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地辩证看待现代西方工人阶级

（一）工人阶级队伍的变化

阶级是一个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群体，依各国历史文化的特点而不同。近代以前的阶级相当于等级，个人的身份和职业往往由家庭出身决定的，甚至是世袭的。出身和职业的差异决定了个人的社会发展空间。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后，封建身份等级制被打破，社会流动性逐渐增加，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概念才出现。“使阶级区别于等级的正是阶级这一不断变化的特性。”^[1]所以，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是近代以来工业化的产物，尽管人们将近代以前某些社会群体也称作阶级。

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人数首次超过蓝领工人，白领超过蓝领被认为是后工业社会来临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反映出广义的服务业或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例和重要性的增长。目前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人只占其全部劳动力的1/5。1980～2003年，英国制造业雇员占全部雇佣劳动者的比例，由25.2%下降到12.62%；同时，服务业人员的比例却从62.78%上升到78.73%。^[2]1979～2001年英国工会人数从1344.7万减少到760万，退回到30年代后期水平。同期，工会密度从55%下降到29%。^[3]1995年，美国工会会员人数只占全体雇佣劳动者的13%，在私营部门的会员只占9%。^[4]

20世纪50年代是西方工会组织规模和工人社会地位逐渐下行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西方工人地位的历史性衰落，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和文化的。产业工人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成分，工人队伍由更多不同的群体组成，而所有的群体无不具有不同种族、出身、职业、性别等多方面的差异。尽管有学者认为，“工人阶级正在经历解体和重组的双重过程”，^[5]但蓝领工人队伍解体是明显的事实，而包含各种新成分的工人阶级的重组则还有待未来证实。

西方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学者们争论的只是如何解释这种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随着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下降，蓝领工人（纺织、制造、冶金、矿山行业）的数量在逐渐减少。工会会员主要是各类政府雇员和教育、卫生、科技等各类专业人员，即被称作中间阶级的白领雇员。导致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中阶级变化的原因有很多：产业结构的变化、教育的普及、公民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民主与平等趋势等。由于私人企业中的会员比例很小，工会的斗争目标实际上主要是各级政府。工会会员不再是经济上贫穷、政治上无权的阶级，也不再是劳动者中的弱势群体，同时，他们也不是社会革命甚至社会改革的主体。

（二）工人阶级政治诉求的变化

1999年两位法国社会学家经过实际调研后的结论是：“在最近15年间，工人群体的集体先进性概念已经丧失。在社会主义类型模式的基础上社会关系彻底改变的政治希望也随之消失。”^[6]还有学者指出，城市青年尤其是年轻的打工者不理解、不接受“共产党-总工会文化”，他们抱着“过客”的态度处世，追求消费主义价值观念。^[7]

一些研究美国工人的学者指出，“综观大量的调查、访谈和工人的亲口证词，可以在他们大多数人身上发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对于‘美国生活方式’无条件的拥护，深刻根植于‘美国梦’的信念，对于个人主义万能的迷信，以及无所不在的通过工作取得成功的神话”。即使左派学者也承认，“毫无疑问，工会运动全盘接受的否定美国社会存在阶级的学说，促使许多工人丧失了对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清晰了解”。^[8]

一位对美国工人家庭做过大量调查和访谈的女社会学家认为，“工人对于自己的面貌认识模糊”，“对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的否定，产生了一种混乱和矛盾的社会认同性”，这“减弱了他们集合起来为自身利益采取行动的能力”，而且由于政治环境和缺乏完整的可替代的社会计划，工人没有可以表达自己阶级利益的话语。值得注意的是，她对美国工人的研究与一些法国同行对法国工人的观察感受相同，即“工人丧失了博爱精神”。总之，随着体力劳动丧失了尊严，工人的社会地位下降，工人的社会形象也在贬值。^[9]工人阶级认同已不再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甚至被当作一种耻辱。^[10]

很多学者认为：“由于有组织的劳工阶层似乎越来越无法承担革命话语与改革主义话语所赋予他们的解放者的角色，关于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已经不再具有某种紧迫性了。”20世纪中期以来的各种转变，带来“我们称之为‘工人阶级’这个具有显著社会特征的群体事实上的消亡”。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为‘劳工权利’而斗争的工人正在快速消亡，仅存的斗争者也被看做今天的一个面临灭绝的残余物种”。^[11]

学者们一般认为，农民阶级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私有财产，而是为了分田地，农民很少心甘情愿地消除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农民从本能上是反对集体化的。”^[12]

实际上，绝大多数工人斗争的目的也不是废除私有制。工人曾提出过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的要求，但是公有制是保障工人利益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工人基本利益得到法律保障，而公有制效果差强人意的情况下，工人运动不再以坚持公有制为原则。1997年，英国工党取消了党章中实现公有制的内容，代表着工运内的一种长期趋势。现在西方左右派争论的不再是笼统的所有制和控制生产资料问题、政府管多管少的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问题，而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政策。

雷蒙·阿隆曾说，“没有理由认为，只要从法律上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就足以结束企业内在的紧张关系。也没有理由认为，一旦全部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以前竞争的焦点问题都会销声匿迹”。^[13]所有制同经济发展速度与个人收入水平没有直接关系。

劳资关系史中有很多劳资冲突两败俱伤、劳资和谐双方受益的例子。劳资双方逐渐认识到，它们之间并非一种零和关系，还有着受经济规则支配的共同利益。工资份额部分的扩大如果损害到企业再投入的利润，雇主和工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反之，剩余价值部分的无限扩大，在伤及劳动者的同时，也会损害企业利益。西方社会日益认识到，维护劳资的共同利益是企业和经济繁荣、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如一位学者所说，“如果劳资之间不能有某种合作的共识，整个国家也就不会有什么希望”。他认为加拿大的集体谈判制度要经历一个根本的变化，一个“从敌对到合作的制度”的变化。^[14]二战以来西方劳资政策就是试图在劳资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这无疑会缓和工人运动的激进性。

一位法国学者在60年代初的一项研究中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描述是，生产发展确保剩余价值的积累，从而把消费收入减少到极低的程度。但他认为，唯一同这一描述相似的制度是苏联，生产力大幅度发展，生活水平却未达到基本水平，这引起民众的不满，最终发展成反叛。西方则相反，马克思预言的情况没有出现，并不说明这一预言是错的，只是西方政治家、实业家已认识到，只有提高国民收入中的分配份额，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够维持下去，才能避免群众的反叛。^[15]苏联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过于强调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发展，忽视了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服务业，用牺牲民生来扩大国家积累和生产，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经济因素之一。

自从德国学者桑巴特提出并回答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命题后，“关于富裕的生活、社会的流动性和公民整合对社会与政治稳定的影响的最新理论都是直接从桑巴特的这部著作所探讨的主题发展而来的”。^[16]其实，在桑巴特以前，“人们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材料，表明美国工会运动的核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17]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与工运内部的工联主义斗争，认为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18]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工联主义传统在工运中不仅根深蒂固，而且至今不衰。

一位学者这样描述法国当代工人的生活希望，“一直在消耗精力却日益贬值和没有任何改善前景的繁重任务中挣扎的年过四十的工人们，现在不但被人视为已经年老，没有前途而遭遣散，而且他们自己也如此认为。20年前他们对工厂具有强烈的集体对抗和认同能力，今天他们在工厂中的地位却被一种无能为力和身份失落的感觉所左右。这些气馁、筋疲力尽和丧失信心的父辈，也接受工人阶级没有前途的观念，而他们的子女今天则跨进了学院、中学乃至大学的大门”。^[19]“对于最现代和最熟练的工人家庭来说，所关注的是动员一切力量来保证子女在学校获得成功，使他们的职业地位或者社会地位得以上升。”“随着失业的上升和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竞争，调动一切力量——往往是倾其所有——送孩子上学，对于平民家庭来说变成了一种越来越强制的命令。”“学业的成功越来越被看做是经济成功的条件和作为衡量一切事务尺度的经济资本。”^[20]工人子弟在学校接受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吸收了轻视体力劳动和工人地位的评价标准，这些加剧了“充当工人或者继续充当工人的耻辱感”。^[21]也就是说，工人的最大希望是让他们的子女不再当工人，而教育是他们的希望之路。

学者们注意到，工人们并非盲目于他们所处的种种不利的社会情况，但许多人依然认为贫困源于个人的失败，享受福利的人不值得帮助。“如果说他们敏于批判高层人物的傲慢自大，那么也不吝于谴责穷人，而且把帮助穷人的责任推给社会”，并且，随着他们经济情况的下降，“他们的不满和怨言不是针对上层，而是对下。近年来，这些蓝领不再发挥最前列战斗者的作用。最有斗争性的是移民男女工人和所谓少数人种群体”。^[22]美国劳联-产联领导人说，“移民是我们的未来”，“妇女是工会运动的未来”。^[23]

尽管处于不利形势下，工会仍在不断努力。反对大公司运动（Corporate Campaigns）^[24]是工会的一种新的斗争方式，针对那些拒绝与雇员集体谈判的公司。这种斗争策略是运用权力结构分析原理，详细调查企业运转的所有关键环节后，曝光其中的弊端，如企业不法经营、管理漏洞、无视雇员权利甚至雇主或大股东的道德问题等，从而引起广大股东、消费者和公众舆论的谴责，迫使其让步，因为大公司一般都害怕自己的社会形象受损。这种新的工会斗争方式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工会有限斗争形式的一种典型。

其实西方工人阶级诉求的变化并非那么显著，如果人们认真研究工人运动史就会了解，在绝大多数时期，工联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一直支配着工人运动。这两种思潮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在不改变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用包括罢工在内的一切合法手段，通过提高劳动者待遇和尊严，逐渐改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西方工人阶级早已不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首先是国家的公民团体，为了自身和公共利益参与社会活动。

恩格斯认为，“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25]研究当代英国工人阶级的国内学者崔树义更是提出，“英国的工人阶级文化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受基督教影响更大。英国的工人阶级从来不是革命的，其信条更应当被描绘为是工党主义的”。^[26]

雷蒙·阿隆认为，人们在处于一种无法接受的失望状态中，同时又能寄希望另一种现实的改变时，才能进入革命状态。但北欧那样的民主与和平的工业社会，既没有使人非常失望，也没有让人有更好的希望，处于半满意半抗议的状态。“人们接受整体，反对局部。这种既满意又争论的状态离革命的气氛最遥远。”20世纪中叶，希望和失望同时从工业社会消失。^[27]

工人运动和工会普遍脱离左翼政治和激进的社会活动，与工会身份合法化和集体谈判法制化直接相关。工会的日常工作主要是集体谈判、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原则上，合同期间（通常为三年）是不能罢工的，否则工会被罚款，领导人被起诉甚至被监禁。履行合同是工会获得集体谈判权利后的义务，它不能提出合同内容以外的要求。理论上，罢工只能在一个合同到期，而新合同尚未签订时进行。而一旦劳资达成协议，罢工即为非法，工会成为劳资关系的维护者。在这种环境下，工会与政治、党派的关系都有所疏远，主要成为工人经济利益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