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新经济对中国就业影响的研究

“新经济”一词最早被用来形容20世纪90年代美国繁荣的经济景象。2014年10月，我国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并首次使用“新经济”这一提法。随后陆续出台的政府文件中多次出现以“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和协同化”为特征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字眼，标志着我国新经济时代的到来。那么，什么是新经济呢？学界对此尚未得出统一定论，但存在一个普遍共识，即人类的发展与进步源于创新活动。为此，有课题组将新经济理解为：由创新驱动所形成的新产业和新业态经济活动。新经济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以研发和新科技成果以及新兴技术的应用为依托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新产业经济活动。二是为了满足市场多元化、差异化和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对传统经济进行内外要素重组，以“互联网+”模式为代表的新业态经济活动（张车伟，2017）。

一 新经济就业人员的特征

新业态下的共享用工平台吸引了具有典型新业态劳动者特征的就业人员。有课题组发现在平台就业者中，女性就业者比重略高于男性，就业者年轻化趋势明显，高学历人群聚集以及就业者的户籍分割不明显（孟续铎，2018）。在新经济背景下，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参与率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互联网降低了信息搜寻的成本，提高了人与工作匹配的效率。有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女性就业，增加了女性整体就业率的6.85%。互联网使用提升了已婚、低学历或是农业户口的女性活动自雇就业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未婚、高学历和城镇户口的女性寻求非自雇就业的机会（毛宇飞、曾湘泉，2017）。互联网经济吸纳了大量的女性、青年和流动人口就业，这是传统经济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二 新经济对中国就业数量的影响

新经济、新业态为劳动者创造了大量的新就业岗位。数据显示，2016年新经济就业规模达到7189万人，占总就业比重的10.1%，新经济辐射其他行业就业人数达到5001万人，占总就业比重的6.4%（张车伟等，2017）。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所带动的非农就业占总非农就业比重已从2014年的15.2%上升到20.2%（夏炎等，2018）。有学者认为在当前新经济、新业态和互联网经济发展迅速的背景下，“平台就业”“网络就业”和“创业型就业”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机会选择，就业容量日益增大。目前，活跃在滴滴出行平台上的网约车司机的人数超过2000万人，知识技能分包平台猪八戒网的服务提供者人数达到了1000万人，阿里巴巴平台解决就业人数3400万人，2016年已有6000万人提供分享经济服务，其中平台员工人数约有585万人。预计到2035年，数字经济为中国创造的总就业容量将达到4.15亿人（孟续铎，2018）。

三 新经济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

新经济促进了我国就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自2011年起，我国第三产业的从业者人数显著提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从2011年的34.8%、29.5%和35.7%演变为2015年的28.3%、29.3%和42.4%。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都有所下降，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上升了6.7%（李长安，2016）。2016年年底，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已达到33757万人，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也超过了第一产业，实现了就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赖德胜，2018）。截至2018年9月，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分别达到27.4%、28%和44.6%。^[3]学者们认为就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不仅说明了第三产业在将农业劳动人口转移到非农业劳动人口方面起到的显著作用，也为第二产业劳动者转移阵地开辟道路。第三产业在技术创新的驱动下得以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经济下行时期就业保持稳定的趋势。

四 新经济对中国就业形态的影响

经济新常态下，就业形态更加灵活多元。有学者认为在新技术革命刺激下引发的生产资料智能化、数字化和信息化条件下，通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互动，实现虚拟经营和实体生产之间的灵活协调而产生了新的工作模式，即新就业形态。目前，我国市场上的新就业形态大体可分为：创业式就业者、自由职业者、依托于互联网或是市场化资源的多重职业者以及其他新业态下的就业模式（张成刚，2016）。也有学者认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双创”“四众”“互联网+”和“共享经济”背景下的就业市场和工作呈现不断变革的趋势。就业渠道日益多元，工作形式更加灵活，与受限于时间和空间的传统工作模式不同，新型的就业形式表现为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和弹性。“平台就业”“网络就业”和“创业型就业”等更加灵活多样的新就业形态层出不穷，这将成为今后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孟续铎，2018）。

五 新经济对中国就业质量的影响

伴随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就业面临压力，就业质量日益得到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实行更高质量的就业”，党的十九大报告更强调“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有学者认为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对创新起到决定作用的人力资本要素日益重要，尤其离不开人力资本配置即就业状况。就业质量大致包括工作的稳定性、工作待遇和工作环境、提升和发展机会、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度、意见表达和对话机制（赖德胜，2017）。

新经济、新业态打破了传统稳定的劳动关系。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催生了大量兼职、非全日制工作以及各类临时用工，从而出现所谓的零工经济（gigeconomy），本质上是劳动关系的碎片化和去劳动关系化。对于这种新型的雇佣关系是否会发展为主流，学者认为仍需要更深入的观察和实证分析（王文珍、李文静，2017）。

六 新经济对就业提出的挑战

新经济给就业带来机遇的同时，对就业提出了更多挑战。（1）革新人们对就业的传统看法。有学者认为依托于新技术革命的新经济正在对就业造成严重冲击，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将持续颠覆人们对就业的传统看法。（2）匹配就业数量和质量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人类资本积累所面临的质量问题大于数量问题，中国劳动力市场将面临人与工作岗位之间匹配程度不够的挑战。还有学者指出我国劳动力的工作时间过长，部分群体更是面临工作时间长、收入水平不高、工作环境不理想、居住环境差和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新经济下的就业质量问题略显严峻（赖德胜，2017）。（3）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问题。新经济形态下的就业人员特征日趋年轻化和高学历。有学者指出不同于传统经济主要依靠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新经济的增长主力军落到了大学毕业生身上。二者之间的迭代更替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将在劳动力市场中凸显（张车伟，2018）。（4）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学者们认为现行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虽对兼职或非全日制工作做出相关规定，但基本是将其自身定位为传统的企业雇佣的辅助，面对灵活就业人员数量的激增以及多样化就业形态，现行的保障体系明显滞后。

为了应对新就业面临的挑战，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有学者提出从宏观层面要坚持创新驱动，从微观层面要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完善现有劳动法律法规在非标准劳动关系方面的欠缺，为灵活用工企业与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保障。要高度重视对部分特殊群体例如大学应届毕业生和农民工的支持，通过教育和培训，促进新旧动能的协调转换。综上所述，中国劳动力市场将在新经济、新业态和网络经济的环境中不断变革更替，可预见的是，中国的就业将朝着更高质量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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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文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2]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3] 李希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就业质量稳步提高》，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810/t20181023_1629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