒了17天的矿难在媒介的探照灯下最终大白天下，这也促发了矿难事故的报道高潮，并引起国人对矿难风险的普遍关注。

媒介是风险的“灭火剂”。以三艘油轮泄漏为例，1989年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的埃克森—瓦尔迪兹号、1993年比利亚的布雷尔号、1996年英国威尔士“海上皇后”号都发生了严重的原油泄漏。前两例事件中，由于受到媒体的负面报道，埃克森石油公司损失至少高达70亿美元，布雷尔号触礁地的设特兰群岛损失高达1820万美元。但是在1996年的事件伊始，当局就明确提出：“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把全球媒体对于威尔士的报道变成对我们有利的力量。”为此开展的工作包括：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开通热线电话，组织了二十多次电视和广播访谈节目，向国外传达正面信息，保证各机构和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一致性……这样，“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人知道了威尔士的美丽所在”[3]。正是媒体的鼎力相助，使得威尔士规避了前两例事件的风险，并有效完成了其形象修复，媒体作为风险的“灭火剂”功能得到极好彰显。

媒介是风险“近视眼”。现代媒体之网几乎无孔不入，但是在很多风险传播中，媒体却在事件早期不同程度的“失语”或者成为“事后诸葛亮”。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2005年，三鹿是“大头娃娃”事件的45家问题奶粉之一，但它不仅很快就从问题奶粉的媒介名单上销声匿迹，甚至借助政府力量进一步宣传其正面形象：四部委联合下文，要求各地允许并支持三鹿奶粉的销售。2008年8月，石家庄市在明知三鹿已经有问题的情况下，也没公开信息。9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特别节目“中国制造”首集《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中更声称：三鹿企业“有1100多道工序”，赞扬三鹿奶粉为“中国质量品质保证”的重要典范。三鹿事件前期，不仅传统媒体明显近视，就是媒体新锐“百度”对该事件的跟踪监测也极少。在9月12日新华社曝光三鹿问题奶粉以及网络、手机的集体跟进之前，“三鹿”几年来在危机公关上的过关斩将证明了媒介在风险预警上的近视以及缺位。

媒介是风险的“哈哈镜”。2003年非典事件，从风险性质而言，只是一起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主要新闻周刊的大封面和画面突出的是各种人群团结一心、勇斗非典的精神面貌。但是在西方一些媒体上，非典则成为“哈哈镜”下的各种异形：英国的《经济学家》、美国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新闻周刊》封面上都浓墨重彩地凸显一个面戴口罩、眼神恐惧而不知所措的中国人，《时代》杂志甚至将中国的国旗和一个肺部的X光照片拼贴在一起。在各封面文章中，《远东经济评论》称非典为“中国病毒”，美国《新闻周刊》说非典为“瘟疫的新时代”，英国《经济学家》甚至将非典用“哈哈镜”照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

媒介也是风险的“助燃剂”。社会学的燃烧理论认为，自然界的燃烧必须具备三个元素：第一是燃烧物质，第二是燃烧的助燃剂（如氧气或者空气），第三是点火温度。社会物理学应用该项原理，将社会的无序及动乱，与燃烧现象进行了合理的类比：（1）引起社会无序的基本动因，即随时随地发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和“人与人”关系的不和谐，可以视为使社会不稳定的“燃烧物质”；（2）一些媒体的误导、过分的夸大、无中生有的挑动、谣言的传播、小道消息的流行、社会心理的随意放大等，相当于社会动乱中的燃烧“助燃剂”；（3）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突发性事件，通常可以作为社会动乱中的导火线或称“点火温度”。[4]2005年4月15日，英国《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刊发了一篇题为《牙膏致癌警告》的报道。该报道看起来有理有据，既“引用”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又“援引”毒物学家的建议，指出包括高露洁在内的数十种牙膏含有致癌的三氯生成分。4月17日北京《法制晚报》以《英报称高露洁等牙膏含间接致癌物》为题率先转载了《旗帜晚报》的报道。随后各大媒体从不同角度纷纷跟进，其报道有：《佳洁士卷入牙膏可能致癌风波宝洁承认用三氯生》、《质检总局开查牙膏致癌物》、《省城问题牙膏撤柜》等。到4月27日，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华口腔医学会、英国首席牙科医生主任及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威克斯兰都出面证明：高露洁全效牙膏是安全的。威克斯兰发表声明，他的实验室研究根本未涉足牙膏，更没有提出对任何牙膏安全性的警告。喧嚣一时的“高露洁事件”才终于落下帷幕，整个事件不过是媒介以讹传讹而制造出的一场“公共卫生风险”，媒介在此事件中充当了风险的助燃剂和制造者角色。

……

简言之，无论中外，媒介为何对一些风险视而不见，对一些风险又极尽渲染？为何一些风险在媒介的传播中得到原生态的再现和警示，而一些风险却在传播中变形？为何有时候，风险传播能让人们得到心灵抚慰，也有不少时候“风险”就源自传播……

也正因为媒介的这些变色龙属性，媒介总是不断遭到政府、公众、科学界等的口诛笔伐，而媒介研究学者们也总是在每次风险报道之后开出不少“治病救人”的药方，但媒介的表现似乎并未因此而得到根本性改变：仍然乐此不疲于各类风险事件，仍然我行我素地行走于其固有的报道模式，事后再次遭到大同小异的指责。这就不得不让人疑惑：媒介为何出现变色龙属性？又为何对很多批评都置若罔闻？对于中国，媒介该如何“生产”信息，有效实现“社会公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