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武帝提到的“三王的教化，根据不同，仍有不足之处。有人讲，持久不变才是道，为什么会意见相冲突。”董仲舒回答：“我听说享乐而不淫乱，反复施行而不厌倦，称之为道，道一万年也不会有弊端。出现弊端，是因为背离道。三王的教化形式不同，但是并不对立，为补救缺失，会有所变化，需要改进。夏朝崇尚忠，殷商崇尚敬，周朝从崇尚文，根据前代缺失，加以补救，有所损益。道的本源来自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王奉行的道相同，不需要补救，也就不谈损益。这样看来，继承盛世的道不需要修改，继承乱世的道才需要补救。现在汉继承暴秦的乱世，所以应该减少周朝的文治，增加夏朝的忠诚。
天对生物是分别给予的，给予利齿的就不再给尖角，给予翅膀的就只给两只脚，也就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再取小的。老天定好了位置，就不能越俎代庖。譬如有利齿的老虎非要跟野牛斗角，有翅膀的大雁非要与猎豹比赛奔跑，这些都是不合适的。在古时，享受俸禄的官员，依靠俸禄生活，就不能再与民众争夺利益，只有这样，才能让利益均衡，民众也才有养家糊口的活路。这是天赋予的“理”，是上古奉行的“道”，朝廷要制定制度，让官员遵照执行。
春秋时，公仪休是鲁国丞相，回家看到妻子织帛，生气地将妻子赶出家门。吃饭吃到自家园子里种的葵，生气地把葵拔掉。公仪休说：“我已经有了俸禄，怎么能与种菜的园丁、织帛的织女争夺利益！”古代的君子想法都一样，因此黎民百姓才会崇尚他们的美德，服从教化。每日为赚钱而辛苦奔波的，是老百姓干的事。每日为推行仁义道德而废寝忘食的，是为政者干的事。《易经》讲“负且乘致寇至。”背负着财物却乘坐大车，会招致强盗的到来。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古代礼制中，背负财务是小人的事情，乘车是君子的权力，如果小人炫耀财富（如乘马车招摇），会因德不配位引发他人觊觎，最终招致祸患；另一层意思，坐在君子的位置，却像小人一样，想着谋求利益，祸患也迟早会到来。
《春秋》强调诸侯列国应该统一在周天子之下，把这看作是天经地义，古往今来应遵循的道理。现在老师教授的学问有差异，学生所学有分歧，百家言论倡导的主旨不同，朝廷无法将其统一。制定礼仪经常会有抵触，官员百姓不知该遵循哪一个。我认为凡不属于六经（《诗经》《尚书》《易经》《礼经》《乐经》《春秋》）和孔子学说，一律禁止，不能让它们相互抵触。邪辟的学说应该禁止，全国统一在经学之下，制定制度有明确的标准，民众才知道应该遵循什么。
每一种哲学思想都有它的局限性，儒学也不例外。儒学之所以被视为保守僵化的源头之一，很多时候是被后世统治者利用篡改了意思，成为他们专制统治的工具。儒学更多的是充满和谐、温情的一面，这也是儒学思想之所以能历经2000多年经久不衰的原因。我们的古人是很有智慧和节操的，两千多年前就明白“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的道理。如果现在享受国家俸禄的官员也懂得不能再与民众争夺利益，也就不至于民怨这么大，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卷。
所以对策的最后，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明确请求汉武帝将儒学确立为国家的统治思想。董仲舒认为国家的思想太过繁杂，对君王来说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对人民来说也不知道该遵守哪一个，这样对统治很不利。只有确定一种权威的理论，实现思想的“大一统”，才能更好地管理国家，儒学正是所有理论中最适合的一种。
董仲舒整合了先秦儒学、阴阳家与法家等思想，构建了适应大一统王朝的新儒学体系，既避免法家的赤裸暴力，又克服了黄老学说的保守性。不过汉武帝从中看得更远，那就是国家各个方面的大一统，包括政治、文化等等，这种宏伟蓝图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况且，儒家学说确实对加强皇权统治大有益处。于是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这一建议，儒学从武帝朝开始了它在中国思想史上漫长的统治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