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进化论和科隆群岛上的否认（厄瓜多尔）

于是上帝创造了地上各种各类的动物。上帝看这些动物是好的。

接着，上帝说：“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鱼类、鸟类，和一切牲畜、野兽、爬虫等各种动物。”

于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他造了他们，有男，有女。

——《创世纪》：1：25-27

（Genesis 1：25-27）

本书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人类起源于一些低等的组织形式，这样的说法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非常厌恶，对此我很遗憾，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人类起源于某种有毛、有尾巴的四足动物，而且这种动物很可能是栖息在树上的。

——查尔斯·达尔文，《人类的由来》，1871年

（Charles Darwin，The Descent of Man，1871）

我为进化的故事而着迷，它才是近代版的创造神话。最先引起我注意的一点是进化论与《创世纪》的内容相互矛盾。事实上，相互矛盾的何止于此，因为按照科学家解释的进化论，人类的出现本质上是一个无目的性、无意识的过程带来的意外结果……那么真的是上帝创造了我们吗？还是我们创造了上帝？

——詹腓力博士（Dr.Phillip Johnson），

《审判达尔文》（Darwin On Trial）的作者，也是“智慧设计运动”的创始人

你能看到什么取决于你看之前想什么。

——尤金·陶曼（Eugene Taurman）

查尔斯·达尔文搞砸了。他焦急地在自己从科隆群岛（Galapágos Islands，又称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带回来的鸟类标本中寻找着，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其实很明白，自己在群岛上的工作中有不可原谅的失误。此时是1837年，乘坐英国测量船——英国皇家军舰比格尔号（HMS Beagle）进行的环球航行是三个月前才结束的。已经27岁的达尔文现在居住在伦敦，他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环球航行之后刚刚回到陆地上开始工作。达尔文认为自己在科隆群岛上找到的是仿声鸟，他亲自从岛上打到了四只鸟，去了内脏，填上棉花，并给每只鸟贴上标签来说明它是从哪个岛上捕获的。可是现在，伦敦的鸟类学家在仔细研究了这几只鸟的标本之后，断定它们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种类，而达尔文本来认为它们都是同一个种类的，他哪里能想到会是这样！至于那些雀鸟标本，更是完全失败的。达尔文在岛上的时候本以为自己抓到的禽类中一半以上应该是鹪鹩类、莺类、黑鸟等，甚至有些应该是属于完全不同的科，更不可能是相同的属，可现在他才知道这些鸟几乎全都是雀鸟。更糟糕的是他根本没注意标明这些鸟分别来自哪个岛屿，并且还把某两个岛上的鸟类标本直接混着放在了一起。动物学会的那位鸟类学家肯定会问他这个让他最担忧的问题：你能说出哪只鸟来自哪个岛屿吗？而紧张的达尔文知道自己根本无法确定——自己犯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错误。

之后没多久，达尔文又发现自己还犯了另一个更严重的错误：虽然他很喜欢观察科隆群岛上那些巨型陆龟，甚至还骑过一只，但是当时他的判断是这些陆龟应该原本生活在印度洋岛屿上，是被海盗带来科隆群岛的。可直到最近他才得知自己观察过的那些陆龟都是科隆群岛上独有的！而他根本没有想过要收集哪怕一只成年陆龟样本，更不要说是收集每个岛上的不同样本了！最讽刺的是，达尔文想起来自己不知道吃掉了多少这样的巨型爬行动物——因为它们后来成为船员们很喜欢的一种食物。像每个岛上的仿声鸟都属于不同种类一样，会不会每个岛上也都有不同种类的陆龟？这样的结论本来可能会有重大的科学价值，也可以为他正在研究的一些生物问题提供很大帮助。但是现在怎么后悔都已经晚了。达尔文清楚地知道他不可能重新回到6000英里以外的科隆群岛，重新回到这些鸟类和陆龟们生活的那个隐蔽在太平洋上的火山岛链。（事实上，在他今后60年的生命中，达尔文再也没有离开过英格兰。）

后来达尔文在自己的传记中写道：“每个航海者都逃不开的宿命就是每当你发现某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值得你注意的问题时，也就到了你马上要离开的时候。”此时的情况让达尔文心烦意乱，他连饭都吃不下了。突然，处在惶恐不安中的他想到了一个也许能拯救他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的办法。比格尔号的船长罗伯特·费茨罗伊（Robert FitzRoy）以及其他一些船员在航行途中也收集了各种动物标本。虽然这些同船人都不是受过专业培训的博物学家，所以谁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自己的标本制作恰当的标签或是有谁会刚好收集了达尔文所需要的鸟类。无论如何，达尔文还是匆匆地发出了许多措辞小心的信件：“请问您是否在科隆群岛收集了任何小鸟标本？如果有的话，您是否标记了它们是来自哪个岛屿的？”

门外的马车来来往往，车里坐的都是穿着西装、戴着大礼帽的绅士。达尔文写好信封上的地址，匆匆赶往了邮局。此时的达尔文根本不可能想到进化论整个概念的成功与否也许就要取决于费茨罗伊以及其他一些船员给他的答复了。科隆群岛的每个岛屿上是不是都存在和那些仿声鸟相似但又不同的物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或者那些仿声鸟只是一个特例？这个又高又瘦，有栗色头发，胡子刮得很干净，眉毛浓密，额头突出的年轻人一边走一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这片狭小、不起眼的岛链上似乎生存着无数不同而又相关的物种。为什么科隆群岛上的物种数量远远超过同等面积的内陆地区所拥有的物种数量？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岛屿会不会就是解答物种起源这个“谜题中的谜题”的钥匙？新物种是如何产生的？或者简单一些说，仿声鸟、蚯蚓和人类这样毫不相干的生物最初是怎么出现在地球上的？物种是如达尔文此前一直相信的那样由神创造的吗，还是有什么更“自然”的解释？除了依托于超自然的宗教经典，会不会有一个他能看到、摸到、感觉到的根植于这世上的解释？自己收集标本时的不严谨可能导致自己航行中收集的一些重要数据永远失效的想法让达尔文坐立难安，他忐忑地寄出了所有的信件，剩下的就只有等待了。

“我不相信进化论，”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华裔美籍老者对我说。我们参加的是一个为期八天的科隆群岛环游项目。我们乘坐的船叫伊甸号（Eden），现在是航行的第二天。这位老者是位退休的工程师，也是一位祖父。他的一头短发已经灰白，鼻梁上架着一副有金属细边框的眼镜。他本来是中国台湾的人。很久之前他的祖先遇到了去台湾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并从此改信基督教。老者40岁的儿子、儿媳和他们的三个孩子——贾森（Jason）、萨拉（Sarah）和山姆（Sam）——与老人一起坐在船舱里的木质长餐桌边。几个孩子都生活在加利福尼亚，他们很有礼貌，都戴着眼镜，都在家里接受教育。他们带着一幅科隆群岛的地图和一本关于科隆群岛上的鸟类的书籍。这个家族的三代人都是坚定的神创论者。

“进化论里面有很多漏洞，”老者用叉子指着我强调说，“就像一块乳酪——瑞士乳酪。”说着他扎起了一块煮烂的西兰花，三个孩子都被这个笑话逗乐了。12岁的萨拉戴着牙套，头上戴着一顶翘皮的白色草帽，帽檐向上扬起。她留着黑色的长发，穿着崭新的卡其布短裤和系扣衬衫，其他家人也是和她类似的装扮。

这条船全长75英尺，除船员外有十几名乘客，此时我们正在吃午饭，有鱼、米饭、豆子和一些罐头蔬菜。所有食物都是从厄瓜多尔空运过来的，这些群岛就是属于它们以东大约620英里以外的厄瓜多尔所有。我们的船现在正停靠在西班牙岛（Española Island）沿岸，它也是组成科隆群岛的13个岛屿之一。

“在城外各处堆上25个煤堆，把它们想成雄伟的高山，再把空地想象成一望无际的海洋，你就能得出……［科隆群岛］大致的景象。与其说它们是一片群岛，倒不如说是一片不再喷发的死火山，也许这就是整个世界……经历一场巨大的火灾之后的样子。”《白鲸记》（Moby Dick）的作者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这样写道。

梅尔维尔在1841年第一次来到科隆群岛时还只是一名22岁的捕鲸船水手，不过他对岛屿形成原因的判断是正确的。以西班牙岛为例，它就是一座已经被淹没在水中的巨型火山露出水面的山顶部分，水下的主体是从几千英尺以下的地壳上突起来的。这座火山在大约300万年前就停止喷发了，它的熔岩都已经冷却，渐渐地，经过千万年的演变，这里开始出现不同种类的生物，它们可能是被海水冲上岸，或被风吹到岛上，又或是被飞过的鸟类和漂流的残骸携带而来。此时正是5月，气候温暖，潮水适中，伊甸号在水中轻轻摇摆，我们倒在玻璃杯里的饮料也随之轻微地晃动着。

“这本书怎么样？”我发现桌上摆着一本《审判达尔文》，于是就问那位老者。我们之前讨论了分子电路如何让电子芯片的速度越来越快。他认为电子芯片的升级换代太快了，很难预测它们将来能发展到何种程度。“纳米技术是电子科技的未来”，他的儿子说，他们父子俩都是电子工程师。

“对了，芯片是被设计出来的，就像人类是被设计创造出来的一样。”老者这样对我说。

他把书转过来让我看，封面上有一张老年达尔文的大理石雕像的照片。他留着胡子，穿着一件宽大的维多利亚式外套，坐在椅子上。雕塑的面容阴郁，眉头紧锁，图片的位置在这个给他定罪的标题之下，这位因削弱了《圣经》关于神创论的说法而受到审判的生物学家看起来并不情愿参与其中。

“这本书非常棒，”老者说，“它真正解释了世界是如何被这个荒诞的理论愚弄的。”

萨拉和她的两个弟弟听到“荒诞”这个评价时又吃吃地笑了起来。

老者切了一块鱼肉，隔着桌子看着我，问道：

“这本书的作者詹腓力是个律师，也是智慧设计的创始人。你看过他写的书吗？”

我一边继续吃我的豆子一边摇头。

“你相信我们的祖先是动物吗？”

这一家人全停下手上的动作看着我，我举着一勺豆子的手也停在了半空。

鉴于船上除我之外的人大都是来度假的，所以我觉得转移话题才是最好的策略。

“这本书上提到达尔文的雀鸟的故事了吗？”我知道那几个孩子对鸟类尤其感兴趣，于是问了这么个问题。老者皱着眉摇了摇头。

“几百万年前来到这里的一个物种是怎么演化成13个不同种类的雀鸟的？”

“我不信，我跟你说，我不相信进化论。”老者说。

“我们今天早上散步的时候看到雀鸟了，一种棕色的小鸟。”萨拉高兴地说。

“还有蓝色的鲣鸟！”八岁的山姆说，三个孩子听到鲣鸟这个词又都笑了。

今天早上我们确实看到了有蓝色的腿和脚的鲣鸟，它们现在在科隆群岛到处筑巢，甚至就在地面上产卵。这些鲣鸟大约3英尺高，爪子很大，是明艳的蓝色，趾间有蹼，黄色的眼睛很小，是朝前的，位于鸟嘴上方。这样的眼睛位置能够让鲣鸟获得立体的视觉，因此鲣鸟不同于其他鸟类，当它们看着你的时候，你会感觉它好像是直直地瞪着你，看起来有点凶巴巴的，像袖珍版的图书馆管理员。鲣鸟的英文俗称“Booby”来源于西班牙文“bobo”，就是“小丑”和“傻瓜”的意思。在布满岩石的岸边摇摇摆摆地走动的鲣鸟看起来更像有一对斗鸡眼的卡通形象，而实际上它们是很凶猛的捕鱼能手。

今天早上在这片似乎被烧焦一般的地表上散步时，我们还能看出岩浆曾经流过这里的痕迹。仿佛热糖浆一样四处流淌的浓稠岩浆渐渐凝结冷却，爆裂的气泡破坏了平滑的表面，在地面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坑，有的像拳头那么大，有的则有头颅那么大。虽然我们看到了一些带着短小鸟喙的棕色小雀鸟，但是更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在我们头顶翱翔的黑色军舰鸟。它们翅膀的弯折处尖锐骨感，看起来像恐龙时代的翼手龙一样。在更远一些的地方，萨拉指着一群巨型蜥蜴让我们看，这些蜥蜴都是黑色的，大概3英尺长，有带刺的肉冠和波纹状的皮肤。大部分蜥蜴都抬着头紧盯着海面。

“看呐！”萨拉大喊着。她的两个弟弟都跑到她身边，手肘和膝盖都露在卡其布休闲服的外面。他们又指又叫地让父母和祖父快点过去看。沿着岸边延伸进半透明蓝色海水中的石块上趴着海蜥蜴，它看起来比我们见过的任何东西都更像是来自远古时期的物种。

在我们来到这里的将近500年前的1535年，一位西班牙主教托马斯·德·贝兰加（Tomás de Berlanga）从巴拿马扬帆起航，前往南美洲西海岸上刚刚被征服的印加帝国。船上载满了士兵和马匹。然而，船一离开厄瓜多尔的海岸，海上突然就没有风了。接下来整整六天的时间里，主教和船上的士兵们只能任由他们的船只被一股奇特的寒流带着向西漂上了太平洋。到了第七天，船员们终于看到了陆地——广阔的大海中升起的一座岛屿。当时船上的饮水已经不足，贝兰加于是派人上岸寻找泉水或溪流，但结果让他非常失望：

岛上一滴水也找不到……［只能］看到海豹、海龟以及巨型的陆龟，那些陆龟大得能够驮动一个人，此外还有很多看起来像毒蛇一样的蜥蜴……［在另外一个岛屿上他们也发现了］许多海豹、海龟、蜥蜴、陆龟［和］各种与在西班牙能见到的类似的鸟类，但是它们笨得不懂得躲人，很多都是徒手就能抓住。

那些“笨”鸟显然就是科隆群岛上的鲣鸟和其他海鸟，出于一些无法说明的原因，它们并不惧怕人类。

这条船只停靠到这个岛屿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贝兰加登上陆地并主持了一场天主教弥撒仪式。尽管贝兰加并没有明确提及，但是主教毫无疑问地认定岛上所有生物，包括那些巨型陆龟都是由上帝创造的，而且是从被创造之日起就以此时的形态存在，在大洪水期间，也都由诺亚按照雌雄一对的方式带到了方舟上，并在洪水退去后又被放归野外。主教当然知道诺亚在大洪水期间已经是900岁的高龄了，而他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走遍了整个世界，甚至包括喜马拉雅山脉最高的山峰。这些陆龟和其他动物在被放生之后又不知怎么地刚好找到了返回这些岛屿上的路，考虑到相传诺亚方舟所在的土耳其的阿勒山（Mount Ararat）距此有大约7000英里的距离，这也应该算得上是个小奇迹了吧。反正主教后来给西班牙国王的信是这么写的：

在耶稣受难日这一天，我命人带着必要的东西到岛上举行了弥撒仪式，然后我又命令他们两三个人一组四处寻找。上帝保佑他们能在乱石中找到峡谷……找到［大桶］的［泉］水，愿他们抽出泉水之后，还能找到越来越多的水。

主教后来虽然为找到水而松了一口气，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在海洋中会发现这么多火山岩，他在信中还写道：“好像是上帝曾经某个时候［在这个岛上］下了一场石头雨。”最终贝兰加和他的船员们辗转到达了大陆上的秘鲁，但还是因为缺水而死掉了十匹马。

后来主教在向国王查理五世（King Charles Ⅴ）汇报的信件中描述了这个之前未被发现的群岛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巨大陆龟，当时他称这些龟为“galápagos”，这个词在16世纪的西班牙语中就是“龟”的意思，但是后来这个词被弃用了。所以这个岛后来在欧洲人的地图上就显示为了加拉帕戈斯群岛（Las Islas de los Galápagos），即“龟之岛”的意思，就是由那些800磅重、6英尺长，能驮动一个成年男子的巨大爬行动物而得名的。

后来到这里考察的欧洲人都认为岛上的这些生物与他们曾在其他地方见到的所有生物都有显著的区别。然而它们的特殊性并没有让早期的士兵或探险家们对这些岛屿产生什么兴趣。事实上，人们大多倾向于将这些突出海面的火山顶部看成荒凉、缺水的峭壁，这样险峻的地貌也体现在生活于此的动物身上，它们要么是在地上滑动，要么跳跃，要么爬行。如后来赫尔曼·梅尔维尔描述的那样：“在这里只能看到爬行动物的踪迹：陆龟、蜥蜴、巨大的蜘蛛、蛇以及自然界里长相最怪异的鬣蜥。这里听不到一点声音……没有嚎叫——唯一能听到的生命之声只有信子的嘶嘶声。”

爬行动物发出的嘶嘶声其实是原始世界的一种通用语，除此之外，人们还能听到海浪击打火山岩时发出的隆隆声，能看到随之而起的巨大水柱和飞溅的带着咸味的水雾。有时火山还会喷发，山口处翻滚出巨大的烟云，滚烫的岩浆一路奔流入海，山腰上的任何动物和植物都会被吞噬。至少对于一部分到访者而言，科隆群岛上长相怪异、体型硕大的陆龟和成群的扭绕在一起的黑鬣蜥似乎把他们带回了大洪水以前的远古时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些生物则更像是中世纪欧洲艺术家们描绘的那些在地狱中经受折磨的怪物。

查尔斯·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刚上学的时候，几乎每一个男孩都有一本《世界奇迹》（Wonders of the World）。我经常读这本书，然后还会跟其他男孩争论里面一些结论的真实性……我觉得正是这本书让我产生了最初的探寻遥远国度的愿望，最终，乘比格尔号环游世界实现了我这样的梦想。”

查尔斯·达尔文到达科隆群岛的时间是1835年9月。事实上，此次航行中经历的冒险已经远远超过他所有的预期了。绕过合恩角（Cape Horn）的时候，他们的船遇到了巨大凶猛的海浪，整个比格尔号被巨浪冲击得向侧面翻倒，差点儿就被彻底毁坏了；后来他又去探访了与外界几乎没有来往的巴塔哥尼亚印第安人（Patagonian Indians），这些人不穿衣服，而是把海豹的油脂涂抹到身上。达尔文在崎岖的安第斯山脉南部穿行，有些地方是靠徒步，有些地方则骑马。他探索了整个巴塔哥尼亚地区，发现了已经灭绝的古代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化石，其中就包括一种已经灭绝的体型有河马那么大的啮齿类动物的化石。他还收集到了无数科学家们此前见都没见过的新奇物种的活体样本。除此之外，容易晕船的达尔文在船上的生活也很艰苦，身高6英尺的他在过去的四年中一直蜗居在一个10英尺宽、11英尺长、5英尺高的小舱房里，只能睡吊床。每当遇到海浪，吊床就会疯狂地晃动。尽管如此，他在整个考察过程中一直尽职尽责地收集着南美洲的植物、动物和矿物标本。现在他们终于要穿越太平洋，踏上回家的旅程了。

达尔文22岁离开英格兰之前本以为这次航行只要两年时间。他一点也不像一个能在科学界闯出什么名堂的人，事实上，他几乎是最不可能写出《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这本历史上最著名的著作的人。这本书提出了一种解释生命如何从最简单的单细胞有机体进化为像猿猴、羚羊和人类这样复杂的生物的理论和机制。达尔文从小就被培养为一名一神论者（Unitarian），这个基督教派系和其他基督教信徒一样相信，上帝用一天创造了天和地，又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后来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了伊甸园。

尽管被灌输了那样的宗教理念，达尔文十几岁的时候还是和一群挥霍无度的年轻人混到了一起，把大把的时间花在了打猎玩乐上。他暴怒的父亲曾指责他“除了打猎、养狗、捉老鼠之外什么都不关心，总有一天会让自己和整个家族颜面尽失”。达尔文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医生，所以达尔文在17岁的时候决定追随他家族的传统到医学院就读。然而，没多久他就退学了，因为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既怕血，又见不得麻醉剂发明之前病人接受外科手术时通常要遭受的痛苦。后来达尔文转到剑桥大学攻读普通学士学位，直到22岁毕业。在最后的毕业考试中，达尔文只有神学得了最高分，而其他科目都是勉强通过的。虽然他从小就喜欢收集甲虫之类的标本，而且对地质学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但此时他的人生目标仍然是成为一名牧师，他还认定自己将来会到乡下找个地方，为教区群众解决宗教问题，一辈子过着平静的生活。剑桥大学是神职人员的最佳选择，这里的教授都是各个修会的成员，至少一半的学生都是抱着成为神职人员的目标来这里求学的。

达尔文毕业后没多久，一艘名叫比格尔号的没什么人听说过的船只停靠到了英格兰的普利茅斯（Plymouth），并在那里悄悄地做着驶向南美洲的航行准备。海军部给这艘船只下达的任务是考察南美洲南部复杂海岸线沿线的巴塔哥尼亚地区。比格尔号的船员从五年前就已开始这个充满艰险的任务。此时的船长是26岁的罗伯特·费茨罗伊，他知道以后的航行至少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所以他决定寻找一名年轻的“绅士”——既要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给自己做个伴儿，又可以作为满足考察需要的博物学家。费茨罗伊已经发现在之前的航行过程中，船上并没有博物学家同行。没人愿意来的原因其实就是：虽然被选中参与考察的博物学家可以免费乘船航行，但是要自己承担膳食费用。

费茨罗伊本来邀请了自己的朋友——31岁的伦纳德·杰宁斯（Leonard Jenyns）同行。后者既是一位牧师，也是一位业余的博物学家。然而杰宁斯之前已经获得了一个神职工作，在权衡了一下有报酬可领的教区职务和摆在面前的无报酬的多年航行旅程之后，杰宁斯最终还是拒绝了费茨罗伊的邀请。后来，达尔文在剑桥就读时的一个教授得知了这件事并写信告诉了达尔文。当时22岁的达尔文怎么也想不到，这封信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就像为即将驶来的列车扳动了铁路变道开关一样。

剑桥

1831年8月24日

亲爱的达尔文：

……我想我大概很快就能见到你了，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非常乐意接受这个职务，你可以前往火地岛（Terra del Fuego）然后从东印度群岛返回——［剑桥大学的乔治·］皮科克（George Peacock）［教授］向我询问，有没有可推荐的博物学家人选能够陪同受［英国］政府委派的费茨罗伊船长一起去美洲的最南端考察。皮科克教授会阅读这封信并从伦敦转寄给你。我向他说明了你是我认为愿意接受这个职务的人中最理想的人选；我还说虽然你不是一位顶级的博物学家，但是完全可以胜任收集标本，以及观察和发现博物学角度值得注意的事物的工作。皮科克有权决定这个人选，如果他找不到愿意接受这个工作的人，也许就不安排博物学家同行了——费茨罗伊船长想找的……不是一个简单收集标本的人，更重要的是能作为他航行中的伙伴，所以这个人不一定要是个多出色的博物学家，但必须是一位绅士。具体的待遇和［开销］我都不太清楚，航行的时间是两年。你可以带很多你喜欢的书籍或其他什么……我希望你能马上进城同皮科克详谈……以了解更多具体情况……

J.S.亨斯洛（J.S.Henslow）［教授］

［又及］考察船（最早）将于［1831年］9月25日启程，你要抓紧时间。尽管这个意外的机会让达尔文激动万分，但是他的父亲对此坚决反对。因为老达尔文想让儿子找个有收入的工作，而不是还要由自己来承担儿子出海考察的费用，本来他就一直为达尔文从医学院退学感到失望。不过最终父亲还是妥协了，所以在1831年12月27日这一天，几乎就要成为牧师的年轻的达尔文作为一名博物学家乘船起航了，这次航行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会改变人类对于自己在这个自然世界中所处位置的理解。

在达尔文启程之时的32年以前，一位年轻的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就出发踏上了自己长达五年的科学探索之旅，最终他穿越了整个拉丁美洲，其间他还发现了亚马孙河与奥里诺科河（Orinoco Rivers）之间的联系。洪堡发现了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巨大洋流；爬上了厄瓜多尔的火山，收集了动植物新品种的标本；还探索了亚马孙地区和安第斯山脉地区。他35岁的时候返回欧洲，立刻就受到了广泛的赞誉。与达尔文不同，洪堡从小立志探险，他的一生都在为这次远征做准备，他学习过地质学、解剖学、植物学、测量学和天文学，通晓多国语言，还学习了当时最先进的各种科学仪器的使用方法。相较之下，比洪堡启程时的年纪还小八岁的达尔文则只是一个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普通学士。虽然他学习过一些地质学，还热衷于收集甲虫，对鸟类标本制作方法也有所了解，不过事实上他顶多算一个业余爱好者。达尔文参与航行的工作内容就是收集所有他遇到的新鲜动植物的样本，记录被考察地区的地质情况，以及陪同船长进餐。否则按照船长当时的职衔，他只能独自一人吃饭。原本的计划是等比格尔号航行结束之后，英格兰的专家们会对年轻的博物学家收集到的标本进行研究并由他们来判断这些发现是否重要，就算有什么重要的结论可以由此而得出的话，也是这些科学家才有权依据达尔文收集到的信息来给出结论。所以达尔文的身份就只是收集者，而伦敦的那些专家们才是真正的科学家。

在从学校毕业之后的那个夏天，也是在得知比格尔号给予自己机会之前，达尔文阅读了洪堡在1825年出版的《1799～1804年新大陆亚热带区域旅行记》（Personal Narrative of Travels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America，During the Years 1799-1804）。后来达尔文说这本书对自己的影响极为深远。伟大的德国科学家依据科学方法的新理念对看似复杂混乱的现象进行了推理分析，其过程不但让达尔文有了要出去游历的想法，更如他后来在自传中说到的那样，“激发了他要为伟大的自然科学体系做出自己微薄贡献的热切愿望”。当时达尔文并不知道自己很快就会遇到这样的机会，但是不到六个月之后，新被任命的“博物学家”兼“绅士同伴”就开始为前往洪堡探索过的那片大陆而准备行装了。他绝对不会忘记装进行囊的就包括那本已经翻旧了的洪堡的旅行记。

32岁的蕾切尔（Rachel）是一名美籍以色列犹太人，她即将迎来自己孩子的出生，然而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已婚的波多黎各天主教徒。“我对上帝有很大的疑问”，蕾切尔对我说。我们刚从圣地亚哥岛（Santiago Island）潜水归来，此时一起坐在伊甸号船尾的甲板上。蕾切尔个子不高，戴眼镜，棕色的头发短而稀疏，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她是一位在迈阿密工作的心理医生，她的波多黎各男友也是一位心理医生，问题在于他不但已婚，而且有三个孩子。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觉得要去相信是上帝创造了这么多的苦难很难。”蕾切尔说。

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我们穿着人造蹼潜入了一个蕴藏着丰富物种的水下世界，包括雀点刺蝶鱼、约翰兰德蝴蝶鱼、蝴蝶鱼、金边刺尾鱼、梭鱼、加拉帕戈斯鲻鱼、灰纹髭鲷、墨西哥猪头鱼、鹦鲷、大金、石鱼和鹦鹉鱼等。洪堡寒流是世界上蕴含生物最丰富的上升流之一，我们所处的位置正是寒流末端，大量的海水沿着南美洲西海岸向6000英里以外的科隆群岛方向流去。我们从船后侧的平台滑入水中，下面有一片青木瓜色、缓慢旋转盘绕的海藻，随着海浪的涌入做着芭蕾舞一样的动作。我们蹬着人造蹼继续游过一片蓝色的洞穴，偶尔会有一束阳光透进水下，照亮游鱼身上的鱼鳞，或者是打到成群的鲻鱼身上反射出闪耀的光芒。我们游过的时候，鱼群会在我们面前分开，像一个自动收起的帷幕，只是每块帷幕上都有好多眼睛。

即便是水下的这些生物似乎也不怎么怕人，我们可以游得很近，几乎近到伸手就可以触碰它们。往往是直到最后一秒，它们才会随意地用尾巴拍拍水从我们的指尖上游走。我们向前往接近火山岩沉积构造的地方游去（圣地亚哥岛其实是由两座火山组成的），一只年幼的海狮在我旁边绕着圈地游来游去，鼻子里还会喷出气泡，气泡形成的曲线就像一个小小的摩天轮。有那么一会儿，海狮甚至游近到距我的面罩不足1英尺远的地方，还用它球形的大眼睛盯着我看。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回到了船上，胳膊上的鸡皮疙瘩都还没有退下去，身上还有海水往下滴。我们四肢伸展着坐在伊甸号船尾的甲板上把自己晾干。

蕾切尔继续谈起她的宗教话题：“我弟弟哈伊姆（Haim）是个信徒，我是说真正虔诚的那种信徒。他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里生活，有九个孩子。”

蕾切尔是在美国上的医学院，然后在医院里做了一名医生，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帮助那些有生理疾病的病人。之前她和一位年轻聪慧的犹太男子交往了很多年，他有稳定的收入，她的父母也对他青睐有加，按她的说法就是他浑身上下都透着“稳妥”。他几乎是完美的，可唯一的问题是蕾切尔并不爱他。后来，她在医院里认识了巴勃罗（Pablo），他比她大十几岁，也是一位心理医生，不但聪明，还会跳很棒的萨尔萨舞。他们很快就开始秘密交往了。巴勃罗说他会离婚，说他根本不爱自己的妻子，说他们已经协议分居之类的。五个月后蕾切尔发现自己怀孕了，可是巴勃罗没有要离婚的迹象。现在已经又过了四个月，蕾切尔的家里人都不知道她怀孕的事，连她弟弟和她最亲密的朋友都不知道。假期将至，蕾切尔于是抱着思考人生的想法订了一张环游科隆群岛的船票。此时她穿着黑色的泳衣，坐在一张躺椅上，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可知论者。

“我不明白。我从小说着希伯来语长大，只吃犹太洁食。我是说我们在家里连鱿鱼都不吃，因为犹太人只能吃有鳍有鳞的海鲜。所以龙虾并不包含在内！我们也从来不吃菲力牛排，因为那里面有坐骨神经。你知道什么是坐骨神经吗？”

我摇摇头。

“我知道！我是上了医学院之后才知道的！我们也不吃硬奶酪，只能喝有限的几种葡萄酒。我是说这太疯狂了。这些与上帝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犹太人相信进化论吗？”我问。我此前其实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想过其他任何宗教信仰是如何看待进化论的。我并不知道神道教教徒（Shintos）怎么看待进化论，我只知道美国有一些非常保守的基督徒并不认同人类是由动物演变而来的说法。事实上，我刚刚还读到，最近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北美地区只有不足47%的人相信进化现象是真正存在的。对于一些人来说，亚当和夏娃是由伊甸园里的其他一些动物缓慢进化而来的想法让他们极为不安。

“大多数犹太人相信进化论”，蕾切尔斜睨着我点头说。她手里举着一杯冰镇草莓代基里酒，这是伊甸号上的酒吧里的招牌饮品（pièce de résistance）。“怎么说呢，至少是某种意义上的进化。他们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和生命，但同时也创造了发生进化的法则。这也是世界上为什么最终会出现人类。不过也有人不相信进化论。我弟弟哈伊姆就不信，他只相信世界是大约6000年前由上帝创造的，人类也是上帝创造的，我们永远不应该吃鱿鱼，也永远不能在安息日工作。”

几乎就在她说话的同时，一只黑色的军舰鸟落在了船栏上一根像矛枪一样向外伸出的金属桅杆顶端。军舰鸟拍拍翅膀，身上的羽毛泛着光，鸟喙很长，尖部像爪子一样向下勾起。它站在那里左右转头，完全视我们而不见地望向海面。科隆群岛上唯一让人郁闷但是又很有趣的一件事是：在这里你很快就会无奈地发现很多动物都会当你压根不存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大陆上的动物有一种内在的“猎食者警报”，这对于它们的安全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岛上的动物根本没有什么天敌需要躲避，这种内在警报对于它们而言并没有什么必要，所以早就退化消失了。相反，岛上的动物很喜欢观察其他新鲜的生物，对于它们来说那就好像是在观察异性一样。

“那你呢，你相信什么？”我问蕾切尔。

“我曾经有信仰，但是现在不再相信了。我也不再只吃洁食。我觉得现在对自己最恰当的描述就是不可知论者。也许真的有什么神明存在，只是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蕾切尔回答。

“那么进化论呢？”

蕾切尔看着军舰鸟，而军舰鸟则紧盯着海面上其他的军舰鸟在做什么。

“在医学院学习了那么多生物知识以后，你很难不相信进化现象的存在。不过要问我学习生物之前是否相信，那肯定是否定的，”蕾切尔说着摇了摇头，“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喜欢所有的经文故事。我也特别喜欢去犹太教堂。可是我现在不去了，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会处于这样的境地。”

军舰鸟的喉部有一个红色的喉囊，像一个艳丽的气球，雄性军舰鸟会鼓起喉囊吸引雌性军舰鸟。毫无疑问这只雄性军舰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它的伴侣也许即将或已经在鸟巢里产卵。此时正是科隆群岛上的动物大规模繁殖的季节，并不是只有蕾切尔怀孕并即将生育。

“天呐，这可真壮观。”她看着外面的景色说道。

1835年9月17日这一天，26岁的查尔斯·达尔文和30岁的罗伯特·费茨罗伊船长第一次划着小船登上了科隆群岛中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岛（San Cristóbal Island）。那时的达尔文已经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疑问。达尔文从小一直相信对于《创世纪》的字面解释，也就是关于上帝如何创造天地以及生存在世上的动物和植物的故事。但是到了18世纪晚期，一位爱好地质学的苏格兰医生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因为对地质学特别着迷，所以开始研究自己看到的各种裸露在外的地质层，无论是乡村路边的、河边的，还是海岸边的。后来他还下到闷热的矿井里进行考察，并画了许多示意图来记录自己观察到的所有景象。赫顿渐渐推导出地球内部应当是熔融的液态，那里的热会形成像熔岩一样的新岩石；地球表面受到风和水的自然侵蚀；侵蚀的结果是在海洋底部堆积出横向的沉积层。赫顿推理认为，这些沉积物最终会变成岩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被重新抬升为高山。最后赫顿建立起了一些基本的假设，并据此提出了一些简单但非常重要的结论：

·现在存在的风力和水力侵蚀作用在过去也是存在的。

·无论多么深邃的峡谷都是依靠缓慢的侵蚀作用渐渐形成的。

·考虑到形成地球如今所表现出来的地质构造所需要的漫长时间，地球的年龄应当远远超过《圣经》中提到的始于公元前4000年。

赫顿推断地球的年龄不应当是几千年，而是几百万年。而且他的推论并没有到此为止，将地质年代的结论和归纳推理过程适用于地球上的生命时，赫顿在1794年写下了这样的看法：

如果一个组织体［也就是一个生命体］不是处于一个最适合它维持生存及繁殖的情况和［环境］条件中，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这一物种孕育出的那些各不相同的个体中，拥有最不适应外界环境的体质的个体最有可能消亡……而那些最能适应现有条件［也就是环境］的组织体则能够继续生存，并繁衍本种族的后代。

赫顿的理论明确地提出了并不是所有生物形式都能够成功地繁殖，或者就算它们都能繁殖，至少也不是同等数量的繁殖。总有一些生物比其他一些繁殖得更好。那些更能适应环境的动植物就比那些不能适应的动植物繁殖得更好。赫顿的推理中有一个例子，假设一种蜂鸟靠吃一种2英寸深的花朵的花蜜为生，那么它有2英寸长的鸟喙是最理想的，这样可以最方便有效地吃到花蜜。假设有一窝蜂鸟生来就长着不足2英寸长的鸟喙，那么这些鸟在觅食过程中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赫顿的理论预测，这些鸟喙不够长的个体有可能无法像其他蜂鸟一样成功地繁殖，后代的数量也会相对较少。与此同时，那些“最能适应”的蜂鸟，也就是长着2英寸长鸟喙的蜂鸟则能够繁殖得更好，并留下更多有2英寸长鸟喙的后代。根据赫顿的理论，长着理想的2英寸长鸟喙的蜂鸟就是“被自然选择的”，而那些没有理想的2英寸长鸟喙的蜂鸟则是“被自然拒绝的”——做出决定的是自然，而非上帝。通过这样的方式，蜂鸟“自然地”适应了它们生存的环境，也就是能够吃到2英寸深的花朵中的全部花蜜。

根据赫顿的逻辑，如果出于某些原因，这些蜂鸟到了一个新的区域，而那里的花朵都是3英寸深的，结果会怎样？在这个新的环境中（也就是一个只有更深的花朵的环境），那些生来鸟喙就较长的蜂鸟将会比它们有2英寸长或更短鸟喙的兄弟姐妹们更容易吃到花蜜。赫顿的理论预测，蜂鸟群体中有更长鸟喙的蜂鸟数量将逐渐增多，因为现在更长的鸟喙是“被选择的”，而短一些的则是“被拒绝的”。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世代之后，根据赫顿理论的逻辑预测，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有长鸟喙的蜂鸟群体，而短鸟喙的蜂鸟则会逐渐消失——至少在这一新的区域里是这样的。于是奇迹般地，在没有除了自然界中已经存在的因素之外的“神力”的作用下，新的物种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然而赫顿仍是一个笃信上帝的人。虽然他已经发现了“自然选择”的原理，他仍然相信是上帝创造了每个物种。赫顿也因此没有允许自己继续深思他所发现的这个能够改变物种形式的机制是否也可以被用来解释物种的起源。因为无法从精神上摆脱已经存续几千年不变的圣经范式，所以赫顿也没能进一步推理出根据他的新理论理应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自然界固有的力量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物种——完全不需要什么超自然的干预。

不过赫顿的思想还是略微改变了他对《创世纪》的看法：虽然上帝创造了世上的动物和植物，但上帝可能也允许自己的作品通过“微调”或“改变”以适应周遭的环境——只是这样的能力没有在《圣经》中被提及而已。赫顿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物种中能出现不同的变化——就像贵宾犬和大丹犬仍然都是犬一样——但是他想到这里就止步不前了。既然《圣经》中说上帝创造了世上所有的生物，那么自己就不应该对此抱有任何疑虑。毕竟，赫顿主要的兴趣在地质学。他于1794年发表了名为《知识原则和推理过程的研究，从感官到科学和哲学》（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Knowledge and of the Progress of Reason，from Sense to Science and Philosophy）的三卷本巨著，总共长达2138页。他关于新物种如何产生的发现几乎只算是一种补充想法而被隐藏在了厚厚的书页中，没有引起世人的任何重视。

赫顿的作品出版41年后，远在6000英里之外的查尔斯·达尔文和罗伯特·费茨罗伊船长终于登上了科隆群岛。达尔文如赫顿一样对地质学抱有极大的热情，也如赫顿一样相信上帝创造了世上所有的动物和植物。然而，在这次到南美洲考察的漫长旅途中，达尔文开始质疑《圣经》对于地球地质历史的书面指导意义。比如，达尔文最近刚刚读到两篇另一位苏格兰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发表的地质学方面的文章。莱尔追随了赫顿的脚步，并且采用了赫顿关于“过去存在的风力和水力侵蚀作用在现在依然发生作用”的观点，这种观点被称为“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早先的地质学家们假设上帝在大洪水时期对自己创造的地球又做出了一些最终的改变。上帝使大洪水泛滥到地上的故事后来也发展成一种地质理论，即“灾变论”（catastrophism）。莱尔并不像赫顿那样虔诚，他清楚地认识到均变论将被视为对《创世纪》内容，也是对教会的挑战。1830年他创作完成了很快就将成为经典著作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一书。在该作品出版前夕，莱尔给一个朋友写信说：

我相信我的地质学［作品］……会受到欢迎。老［约翰·］弗莱明神父（Reverend John Fleming）对此感到惊恐，而且认定世人不会容忍我的反摩西理论［即质疑《旧约》内容］。这个话题至少在一定时间内肯定是会让神职人员感到抵触和棘手的。

尽管教会后来对于这本书的反应很复杂，但是莱尔的《地质学原理》对达尔文来说无疑是一种启示。他几乎立刻就抛弃了此前他一直持有的大峡谷、山涧和沉积物是大洪水时期由上帝创造出来的观念。随着比格尔号一路考察了一连串不断变化的地形地貌之后，达尔文此时才开始第一次“看清”地质构造，这和他以前所有的认识都是不同的。比如当比格尔号的船员忙着测绘巴塔哥尼亚地区时，达尔文则一下船就去四处观察裸露在外的沉积物中包含的各种奇特的已经绝迹的动物化石。

有一次，达尔文在安第斯山脉海拔10000英尺高的地方发现了含有许多贝类化石的岩层。他由此断定这些岩层曾经位于很深的海底，后来由于某种未知的地质力量而被抬升到了现在的高度。经过仔细地观察研究后，达尔文还认识到这样的地质构造根本不可能是在过去6000年之内就自然形成的。有了他自己的观察，再加上莱尔理论的影响，达尔文认定地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前，而绝非仅有几千年。达尔文还意识到地球也不是处于静止状态中的，而是在持续不断地变化着的。他忍不住猜想，这些通常是根本性的巨大环境变迁又会给动物和植物带来怎样的影响。

达尔文在巴塔哥尼亚地区的很多探索活动都是和费茨罗伊船长一同进行的。虽然船长也读了莱尔的地质学著作，但他仍然不能像达尔文或莱尔一样看待这个世界。达尔文发现的证明地质作用已经渐进地持续了数百万年的证据在费茨罗伊眼中仍然只是大洪水产生的结果。实际上费茨罗伊后来也写了一本关于这次考察活动的著作。在名为“关于大洪水”的章节中，他甚至使用了与达尔文之后用来支持自己进化论理论同样的证据来论证大洪水的作用。依费茨罗伊看来，这些证据都只是进一步证明了他坚信的《圣经》中关于大洪水的描述：

在穿过安第斯的科迪勒拉（Cordillera）［山脉］时，达尔文先生在海拔6000～7000英尺高的地方发现砂岩里有石化树；在海拔12000～13000英尺高的地方发现了贝类化石、石灰岩、砂岩，还有岩石和贝壳的碎屑聚合成的砾岩。上述石化树所在的砂岩上方有一层大约1000英尺厚，由黑色的……熔岩形成的巨大的岩层，再上面又有一层至少包含五种类似的熔岩混合在一起，以及含水的沉积物共同组成的不少于几千英尺厚的混合岩层。这样的水与火的混合作用在我看来就是无可置疑的证据，只有浩大的灾难才能造成这样的结果……这证明了“地下深渊的泉源都裂开，天空所有的水闸也都打开”的描述是正确的，可怕的洪水和火山物质就像大雨一般从天而降。

南美洲的这片天空成了达尔文和费茨罗伊面临的一个巨大的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test）：费茨罗伊看着这片大陆上弯弯扭扭的地层，认为这是大洪水的古老故事留下的铁证。费茨罗伊回国后写道：“（不单是因为经文的描述），我现在完全相信世上曾经历了一场全球性的大洪水。”与此同时，观察了同样一片地层的达尔文因为受到莱尔的影响，则相信自己能够用逻辑的眼光窥探地球最原始的开端，那是一段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存在的过往。

尽管达尔文对于地球历史的认识模式刚刚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但是直到他登上科隆群岛海岸为止，他对于生物学的观点还依然和其他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家一样。如前面所讲，根据达尔文同时期的生物学家们的观点，上帝创造了地球上的每一个物种，不过某些生物的适应现象似乎确实是在上帝造物之后才发生的。在《地质学原理》一书中，查尔斯·莱尔提到了“创造的中心”的概念，也就是指上帝在地球上创造每个独立物种的那些地方，而这些物种在那之后又发生了一些小的变化。比如说，上帝认为在澳大利亚应当创造袋鼠，在婆罗洲应当创造红毛猩猩，而在非洲应当创造大猩猩。至于在伊甸园中，上帝则创造了人。事实上，人类就是一个物种可以有丰富“变化”和“多样性”的好例子：在某些地方，生活着黑色皮肤的黑人；在另一些地方，则生活着白人；在其他一些地方，还有具有亚洲特性的亚洲人；又或者是一些与以上人种都不相同的其他原住民人种。不过没有哪个科学家会否认这些不同种族的人都属于“智人”（Homo sapiens）这一所有现代人都归属于的物种；也没有人质疑这些不尽相同的人种都起源于同一个“创造的中心”，据推测这个“创造的中心”就是中东地区。当时很多科学家都相信动物和植物有某种“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但是它们绝不可能转变成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物种。只有上帝才能创造新物种。

正因如此，当达尔文登上科隆群岛时，他自然而然地认为岛上生活的动物和植物都是出于某些原因从南美大陆上传过来的，因为上帝就是在那里将它们创造出来的。如果仿声鸟来到了一个岛上，那么它可能为了适应这里的环境而发生一些轻微的变化，但是毫无疑问它还应当与继续存在于大陆上的那个原本的物种属于同一个物种。达尔文此时仍然认定生物物种是不能够发生变异的。

达尔文那时作为一个神创论者的假设解释了为什么他在科隆群岛上收集鸟类样本的工作中存在众多失误。达尔文并不是鸟类学家或植物学家，更不是分类学者。在没有专家的帮助，也没有专家们在比对不同物种时依据的大型博物馆馆藏可参考的情况下，达尔文根本不可能了解或确认他所看到的究竟是什么。举例来说，很多年后，当他回忆起自己在科隆群岛上收集植物样本的事情时，达尔文有点懊恼地写道：“鉴于我对植物学知之甚少，我对于植物样本的收集工作尤其盲目。”他所指的是自己在岛上收集植物样本时，本来打算收集同一种植物的多个标本，这样将来就可以供多个博物馆收藏，这种做法到现在也是惯例。然而达尔文后来才意识到，由于他当时对植物的认识不足，“我很可能是将第二个、第三个物种当作第一个物种的副本收集的”。换句话说，他不是如自己以为的那样收集了同一个物种的三份相同的标本，而是糊里糊涂地收集了三个不同物种的标本，却将它们全部标记为同一种。

在收集科隆群岛上的小鸟标本时，达尔文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鉴于他还没去过临近的大陆，也没有博物馆馆藏可参考，而且没有携带任何鸟类学书籍可以指导他分类，他会遇到困难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毕竟，科隆群岛上的很多鸟在这之前并没有被科学地描述过。达尔文想要认清它们的工作也因此成了一个挑战。

与此同时，费茨罗伊船长在航行期间虽然偶尔也会收集一些动物标本，但他的目的主要是把这些标本带回去献给王室，至于确认物种之类的事他并不关心。他只是为上帝创造的这些物种能够如此适应岛上的环境而感到惊奇：

那些生活在熔岩覆盖的岛屿上的小鸟长着又短又厚的鸟喙，有点像红腹灰雀的喙。是上帝的无限智慧给予了它们这些令人钦佩的先天条件，每个被创造出来的物种都是适应上帝安排给它们的地方的。

相比之下，达尔文的工作则是要对岛上的鸟类做出一些研究；可能的话，还要每个种类收集一雌一雄两只标本。可是到最后，他根本无法对大多数鸟类进行分类或挑选。不过，这些鸟儿根本不怕人的特点还是让他感到非常吃惊。达尔文在1835年9月17日登岛第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吃过饭之后，我们一行人登上［圣克里斯托瓦尔岛］去抓陆龟，但是没有抓到……那些鸟我们都没见过，而大龟看起来像乡下人一样笨笨的。三四英尺高的小鸟在草丛间一蹦一跳的，也不怎么叫，朝它们扔石头它们也不害怕。金先生用自己的帽子杀死了一只鸟，同时我还用枪托把一只大鹰从树枝上捅了下去。

最终，达尔文从岛上收集了26种鸟，其中13种是雀鸟，但是达尔文只认识其中的6种。其余7种的样貌差异太大，以至于达尔文根本没把它们当作雀鸟，而是把它们标注成了其他3种完全不同的科。此外，因为达尔文认定这些生活在每个岛上的小鸟一定和临近其他小岛上存在的鸟类属于相同的物种，所以就根本没太仔细地给每只鸟标注它们分别来自哪个岛屿。达尔文压根没想过这些岛上可能会存在相似但其实并不相同的鸟类物种。毕竟，上帝为什么要在相邻的岛上创造不同种类的鸟呢？如果一种鸟可以适应这个岛屿的环境，上帝为什么要在另一个岛上创造一个相似的物种？为什么不只创造同一种就好了？所以，达尔文通常只给鸟类标本标注收集的日期，而省略了具体的岛屿，一概写为整体地区的名称，即“科隆群岛”。

费茨罗伊和他的船员们花了五周的时间忙着测绘群岛的地图。在这段时间里，达尔文登上了科隆群岛13个主要岛屿中的4个，总共在陆地上待了19天。他此时还一直坚定地相信是上帝创造了他观察到的每一个物种。从这里离开之前，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我勤勉尽职地收集了各种动物、植物、昆虫和爬行动物的标本……我很期待经过进一步的比对来确认这些群岛上的生物来自哪些地区或者说“创造的中心”。

换句话说，由于达尔文并没有前往过临近群岛的南美大陆地区，再加上他认定科隆群岛上的野生动植物都是从那里来到岛上的，所以他自然而然地会想要知道这些生物具体来自哪一地区。是中美洲，是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还是秘鲁北部，又或者是以上全部地区？上帝最初到底在哪里创造了此时生活在科隆群岛上的这些动物和植物的祖先？不过达尔文也知道自己还要等上一年多的时间，等比格尔号回到英格兰，那些专家们就可以告诉他他发现的这些物种到底是什么，那时他才能为自己的问题找到答案。至于眼下，他唯一希望的就是自己收集的这些标本是有科学价值的。

比格尔号最终重新扬帆返航了。后来达尔文会比任何人都惊讶地发现：他一直没有正确看待和正确标记的关于科隆群岛的一切将最终动摇他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将动摇世界上很多人的信仰。

“地球的深处有很多空隙，被称作‘热点’。”向导何塞（José）告诉我们。何塞32岁，就生活在圣克鲁斯岛（Santa Cruz Island）上，那里是科隆群岛中五个可居住的岛屿之一。他是厄瓜多尔人，黑色的长发在脑后扎了个马尾辫，“弥勒佛一样的肚子”把T恤的下摆都撑了起来。T恤正面是一只扎染的蓝色鲣鸟，图案上方还写着“我爱鲣鸟！”何塞是圣克鲁斯岛上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此时他正用带着浓重西班牙语口音的英语给我们解释科隆群岛是如何形成的。

“热点就是一个空隙，热岩，或者说——岩浆？”何塞停在这个词上看着我们，不太确定他的英文发音是否准确。我们都点了点头，于是他继续说道：“岩浆会流到空隙里，这样就形成了火山岛岛屿。科隆群岛都是这么形成的。”

所有参加群岛环游项目的游客此时都聚集在明媚的阳光下，包括华裔老者和他的一家、美籍以色列人蕾切尔、几个荷兰人、两个瑞士人、一个矮个的意大利人、三个法语区加拿大人，只有英语是所有人都能听懂的。科隆群岛中各个岛屿的地质年龄从三万年到八九百万年不等。我们现在所处的巴托洛梅岛（Bartolomé Island）就是其中最年轻的岛屿之一。我们一早就爬上了不再喷发的死火山，从这个火山灰烬堆起的锥形体上，我们可以俯瞰整个沙利文湾（Sulivan Bay）。这个岛屿和这个海湾都是以达尔文的朋友、比格尔号考察船上的中尉巴塞洛缪·詹姆斯·沙利文（Bartholomew James Sulivan）的名字命名的。

何塞跟我们说地壳其实是非常薄的，海底的地壳平均也就4英里厚。地球的半径大约是4000英里。假设我们用一个直径10英尺的球体代表地球的话，那么地壳的厚度会比鸡蛋壳还薄。何塞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等待大家的回应。我看到萨拉正牵着她祖父的手，两个人都听得很认真。

何塞继续说，地壳下面是软流圈地幔，再下面就是液态的地核外核，像俄罗斯套娃一样被套在外核以内的是超级炽热的固体铁核，也就是地球的内部核心。何塞说地球是太阳系八个行星中密度最大的一个，也是其中仅有的四个由固体而非气体构成的星球之一。

“140亿年前，宇宙比一个针头还小，”何塞一边说一边捏紧两根手指比画着针头有多小，“就这么小，然后它突然爆炸了。到45亿年前，固体尘埃、气体和其他物质碎片组成了地球。”

何塞说，在地球形成的最初10亿年中，它只是一个炽热、无生命的球体，在宇宙空间中围着太阳缓慢地绕行。渐渐地，整个太阳系的温度开始下降，地球表面开始逐渐形成一层地壳，但是这层很薄的地壳依然时常会被内部炽热的岩浆冲破。到35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生命，起初是在水中，然后又过了漫长的30亿年，也就是大约5亿年之前，陆地上终于也有了生命的存在。

“再之后，我们就出现了”，何塞说着，还夸张地伸出双臂。

“这难道不是一个超级漫长的过程吗？”

何塞之前就告诉我们，他虽然是天主教徒，但是他能够接受从科学角度认识地球的理论。

那时地球是一个只有一层薄薄的地壳的炽热球体，地壳表面大部分地区覆盖着薄薄的一层水。何塞指着环绕在巴托洛梅岛四周无尽的碧蓝海面说，那薄薄的一层水就被称为“海洋”。当时海水在地壳表面流动，而地壳则是在炽热的岩浆上漂移，所以地壳并不是固定的，而是被分割为很多巨大的板块——“是不是有点像磕破的鸡蛋壳？”何塞扬起眉毛问道，直到我们点头应和后才继续往下说。我们走路的时候觉着脚下的地很坚实，但是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脚下的这些板块更像是硬黏土。何塞说，最主要的八个板块在更深层的热岩浆的流动作用下在地球表面缓慢地漂移。当两个板块发生撞击的时候，一个板块会插进另一个板块下面，重新进入岩浆中，最终再被熔化。另一个板块在撞击的作用下则会隆起，形成山脉。大约3000英里宽的纳斯卡板块（Nazca plate）从科隆群岛西侧一直延伸到南美大陆边缘。大约2000万年前，这个板块与南美洲板块发生碰撞，使得南美洲西侧的边缘全部隆起，于是就形成了安第斯山脉，山脉中的一些山峰能达到海拔20000英尺。

何塞平举着两只手，指尖相对顶在一起，然后两只手相向运动，一只手插到另一只手下面，而上面的那只手则曲起关节代表安第斯山脉。

“明白了吧（Capito）？”他用意大利语问道。

我们都点点头。

“那安第斯山脉到底有多少岁了？”蕾切尔问道。她戴着宽边的草帽和椭圆形的大墨镜，宽松柔软的蓝色上衣让别人根本看不出她已经怀孕了。

“2500万～3000万年”，何塞回答说。

“那科隆群岛呢？”

“很年轻，”何塞环顾了一下我们所在的火山灰烬堆成的锥形体说，“这个巴托洛梅岛只有25万年，还相当于一个婴儿。”他一边说一边比画了一个抱着婴儿摇晃的动作，期待着我们应和他的幽默感。

萨拉和她的两个弟弟都咯咯笑了起来。

何塞蹲下，在深色的火山沙上画了一条线，然后在线下面画了一个指向这条线的箭头。

“这个箭头就是一个热点”，何塞解释说热点就是地幔中的一些空隙，岩浆汇聚到那里然后向上冲击地壳。

“纳斯卡板块向东朝着南美洲运动的时候，它就是从这样一个热点上漂过的，明白吗？”

何塞用手比画了一个“T”的形状，然后水平的那只手继续向一个方向滑动，下面垂直方向的手则保持静止。

“当地壳移动到热点上方的时候，火山就形成了。如果它足够强大，就能冲出海面并喷发。”

华裔老者点点头，认真地看着何塞画的草图。萨拉和她的两个弟弟做出了和祖父相似的姿势，弯着腰，手撑在膝盖上，但是三个人全都皱着眉头。

“这就好像一个消防龙头，朝着地壳向上喷发热量，对吗？”何塞说。

只要火山下面还有热点，它就会一直喷发，何塞继续说道。但是纳斯卡板块的运动把岛屿推移到了没有热点的地方，于是岛屿和它的火山根基就被分离开来，所以它们就不能再喷发，而是变成了死火山。纳斯卡板块继续向着南美洲的方向运动，于是又有新的地壳被拖拽到热点上方，于是就不断有新的火山岛形成。最终，这片岛链就出现了，其中最年轻的还可以喷发的是靠西边的几个岛屿，因为它们还在热点上方，而年代最久远的则是东边的休眠火山岛，它们早就远离了下面的热点。何塞说，科隆群岛中像费尔南迪纳岛（Fernandina）那样最年轻的岛屿只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并且仍然在从海平面下向上升高，而东边年代最久远的那些岛屿则都是900万～1000万年前形成的。何塞还说整个科隆群岛还在以每年1.5英寸的速度向南美洲方向运动，也就是每100万年移动大概24英里。

何塞的讲解结束后，他转身继续向着火山上前进，我们跟在他后面，小心地探头观察小一些的锥形堆和熔岩洞。这里的地貌就像是一口煮沸的大锅突然被冻住了，本来冒着气泡的表面都凝结成了坑坑洼洼的石头。

在1825年，也就是达尔文到达这里十年之前，一位名叫本杰明·莫雷尔（Benjamin Morrell）的美国猎海豹船的船长来到了科隆群岛，他的船于2月14日停靠在了伊莎贝拉岛（Isabela Island）的海湾。当天凌晨，当大多数船员还在睡觉的时候，邻近的费尔南迪纳岛上突然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这个岛正处于科隆群岛的热点之上，那里的火山已经开始喷发。莫雷尔记录了这一事件：

14日星期一凌晨2点钟的时候……黑夜还笼罩在……太平洋上……我们突然听到了仿佛上万个巨雷同时在天空中炸开一样的巨响；几乎就在同时，整个苍穹都被可怕的火光点亮了，哪怕是最镇定的人也会为这样的场面而感到胆战心惊！我马上断定是［费尔南迪纳］岛上……一座沉寂了十年的火山突然喷发出了长久以来积聚的力量……天空中都是火光，还有不可计数的流星从天空坠落；从［费尔南迪纳］火山口喷射出来的火焰……能够达到至少2000英尺的高度……

我们的处境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危险，空气中一丝风都没有，所以根本不能起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被迫停在那里见证这场烟火奇观。一整天，火势都没有任何减小的趋势，火山口也一直如下雨一般地向外喷发着各种熔融的物质。

后来，莫雷尔的船员查看了温度计并发现在下午4点的时候，气温已经达到了123华氏度。然后他们又把温度计放入水中，发现水温也从往常的70华氏度升高到了105华氏度。幸运的是这时终于起风了，莫雷尔和他的船员们升起船帆，驶出了两个岛屿之间的海峡，而费尔南迪纳岛的火山还在他们背后不断喷射，莫雷尔继续写道：

我们驶过流动着的岩浆时，我意识到恐怕会有损失一些船员的危险，由于温度太高，好几个人甚至都站不起来了……要是这时风停了的话，所有人恐怕都难逃厄运。不过幸好上天仁慈地眷顾了我们——救命的风推着我们驶到了温度适宜的地方……我们于是向……下风向50英里之外的［弗雷里安纳岛（Floreana Island）］驶去……并在晚上11点的时候行驶到了该岛西北部的港湾中抛锚停船。［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就像一个巨大的灯塔，向暗黑的天空中喷射着仇恨的火焰，还发出遥远的雷声一般隆隆的声响。

十年之后，没有见过这样奇观的达尔文来到了这里。比格尔号刚好也驶近了费尔南迪纳岛，并且同样停靠在当初莫雷尔见证火山爆发时停靠的海湾。达尔文在自己的日志中写道：

第二天，清风推动着我们在平静的海面上前行，穿过……［伊莎贝拉岛和费尔南迪纳岛］。我们看到费尔南迪纳岛上的火山口还不时会向外喷出小股的蒸汽。［费尔南迪纳岛］……看起来比其他岛屿都地表粗糙、地势险峻；那些熔岩都裸露着，像刚刚被喷涌出来时一样。

达尔文还描述科隆群岛上的“熔岩碎片多孔，像烧红的煤灰；石缝间的矮树没有什么生命迹象。黑色的石头受到太阳光直射，烫得像炉子一样，这里的空气都有一种憋闷、酷热的感觉……这里可以和我们想象中的地狱的样子相提并论”。

达尔文显然意识到科隆群岛形成的时间并不长，而且这里这些绝世独立、粗糙陡峭的岩壁应该是海底的岩浆以某种方式形成的。达尔文那时当然还不懂得板块构造理论，不知道什么是“热点”或者岛屿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形成的。他那时还相信是上帝创造了世上所有的物种。

然而，在比格尔号最后11个月的航行过程中，当达尔文开始在他狭小晃动的舱房里更仔细地研究他从科隆群岛上收集的鸟类标本时，疑问渐渐在他的脑海中形成。年轻的博物学家在他去过的四个岛屿上都收集了仿声鸟的标本，当时他以为自己收集的是同一个种类的仿声鸟。此时经过仔细观察之后，达尔文却发现这四个标本中有三只鸟各自拥有其他几只鸟都不具有的特征，就好像它们并不属于同一个物种一样。然而它们会是不同的物种吗？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达尔文并不能得出确定的答案。他想也许它们只是不同的类别，可是又忍不住想如果它们真的是不同的物种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有三种类似而又不同的仿声鸟生活在相邻的岛屿上并且有相似的习性？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创造？

很快，又有其他的疑问来困扰他。当达尔文在科隆群岛上时，当地的英国副总督告诉他，当地人只要看看巨型陆龟身上的龟壳就能轻易判断出这只陆龟具体来自哪个岛屿。当时达尔文对此并没有细想，现在回想起来却百思不得其解。会不会每个岛上的陆龟也都属于不同的物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自己竟然连一只成年陆龟的样本也没有收集！这无疑立刻让达尔文陷入了深深的忧虑。达尔文收集了四只幼龟，但是没有收集哪怕一只成年陆龟样本。他在一个定期记录自己鸟类观察成果的笔记本上写道：

我从［科隆群岛］的四个较大的岛屿上分别收集了［仿声鸟］的标本……其中来自……［圣克里斯托瓦尔岛和伊莎贝拉岛］的样本似乎是同一种鸟，而另外两种则是不同的。每个岛上发现的鸟都是那个岛上特有的，但所有鸟的生活习性没有什么区别……［我现在想起来］当地的西班牙人根据陆龟的身体样貌、甲片形状和个头大小就能分辨出它们是来自哪一个岛屿的。我当时认为这些岛屿相距这么近，岛上动物数量也不多，这些生活在岛上的鸟类虽然体型构造略有不同……但是它们生活在同一个区域，我就自然而然地认为它们只是不同的类别……如果有哪怕一丁点儿的证据支持［每个岛上的陆龟可能各自属于不同的物种］的说法，那么就有必要对群岛上的动物学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了，因为这样的事实［可能］会打破物种恒定［不变］的理论。

达尔文当时还不能确定，但是他开始产生的怀疑是正确的。他收集的仿声鸟并不只是类别不同，而是属于完全不同的物种。他以为自己收集的雀鸟分属6个物种，而实际上是13种，即大多数岛屿上都有自己独有的物种。最终，达尔文还会发现科隆群岛上生活的大多数物种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它们虽然与大陆上的一些物种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还是完全不同的物种。正是这些达尔文在比格尔号上就开始有所怀疑但还不能证实的信息，最终推动他不再相信《圣经》中的创世故事，而是揭开生物学的新世界——物种是由上帝创造且永恒不变的理论很快将被彻底推翻。

“爷爷——看呀！”

萨拉显然已经兴奋得难以自抑了。

“是孤独的乔治！”

萨拉正蹲在一只科隆群岛巨龟旁边，这只龟有3.5英尺长，重达200磅——比萨拉重了大概150磅。我们现在在圣克鲁斯岛上，阿约拉港（Puerto Ayora）镇外有一个达尔文研究站。阿约拉港曾经是海盗们聚集的地点，现在这里有各种小酒吧、室外餐馆和商店，它们都建在一条饱经风吹日晒的宽阔大道边。孤独的水手们步履沉重地沿着大道前行，他们的衣服已经褪色，他们戴的帽子在脑后的位置还连着一片后襟，为的是保护脖子不受热带阳光的暴晒。风平浪静的海港中常年停靠着各种各样的小船，它们随着波浪轻轻地摇晃，船下的水面是绿松石一样亮丽的绿色。

孤独的乔治就被安置在研究站后面一大片独立的封闭区域内，但是它依然可以接触到自然的环境。虽然达尔文在返回的航行中就开始担忧也许每个岛上都有独特的陆龟物种而自己并没能收集到样本这件事，但后来的研究证明，这些岛上确实只有一种陆龟，但是分化出了15个亚种。生物学家现在断定科隆群岛巨龟的祖先可能是在大约600万年前意外地从南美洲大陆漂流到此的。毕竟陆龟是可以漂浮在水中的，而且可以长时间不摄取食物和淡水。这些陆龟和其他一些爬行动物的卵一样被洪堡寒流冲到了岛上。最终有八个岛上都出现了陆龟，它们被海浪送到陆地上，又在这里发现了足够的植物作为食物。突然甩开了天敌的陆龟们在岛上繁衍兴盛起来，最终分化出了15个不同的亚种，但其中的4种现在已经灭绝了。1971年，到群岛北部一个面积很小的平塔岛（Pinta Island）上考察的生物学家在那里发现了最后一只属于黑色南美象龟（Chelonoidis nigra）平塔岛亚种的巨龟。他们马上把这只龟带回了我们现在正在参观的这个研究站。因为它是它这个亚种中的最后一只，所以人们给它取了个外号叫“孤独的乔治”。

大概400多年前，当西班牙主教贝兰加来到科隆群岛时，岛上还生活着大约25万只陆龟。在一些植物相对茂盛的地方，陆龟的分布相当密集，以至于早期来这里探险的人们可以踩着地上的龟通行。当时最大的陆龟有6英尺长，重达800磅。可是到1971年生物学家发现“孤独的乔治”的时候，陆龟的数量已经降到只剩3000只左右——这主要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捕鲸船和捕海豹船上的船员们对龟的猎杀。只要把陆龟上下翻转，它们就跑不了了，但是也不会死，可以保存将近一年之久，这对航行中的船员来说是长期提供新鲜肉食的好办法。与此同时，从大陆上引入的生物也对陆龟造成了威胁，比如老鼠会吃掉它们产的卵甚至是幼龟，山羊和其他动物则吃掉了陆龟赖以生存的植物，导致很多陆龟都被饿死了。

查尔斯·达尔文来到科隆群岛的时候，某些岛屿上的陆龟亚种已经处于数量迅速减少的境况。然而这并没能阻止比格尔号的船员们大肆猎捕尽可能多的龟带回船上作为食物储备。

“对于爬行动物这一科来说，这些岛屿就像是天堂一样，”达尔文写道，“龟的数量极其庞大，我们这一只小船上的船员在很短时间内就抓到了500～800只。”

一个星期之后，达尔文到查尔斯岛（指弗雷里安纳岛）上的厄瓜多尔人聚居区参观的时候，发现陆龟的四种天敌中的三种在那时就都已经出现在岛上了，包括山羊、猪和人类（只有老鼠没有被提及）：

这里的房子非常简单，就是搭几根杆子，上面覆上茅草和草叶。［居民们］一部分的……时间花在猎捕树林中大量的野猪和山羊上……最主要的肉食……是陆龟：那时它们的数量还很多，两天打猎的成果就可以满足另外五天的食物。难怪陆龟的数量会显著减少了……聚居区就建在泉水附近……这里以前是［陆龟］最密集的地方。［英国副总督］劳森先生（Mr.Lawson）认为这里的陆龟至少还够人们吃20年……劳森先生记得自己曾经见过一只……六个人才能勉强抬起来，两个人都无法翻过去的［陆龟］。这些巨大的陆龟年纪也一定很大了，1830年的时候人们抓到一只（六个人才能抬回船上的）巨龟，发现龟壳上刻着各种各样的年份，其中一个竟然是1786年。当时刻字的人没有把龟抓走一定就是因为两个人抬不动这样一只龟。捕鲸船的船员一般都是两人一组去岛上猎捕［陆龟］的。

然而，英国副总督的预测是错误的：达尔文来到这里仅15年之后，黑色南美象龟的弗雷里安纳岛亚种（Chelonoidis nigra nigra）就灭绝了。紧随其后的是费尔南迪纳岛、拉维达岛（Rabida）和圣菲群岛（Santa Fe Islands）上的陆龟。大约100年之后的1959年，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将科隆群岛97.5%的岛屿划为国家自然公园（另外2.5%的岛屿上已经有人居住）。到1964年，一个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国际性非营利组织创立了达尔文研究站，致力于在群岛上进行生物研究以协助厄瓜多尔维护群岛上的自然保护区。然而至此时为止，群岛上的陆龟数量比群岛刚被发现时已经减少了98.8%，总共15个亚种中有4个已经灭绝，还有1个平塔岛亚种只剩最后一只“孤独的乔治”。与此同时，13个最主要的岛屿中，5个岛屿上已经有厄瓜多尔人居住［巴尔特拉岛（Baltra）、弗雷里安纳岛、伊莎贝拉岛、圣克里斯托瓦尔岛和圣克鲁斯岛］。居住在科隆群岛上的人口自1959年的大约2000人稳步上升至今天的25000人以上。

和人类一同来到岛上的还有大批他们携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入侵动物——山羊、猪、狗、鼠、猫、绵羊、马、驴、牛、家禽、蚂蚁和蟑螂，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入侵植物。岛链上本来的植物有大约500种。人类带来的入侵植物则超过700种。这些外来物种大多彻底改变了当地的植物物种，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导致一些当地植物物种的灭绝。

由于科隆群岛上生活的那些动物本来并没有什么天敌，所以他们对外来物种也没有任何防备。野猫野狗可以轻易地咬死鸟类，或是破坏鸟类、陆龟和海龟的巢穴及里面的卵。类似的，引入岛上的猪也会破坏陆龟、海龟和鬣蜥的巢穴，还把它们的食物都吃掉了。1959年，“孤独的乔治”大约60岁的时候，它还生活在平塔岛上。那时当地的渔民在岛上放生了一只公山羊和两只母山羊，希望它们能够在岛上繁殖，以后人们就可以猎捕山羊作为肉食。到14年之后的1973年，国家公园管理局估算岛上最初的3只羊已经繁衍成了此时的30000只，彻底破坏了当地陆龟的栖息环境。平塔岛上只剩下“孤独的乔治”一只陆龟也就没什么可惊奇的了。

在达尔文研究站里，“孤独的乔治”生活的区域内有石头堆砌的矮墙，有一个水泥池子供它喝水，还有一些灌木和树木是它的食物。

临近的封闭区域内也养了一些来自其他岛屿的其他亚种的陆龟。每个区域之间有连接的走道供游客通行。“孤独的乔治”有长长的脖子，巨大的龟壳上被刻了很多痕迹，与其说是爬行动物，它看起来倒更像是一辆老旧受损的二战坦克。只不过它的行动不是靠履带，而是依靠和象腿一样粗壮、有灰色坚韧皮肤的四肢，以及从龟壳后方伸出的皮肤上布满褶皱的臀部。此时乔治已经有大约100岁了，它正四肢着地站立着，脖子伸出大约1.5英尺长，瞪着一双深黑色、不太和善但是水汪汪的眼睛看着蹲在它面前的小姑娘。最近20年来，研究者们曾尝试鼓励乔治与两只经过基因判断最接近它本身种类的雌性陆龟交配，不过都没有成功。这样看来，如果“孤独的乔治”也死了，那么黑色南美象龟的平塔岛亚种（Chelonoidis nigra abigdoni）就要彻底灭绝了。

1965年，达尔文研究站启动了一个圈养繁殖各种濒危亚种陆龟的项目，同时还计划清除岛上的入侵物种以还原这里本来的栖息环境。重点清除的对象包括狗、猪、猫和山羊。因为刚孵化出来的大约只有2英寸长的小龟对老鼠和其他猎食者完全没有抵御能力，所以研究者认为如果能够对小龟进行4～5年的圈养，直至它们的体重达到8～10磅重的时候再将它们放回本来的栖息地，那么它们存活下来的概率将大大提高。因为那时小龟的龟壳已经变得坚硬，就不那么容易被猎食者猎食了。

这个项目到目前为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1977年，西班牙岛上只有15只陆龟：其中3只为雄性，12只为雌性。它们都属于黑色南美象龟的西班牙岛亚种（Chelonoidis nigra hoodensis），这仅剩的几只幸存者在岛上分布得极为分散以至于根本不能进行交配，灭绝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于是科学家们把这些陆龟都带回了圣克鲁斯岛上的研究站，在接下来的40年里，最初的3只雄性象龟和12只雌性象龟共繁殖了1200只小龟。大多数后代都被送回了西班牙岛，现在它们完全可以自然地繁衍后代了。

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科隆群岛上的陆龟其实是群岛上的“基石”物种，是最主要的种子传播者。成年陆龟每天要吃大约80磅重的植物，其中大部分会在四处走动的过程中被排泄出去。它们还会吃掉密实的林下灌木，让阳光能够照射到其他更多植物，帮助它们破土发芽。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研究者们于2010年在“孤独的乔治”的故乡——平塔岛上放生了39只陆龟，目的就是要“重新调整”岛上的植物，让它们恢复到原始的状态。研究者们还启动了山羊灭除计划，他们使用“犹大羊”（即带着无线电项圈的山羊，被放生后会很快加入当地的羊群）来定位羊群的位置。除了犹大羊之外，所有被找到的山羊都被射杀了。几周后，公园管理处的员工回到岛上，会发现犹大羊又加入了另一个羊群，于是新发现的羊群也被清除了。研究者们相信，只有通过“重新调整”计划，才能恢复科隆群岛本来的栖息环境，这样本地的陆龟们才能够重新兴旺起来。

在研究站外，我们还去参观了巨大的水泥围栏中圈养的8英寸长陆龟。它们的龟壳都是深色的，泛着光，像铠甲一样，上面标注着黄色或白色的数字，用以记录每只小龟的出生日期以及属于哪个亚种。1835年比格尔号离开科隆群岛返航时，船上共有48只成年陆龟，都被上下翻转，当作食物储存起来。此外船上还有四只幼龟——只有几英寸长——是作为“宠物”被留下来的。达尔文给三只小龟取了名字：“汤姆（Tom）、迪克（Dick）和哈利（Harry）”。至于第四只小龟有没有名字或是叫什么已经没人知道了。达尔文在圣地亚哥岛上抓到汤姆，费茨罗伊船长在西班牙岛上抓到迪克和第四只无名小龟，达尔文的侍从，19岁的西姆斯·科温顿（Syms Covington）在弗雷里安纳岛上抓到哈利。这些小龟在被带上比格尔号返回英格兰的一年航行过程中长了大约2英寸。它们生活在达尔文舱房中的一个盒子里，而它们的那些成年亲属们则一只接一只地被端上了船员的餐桌。

虽然弗雷里安纳岛上的副总督告诉达尔文每个岛屿上的龟都各不相同，一眼就能分辨，但是直到最后一只抓到船上的成年陆龟也被吃掉很久之后，达尔文才想起了这句话。要想研究这几只小龟成年后展现的不同形态至少还要再等几十年。回到英格兰大概三个月之后，达尔文带着它的小访客们前往大英博物馆接受了爬行动物专家的研究。那之后这些小龟们的命运如何就不为人知了。在澳大利亚至今仍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达尔文意识到英国的气候不适合陆龟生活，所以将汤姆、迪克和哈利送给了比格尔号上曾经的一个军官约翰·克莱门特·威克姆（John Clements Wickham）。因为威克姆即将移民到阳光明媚的澳大利亚并主动提出把陆龟也带过去。到了下一个世纪，据说汤姆和迪克都在被人工圈养的过程中死掉了，只有哈利一直活着，而且被确认是雌性，所以改名为哈丽雅特（Harriet）。它最终被送到了昆士兰的澳大利亚动物园，动物园的主人是已故的澳大利亚电视明星史蒂夫·欧文（Steve Irwin）。哈丽雅特于2006年在动物园中死亡，自推断的达尔文抓到它的时间之后又活了176年。达尔文在它死亡120年之前就已经去世了，不过他把进化论的理论和他抓到的小龟留给了世人。1837年1月中旬，达尔文回到英格兰已经三个月了，他把自己收集的哺乳动物和鸟类标本都交给了动物学会，但是一想到自己在科隆群岛鸟类标本标注上的失误，他就寝食难安。他一周之前才刚刚把这些鸟类标本交给大英博物馆的首席鸟类学家约翰·古尔德（John Gould）。古尔德已经研究了这些标本，并为科隆群岛上鸟类罕见的特征而感到惊奇。六天之后的1月10日，动物学会举行了例行的双周会议，会议的话题很快就集中到了年轻的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最近带回来的那些罕见物种上。《伦敦先驱晨报》（Morning Herald）的一名记者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当时他还完全不知道自己报道的这件小事在未来会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发现的注脚：

动物学会——在周二晚间举行了例会……会议桌上摆放着许多哺乳动物和鸟类的标本，这还只是作为博物学家乘比格尔号考察的查尔斯·达尔文带回来的标本中的一部分。达尔文是经政府许可自费搭乘比格尔号参与考察活动的，他收集的哺乳动物标本多达80件，鸟类标本达450件，涵盖了150个物种，其中很多都是欧洲收集者们从未见过的……几种哺乳动物经里德先生（Mr.Reid）研究后确认，其中一种为猫属新变种，被称为达温尼亚猫（F.Danvinnia），另外一些则是负鼠。［鸟类学家］古尔德先生介绍了11种达尔文先生从科隆群岛带回来的鸟类标本……都是英国人之前从不知晓的新［物种］。

科隆群岛上的11种鸟类新物种后来被证实都是雀鸟，但无论是古尔德还是其他鸟类专家此前都没有见过这些物种。到1月底，古尔德又确认了达尔文收集的标本中另外2只雀鸟也属于新的物种，所以总共是13个物种。古尔德随后又研究了达尔文收集的仿声鸟。达尔文以为它们是同一个物种中的4个不同类别的仿声鸟，但是他也对此存在疑问。古尔德很快就确认了4只仿声鸟中有3只是完全不同的物种。幸运的是达尔文给这几只仿声鸟标注了收集的岛屿。在古尔德的帮助下，达尔文此时可以按照不同的岛屿环境将这些此前从未被科学地研究过的鸟类进行编目：

弗雷里安纳仿声鸟（Orpheus trifasciatus）（弗雷里安纳岛）

圣克里斯托瓦尔仿声鸟（Orpheus melanotis）（圣克里斯托瓦尔岛）

科隆仿声鸟（Orpheus parvulus）（伊莎贝拉岛和圣地亚哥岛）

达尔文此时清楚地意识到，他去过的一些岛屿上似乎都有看起来相似却属于不同物种的仿声鸟。这是为什么呢？上帝为什么不在所有岛屿上创造同一种仿声鸟？为什么要创造出三种相似又不同的仿声鸟？

与此同时，鸟类学家古尔德也已经完成了对雀鸟的认定，他要问达尔文的就是：这些与众不同的雀鸟分别来自哪一个岛屿？也正是在达尔文翻遍了自己的笔记也没有找到答案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如本章开头处提到的，达尔文窘迫地想要纠正自己的错误，于是马上给比格尔号上另外三位也收集了标本的同行人去信，他们分别是费茨罗伊船长、船长的士官和达尔文自己的侍从。等到他们把自己收集的标本都送来后，达尔文焦急地从中寻找并和自己的标本进行比对，尽全力想要确定雀鸟的来源地。然而不幸的是，最终他并没有找到足够的信息，只能凭空猜测。科学家们又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才最终确定了每种“达尔文雀”的来源地。虽然达尔文在这个问题上弄得一团乱，但是达尔文依然认定科隆群岛上的雀鸟应当是遵循着和仿声鸟一样的规律：每个岛屿上有自己的独特物种，但是各个岛屿上的物种之间存在相似之处。然而，鉴于没有足够和准确的数据，达尔文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里都没能证明这一推断。

古尔德对达尔文收集的鸟类标本进行分类的结果成为年轻的博物学家思想上的转折点，并彻底改变了他关于物种可变性的看法。古尔德告诉达尔文：他从科隆群岛上收集的26种陆禽中有25种都是科学界闻所未闻的新物种。最终，人们确认科隆群岛上90%以上的爬行动物、50%的陆禽和45%的高等植物都是地球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虽然存在不同，但它们又与邻近的南美大陆上发现的物种有关联。这样的结果让达尔文感到震惊，后来他写道：

我连做梦都想不到，这些相隔不过五六十英里、大多在彼此视线可及范围之内的各个岛屿，这些几乎由同样的岩石组成的岛屿，这些处于同样的气候之中的岛屿，这些海拔几乎等高的岛屿上竟然生活着各不相同的物种……但是我想，我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有机体是这样分布的惊人事实。

达尔文在这段话里没有提到的是：实际上——至少在雀鸟的问题上——他本人并没有“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任何事实。他甚至不得不在同船的其他三个人的标本中寻找答案。造成这个窘境的原因在于，在这近五年的航行中，达尔文一直坚信是上帝创造了永恒不变的所有物种。至少在科隆群岛上，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让他无法发现物种的可变性：一个物种能够在自然力下发生变化，而不是靠上帝之手的帮助。

在被告知岛上存在众多独特物种的四个月之后，加上又吸收了其他一些分类学家提供的更多信息，达尔文买了一个新笔记本，翻开封面，在第一页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一个标题：

关于物种演变的笔记

这次航行中获得的，尤其是来自科隆群岛上的那些证据至此已经让达尔文相信自然一定可以以某种方式创造新物种，没有其他理论可以解释他在科隆群岛及世界上其他地方获得的这些迟来的发现。达尔文现在已经无法再从事实描述的层面相信《圣经》中的大洪水了。他已经认识到物种不是如《圣经》中暗示的那样永恒不变的。在过去200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世界一直相信是上帝创造了动物和植物，且这些物种是永恒不变的。而达尔文则开始怀疑物种其实是起源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力量，而且这个过程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与变化的环境相关。达尔文此时是27岁，他打开笔记本，匆匆记下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不过，他又用了22年的时间，经过了费尽心血的思考、实验和研究才最终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了关于“自然选择”这一解释新物种是如何形成的机制的著作。

达尔文一直没能使用他收集的雀鸟来支持自己的理论，但是他已经推论出某一种雀鸟的祖先一定在很久之前就来到了科隆群岛，之后这一物种的成员又渐渐分散到了栖息环境略有不同的各个岛屿上。就像之前描述过的有2英寸长鸟喙的蜂鸟在自然选择的机制下无意识地“适应”栖息环境的过程一样，这些雀鸟也经历了自然选择的过程。最终当达尔文来到这里时，不同岛屿的环境已经大大改变了最初时雀鸟的形态，以至于他都没有把那些雀鸟的后代当成雀鸟。很久之后，达尔文还认为这些雀鸟可以作为“达尔文主义进化”结果的经典案例，但是他最终没有足够的数据对此加以佐证。

1859年出版《论借助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留优良族）的方法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简称《物种起源》）时，达尔文已经50岁了，他在书中提到了自己年轻时在科隆群岛上的经历和遇到的那些特别的鸟类：

关于栖息在岛上的物种，有一个最让人无法忽视的事实是：它们与岛屿最临近的大陆上生存的物种有亲缘关系，但又不属于同一个物种。在科隆群岛上……陆上和水中存在的一切几乎都带有不容否认的美洲大陆的标记。那里有26种陆栖鸟，其中25种被古尔德先生认定属于不同的种。假定它们都是在这里［被上帝］创造出来的，但大多数鸟类在它们的习性、姿态和叫声上都显示出了与美洲物种的密切亲缘关系……博物学家们到大陆之外几百英里远的这些位于太平洋上的火山岛观察栖息在那里的生物时，会感到自己仿佛就站在美洲大陆上。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假定是在科隆群岛上而不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创造出来的物种会显示出这样明显的与在美洲创造出来的物种的亲缘关系呢？

科隆群岛无论是在生存环境方面、地质性质方面、海拔和气候方面，还是在共同生存的几个动物的纲之间的比例方面，没有一项是与南美洲海岸地区的情况相似的：事实上，岛屿和陆地在这些方面反而具有相当大的区别。如果将科隆群岛和［非洲的］佛得角群岛相比较的话，二者无论是在土壤的火山性质、气候、海拔方面，还是在岛屿面积大小方面，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然而，这两个群岛上的生物却是截然不同的！

佛得角群岛上的生物与非洲大陆的生物有关联，就像科隆群岛上的生物与美洲大陆的生物有关联一样。对于这样重要的事实，用［上帝］独立创造的一般观点是解释不通的；相反，根据本书所主张的观点，科隆群岛很可能接受了从美洲大陆来的移居者，它们可能是通过偶然的输送方法来到岛上，也可能是因为岛屿曾经与美洲大陆相连。同理，佛得角群岛也接受了从非洲来的移居者。这样的移居者容易发生变异，但遗传的原理依然暴露了它们最初来自何处。

由于非洲的佛得角群岛和科隆群岛在环境上的相似程度甚至超过了它们与各自临近的大陆相似的程度，所以达尔文提出：为什么上帝不把他为科隆群岛或佛得角群岛创造的物种也放在另一个上面，而是要分别为它们创造完全不同的物种呢？而且，科隆群岛上的物种显然与南美洲大陆上的物种有关系，佛得角群岛上的物种也显然与非洲大陆上的物种相关。所以唯一的解释当然就是：每个群岛上最初的居民就是来自它们临近的陆地上的生物，之后这些最初的栖息者发生了某些“进化”，于是变成了与原物种相关的新物种。

在经过了长达四分之一个多世纪的深思熟虑后，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段中写下了他对于自己揭示给世人的这个奇特的、可变的世界的最终看法：

凝视着［溪流］交织的河岸，这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鸟儿在灌木丛中啼叫，昆虫在半空中飞舞，蚯蚓在潮湿的泥土中爬行，默想一下这些构造精巧的生物形态，它们各不相同，却以最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而它们都是在我们周围发生作用的［自然］法则产生出来的……因此从自然界的战争里，从饥饿和死亡里，我们能构想出的最值得赞美的目标就是高等动物的产生也同样遵循这样的法则。认为生命及其若干能力最初是由“造物主”吹进少数或一个生物形态中的这种想法很伟大；同样地，认为这个星球是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运行，从一个最简单的形态开始，数不尽的美丽而神奇的生命形态经历了而且还在经历着进化的观点也是极其宏大的。

“所以你到底看没看过《审判达尔文》？”老者问我。

那时天色已晚，我们一起坐在伊甸号船尾的甲板上。此时船还停靠在圣克鲁斯岛的阿约拉港。我们是在日落时分乘坐着小型橡皮艇返回伊甸号的。小艇穿行在密密麻麻的来往船只中，每条船上都闪着黄色的灯光，船尾上印着船的名字，这里有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船只。船只间的缝隙中还有水上出租车疾驰而过，它们都是接送船员上岸或登船的。天空的颜色是很深很深的靛蓝色，黄色的灯光加上桅杆和船只的剪影，让人很容易想象当时贝尔格号停在这里的样子：经过了一天辛苦收集标本的工作，查尔斯·达尔文穿着马裤，蜷缩在比格尔号的舱房里，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审视着自己新抓到的宠物龟，几乎就要关灯睡觉了。

“我读过一部分”，我对他说。

“那你觉得怎么样？”

蕾切尔也拉了把椅子加入我们的谈话，还抬头看了看外面闪烁的灯光。

“这本书是律师写的。律师又不是进化论的专家，”我回答道，“律师也不是寻求真理的人。律师在乎的只是胜负。他们为了赢会隐匿证据。只要对自己有利，也会选择对证据视而不见。”

“但是这本书很有道理！”老者反对说，“科学是解释不了那些问题的！”

我早就意识到虔诚的信徒分很多种。比如这位老者，还有贝尔格号的费茨罗伊船长，他们相信《圣经》中每一句话的字面解释；也有些信徒则认可虽然进化现象是存在的，但还是上帝创造了一切法则，而进化不过是一种创造他既定的终极产品——人类的复杂方法。《审判达尔文》的作者在书的开头就声称他是一个基督徒及“哲学上的一神论者”，他其实就是后一种信徒。同样，当代的天主教会、大多数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神学者也都属于这样的情况。现在有压倒性的证据证明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正确的，所以很多宗教都改为只坚持起源问题，坚称无论科学研究能发现什么，终究是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其中最初的生命。因此上帝的意图是最终“创造”出我们现在所知的这个世界——这个过程里最终会有人类的出现。

1878年达尔文逝世4年前，也是《物种起源》出版19年后，一位名叫皮尤兹（Edward Pusey）的英国国教教士做了一次攻击达尔文理论的布道，其内容随后被刊登在伦敦的《卫报》（Guardian）上。达尔文的一个朋友给他看了这份报纸。当时的达尔文年事已高，留着白胡子和浓密的眉毛，就是现在被整个世界熟知的那个经典形象。他看过报纸后，用在伦敦城外一个火车站等车的功夫写出了下面这封回信：

［1878年］11月28日

尊敬的先生：

我刚才草草浏览了一下贵报刊登的皮尤兹博士的布道词……但是我觉得这里的内容完全没有什么价值。鉴于我从来不会回应其他科学家以外的人提出的批判，所以我也不希望［我正写给您的］这封信……被公之于众……如果皮尤兹博士认为我撰写《物种起源》是为了探讨什么神学问题，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一直以为这一点对于任何肯拨冗阅读此书的人来说都是很明显的，正如我已经在绪论中提及的那样。我明确说明了我是如何想到这个问题的……我还想说很多年前当我在为《物种起源》收集证据的时候，我对我心中上帝的信仰与皮尤兹博士一样坚定，至于永生之类不可解的问题，我从来不为此而费神。

［无论如何，］皮尤兹博士苍白无力的攻击根本不能阻碍哪怕一丝一毫人们对进化论的信仰，就如50年前神学家们对地质学做出的恶毒攻击一样，亦如很久之前天主教会对伽利略进行的迫害一样。因为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公众认可某个问题时，他们总是能聪明地选择追随科学家。虽然在具体方法等问题上还有很多分歧，但是现在生物学家们几乎一致地接受了进化论，比如自然选择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或外部环境如何影响自然选择，以及是否存在某些神秘的内在的趋完善性。

您忠实的查尔斯·达尔文

在他去世后才出版的达尔文自传中，他再清楚不过地分析了自己的宗教信仰问题：“对于人类而言，事物的起源也许是一个无解的谜题，至于我个人则满足于做一个不可知论者。”换句话说，达尔文本质上首先是一位科学家，但是他并没有绝对否认上帝存在的可能性。他只是认为也许地球的起源就是一个超出人类智慧可理解范围的问题，起码是超出了他的智慧能力。事实上，这就好比一只蚂蚁或他最喜欢的那些甲虫是永远不可能理解艾萨克·牛顿的微积分的。

“你觉得我们为什么会看起来不一样？”我接着问老者，“我们又为什么都看起来和非洲的黑人不一样？我们难道不应该都长得差不多吗？”

“我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他回答，还引用了《圣经》，“他从一人造出万族，使他们散居在整个地面上。”

“是的，可是为什么你是亚洲人而我是白种人？黑人又为什么有黑色的皮肤？”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他问。

“因为65000年前人类走出了非洲”，我说。老者开始摇头，可是我继续说道：“有的人向北走到了阳光不那么充足的地方，他们需要皮肤生成维生素D，于是皮肤的颜色就渐渐变浅了。另一些留在非洲的人已经有充足的阳光，所以依然还保留了深黑色的皮肤。其他人走到了亚洲，那里的环境也是不同的，所以那里的人也发生了变化。那时的人口数量还很少，人与人之间都很分散，也就没有种族间的通婚，就像科隆群岛中的陆龟一样。我们因为地域的关系也被分开了，就像生活在不同的岛屿上一样。最初的雀鸟花了几百万年的时间才分化出13个不同的物种，而人类离开非洲才65000年左右，可是你看我们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我们出现了不同的种族，就像科隆群岛上的陆龟衍生出的亚种一样。时间足够长的话，那些亚种也会完全演化成独立的物种。”

老者还是一直摇头。

“我不相信。”他说，“你完全不承认上帝在这其中发挥了作用。”

“你知道霍比特人的故事吗？”我问，“就是曾经生活在印尼的矮人族？”

老者摇头。

“不到十年前，人们在印尼的某个岛屿上发现了这些身高只有3英尺的人类。他们会使用石器工具，大约是在10000年前才灭绝的。这就像雀鸟的故事一样，一种人类来到了小岛上，从此与世隔绝，在不同的环境下，渐渐演变成了另一个物种。”

老者看看表站起身，但还是一直摇头。他向我们道了晚安并礼貌地表示和我们一起乘坐游船是一次愉快的体验。

他友善地和我握了手，然后凝视着我说：“我们绝对不是猴子变的。”

“恕我不敢苟同。”

“那么晚安了。”他说着，一边摇头一边慢慢地走远了。

蕾切尔和我还留在甲板上，望着闪烁的灯光发呆。远处是有200万年历史的火山形成的圣克鲁斯岛，火山扎根在大概几千英尺深的海底，淹没在到此渐渐散去的洪堡寒流的余韵中。

“你想好回到迈阿密以后要怎么做了吗？”我问。

“我会把孩子养大，”她平静地说道，“我不知道会是男孩还是女孩。不过不管怎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是神的意愿？”我问。

她笑着用希伯来语回答：“这是神的意愿（B’ezrat Has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