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俞纾冉的婚姻生活在一次短暂但快乐的旅行中正式开启了。起初她并没觉得婚姻生活与先前的同居生活有何不同之处，直到“怀孕”被提上他们的生活议程以后，一切都悄然改变了。
备孕这件事，是在他们婚后两个月的时候，被陈彦主动提出的。当时，他们刚从陈彦老家过完农历春节返回BJ，准备开始新一年的生活篇章。几乎每一年过完春节回到BJ，他们都会满怀希望地制定新一年的工作及生活计划。这个习惯起初是陈彦提出的，后来俞纾冉也在他的感染下认为这是新年伊始他们理所当然需要商讨的事情。
在陈彦的生活理念里，无论是他还是她，都应该为他们的小家庭在不同阶段制定的不同生活目标而奋斗——前些年他们最大的生活目标是挣钱、攒钱为买房子做准备，眼下他们的目标是在兼顾前者的同时，将备孕当作头等大事。他在这个生活框架下规规矩矩、亦步亦趋，仿佛人生全部的激情就在于在合适的时间做“对的事”。对此，俞纾冉时常不屑一顾，但她不得不心怀绝望地意识到陈彦的一生都将会不遗余力地致力于这种生活理念。她既不欣赏他，也不赞同他，可她鬼使神差地始终顺从他——有时充满疑惑，有时无可奈何。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两个人在各自不同的生活理念下求同存异的呢？是爱情吗？不是！因为他们相识的时候，俞纾冉对爱情一无所知，而陈彦对爱情的态度也仅仅是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她觉得能够让他们最终走到一起的恰恰是生活本身。当初，陈彦不正是因为她忘拿钥匙而走进她的世界的吗！这不正是证明了这一点吗！他是生活送给她的一把钥匙，开启的正是世俗生活之门。
那么对于陈彦而言呢？他所追寻的仅仅是一幅世俗而和谐的生活画卷，这幅画卷里一定会有一个女人与他组成一个家庭，再生一个孩子，毕竟这些都是世俗生活的必备要素。而她刚好在他考虑进入世俗生活的时候，出现在那个阴暗的楼梯上，于是她顺理成章地成为他完成世俗生活的一个偶然要素。于是，一切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从荷尔蒙驱动下的激情到柴米油盐的庸常生活，最终升华为人生的既定框架——一个家庭和一个孩子。当然，其他世俗生活里的必备条件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睦的家庭氛围、偶然刻意制造的温馨画面、以及旁人眼中的他们的生活等等。
如果说陈彦是在媚俗地活着，那么俞纾冉就是在怯懦地活着。她厌恶媚俗，却恐惧生活，最终不得不坠入媚俗之中。她的恐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她为何会如此惧怕生活本身？这种内心极度匮乏的安全感是在何时丢失的？还是在她身上这种安全感从来就没有光顾过她呢？她想到了故乡、想到了被偶像笼罩着的童年时光、想到了错把盲目当信念的学生时代、想到了艰涩迷惘的青春岁月、想到了浑浑噩噩的爱情、想到了无数被荒废的岁月，想到了梦想与奇迹，想到所有逝去的时光和勇气、信念和力量。是的，如今，她变的摇摆不定、脆弱不堪。她很脆弱，尽管她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她的脆弱，一部分来自内心的犹疑，一部分来自大脑的幻想。可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山穷水尽，她是无法面对生活迈出诚实的一步，无法正视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的。尽管如此，令俞纾冉始终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她身体里除了顺从媚俗生活的那部分近乎根深蒂固的东西之外，还存在着别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尽管她始终未曾与它和谐共处，但她依旧无法像光滑的蛇褪掉旧的皮肤一样，将她身体里这部分在媚俗生活里的不和谐之音彻底根除摒弃。这是她痛苦的源泉，也是她珍视的人生意义。没有什么比找到最真实的自我更重要的事情了。遗憾的是，在她的人生中，可以说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盲目追寻、试错中耗尽的。也许，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经历这样漫无目的时光，但每个人都会迎来觉醒的那一刻——或早或晚，终会经历。只不过俞纾冉意识到真我的那一刻，已经对自身缺乏信心或者说已经带着某种惰性生活了太久。当她意识到另一部分的自己时，她能够做得也仅仅是带着身体里那部分不和谐之音与媚俗生活和平共处。可以说俞纾冉的大脑以及身体的大部分机能与她的内心世界分化成截然不同的两部分，而当陈彦的生活框架与她的生活框架通过婚姻得以重叠的时候，她内心深处的那部分还是会偶尔不守规矩地游走在媚俗的生活之外。可她追寻的那部分究竟是什么呢？她自己似乎也无法阐释清楚，所以当她与陈彦的生活理念互相对峙时，输的总是她。
现在，俞纾冉终于明白：她内心深处所追寻的虚无缥缈之物应该叫“形而上的梦境”。这个梦境与现实生活常常是相悖的，与她的婚姻生活也是相悖的。但恰恰是这个梦境才是她精神世界里最大的慰藉，才使她在庸常的生活里不至于完全跌入麻木僵硬的框架之下。在这个梦境里，她因背离常规而痛苦，也因背离常规而幸福。这片梦境是她灵魂的自留地，陈彦无法闯入，也无心闯入，因为他们本就是两种人。如果把他们的生活三等分的话，那么在俞纾冉的生活里有三分之二用来媚俗、有三分之一用来对抗媚俗。所以，她注定会追随着陈彦的脚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因为陈彦的耳濡目染而变得市侩功利、计较得失。可她还是在无数个夜晚，百转千回地思考和探寻这灵魂深处的那一片梦境。
当陈彦提出要孩子的时候，俞纾冉非常意外，因为她清楚记得陈彦当年催促她堕胎时所作的“关于房子与孩子”的论断。“他当时可是信誓旦旦地说‘买了房子才能要孩子’，现在他怎么又改变观点了呢。”她心想。于是，她没好气地看着他说：“五年前，我怀孕的时候，你说我们的孩子不能出生在出租屋里。现在，我们仍然一无所有，买房的钱也没攒够，你怎么改变注意了呢？”
“不能再等了，你都三十一了，再等你就成高龄产妇了。”陈彦说。
“高龄产妇？”俞纾冉说。
“我妈说高龄产妇对大人和小孩都不好。”陈彦说。
“又是你妈说。陈彦，在你心里我人生的后半段，就是应该由你和你妈来决定的是吗？”俞纾冉气恼地说，她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他们订婚时的情景和婚后在婆家过的第一个春节的情景。
俞纾冉先前所畅想的完全囿于二人世界的婚姻生活，在农历春节到来的时候就被现实击得粉碎。很快她就明白了，婚姻并非两个人的事——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融入——融入到她完全陌生的人际关系、家庭氛围和风土人情中去。很快，她也明白了她无法做到对某些世俗观念和规矩表现的云淡风轻。她意识到婚姻对于爱情本身毫无益处，倒是对个人成长大有裨益。
婚姻是一所社会学校，里面装满了芸芸众生的浮世绘。俞纾冉天生不是一个合群的人，她跟不太熟络的人在一起时，总会觉得别扭不自在。这也是她朋友寥寥，平日里更愿意离群索居的原因之一。其次，是因为她打心眼儿里排斥那些浮夸无聊的社交生活，认为那对自身而言是极大的消耗和浪费。她认为与其在人群中承受某种社交氛围带来的约束感，倒不如自己独处来的清净自在。几年的北漂生活里，虽然她承受着一定程度上的物质匮乏和条件限制，但在精神上她是富有、满足而自由。她在家独处时自由散漫，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躺在床上看电视、窝在沙发里看书，一整天不吃饭或者从早到晚吃零食，甚至半夜睡不着时还能够一丝不挂的打开冰箱门，从中拿出一罐冰啤酒一饮而尽。在她的小世界里，什么规矩原则、人之常情统统靠边儿，她只想让自己过的舒适自在，尽管很多时候她身不由己。对于俞纾冉一定尺度内的生活方式，陈彦倒也毫无异义，因为他也一样自由散漫。他们互不干涉，在各自的生活尺度里自成方圆。
然而，俞纾冉这种生活状态要在春节时完全摒弃，换上另一种姿态、过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里，人们仪表堂堂、彬彬有礼、作息规律、行为举止毫无破绽，仿佛每个人都是上天的宠儿，被塑造出来就是怀着一份崇高和完美去过生活。有的人在这种生活片段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有的人却只能靠内心的意志力和自律精神，来开启一场温良恭俭让的表演。显然俞纾冉并非是个好演员，她即使看了《演员的自我修养》恐怕也演不好“回婆家过春节”这一场家庭大戏。这场戏里，她的婆婆才是绝对的导演和主角——从家庭氛围、家庭事务到家庭成员的日常作息和行为举止，都需在她的掌控和主导之下，否则将面临各种冷嘲热讽、含沙射影的指责。对此，俞纾冉心有余悸。她从未打心眼里敬畏她，但她还是会尽量顺从她，以免让她影响心情或者他们的夫妻关系。
春节临行前，俞纾冉早早地做了心理建设：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不变应万变，难得糊涂。但很快她就发现这种自我心理暗示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她自身的心灵不但脆弱而且执拗，她将快乐和宽慰完全指望在自省自律、以及她那个唯母亲马首是瞻的丈夫身上是极大的错误。她终究是一朵带刺的玫瑰，无法全然地放下自我，去过那种圆滑世故的家庭生活。
相较于俞纾冉过分强调心灵需求，陈彦则截然不同。因为，在他的生活理念里，他对于情感关照的需求并不多。他崇尚实实在在的事物，认为一切无法用物质衡量的东西都没必要费心劳神去思索，更没必要斤斤计较。比如情感世界里，他觉得一次酣畅淋漓的性爱体验比精神和谐更加重要；婚姻生活里，柴米油盐比精神追求更加重要。他所信仰的只是生活本身，而非隐藏于精神层面的快慰和共鸣。他从来都不需要这些虚无飘渺的东西来支撑自己，自然对俞纾冉的这种追求要么无法感知，要么不屑一顾。但他最大的优势恰恰在于自身这种务实的人生态度，因为只要俞纾冉满足了他的生活准则，那么他便对她别无所求，而她恰恰如他所愿践行着他的生活理想（她的精神追求可以忽略不计）。可以说陈彦是一个只活在“具体生活”中的人，而且他很幸福。就像叔本华所讲的那样：人们想要的事物与实际得到的事物之间的比例就是幸福的基础。这两者的绝对大小对于幸福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或者使前者缩小、或者使后者扩大，都可以构成幸福。而陈彦正是巧妙地在自我的追求与愿望的实现之间达成了某种逻辑上和行为上的统一和谐。陈彦好像生来手里拿着一把尺子，在他投入具体生活之前，就已经设定好了目标、丈量好了从一无所有到实现小目标，再到实现大目标之间的所有距离和尺寸。可以说他在生活中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洽，很少陷入痛苦之中。那时，俞纾冉羡慕他可以心无旁骛、斗志昂扬地拥抱生活，也羡慕他手中握着的那把冷冰冰、亮闪闪的用以丈量未来的尺子。而她注定此生无法握住那把尺子，即使握在手里，她能感受到的依然是痛苦。
后来，俞纾冉终于明白了奔赴在奋斗之路上的陈彦之所以幸福仅仅是因为奔赴本身。只要他的愿望一旦达成，他也会变得空虚寂寥，不知所措。当然，像他这样的一直受物欲驱使的人，是无法就此沉溺满足于任何一种物质生活的。他唯一的幸运之处，就在于不懈的物质追求。在他的世界里物欲游戏可以接连不断地延续下去，至死方休。所以他的生命里并未出现过这样的时刻，即满足愿望到产生新愿望这一过程进行的比较缓慢而滋生痛苦，更不会有因为欲望停滞而带来的空虚无聊和绝望苦闷。陈彦的物欲是这样的逻辑：首先是买一个房子、然后是房子用什么材料装修、再是买什么家用电器和家居用品。当这些都满足以后，紧接着他会考虑房子是否要重新装修、家具家电是否需要更新换代、最后他甚至觉得整个房子都应该重新换掉（换个地段好的、配套好的、户型好的、面积大的等等）。再或者，他甚至会想过另一种人生，比如创业、比如移民、比如过一种全然存在于他内心的理想化的富足奢靡的生活。这一套完整的物欲达成的梦幻轨迹，都是夫妇两在茶余饭后的闲聊中丈夫向妻子吐露的心声。当然，它从未成为现实，而且后来的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将他们的生活击的粉碎、一败涂地。
而俞纾冉呢？她曾经甚至为自己性格中某种无法剥离的东西感到痛苦和困惑，她深知自己注定无法握住陈彦手中那把尺子，也无法成为他那样的人。那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直到现在她才对自己一知半解。而且这种了解是从她与陈彦的对比中得出的。打个比方，如果说陈彦是生活中的务实派，那么俞纾冉则是生活中的体验派。陈彦就是那种“很早就洞察人事、谙于世故，很快就懂得如何与人交接、周旋，胸有成竹地步入社会”的年轻人。而俞纾冉则恰恰相反，她骨子里带着一种笨拙、乖僻、孤独的内在本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她的这份内在独特性是她在暗流汹涌的生活中，不断挣脱、探索和自省中辨识清楚的。
这一切发生在离婚后的某一天，那天她正坐在鲁迅公园的某一块礁石上凝视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当然，如果你觉得她是在面朝大海的一瞬间幡然醒悟的就大错特错了。如果生活永远风平浪静，谁都无法真正在生活中看清自己，找到自己。人只有在大浪淘沙般的痛苦洗礼中，才能对真正的自己投下惊鸿一瞥。在俞纾冉发现生命的秘密之前，生活已经举着一杆锃亮的猎枪对准了她。终于在她婚后第三年的某一天，这杆猎枪上了千发子弹朝她脆弱的心脏疯狂而恶毒地肆意扫射。她的心被打成了筛子眼儿，那些裹挟在她生命中的杂质——原生家庭的认知灌输、媚俗生活的物质绑架、自身内部蠢蠢欲动的理性束缚统统被过滤进她个体生命的长河中，留下来的只有熠熠闪光的她自身内在的本性。这时，她才足够清醒、足够勇敢，去拥抱真正的自己。从此以后，她再也无心去取悦世俗生活中的那些卑劣、庸俗的物欲，她只为真正的自己而活着。离婚后的每一天，她都秉持着这种理念去生活。工作、旅行、恋爱，每一件事都是随心而为。当然，她的痛苦是难免的。因为这个世上充斥着尔虞我诈、虚伪狡猾，因为有太多像陈彦一样的人与她呼吸着同一片空气、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与过往不同的是，她再也不会牵强附会、委曲求全。她在人生的悲喜中，有滋有味地活出了自己，即使前半生已然悲剧，也不愿放弃后半生做梦的情致与乐趣。她终于明白了“真理就像生长在岩缝中的植物，虽然苍白、扭曲、佝偻，但仍然在迂回地、顽固地向着阳光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