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的管理，是所有行业中最为切实的问题。从事制造业的人一见面，彼此交谈起来，十有八九会皱着眉头，一致认为，对人的管理是世界上最难办的事情。就算那些利用科学方法来行为处事的总经理，也认为不能像带兵打仗一样有效地安排用人，是工业生产中最让人头疼的一个关键问题。心理学家们认为，绝大多数人在正常情况下，完全有可能提高一半以上的自身工作效率。从我们日常的观察以及调查研究结果来看，也足以证明人类的进步应该是永无止境的，全在于人类行政能力的发展。
领导能力是一切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一切组织都需要首领，这在各种动物中都有很好的体现。比如狼，在一群狼之中，肯定要有一匹头狼；再比如美洲西南部的野马，一定有一匹十分强壮有力的雄马作为首领；羊也是如此，羊群一致跟随的那一只，便是它们的首领。如果某些游记是可信的话，我们可以从中得知，猴子在集体行进过程之中，是可以清楚地观察出哪一只是主帅，哪一只是副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其中的道理是简单明了的：一个组织只有有了首领，组织的行动才能达到一致，也才能积极有效。毋庸置疑，有了首领，鸟兽才有可能形成群体，强盗们才能聚集在一起，轰轰烈烈的战争才能进行，分工合作的工厂才能出现……所有以上这些，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领导进行统筹和规范，才能在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今天所给予领导人的机会，与他们自己领导才能的大小，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点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当今社会，工业生产越来越集中，城镇越来越发达，交通也更加便利，整个国家都在蒸蒸日上。所有这些，都促使我们越来越依赖群体，过去许多个人的事情，到现在也变成公共的事情，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团体生活的范围也随之扩张。过去乡村里的绅士，摇身一变，成为了议会代表，从此要到处辛苦地活动，花费不菲。过去赶马车的人和在道路旁边收税的人，如今则被铁路的职员取而代之。过去做小买卖的人，和那些靠微薄利润生存的人，现在都到了庞大的工厂里工作，有些人则成为了公司或社团中的领导人。公司用人动辄成百上千，而它的顾客则更多，要数以万计；而社团则揣摩人们的想法，千方百计地赚取人们的财富。另外，还有一些人在商业大潮中，凭借自己的才能，成为了工业制造行业的领导人。在英文中，Manufacture一词本义就是手工制造，如今顾名思义，通过这个词语还是可以想象出，工业革命的宏大场面。总之，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些让人震惊的事即将发生，但是必须需要有人指引。
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各行各业也变得更加精细复杂，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其他人种混杂，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可能了。以前从北欧来到美洲的人，比如爱尔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日耳曼人等，不能再独享美洲大陆了，他们不得不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马其顿（均来自南欧）等种族在美洲大陆上共同竞争、共同生活。在同一组织内，由于种族差异等原因，人们可能分为截然不同的党派，互相对立，败坏风气。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拙中有巧，弱中有强，愚中有智。随着机器的发明，竞争变得更加复杂，机器与人之间、机器与机器之间，都有着竞争的关系。从而使得人种的差异，又因为机器的产生，而变得更加复杂难辨。利益产生了，利益的传输、分配、消费日新月异，越来越复杂。这不仅关系到商人和工厂生产者，包括政治家、教师、新闻记者以及那些社会动乱的制造者，统统都要受到利益的影响。在这个熙熙攘攘的社会中，人们的欲求各不相同，于是便形成了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组织团体，这些组织团体越来越多，情形越来越复杂。但是，这种种族的差别，也同样带来一些好处（凡事有利有弊，否则就不会发生）。这好处就是：除非特别有才能的人，否则便不能担当领导的大任。
其次，发展速度的增加，也是近世纪的需要。古代文明，如埃及、印度、波斯（伊朗）、中国等等，都是蛮荒的宗法社会，在这些国家，人们也觉得过去没有推行的事业，现在大有实行的希望。但是，这些国家在产业上与工业上实行公有，在物质、财政、社会上却相互孤立、不成体系，老年人统治着青年人，以及制度上的不平衡等等，各种弊端与问题，都层层叠叠地交织在一起，像桎梏一样，缠绕着这些国家，阻碍了这些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使它们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中。然而，这些国家一旦进入进步发展的轨道（进入发展轨道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便会有来自各方的争议、辩论、试验的态度，也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光辉灿烂的前程，这些国家的国民也会因此深受鼓舞，从而更加发奋图强。今天看来，我们尤其可以相信以上所说的。发明家的成功，往往是因为社会对于这种发明的急切需要；政治家所提的种种方案良莠不齐，但是在实行的过程中，肯定也会偶然发现某种特别出色的；科学家勤奋地进行科研工作，但是他们也十分清楚，自己的理论不能太过于晦涩难懂，而是要让更多人能够理解。现在的工业，一是迫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工人加薪的压力；二是受到资本逐利本性的压力；三是土地所有者提高地租的压力；四是管理追求速效，如果受到影响，则波动性很大。因此，要求工人工作效率要高，要求产品由生产至运输要毫无积压，要求资本充裕，并保持流动性。在这种千变万化的工业环境中，既要应付当前的事，又要照顾到后来的要求，还要求做事迅速，于是工程师必须要具备专家的特长，这非得是超人，才能做得。
这些管理者，对组织的大小、结构、纯粹性、手工快慢并不深究，只是对工作的最终效果，有所要求。组织大小、结构、纯粹性、手工快慢都只不过是达到效果的媒介而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在竞争中取得胜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所有的动物都必须限制自己的个性，以适应团体的需要。蚂蚁在自己的群体中，从不互相争斗，而是聚集在一起，互相帮助；野狗在城市中生活，要适应人类而不是随意攻击；狼也是聚集在一起生活；牛、羊、麋鹿等动物，也都是群居生活。那些远古的野蛮人以部落为单位居住，只是一个过渡的形式，以后还是逐渐会向希腊的城邦、封建的领地、日耳曼人的自由城市、以及工人的同业公所等形式迈进。以上各种组织的形式，只不过是近代的邻居、政党、社团、自治区、商业协会的前身。那么，人们为何一定要向团体生活发展呢？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原理，因为人们都希望付出最少的劳动，而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些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在团体当中，通过团体的协作就能完成。因此，个人在团体中所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大于离群索居的利益。
要实现这种团体的利益，自然需要团体中的每个人，都有一种相同的动力，共同工作，而没有差别。然而，人的能力各有不同，有巧有拙，有优有劣，不能强求一致，因而需要有一个人作为领袖，以协调众人。人的天赋，以及后天所得，本来就各不相同，正如自然界的现象一样，人的秉赋常常表现出一种概率分布：有些人智力好一些，有些人智力差一些，有些人平庸，有些人突出，但总有相似之处，所以才能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每个人的资质既然有所不同，如果不是在团体行动中，正好有与个人行动相对应的，个人又如何能与公有的事业不相对抗呢？于是就有了一个因材施用的问题。人的智力差异应该是很大的，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各尽其责，各行其是，想把他们一一区别，选择出色的领袖，实在是很难。教会将那些掌握真理的所谓“异教徒”列为罪人，进行惩罚，比如苏格拉底、耶稣、路德以及达尔文等人。他们虽然受到教会的惩罚，但是他们掌握了真理，普天之下，有谁能逃出他们的理论呢？选择一位适当的领袖进行学习研究，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的学习研究大有裨益。
这些领袖的作用，完全根据一个团体的需要。如果团体四面受敌，那么一个有魄力、有眼光的领袖将会受到人们的敬重；如果大祸临头，变故顿生，一般人会大惊失色、慌乱不堪，而那些有着长远眼光的人，能够见人所未见，从而在这种紧要关头安抚众人，就会成为群众的领袖。人们的主要精力都在工作上面，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又广为传播，各种天然的矿藏有待开发，因此，权力便主要朝向商人集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种新鲜的知识越来越受人重视。当今，如实用主义的科学家，固执的保守党，以及那些强调平等、主张正义的理想主义者，都把领袖的地位看得更加重要了。那些最能帮助他的团体实现成功的人，不论他个人的动机是什么，都是上面所说的领袖，我们平常称之为行政家。
在社会遇到危难之时，领袖的作用便会变得更加重要。牛群、羊群在草地上安静地吃草，熙熙攘攘，一旦遇到敌害，那么整个牛群、羊群都会聚集在一个勇猛的个体的周围。在美洲红人种族的部落中，如果突然出现了外族人，那么红人都会用手指向酋长的帐篷。雅典本来是一个相对文弱的城邦，武力并不雄厚，只是从东方的侵略战争爆发以后，Themistocls才开创了崭新的局面，拥有着强大的海军雄视希腊。林肯曾经说过：“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成立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因此，林肯当政期间遇到危难之时，他的影响力之大，在历届美国总统中，是十分罕见的。在社会动荡、惶恐不安的时候，或者青黄不接的时候，或者群雄争霸、战乱纷纷的年代，团体便更加需要一个出来主持大局的人，社会的救世主于是便应运而生了。
那么在当今，谁能够称得上是领袖呢？只有那些能够任重道远、理繁治剧、事半功倍、一日千里的人才能不虚此名。
有两种人，分别在各自不同的领域追求着成功。一种是在智力和情感上的出众者，比如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神学家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另一种则属于行政者，比如省长、市长、县长、各级局长、大学校长、商会职员等等。前一种自身智力情感过人，后一种则对人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两种领袖只是成功的途径不同，当然并不能勉强地加以简单的划分。那些因智力超群著称的导师，在日常生活中也要与他人接触交流，也并非就没有日常与人交流的能力；而那些统率群众的行政家，同样也非常需要自身具有相当的智力。之所以对这两种领袖进行区别，只是根据他们所侧重的能力而言，并非是一个绝对的划分。本书所研究的，属于第二种，在后文我称之为行政家，在不影响文义的情况下，有时也直接称之为首领。
本书研究行政家，分为三部分：第一、行政家的个性。也就是说，行政家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和普通人的差异在哪里？这些都是本书第一部分所要讨论的内容；第二、行政家对组织的激励方法。人们受到怎样的激励才能发奋工作？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管理好群众？这是本书第二部分要讨论的问题；第三、同僚的反对。行政家的权力为什么要有所限制，权力的范围如何限定，如何有效应对能力的扩张，以及这种应对力如何取得？这是本书第三部分要讨论的内容。只有将这三部分反复揣摩、认真研究，了解其中的内在联系，然后才能真正掌握管理人士心理学，从而能够解释各种管理的方法。
人们往往只对行政家管理人的方法感兴趣，所以第一部分所讨论的内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大概是因为行政家管理人一事比较容易看到，也更容易让人动心。关于行政家的各种物质的、心理的实验，可能早就有了，在这些实验中，可能一开始就设定了行政家是管理人而不是被人管理的角色。然而，行政家的角色真的一开始就是既定的人吗？接下面我们将论证这一点。
注一：这个道理不能不立即弄明白，可以尝试取六万一千五百八十一枚五瓣花进行研究，那么分布如下表所示：
瓣数 2 3 4 5 9 7 8
回数 1 6 283 61060 221 9 1
注：回数，指自然数从左向右读和从右向左读都是一样的数。
在这些五瓣花中，拥有五瓣的占多数，称之为常型；剩余的500多枚，称之为变型；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变异越大的花，数目就越小。以上的回数如果用概率来表示，就可以画出分布曲线。Galton曾经用这种方法来测量五百二十九人的能力大小。Karl Pearson也曾用这种方法来测量一千人的智力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