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的述评

对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各种理论构建仅仅做些概略性梳理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选出两派理论中三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理论进行考察与评析。它们分别是新左派的主要代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主流派的主要代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1.沃勒斯坦与“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以提出世界体系理论而闻名于国际社会科学界。作为一种理论构建，世界体系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标志就是沃勒斯坦在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第一卷。^[2]其后又陆续出版了第二卷、第三卷，最终形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这一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新理论体系，影响遍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主要社会科学领域，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而今已经形成一个国际性学派。沃勒斯坦摒弃了传统的对单一“国家”和“社会”的研究方法，开创了以“世界体系”为框架、长时段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演进的理论。从而为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做整体、动态认识提出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并成为全球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

综观世界体系理论的总体框架，有两个基本的前提性预设：一是人类历史地形成的部族、种族、民族以及民族国家，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在孤立中演化和发展，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在16世纪以前，这种世界性体系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等。它们不是在自然的经济互补中形成超国家的“世界性体系”，而是以政治扩张、包括暴力为手段整合而成，其覆盖的地理范围也是有限的。这些“世界性帝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一个居于统辖地位的政治中心，却没有相应的“世界性经济”。自16世纪起，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了世界性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因此说，资本主义从它诞生之时起就不是在单个国家孤立产生的，跨国界经济的紧密联系也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构建的基础。二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由于全球范围的劳动分工，形成了层级式的三级结构，处在不同层级内的国家在劳动分工中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处于中心区地位的国家利用边缘区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成品并向边缘区销售，赚取剩余价值；同时，中心区国家还控制着世界体系的金融、贸易和市场的运转。边缘区国家除向中心区国家提供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外，还是中心区国家产品的销售市场。双方的这种经济交往是不平等的，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半边缘区国家则介于两者之间，“代表了从中心到边缘这个连续统一体中的一个中间点”，^[3]兼有中心与边缘的双重特征。对中心区，它充当着边缘区的角色，既为中心区提供一些原材料和经过粗加工的中间品，又是中心区制成品的销售市场；而对边缘区，它又充当着中心区的角色，从边缘区输入一些原材料，同时向边缘区输出一些经过简单加工的制成品。由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是开放性的，边缘区可能通过半边缘区晋升为中心区，反之中心区也可能降格为半边缘区，甚至边缘区，也就导致了它的结构的不稳定性，历史上已经几度发生中心区国家的变动与转移。但是，三种不同层级的国家，三类不同经济角色，却不能缺少任何一个环节。否则，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就无法持续地存在下去。这一体系运行的动力就在于“不平等交换”和“资本积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平等交换，是既存在于一国内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又存在于中心区与边缘区不同层级的国家之间。所以说，在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中，始终存在剥削、压迫和不平等；也总会经历着由极度扩张引发的供过于求的过剩性危机，发生一次次周期性震荡。但它本身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机制，以至于能够在过去长达5个世纪之久的历史进程中，度过一次次危机而得以持续发展。

世界体系理论探讨的问题很多，沃勒斯坦归纳出十个方面，但可以总括为三个方面，即世界经济体系、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文明。

先来看世界经济体系。单一的或者说一体的世界经济是世界体系赖以形成的基础，是它首要的特征。除上面已经论及的外，世界体系还把“周期”和“趋向”作为另一个关注的重点。沃勒斯坦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关心长时段的社会变化，我们的兴趣主要是较长的周期，即那些平均时长为50～60年通常被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以及更长一些（200～300年）有时也被称为长周期的周期。在他的视野里，国际劳动分工以及由此形成的三类国家划分是世界体系经济的空间表现，而周期和趋向则是它在时间方面的体现。他还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尽管在经济和政治上存在着“繁荣—平衡稳定—上升—衰退”这样周而复始的周期现象，但在三个方面却一贯呈现增长趋向：第一是加入这个体系经济劳动分工的国家占国家总数的比率，第二是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的劳动力的比率，第三是以机器形式出现的资本的比率。这三个呈持续增长的趋向，表明世界经济体系在不断巩固与扩展。

世界体系的第二个特征是“多重国家体系”，这是世界体系的政治层面。沃勒斯坦认为，国家和国家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独特的产物。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体系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周期性变动，处于不同时期中心区地位的强国总是会出现一个实力最强者，它拥有霸权，但这种霸权优势却总是短暂的，会被实力更强的国家取代，形成一种周期性变动，通常称之为“霸权周期”；二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无休止地追逐资本积累，攫取霸权的国家则可运用其处于实力鼎盛地位的国家政治机器，为该国资本在世界市场获取最大利润提供垄断性的政治条件；三是追逐世界霸权地位是各资本主义国家都会为自身设立的目标，这种对霸权的角逐，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征战，并在20世纪前半期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综观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演化轨迹，充满着各国在经济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政治上追逐霸权地位的全球性角逐，因此而推进体系的发展，呈现着周期性的变化。从20世纪中叶起，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霸权国家，但时下也正在走向衰落。可以说，现代世界的格局，由于美国霸权地位的兴衰，引发了一系列的变化。

世界体系的第三个特征是建构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文明”，一种“世界文明”。沃勒斯坦认为，当我们将文明看作不同的世界观、习惯、结构和文化时，产生于16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本来也是一种特殊的文明。但它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全球的扩张，通过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渗透，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文明。追求科学则是这种普世文明的基本象征。

基于以上的认识框架，沃勒斯坦在描述世界体系近半个世纪的演变时指出，资本主义在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期间经历了最大规模的扩张，世界体系发生了大规模的非殖民化运动，而曾经影响到世界体系各个角落的冷战对峙，则以对峙一方实质性地瓦解而告终。但能够保障社会进步、使民众享有更大自由的新的世界秩序并未到来。显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世界体系变迁的某些特征：全球经济由扩张走向萎缩；美国霸权地位也从盛转衰；整个体系处于极度的不确定状态，未来走向出现了多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现存的世界体系继续发生作用，美国将充分运用其在科技、经济和军事上的一定优势，不遗余力地在北方诸国中寻求新的联盟，以求继续左右世界体系的发展；另一种可能性是，发生体系危机或分叉，出现一个混乱时期，结果或是重构与以前体系相类似的充满等级、不平等和压迫的体系，或是可能构建一种相对平等和民主、较为和谐的新体系。

沃勒斯坦以其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极强的历史责任感，为世人勾画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发育、成长、兴衰更迭的演进历程。他预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于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而有走向解体的可能，届时将有可能被更有效率和收入分配制度更趋合理的新的世界体系取代。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适应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开创了在理论上系统地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先河，其影响是深远的。但是，就世界体系进一步的演化而言，虽然沃勒斯坦肯定了一种演化的可能性是现存的世界体系将为一种更为平等、更为和谐的世界体系所取代，但他也同时肯定了其他的可能性，这表明他并不是从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性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的，只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感受到当前制度的不合理性，从“应该是”的角度推断应有一个更好的体系出现。与此紧密相关的问题是，沃勒斯坦以世界体系为考察对象，忽视了对单个国家内部演化的研究，这就使他失去对世界体系真正演进动力的把握，也就失去了立论的坚实基础。比如他将世界体系划分为三类国家，而将每一类国家都视为一个无差别的整体，这就忽视了同类国家间的内部差异。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就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它们的发展水平、社会理念、体制模式、发展目标与路径选择等，都并非整齐划一；即使在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市场体制的差异，像所谓的美英自由市场模式、西欧各国的社会市场模式、日本模式等。边缘区国家和半边缘区国家内部也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面对一个如此繁杂的世界结构，仅仅从单一体系的视角去观察、剖析，难免受到很大的局限，不能更全面地反映客观现实。正是由于他看到的只是国家间的互动，未能把握住单个国家的自然演进历程，也就无法真正从因果必然性角度来考察问题，而只能从归纳角度来列举未来可能的趋势。后一点是许多批评世界体系理论的学者通常提出的论点。此外，在目前的全球范围内，虽然经历了苏东剧变所引发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低潮，但毕竟仍然存在着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拥有世界1/5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这些国家虽然也积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交往，但由于根本制度与体制的不同，有形无形、正面侧面施加于世界体系各个层面的影响和作用必然有别于体系内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后，沃勒斯坦虽然正确地看到了现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合理性和不公正性，但有些过于夸大这种不合理性和不公正性，这种倾向是新左派的通病。我们认为，相比殖民统治时代而言，当今的全球化毕竟给后发国家提供了更大和更多的发展空间，东亚、南亚和拉美地区获得不错的发展绩效，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是例证。因此，必须辩证地看待全球化，既不能因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些发展机遇就一概肯定，也不能因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些挑战就一概否定，那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这些不能不说是“世界体系论”存在的缺陷。但它毕竟是在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理论体系，为我们认识与把握现代世界的演进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2.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弗郎西斯·福山是美国知名的社会学家，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处副主任。“历史终结论”是福山在1989年发表于《国家利益》杂志的《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的。随后，他又在文章立论的基础上撰写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除进一步阐释他的观点外，还论及“历史终结”后人类的状况。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道成为国际政治领域炙手可热的话题。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表面上看似乎并非是就“全球化”问题做出的理论阐释，但它实质讲的是，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取得了全球性的胜利，并将成为世界制度的唯一模式。换言之，全盘西化也就成了全球化的代用语。

福山的论点，引用他的话简明扼要地说就是：“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个政体……，战胜其他与之相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如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近代的共产主义。……，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4]福山在论证他的论点时强调，“只有民主才能调节现代经济所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市场本身并不能确定公共基础投资的恰当水平和地点，也不能调节劳工纠纷或航空运输的次数……。这些问题都很重要，而且肯定会反映到政治制度中来。如果新制度要公正地调整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并且采用一种在国内主要阶层都取得共识的方法来调整，那么这种方法就必须是民主制度”。^[5]他把这种认识称之为“着眼于从经济上来解释历史”。他认为，“经济发展和自由民主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但却不能证明“二者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6]“它既能带来一个自由主义的未来，也会引出一个官僚专制的未来。”^[7]既然如此，又怎么能够证明自由民主制度具有必然性呢？福山求助于一种他所认为的人类普世的精神追求，即所谓“获得认可的欲望”。在他的认知世界中，似乎只有“现代自由民主制度赋予并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实现）对所有人的普遍认可”。^[8]正是人类这种“获得认可的欲望”，促使人们去选择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推动历史前进。

福山从这种立论出发，将现实世界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后历史”部分，即选择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另一个是历史部分，即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按照他的论述，“在后历史那部分世界中，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主轴是经济，过去的强权政治规则越来越没有市场”。它们虽然保留了各个民族国家，“但它们各自的民族主义已经与自由主义和平共处并且越来越局限于私人生活的范畴，而经济合理性将侵蚀主权的许多传统特征，把市场和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统一起来”。但“在历史部分的世界中，各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此形成的不同宗教、民族和意识形态相互冲突……强权政治规则在其中依然盛行……民族国家将继续是政治认可的中心”。^[9]不过，这毕竟只是对历史进程的一个时点、一个横断面的解剖，按福山的逻辑，“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具有多种文化和历史的社会都显示出相似的长期发展的模式；如果最先进的社会政体模式继续趋同；而且如果经济发展将继续导致人类的同质化；……人类不是会盛开千姿百态美丽花朵的无数蓓蕾，而是奔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一辆辆马车。……任何有理性的人看到后都不得不承认路只有一条，终点只有一个。……即使大多数马车都到达同一城镇，我们也无法知道车上的人是否会环顾一下新的环境，当发现这个环境并不适合他们时，他们会再把目光投向一个新的、更遥远的征途”。^[10]不过，福山认为，“最后之人”已经是一些由自由民主创造的“一种欲望和理性组合而成但却没有抱负的人”，^[11]既然如此，这些人也就不会再有什么新的追求，以他们为历史发展动力的历史也就因此而终结。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本质上无非是在鼓噪西方资本主义取得彻底胜利，历史将因此终结的“神话”。同历史上一切鼓吹历史将在某种制度、体制终结的人一样，福山缺乏起码的历史感，库明斯在为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等人撰写的《转型时代》一书写的前言中是这样讽刺福山的：“但与福山不同，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知道，我们可以忘记历史，但历史不会忘记我们。”^[12]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立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在于他认定人类有一种“获得认可的欲望”，并将它说成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动力和普世性的规律，而自由民主制度恰恰是最能满足这种欲望的制度，因此历史必将终结于此。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欲望是怎样产生的？又将如何变化？唯物史观认为，存在决定意识，而存在就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首先是从满足吃喝住穿的劳动生产开始的，在获得这些满足后才会逐渐产生新的欲望和追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递进理论，获得认可（即福山的获得认可的欲望）是在基本物质需求满足之后产生的新需求，而且也并不是人们的最终需求，在满足认同和自尊层次的需求后，还有更高层次的追求自我实现的需求，怎么就能说人们在满足认可欲望后就会产生惰性，因此而失去追求更高目标的动机，并因此而导致历史的终结呢？而且，在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广大普通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远低于那些富裕的有产阶级，他们获得认可的欲求首要的就是期盼能够获得与有产阶级一样的生活水平，能够获得与有产阶级一样的权利，同样能获得各种生活的保障，能使子女接受和有产阶级子女一样的良好教育。但这些目前都还只能是一种奢望。在这种前提下，福山先生怎么就敢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了呢？福山在为自己的终结论提供合理性支持时，也提到马克思是历史终结论者。我们先不去探究这样论述是否合理，而就他举出的马克思以共产主义社会为历史的终结点看，那起码也是比福山高明的历史终结点。毕竟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人的全面发展，由于分工的消灭，人类社会已经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这难道不是更值得期待的理想吗？福山明显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他将苏东剧变作为社会主义体制消亡的标志，而忽略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社会主义力量虽然遭受重大挫折，但这只能证明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通过反思而启动改革进程，并取得快速和谐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却充满了活力。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包括那些因向资本主义转型而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苏东地区的人们，也包括那些对资本主义固有的顽疾越来越感到不满而寻求替代性模式的人们，更包括那些身负多重压迫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并渴望改善自身状况的贫困落后国家的人们，都对中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们衷心地希望中国能为他们的发展、复兴开创一条新的道路。第二个事实就是他将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实现发展的万应灵药，认为全球化将给那些后发国家带来终结历史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只要采用这种制度就能够获得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巨大发展，从而终结历史。诚然，全球化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些发展机遇，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确实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需要强调的是，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游戏规则主要是由它们来制定的，它们和后发国家展开越来越密切的经济交往的唯一目的就是谋求最大利润。一旦后发国家的发展超出了发达国家所允许的程度，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给予制裁、报复和惩罚。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的一些金融投机分子利用金融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投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灾难，亚洲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等就是例证。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全球化有清醒的认识，加强政府干预，积极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机遇，同时又要规避限制乃至抵制全球化的不良影响。当然，能够这样做的前提是发展中国家尽速实现自身的发展，从而提高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讨价还价能力。

3.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塞缪尔·亨廷顿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他长期供职于哈佛大学，担任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俄林战略研究所主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并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最早是在发表于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上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提出的。当时即引起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巨大反响，并引起对这种理论的激烈批评。但亨廷顿却不以为然，在当年《外交》11/12月号上又撰文针对各种批评做出反驳，文章的题目是《如果不是文明，那又是什么？》，副标题是“冷战后世界的范式”，继续阐释他的观点。由于他毫不隐讳地将中国文明列为西方文明的第一号敌手，因此在众多批评者中，中国学者占有相当数量。亨廷顿并未就此作罢，又在1996年底出版了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更系统地阐发他的“文明冲突论”。在该书的中译本序言中，亨廷顿特地向中国读者做了解释，指出他的真实用意并非是要挑起中美之间的冲突，而是“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并指出未来的世界和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协调他们各自的利益，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13]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立论基础。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理论，是立足于对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形势演化趋势的认识。亨廷顿显然不同意福山的观点，对福山的如下断言：“我们可能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他批评道：“冷战结束时的异常欢欣时刻产生了和谐的错觉，它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觉。”^[14]他列举历史的经验来说明他的判断的正确性：“20世纪的其他每一场重大冲突结束时都曾流行类似的和谐错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创造一个能保障民主国家安全的世界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有‘一个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组成的‘世界组织’和‘永久的和平结构的开端’。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改变了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走向民主制的趋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真正的全球冷战。”^[15]接着他摆出冷战结束后国际间冲突的实例，“发生了大量的种族冲突”，“出现了国家之间联盟和冲突的新模式”，“宗教原教旨主义得到了加强”，等等，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和谐世界的范式显然距离现实太遥远，它并不能对后冷战世界做有用的指导。”^[16]正是在肯定世界仍然存在纷争的前提下，亨廷顿预断了今后国际间冲突的性质和内涵，并提出了避免冲突爆发的应对策略。

我们认为，亨廷顿举出两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后果，举出冷战后国际间存在纷争的事实，批驳福山粉饰太平的理论，并承认世界的和谐远未到来，全球化进程将是矛盾和冲突的过程，这些认识是非常客观的，在历史感上远胜福山一筹。

其次，我们考察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主要内容。一是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定义。他认为：“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它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17]“它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它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公正，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在现代世界，大多数文明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18]根据这样的界定，亨廷顿列举了当代的七种或八种主要文明。它们是：（1）中华文明。儒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又不仅是儒教，而且它也超越了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包容了东南亚和其他地方华人群体的共同文化，以及越南和朝鲜的相关文化。（2）日本文明。（3）印度文明。它囊括南亚次大陆，以印度教为其文化的中心。（4）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它起源于阿拉伯半岛，迅速传播到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并向东延伸到中亚、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一些地区。（5）西方文明。它分布于欧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6）东正教文明。（7）拉丁美洲文明。它同西方文明有紧密联系，却又构成一种独立存在的文明。（8）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亨廷顿认为，冷战后时代的全球政治已经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19]二是关于“文明冲突论”的论述。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断层线战争在一个时期内可能完全停止，但很少永久终结。”冲突的暂时停止，或“因主要参与者精力耗尽”，或“非第一层次的参与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其影响将交战各方拉到一起”，而“导致核心国家的战争则是由于文明间全球均势发生变化”。^[20]基于上述论述，亨廷顿面对现代世界的现实不得不承认，“19世纪以欧洲殖民主义为表现形式的西方权力和20世纪美国的霸权把西方文化推广到了当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但是，“欧洲殖民主义已经结束，美国霸权正在衰落”。而“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力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社会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21]由此，他带有挑衅意味地指出，“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战争的潜在根源”。^[22]面对这种挑战，他指出存在的不确定性：“21世纪的全球体制、权力分配以及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将主要反映西方价值和利益，还是这一切将主要由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价值和利益来决定？”^[23]三是为维护西方文明的霸权地位而应采取的对策。亨廷顿同福山一样都持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思想。他毫不隐讳地讲，“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其他文明中的社会通常需要西方的帮助来达到其目的和保护其利益”。面对西方的衰落，他认为，“西方在反对非西方社会以保护自身利益时有三个领域特别重要，即通过不扩散和反对扩散高新武器以保持军事优势；施加压力，推广西方的政治价值和体制；限制非西方国家的移民和难民入境”，^[24]从而使西方文明（在这里可以说是美国霸权的代名词）继续保持优势地位。综观亨廷顿对“文明冲突论”和冷战后世界文明冲突的阐释，确实反映了国际纷争的表象，诸如美国的实力正在衰退、断层线战争的一般特征等；但是，就其基本的逻辑思维看，仍然是代表着美国霸权主义的利益在论述。他是戴着这样一种有色眼镜在观察世界，不仅时时流露出冷战思维，而且把多方面的纷争与冲突纳入帝国争霸的框架，从而歪曲了当代国际交往演化的实质。

最后，我们考察亨廷顿对文明未来走向的预断。亨廷顿认为，“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并且预言，“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25]他的这种分析所持的依据是，西方总是“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自认其传统远较西方的优越”。于是，文明可预见的未来就主要取决于这三大文明之间的关系，一旦发生矛盾，也将是三大文明各自都要在全球推行其价值观和利益观的纷争与冲突。最后，他似乎是站在超脱的立场，谏言西方：“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26]同时，他似乎是以很大的虔诚告诫人们：“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27]

自亨廷顿提出他的“文明冲突论”以来，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多有评述，褒贬不一。中国学者也曾不惜笔墨撰文予以剖析，一方面肯定他明言西方文明并无普适性、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美国霸权正在衰落等观点，真实地反映了国际政治关系的现实；但同时也明白无误地指出，亨廷顿其实是一位西方中心论的遗老，他的立论依据和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多是歪曲事实，他扮演着一个霸权主义卫道士的角色。对于这些评析，我们深表赞同，重述这些认识意义已不大。这里，我们将对亨廷顿构建的所谓“文明冲突论”的范式提出质疑，就是说，视异质文明之间的不相容性为前提性框架，来解释冷战后时代国际政治冲突的内在本质，并不具有客观的真实性。因而，其解释力是苍白的，难以令人信服。

亨廷顿在构建其立论的过程中，是将冷战后国际间发生的多次冲突作为实证依据的。他曾经不厌其详地提到这些纷争，尔后将它们一个个都贴上“文明冲突”的标签，诸如这个是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对抗，那个是伊斯兰文明的好战性，那个又是中华文明的扩张……当然，我们并不是一概地否定“文明冲突”之说。因为像种族歧视、民族偏见、宗教的偏执狂等，毕竟在某些社会人群中存在着，并对一些国家间的利害纷争起激化矛盾的作用。但是，如果不做如实、具体的分析，一概冠之以文明的冲突，这种分析思路必将导致冲淡乃至掩盖冲突双方存在的利害冲突，而不利于对国际纷争症结的诊断和解决。如果再往根源上追溯，那就只有归因于文明基因上的弊端了，否则为什么文明一定要发生冲突呢？是否是因为各文明的自私自利，将别的文明都视为自身利益实现的障碍，必须除之而后快？！必须冷静反思的是：为什么那些伊斯兰恐怖分子下定必死的决心，以同归于尽的方式来给美国以打击？又为什么巴勒斯坦的“肉弹”也以同样必死的决心给以色列以打击？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对当地伊斯兰人施以巨大的压迫，使他们生不如死，他们又怎会以这种极端方式来进行报复呢？！

当代世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性交往日趋紧密，其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反映出全球化进程的曲折与诡秘。综观其基本矛盾，不外“南北”“东西”“南南”“西西”四大类。“南北”之间的矛盾是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较二战后取得政治独立时已经大大增强，少数国家抓住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还实现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西方主要国家也在竞相利用全球化加紧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掠夺、政治钳制和思想渗透，致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在“边缘化”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东西”之间的矛盾过去是指分别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在苏东剧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未根本改变遏制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的图谋，将“和平演变”的目标集中在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少数几个国家。这种无处不在的公开或隐蔽的斗争，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传播领域时有发生，反映着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南南”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中国家间矛盾的总称。发展中国家几乎占全球独立民族国家的70%～80%，它们的资源状况、地缘环境和人文传统迥异，发展水平更是极端不平衡。在一些比邻国家间，或由于历史的遗留问题，或存在民族的积怨，一遇现实的利益冲突往往兵戎相见。再加上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挑唆，或幕后支持，或公开偏袒，致使一些国家间冲突时有可能走向激化，难以调和。“西西”之间的矛盾则是指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并非没有利益冲突。它们各自的发展总是呈现不平衡状态，美国一贯野心勃勃欲统领世界，号令西方诸大国。因此，在美国和欧洲之间、美国和日本之间以及欧洲内部各大国之间，不断有摩擦发生。虽然不曾走向反目为仇的境地，但为了经济利益你争我夺，在调解国际争端时相互拆台等屡有发生。伴随美国实力的衰退，它与西方盟国间的矛盾会不可避免地暴露，甚至升级。美国如果继续顽固地推行其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不仅会遭到发展中国家的顽强抵制，也会在西方发达国家间引发分化，最终导致联盟解体。上述种种矛盾，恐怕并不是“文明冲突”一因所能解释得了的。“文明冲突论”实在是混淆了是非，将各国间的矛盾都推定为文明间的冲突，却将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推得一干二净。堪称是为霸权主义开脱的极致！

我们在这里仅仅挑选了三位知名学者的理论予以简要介绍和剖析，从中不难看出，在全球化问题上真可谓论出百家。诸家所公认的一点在于，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仍然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宰。但在对这种状况的评价上存在较大的，甚至巨大的差异。新自由主义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或西方文明的最终胜利；新左派则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资本主义一国内部产生的各种不公正和不合理现象会在全球重现。后发国家的人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跻身于全球化进程，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坚持国家主权原则，调整并强化政府监管职能，趋利避害，推进民族产业的结构升级，提高自身与发达国家的讨价还价能力，最终实现赶超型发展，这才是我们加入全球化进程以发展自身的目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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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参考了杨雪冬先生的归纳，见杨雪东《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12页。

[2]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4] 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5] 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127～128页。

[6] 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132页。

[7] 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149页。

[8] 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230页。

[9] 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314～315页。

[10] 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381～382页。

[11] 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13页。

[12] 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转型时代》，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

[13]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14]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1～12页。

[15]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2页。

[16]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2页。

[17]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6页。

[18]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8页。

[19]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4页。

[20]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29、230、334页。

[21]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88页。

[22]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30页。

[23]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01页。

[24]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75、202页。

[25]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99页。

[26]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68页。

[27]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