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救人育人两任担
一、潜心学医，初立治病救人之志
我1964年高中毕业时报考北京中医学院，是班主任的建议。因为在中学时期，我的身体还是比较瘦弱的，当时，班主任认为我不适合学工科，而学中医会有利于自身保健，同时，治病救人亦是一件善事、乐事。我听了班主任的话，毅然走进了中医学院。因为我们这一届学生是先学中医、后学西医，所以，一进校首先聆听的是程士德老师讲《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刘渡舟老师讲《伤寒论》、印会河老师讲《温病学》、席与民老师讲《中药学》、王绵之老师讲《方剂学》……这些有名望的中医老师不仅课堂教学深入浅出，能调动学生兴趣，而且门诊治病疗效显著，深受患者好评，这些都成为我好好学习、立志当一名真正能为患者解除疾苦、受人尊重的好医生的动力。
我读大学期间，正赶上“文革”时期，因此六年时间里，真正用于业务学习的时间不过三年多。尽管这样，因为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以，开门办学、下乡劳动等还是经常不断的。特别是农村劳动期间，经常会遇到农民生病，我们作为医学生，理所当然要主动去为他们服务。记得有一次，一位农民大叔晚上哮喘发作，持续几天都是倚炕半坐，不得平卧，我和一起的同学就每天为他针灸治疗，选取定喘穴、肺俞穴、膻中穴、天突穴等，同时还开了定喘汤加减的方剂，煎汤给他喝，三天后，症状缓解，我们心里很高兴，很有成就感。从那时起，我对针灸很感兴趣，觉得针灸治病方便、经济，适合在农村、基层以及医疗条件差的地方运用。因此，平时为了体会针感，把握穴位，常在自己身上练针，合谷、内关、曲池、足三里、阳陵泉、三阴交等，甚至头部的风池、太阳、下关等都亲自体验，而且每当暑假、寒假回家时，总是把针灸盒带上，街坊邻居，谁家有病，我能处理的，都会大胆试治。
毕业实习，我们被安排在河南商丘地区的永城县（现为永城市），那里是河南、山东、安徽三省的交界处。当时那里农民生活条件比较差，疾病也比较多。实习期间，我曾跟师于祝谌予、王子瑜、殷凤礼等老师，特别是祝谌予老师用“一锅炭”治疗腹泻、王子瑜老师用补中益气汤治疗老妇癃闭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毕业时，我的志愿是“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结果被直接分配到甘肃省平凉地区。一到平凉，头一年先被安排到该地区的静宁县，参加“甘肃省农宣队”，与那里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一年中，我并没有放松自己的专业，乡亲们无论男女老幼，一有病，我就和村里的赤脚医生一起给他们治疗。一次，邻村的一位长征时因病留在该村的老红军患尿血症，当时考虑是前列腺增生所致，我给他开了三服仲景的猪苓汤加味汤药，结果服后立即血止尿利，诸证豁然。还有，一个周岁的小儿，夜间高热抽风，经询问，系因睡前喂食过饱，导致积食化火而动风，我给他用保和丸加味消食导滞，通腑泄热，息风止痉而愈……这些经历，虽属零散，但仍觉学有用武之地，而心感欣慰。
一年后，农宣队工作结束，我被重新分配到平凉卫生学校任教。当时中医教研组的老师有从北京下来的，也有从兰州医学院毕业的，大家配合默契。卫生学校开办了中医士班、西医学习中医班，教材大都要自编。我们还创办了中医门诊部，一方面是为患者服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学生的见习和实习。在卫生学校任教的这几年，对我的业务学习和临床技能的锻炼是很大的。理论上有了较大提高，临证治疗也摸索了一些经验。如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用仲景乌头汤合桂枝芍药知母汤加减，治疗腰肌劳损用独活寄生汤和青娥丸加减，治疗胃溃疡用归芪建中汤合乌贝散加减等都有比较好的疗效。一次，一位前列腺增生患者，因尿血待查，行膀胱镜检查而致小便癃闭，滴点不出，我给他开了两服桃核承气汤加味，结果服后即通。一位肠梗阻术后肠麻痹患者，我予以小承气汤加大剂莱菔子而取效。还有一位右侧输尿管下段结石导致肾积水、肾绞痛的患者，我用利湿排石汤加益气补肾药，连服三剂痛止，后以济生肾气汤续服四十余剂，随访多年未再复发。
那一阶段，我还喜欢针药结合治疗一些常见病，如遇急性胃痛的患者，我总是先针刺足三里、中脘、梁丘等穴，痛止后再带药回去煎服。对待头痛、腰腿痛等患者亦是如此。加之我亦喜欢太极拳，诊治之余，还辅导他们学练太极拳，不仅能巩固治疗效果，而且还能使一些患者的体质不断增强，甚至慢慢抛却药锅。
二、有缘深造，愿习越人入咸阳之妙
1978年，中医学科首次招收硕士研究生，我从报纸上得知这一信息，便积极报考。那年10月，我有幸被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研究生班录取。读研期间，又得到岳美中、赵锡武、任应秋、刘渡舟、王绵之、金寿山、凌耀星、潘澄廉、万有生、孟澍江、李今庸、方药中、谢海洲等全国德高望重的名老中医、专家教授的当面教诲，并对四部经典医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学习，确实受益匪浅。读研第二年，进入专业学习阶段，我被确定跟随西苑医院著名儿科学家王伯岳老师学习。先师王老，出身于三世医家，从小又受到川医名师指点，更加之自幼聪慧好学，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过目成诵，医经典籍、各家学说，勤求博采，群经皓首，孜孜不倦，临证治病，妙手回春，所以被京城群众誉为“王小儿”。王老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他常教导我们要重视经典著作如《内经》 《难经》 《伤寒论》 《金匮要略》 《温病条辨》《神农本草经》的学习。他认为，不学好《内经》则临床辨证无“法”可依，不懂得仲景学说，则临证施治无“方”可循。《伤寒论》上承《内》 《难》，下启后世诸家，是理、法、方、药齐备的临床实用医学，从《伤寒论》入手，结合临床再精研《素》 《灵》，自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王老学识渊博，医术精湛，临证经验丰富，学术造诣深邃。他善治临床各科杂证，尤以中医儿科著称。对于儿科本业，他尤其崇尚钱乙之说。对于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他反复研读，对于宋以后的许多名家之作，如《活幼心书》 《保婴撮要》 《婴童百问》 《幼科发挥》 《育婴家秘》 《幼幼集成》 《幼科铁镜》 《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等，他都进行过详尽的研究。先师常说，中医各种学术流派学说的形成，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各有所宗、各有所长，各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共同丰富了中医学这一伟大宝库。尤其是金元四家学说，在整个中医学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医理论和中医临床都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同样，对于中医儿科学术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先师将金元四家学说的精神灵活运用于儿科，从理论到临床，都有独到的理解和阐发。
除金元四家学说外，先师对于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都非常重视，并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尤其对于温病学说在儿科临床中的应用造诣更深。他常对我们说：“小儿之病十之八九属温病，历史上很多著名的儿科医家都有精深的温病学术造诣，而很多温病学家又同时是儿科高手，如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是。叶天士的名篇《三时外感伏气篇》，就是王孟英根据叶天士原著《幼科要略》删节而成。据史料记载，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是其门人收集整理而成，只有其中的《幼科要略》部分才是叶氏唯一亲手撰著的传世之作，故被后人评为‘字字金玉，可法可传’。”
先师还经常强调，作为一个儿科医生，其实应该是全科医生。因为小儿病，从胎儿期、围生期，以至于长大到十三四岁、十五六岁，实际上涵盖了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各科的病种或疾病谱在内。所以，业专儿科，还应旁及各科，博览各科专著，掌握各科治疗要领和常规处理。这样才能在条件不允许分科就诊的情况下给患儿以及时、正确的治疗，而不至于因自己不懂而贻误病情。
先师这一“精研经典，师法仲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治学特点，对我的影响十分深刻，特别是在我研究生毕业时，先师赠我一首诗：“上溯灵素下汉唐，更喜仲景与仲阳。金元四家承妙谛，勤求博采实青囊。”这首诗至今激励着我，为我确定了明确的专业方向和奋斗目标，使我从此立下了习秦越人“入咸阳之妙”，学钱仲阳“为方博达、不名一师”，继承先师之志，为儿童的身心健康作出毕生贡献的宏愿大志。
三、再拜恩师，深悟经典经方之妙
研究生毕业后，我被留在北京西苑医院儿科，在先师王老身边工作了3年，后因工作和家庭的需要，于1984年7月调回兰州甘肃中医学院任教。那时候，甘肃中医学院刚刚成立不久，中医招生人数不多，儿科学的课时有限，《内经》教学又缺乏师资，我大学的老师周信有教授建议我进《内经》教研室。我觉得这样也好，一来承担《内经》教学，对经典医著下一番功夫研习，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高；二来课余时间，我还可以坚持中医儿科临床实践，并不会因此丢掉专业，如此，尽管忙些，实际一举两得，对我还是个鞭策，于是便毅然允诺。
周老自幼学医，博学众览，他曾有一句格言作为座右铭：“凡为医者，须略古今，博极医源，精审详究。学不精则不明其理，学不博而欲为医难矣。”他不仅对《药性赋》 《汤头歌诀》 《濒湖脉诀》 《医学三字经》等中医启蒙书烂熟于胸，并认为《温病条辨》 《医宗金鉴》等书实用价值很大，实乃学医者必修之重要书籍。尤其是他长期从事《内经》教学，对《内经》进行过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认为学习和研究《内经》就是要研究它的学术思想，研究它认识问题所运用的整体观、系统观、辩证观等思维方法，研究它的理论体系及其对医疗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的重要原则。所以，他强调，“攻读《内经》是每个有志于中医事业者的必由之路”。
周老对《内经》经意的阐发，内容丰富、实用；见解独到、新颖，认识精辟、深邃。他将自己毕生研究《内经》的学术成果及治学经验汇总成《内经讲义》 《内经类要》和《内经精义》等著作，对后学者学习、领悟《内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老教学之余，从未间断过临床诊疗工作。他常说：“临床诊疗是中医药最重要的实验室，中医不能没有临床，离开了临床，中医就搞不出新的东西来。”他立足临床，对《内经》经意的阐发，别有洞天，其概括性、实用性很强。尤其对《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的分析，全面透彻，切合实用。
以“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为例，他不但从理论上进行阐发，揭示其“自然人体观”的实质，而且还密切联系临床实际，指出肝风内动所表现的“掉眩”病证，有实风与虚风两端：实风之证，总的来说，是肝阳偏亢，肝气疏泄太过，以致阴不制阳，风阳扰动，阳动风生。在临床上，实风一般又可分为两种证型。一为外感热炽，热盛动风，风火兼化，而致拘挛抽搐、神志昏愦。此热为本，风为标，治宜针对邪热炽盛，投以苦寒清泄，以治其本，如大青叶、龙胆草、黄芩、黄连等，再酌情辅以甘缓柔润，以柔制刚，缓痉息风，兼顾其标；一为肝失条达，风阳扰动，气血上壅，瘀阻清窍，或气生痰壅，蒙蔽清窍，而致昏仆无识，治宜疏肝解郁，平肝降逆，镇肝息风。同时，对眩晕昏厥之证，尚须考虑上实下虚的病理特点，重视上病下取，一般宜七分下取，以治其本，三分上取，以治其标，投以育阴潜阳，潜镇降逆之品。虚风之证，总的来说，多为肾阴亏损，肝血不足，阴不涵阳，血不荣筋，阴虚阳亢，阳动风生。在临床上，虚风又可分为三种证型：①邪热久羁，阴虚风动；②阴虚阳泛，风阳上扰；③血虚生风，肢体震颤。凡此均以虚为本，盛为标，一般应以治虚为主，兼治其标。治宜滋水涵木，育阴潜阳，柔肝息风。由此可见，由于周老对“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的深刻领会和联系实际，以及灵活运用，从而构成他在临床上对痉病与中风的临证思路和用药特点。
在临床实践中，周老不但深谙《内经》旨趣，而且兼通各家之学，在治疗疾病时，高屋建瓴、统观全局，注重对整体病变的纠正。用药上他善于寒热并用、润燥并用、升降同调、攻补兼施，善于糅合温散、疏化、宣导、渗利、祛瘀、清理、扶正达邪、祛邪安正等诸般治法，集于一方而兼顾之；使各种药物功效有机结合，相辅相成，互相配合，从而形成他的“复方多法，综合运用，整体调节”的遣方用药原则。所以，他在处理诸多疑难重症时往往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疗效显著。
在与周老共事的那段时间，他对《内经》研究的成果以及他的学术思想、临证经验，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未正式入门拜师，但我一直把周老当作我的恩师之一。
199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继承传统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的师承教育，我又有缘拜甘肃中医学院老院长于己百为师。于老是继王伯岳先师之后，我正式投拜的第二位恩师。于师亦自幼聪慧好学，他18岁随父学习中医，并为人治病，受其父影响，非常崇尚仲景学说，于临证时善用经方，取效神奇。20世纪50年代，于师又以同等学力考入兰州大学医学院，进行系统的西医学知识的深造。从此，他集中西医学知识于一身，于临床、教学都如虎添翼。于师一生致力于中医事业，从基础到临床，从教学到科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
在基础理论方面，于师把中医病因分为六淫、七情、内伤、外伤及虫病五大类。其中内伤又包括阴伤、阳伤、气伤、血伤、饮食伤和劳逸伤等内容。于师还把中医内科辨证的主要方法归纳为热性病辨证和脏腑病辨证两大部分。其中，热性病辨证方法主要为外感热病（包括现代医学所说的各种急性传染病）而设，他将外感病分为表证期、表里证期、里证期、恢复期等4期54证进行审证求因，辨证论治。对于除急性传染性疾病以外的其他内科病证，则以八纲辨证为纲，以脏腑辨证为基本方法，以病因辨证、气血津液辨证为具体内容，进行审证求因，辨证论治。
在教学方面，于师将《伤寒论》看成是一部“集症为证，类证为病，统病为纲”的中医证候诊断学和证候辨证学，同时，也是一部“以阴阳为纲，纲中分病，病中辨证，随证立法，依法处方，因方遣药”的理、法、方、药一线贯穿的中医临床治疗学。于师的这一观点，用以教授学生，则能提纲挈领，有画龙点睛之妙；用以指导临床，则能由博返约，有规可循，对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的辨证论治均有很好的实践意义。
于师在临床诊病中善抓主证，善用经方。其临证组方，常采用“经方头，时方尾”，可谓别具一格。如他常以小柴胡汤、柴胡桂枝汤、大青龙汤等方加减治疗感冒；以麻杏石甘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苓甘五味姜辛汤、小青龙汤等方加减治疗支气管炎、肺炎、肺气肿等咳喘病证；以半夏泻心汤、旋覆代赭汤、理中汤、大小建中汤等方加减治疗胃病；以柴胡加龙牡汤、桃核承气汤等方加减治疗癫痫、精神病；以温经汤、当归芍药散、桂枝茯苓丸等方加减治疗妇科月经不调、痛经、子宫肌瘤等……可以说，于师在临床实践中重视仲景方药的研究，运用经方治病已达到圆融娴熟、炉火纯青、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境界。
随于师学习、侍诊，使我对仲景学说有机会进一步拓展运用，也使我进一步体会到仲景之学乃医家之圭臬，仲景之方乃医方之鼻祖。临证治病，运用经方，必当先明立方之旨，遣药之义，而后详察病机，细审药性，辨体之虚实，别病之轻重，揆度权衡，斟酌增损，方能使其方其治与理合、与症对，而不背仲景之意，奏效桴鼓相应。
四、勤于临证，践行大医精诚之训
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型学科，它的一切理论认识都是来源于临床实践。所以，研习中医，绝对不能脱离临床实践。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这一段经文以自然界云雨的形成为比喻，形象地阐明人体中清阳、浊阴的升降出入走注过程。看起来是一些纯理论性的描述，但是如果结合临床深入体悟，这种清浊升降理论实际揭示了人体气机运动的基本规律。特别是“脾胃是人体气机运动的枢纽”“三焦是人体清浊升降的道路”等理论，在临床治疗吐泻、眩晕、尿蛋白长期不消、内脏下垂等病证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又如《素问·咳论》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又说：“此皆聚于胃，关于肺”。我据此理论，结合临床实际，提出治疗小儿咳嗽常须肺胃双调。《素问·咳论》中还说：“肝咳之状，咳则两胁下痛”，“胆咳之状，咳呕胆汁”，“胃咳之状，咳而呕”等，我亦据此论述，于治疗小儿顿咳时常加用代赭石、僵蚕等以平肝解痉，加旋覆花、竹茹、炙杷叶等以和胃降逆。
我还根据《内经》“湿胜则濡泄”，“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等论述，提出“和脾利水法”为治疗水湿为患的重要法则。如常用胃苓汤、七味白术散、参苓白术散、分水丹等方化裁治疗小儿水泻，以五芩散、五皮饮、实脾饮、茯苓导水汤等方加减治疗小儿肾炎水肿，临床都能取得满意的疗效。
我还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先后发表过“金元四家学说在儿科临床的应用”“调肝理脾法在儿科临床中的应用”“痰瘀相关学说在小儿肺系疾病中的运用”“痰瘀相关学说在儿童脑病中的临床应用”，以及“通腑法及其临床应用”等论文，由此可以反映，欲为医，必须勤于临证，而中医临证一定要遵仲景之训：“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理、法、方、药一气贯通。
诚然，中医为学要勤于临证，中医理论博大精深，光凭研习书本是远远不够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但是，中医为道，更当要大医精诚，心存仁义。晋·杨泉《物理论·论医》曰：“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如此乃为良医”。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如此可为苍生大医。”这些都是说，作为医生，必须修德为先。诚如清·吴鞠通所言：“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无才固不足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为跋扈之才，实足以败，断无可成。”
我的恩师王伯岳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一生谦虚谨慎，严以律己，为人质朴，光明磊落。他一生学识渊博，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享誉蜀、京。他为人治病，曾有约法三章：一是不定诊费，不计报酬；二是不定时间，随到随看；三是不议论同道，不说人短，不道己长。他的书斋，既是卧室，也是诊室，同时也是给研究生、进修生讲学的讲堂。室内墙壁上悬挂的“慈动堂”三个大字横匾和“开门问疾苦，闭户阅沧桑”的条幅，正是他功擅儿科、慈爱为怀、济世救人、精益求精的象征，也是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的真实写照，特别是他老人家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医非营业，药以救人”，至今都是我一生难忘，并为之力行的座右铭。
五、热心执教，传承岐黄济世之道
从事中医教育事业，也是我多年的工作。1970年大学毕业，参加甘肃省农宣队，一年后进行再分配，我就被安排在平凉卫生学校任教。那个时候，平凉卫生学校除办西医为主的医士班、护士班外，还开办有中医士班、西学中班。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不久，中医临证经验还不多，但中医教学工作压在肩上，逼着我下大功夫去备课，晚睡早起，焚膏继晷，查阅大量书籍、杂志，阅读大量的医话、医案，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为使学生能理论联系实际，我们中医教研组的几位老师，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开办了中医门诊部，让学生尤其是西学中班的学员能半天上课，半天门诊见习，这对我自己来讲，也是很好的提高临床技能的机会。这段时间，我工作顺心如意，进步也快，因此，从那时起，我便热爱上中医教学工作，后来从北京调回兰州，我仍然进入中医学院，从事中医高等教育。
中医教育，培养周期相对较长，用先师王老的话讲，叫“大器晚成”，加之中医现代教育，面临的招生对象都是首先接受西方文化者，他们从小学、中学时起，对中华传统文化接触就很少。由于东西方文化的思维方法迥异，故这些新入校的学生对中医基本理论学习起来就比较困难。因此，我在给学生授课和临床带教时，都会给他们灌输并要求他们要加强国学知识的学习，以提高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同时，在教学中也绝不拘于书本，而是结合临床，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临证经验和体会和盘托出。在教学中，我还十分重视启发式教学，注重调动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除正常教学外，还经常给学生做一些专题讲座，以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
我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体会到，中医人才的培养模式，不能完全套用西医院校，而是应该结合传统的“师承传授”方法，让学生“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让学生重视经典医著的研习，使他们懂得，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医，必须知识面要广博，国学底蕴要深厚，哲学思维要敏捷，医学基础理论要扎实，同时医疗技能要精湛。我作为第三、四、五、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不仅认真做好传道、授业、解惑的专业教学工作，同时，也十分重视学生的医德修养。我常对学生们讲：医道精深，惟勤为务；为医神圣，仁心仁术；厚德济世，不以利图；恪守天职，致知格物。
在这点上，上古名医岐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并能仁慈博爱，愍念苍生，已为我们树立了值得终生仰慕和奋发学习的榜样。
综上，在我五十余年的杏林生涯中，常以能矢志于“悬壶济世扬国粹，岐黄医道传后来。救人育人两任担，桃李芬芳遍四海”而颇感生不虚度，心有余乐。
张士卿
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