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今梗概
一、继承中医前后
因舅父是当地著名的中医，故我深受其影响。一日，问舅父：“我能学会中医吗？”答曰：“人非生而知之，乃学而知之也。只要专心学习，不仅能学会，而且还可精益求精。”此言鼓舞了我继承中医的信心。我自1932年（16岁）起便随舅父学习“四部医典”及历代医家名著，并不断随诊见习。由于舅父的亲教口授，5年后我便可以诊治常见疾病，故而出师。
1940年，我因战乱逃生至归绥（今呼和浩特市），机缘巧合参加了当年的中医师考试。当时参加考试的共有9人，考取了3人：王凤岐第一，我第二，任梦林第三。三人均给予“中医证书”，准许个人行医。
二、初来归绥从医情况
取得《中医证书》准许行医后，我心里压力很大，认为自己初由农村来到城市，医技浅薄，经验不足，又听说市里新旧城有中医80多人，其中有名的也不在少数，如新城冯尽忱，旧城芦子裔、芦耀华、张品三、宿华庭等。而我年仅20多岁，又怎能吃得开呢？经过再三思考决定：一是认真复习医典，以中医理论联系临床实践探索；二是对患者诊治细心，和蔼如亲，有钱的可收“脉礼”（诊费），无钱的不要；三是实事求是，知者为知，不知者为不知，慢慢来；四是同老中医加强联系，虚心学习他人之长。
就这样，在本地乡亲的协助下，我便开始了中医生涯。一日，我乡兄说：“有一位好友，是新城资材铺的曹掌柜，两年来患病卧床不起，明天我让人领你去看看。”第二天，有人领我前往。曹掌柜，男，57岁，经四诊：望其面部颧红，鼻色暗黄如土；闻之呼吸表浅；问其言声微低；诊其脉浮而无力。据此，系久病阴气不能内守，阳气外浮反照之凶象，属危候命绝之兆。诊毕，同家人安慰未开药方，便回家。乡兄问：“曹掌柜病怎样？”我说：“据诊病情，甚危。最多活不了半月！”兄听后惊说：“我得快去看看。”他看后回来问我说：“你走后，人家又请旧城某中医看，给了方药，说没关系。你可不要随便讲，你年轻又刚到此地……”之后，果于第13天故去。
不久，旧城某绸缎庄的一位陈太求医，34岁，经问诊：“半年来下身出血，时多时少，血色紫黑有条块，下腹时而隐痛胀坠，久治不愈。四诊后，我诊为“崩漏”。病因乃宫寒血瘀所致，瘀血不去新血不生之故，谓之“痛则不通”的病证。治法当宜温经化瘀，使瘀血去，新血生，才能痊愈。遂拟一方内服药两剂。
两天后，同乡前去看她，问药后怎样？她说：“那药未吃，因我的病已经几位老先生看过都无效，这位年轻中医怎能治好呢？”同乡说：“您没吃这药怎么知道？不妨试试嘛！”她听后便服了这两剂，果然腹痛消失，出血亦减少。随后又派人请我复诊，病情确属好转。效不更方，再3剂药后便痊愈了。
然而，在诊治中，也有患者治而不愈。某日遇一男性患者，43岁，两月来小便不利，小腹满坠，令人欲尿不出，甚感痛苦。曾经几位中医诊治，以利尿方药无效后，邀我诊疗。我认为属“癃闭证”，以通利小便为主诊治，但亦不愈。患者又请芦子裔老先生来看，4剂药显效，又4剂则愈。为了学习他人之长，我便去向芦老先生请教。他说：“这位患者属肾水亏竭，无尿可利，焉能治愈。必须以大剂补水，使水液充足，其尿自利才好！”我听后深受教益，进一步提高了辨证施治的水平。之后，我从乡兄家迁至新城鼓楼东侧32号，每日上午在此门诊，下午便到旧城北门外福昌和药铺坐堂应诊。但由于当时多数人民生活贫穷，许多人患病无钱治疗，故我除不收诊费外，有时还会替无钱买药之人付药费。如一位拉三轮车的赵某，他老母病重，无力治疗，我诊治后便给了他1元钱去买药，病愈后他非常感谢。在当时，这样的事倒也是不少的。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医生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中医十分重视。1950年，国家对全国中医甄审，我经审批合格，发予“中医师证书”。同年，呼市（即呼和浩特市）卫生局举办中医进修班，我报名参加，学习一年期满，发予“毕业证书”。1953年，呼市成立了卫生工作者协会，西医李信三当选主任，我当选副主任，领导全市个体开业医师学习党的有关政策。大家响应党“组织起来”的号召，一致同意于当年8月成立呼市东顺城街第一联合诊所。此诊所是我让出自己的住房与大家集资办起来的。大家共同推选我任所务主任，朗永和任所长。开诊后不仅常见病很多，疑难患者也不少。不久，中医邓占元、邓子厚、冯尽忱三人志愿参加，并将邓占元选任副所长，将邓子厚、冯尽忱二人派往火车站成立的分诊所。我们这个联合诊所的全体医务人员，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受到了患者的好评，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表扬，并带动了全市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继而也不断地联合起来了。
1954年，我当选呼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简称“人大代表”）和政府委员（连任二届），并被选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届人大代表（连任三届）。同年，我以呼市人大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国庆典礼，受到了党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在观礼台见到了毛主席，我心情特别激动和高兴。
四、中医进入医院大门
1956年，呼市党政和市卫生局领导，将我们东顺城街联合诊所的全体人员和财物纳入了呼市医院，成立了中医科与针灸室，任我为中医科副主任，主治中医师。市医院除设中医门诊外，还成立了中医病房，病床由35张很快发展到70余张。当时全国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呼市医院领导对此十分重视，抽调内科主治医师沙仁图亚、齐保英二位同志到中医病房学习，并开展中西医结合医疗工作，以及中医给各科实行会诊的工作。在希拉太主任的协助下，我到外科开展了“阑尾炎”不开刀以中医药治疗的工作，有300多例患者收到良好效果。我还在妇科开展了以中药治疗“子宫外孕”的工作，亦获得成功。
于是，我除定期门诊外，其余时间主要在病房开展对肝病、胃病、肾病、肺病、关节病、妇女杂病等科研医疗工作，并做了完整的病历总结论文，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5周年在《内蒙古中医论文汇编》中发表了8篇。同时我还开展了“中药避孕动物实验”的研究和研制“针灸仪”、治疗烫伤的“蛋发膏”等工作。在兼任呼市地区中医学会副理事长期间，我在学术会议上多次做经验交流，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五、调市中蒙医研究所
呼市卫生局根据具体情况，成立了中蒙医专门研究机构，以便发展中蒙医事业，派遣了在呼市医院中医科工作的刘润平同志和我二人去负责筹备工作，并于1979年1月在呼市大南街成立了呼市中蒙医研究所，并将我和针灸中医师杨九戌、著名老蒙医沙拉布朋斯格等人调来，任命我为该所副所长并晋升为主任中医师，同时兼任呼市中蒙医学会理事长。此后，我被选为内蒙古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呼市政协第五、六届常务委员。这时，我一面门诊为患者服务，一面抓紧整理临床经验和总结中医药研究工作。
多年来我除治疗中医科杂病外，对妇女疾病的诊治也颇多，探索了一些经验。我认为妇女疾病在“辨证”中主要抓一个“血”字，因妇女“生理以血为主，其血属阴，畏寒喜温”。妇女多因寒致瘀从而发生各种月经病，所以，在“论治”方面，我常在妇女月经期给予“温经化瘀”之剂内服，疗效甚佳。对妇女平常所发生的疾病，我在“辨证”中还抓一个“气”字，因妇女善郁（爱生气），而气为血之帅，气滞则肝郁，肝郁不舒则易伤脾，故而时常发生各种病证。所以，在“论治”方面，我惯以疏肝解郁之法，使气调达，则诸症速愈。同时，不论气滞或是血瘀日久而致“虚”者，我亦不采用“补”法治疗，而是以疏、调、益、和之法，灵活化裁方剂施治，故能获得“治病求本”的效果。因此，逐渐形成了一门中医妇科诊治常见病和疑难病的学术思想。
我认为：医者之术，理应传于后人，莫过于撰著成书。但必是亲治其证、实践获效者，方可传于后。而对治之无效或有失误者，亦应列举。绝不以妙语成重或是揣度立方及抄袭古今医家之言去贻误后人。
于是，我在1981年完成了《妇科证治验录》一书，1982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发行后，受到了中医界的广泛好评。如浙江中医药研究所竹剑平教授在《内蒙古中医药》杂志1986年第三期发表书评说：“《妇科证治验录》一书的特色是：一、编排新颖，别具一格；二、化繁从简，突出重点；三、注重临床，不囿旧说；四、强调腹诊，颇有启发。”同时我还收到各地中医的来信，一致说这一妇科专著的论述毫无抄袭之嫌，实为个人临床实践经验之谈……1986年11月10日这本书还获得了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协会的特等奖。我于1986年12月1日参加了在福州市召开的全国中医妇科第三次学术会议。在会上，我介绍了诊治妇科的经验并学习了各地中医专家治疗妇科疾病的特长。我先后写了论文30余篇，并在省级、国家级杂志上刊载。
在培养后继人才方面，自到医院从事中医工作以来，我除进行中医教学外，还先后带授了包括子女在内的20余名中医徒弟。他们不仅成为了各医疗单位的骨干，而且有的在中医药科研中已有新的发展。如长子黄海波，从学习继承中医经验后，便在呼市中蒙医研究所从事临床工作，刻苦钻研，在诊治妇女月经病所致的“不孕症”中，发现了男性精子异常甚至无精子等男性原因也可导致“不孕症”的发生。因而他常言：“妇女不孕乃经病，经调无子者，男性之故。”于是研究中药组方，制成了各型“增精丸”。经实践验证，效果良好，为男性不育的治疗提供了广阔的前景。1985年10月在《健康报》头版中载有“攻克男性不育症出现希望之光中医师黄海波研制成功增精丸”的文章，使得全国各地区的不孕不育患者不断前来就诊。1987年5月，黄海波在首届全国中医男性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增精丸治疗男性不育症376例临床观察”的报告，被评为优秀论文。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外科分会男性学专业委员会，黄海波为全国18位委员之一。
此外，他还参加了《中医男科临床治疗学》一书的编写，1990年同上海黄平治主任共同主编出版了《男性不育的诊断与治疗》，并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鉴此，我被呼市卫生局和所在医院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同时，《呼和浩特晚报》《内蒙古日报》对我进行了多次采访，并以不同的形式予以报道。1983年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事部等部门联合发给我“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工作者荣誉证书”。1985年呼市政协召开了“政协委员为四化做贡献”的表彰大会，并授予我“荣誉证书”。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部人才科学研究所等部门在编写《内蒙古优秀科技人物及成果》一书时，将我列入这一史册。1987年，中国《瞭望》周刊31期外文版以“一个有建树的塞外中医”为题报道了我及子女对中医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1990年7月，《中国当代中医名人志》将我列入第一卷。
六、离位志不休
我从事中医工作六十多个春秋，深刻了解到，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得我有了后半生的工作成就和幸福生活。
我在1988年退休，除兼任中蒙医学会名誉理事长和内蒙古中医药学会名誉常务理事以及呼市政协老委员联谊会委员外，仍于每周二、四、六上午去门诊，热情地为患者服务。我虽然年逾古稀，但仍要像一棵不老松一样，每逢春风之时生发新的枝叶，迎夏季番秀，废秋令容平，保冬气闭藏，年复一年，永为我国中医事业的发展、为广解民间疾苦做出应有的贡献！
（黄惠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