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

一良閲：

我九號赴唐山，十三號向全體職工交待，低頭認罪。因為坦白比較澈（徹）底，態度誠懇，職工允許過關，并建議政府從寬處理。從此我從鬼變成人矣。弢翁《日記摘鈔（一九五二—一九六二）》一九五二年五月記：‘五月九日，到唐山。市長閻達開，政委李力果，副市長朱康，啟新軍代表趙光。五月十三日，在啟新工廠群眾大會上交代（“五反”運動），從鬼變人。五月十四日，在李政委處午飯。三月餘以來，第一次暢飲。有人告訴我，我過關是中央指示。“衣冠整齊，保護過關”。五月十五日，回津。（五月十七日政府接管開灤。徐達本任主任。）’（弢翁《日記摘鈔（一九五二—一九六二）》原件，現藏周景良先生處）北京圖書館‘三反’不知結束否？趙萬里不知問題嚴重否？我現決定將全部藏書（善本與普通本、外文書籍）捐獻政府，擬指定交北京圖也。弢翁《日記摘鈔（一九五二—一九六二）》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鄭西諦（案鄭振鐸）來談捐書事。趙斐雲（案趙萬里先生）以為是意外大事。’八月三十一日：‘張蔥玉、趙萬里、高希曾來取藏書。’周景良先生處藏弢翁一記事本之中‘獻書’條云：‘一九五二．八．二九．（點收）（信件）。重要善本書籍七一五種，二六七二冊。張珩、趙萬里。’此前一年，弢翁曾將所藏《永樂大典》一冊捐獻北京圖書館。弢翁於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日致函北京圖書館云：‘敬啟者：頃閲報載，貴館展覽《永樂大典》，内列十一冊為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學系圖書館所移贈，此種真摯友好及偉大國際主義精神具體表現，實從古未有之盛事，傳播書林，永留佳話。僕舊藏《永樂大典》一冊（杭字韻卷七六〇二至七六〇三），謹願捐獻貴館。不敢妄希附偉大友邦之驥尾，以傅珠還合浦，化私為公，此亦中國人民應盡之天責也。專此。敬上 國立北京圖書館。周叔弢啟，一九五一年八月廿日，天津桂林路二十號。’此次之後，弢翁對北圖續有捐贈，其中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六日第二次捐獻，善本古籍三二種，一二〇冊。另，周紹良先生《周叔弢傳略》:‘老人搜藏善本書籍，并不只是為個人玩賞，或借以沽名釣譽，標榜自高，他的思想第一是要使這些珍貴文物不致散失，更不要流至海外；其次是怕不懂得書籍的人弄去會使書籍遭到損害，甚至糟蹋毀滅。所以遇到好書，總是設法留下。他總想能使他收集到的善本書籍有朝一日在統一的國家之下歸於一個保護書籍最好的圖書館，使一生心血不至白費。所以在解放之前，他曾把藏書編成目録，他的藏書都見於這本書目。他在書目前面寫了一篇小序，其中説，“此編固不足與海内藏家相抗衡，然數十年精力所聚，實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孫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無事，應舉贈國立圖書館，公之世人，是為善繼吾志。倘困於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則取平值可也。勿售之私家，致作雲煙之散，庶不負此書耳！”（案此為弢翁一九四二年手訂所藏善本書目，於卷首所作題記，亦為預留遺囑矣。）全國解放，老人多年盼望的全國統一的日子到來。一九五二年，他在北京遇到當時擔任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氏，告訴他決定把藏書中最精品捐獻給北京圖書館，鄭氏大喜過望，在書到北京後，寫信給他説：“（張）蔥玉、（趙）斐雲回京，將來先生捐獻之善本圖書，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北京圖書館增加了這末重要的一批‘寶藏’，不僅現在的‘中國印刷發展史展覽’大為生色，即將來刊印‘善本書目續編’時，亦足令内容充實、豐富，大為動人也。敬（謹）代人民向先生致極懇摯謝意！至於將來學者們如何在這個‘寶藏’裡汲取資料，則尤在意中；化私為公，造福後人，先生之嘉惠，尤為重要也。”後來老人到北京參觀中國印本書籍展覽（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北京舉行）時，鄭振鐸對他説：“你是把珍秘之書全部獻出，并未保留一部，真是難得難得！”當有人問到老人怎樣能如此堅決而不留幾本自己玩呢？他笑著説：“捐書的決心并不是輕易下定的。祖國走上了繁榮富强的道路，我要履行自己的諾言，要親手把書獻給國家。這些書我都心愛，全部獻出為好，不然會藕斷絲連啊！”老人把所藏最精的宋、元、明刊本及一些名鈔本、精校本總計八百多部，全部捐給了北京圖書館，接著又在一九五四年把一些書籍分捐給天津人民圖書館和南開大學圖書館，這些大部分都是叢書和清代刻本精印書，而今天也是不易得的。一九七三年又把最後剩下的書籍數千冊捐給天津人民圖書館，包括他為研究清代板刻史而專門收集的清代銅、泥、木活字本書籍七百多種，使這一極冷僻而難搜尋的研究資料也歸於國家保存，滿足了他七十多年收書的一貫心願。’（《晋陽學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六八至六九頁）周珏良先生《我父親和書》亦云：‘我父親和書的關係我想可以歸為三句話：苦心收書，一心愛書，熱心獻書。他收書之苦心可以用他九十歲那年（一九八〇年）為他一九四二年手訂的善本書目所寫的題識上的一句話表達：“此目寫於三十年前，一生精力聚於斯。”這話初看上去似乎是泛泛而談，但是其中甘苦卻有許多難為不知者道的。在抗日戰爭前他經營工廠，收入是不少的，但是善本書價錢之高也使他常常要費力才能得到。宋元本書一部動輒要幾百上千乃至幾千元。他在一九三三年買宋刻湯漢注的《陶靖節先生詩注》兩本書就用了四千元，是負了債買的。在抗日戰爭前夕，他經營的工廠都被日帝國主義者强吞以去，收入大為減少。一九三六年丙子元宵節時，他在自己記載所買古書文物的冊子上寫道：“負債巨萬尚有力收書邪？姑立此簿，已遲往昔半月之期矣。”到了那年除夕他又記道：“今年財力不足以收書，然仍費五千七百餘元，結習之深，真不易解除也。所收書中亦自有可喜者，但給值稍昂耳。”全面抗日戰爭開始後，他於一九三九年己卯歲末又寫道：“今年本無力收書，乃春初遇陸鑒（指金代張氏晦明軒刊本《通鑒節要》）、毛詩（指宋監本《毛詩》），歲暮遇《衍約説》（宋本）、《蜕庵集》（指陸其清手抄，王聞遠、黃蕘圃校跋本），不得不售股票收之，孰得孰失，正不易言耳。”一九四二年壬午他因家用不足，忍痛割愛，賣出明本書一百數十種，得了一萬多元。這時有北平的書商從上海買到宋余仁仲萬卷堂刻本《禮記》，帶到天津給他看，他見這書刻工印刷都十分精美，毅然以一萬元高價買了下來，在書後跋語中説：“昔人割莊易《漢書》之舉，或尚不足以方余癡。而支硎山人‘錢物可得，書不可得，雖費當弗較’之言，實可謂先獲我心。”在同年歲暮，又在購書冊中記道：“賣書買書，其情可憫，幸《禮記》為我所得，差堪自慰。衣食不足，非所計及矣。”從以上這幾件事中很可看出他收書的苦心。’（《文獻》一九八四年第三期，一六一至一七五頁）爾尚有書箱在此，我的書中爾如有留者，望早決定為要。

父字

五月十九日

北京西郊

清華大學

勝因院

周一良 君

天津周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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