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是祖国医学宝库中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全面反映了作者戴原礼治疗杂病的经验，此次重新整理出版，对当今临床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一、《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与作者

戴思恭，字原礼，号肃斋，明代浙江浦江人，生于1324年，卒于1405年，是元末明初著名医学家。戴氏幼年习儒，尤嗜读医书。少年时随父至义乌，从学于朱丹溪，丹溪见其颖悟倍常，器重其才，尽以医术授之。当时丹溪弟子众多，唯戴原礼能独得其秘，后世称之为“震亨高弟”。戴氏即得其传，医术日精，享誉江浙一带。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入朝为御医，后做太医院史。永乐三年（1405年）辞归故里，逾月而卒。戴氏著有《订正丹溪先生金匮钩玄》《类证用药》《秘传证治要诀》《证治要诀类方》《推求师意》等书。

《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原分为《秘传证治要诀》《证治要诀类方》二书，有明代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余时雨校吴勉学校梓本等多种版本，其中以余氏本较为完善。其后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将二书收录合刊，题签《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卫生出版社也出版了《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

《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共十六卷，其中包括《要诀》十二卷及《类方》四卷。《要诀》分诸中门、诸伤门、诸气门、诸血门、诸痛门、诸嗽门、寒热门、大小腑门、虚损门、拾遗门、疮毒门、妇人门等十二门，主要论述各科疾病的病因、病机、症状、治法等；　《类方》是根据《要诀》中的各门分类处方，按汤、饮、丸、散、膏、丹剂型排列，主要阐述了各科病证的方药。两书实为姊妹篇，不可分割。合刊之后，分门别类，有论有方，很适合于临床医师阅读。

二、主要学术特点及对临床的指导意义

1.辨阴阳，分六经，明《黄帝内经》《伤寒论》之旨

戴氏学有渊源，对《黄帝内经》《伤寒论》深有研究，这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根据《黄帝内经》有关阴阳理论，临床诊病十分重视辨别阴阳，尝谓：“伤寒治法，阳有此证，阴亦有此证，似阳而阴，似阴而阳，最难分别，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前之所述，虑正及此，故逐条辨论”。所以他在本书中对临床各科病证的论述，均以阴阳为其纲，如说“自利，须辨阴阳”；“发黄，有阴阳二证”；“咽喉痛，有阴阳二证”；“腹肚满痛，有阴阳之别”，等等。由于阴阳属性的不同，其临床表现、治疗方法也就各异，如他在“自利”一证的辨治时指出：“阳利，粪色必焦黄热臭，出作声，脐下必热，得凉药则止，得热药则愈增；阴利，必洞下清谷，粪色或白或淡，脐下多寒，宜温中止泻之剂”。阴阳两证，判若天壤，治疗方法，大相径庭。于是他总结出“治伤寒大纲，不出阴阳，举其纲，则虽节目纤悉”的治疗大法，能在错综复杂的病证变化中抓住诊治的要领，确有提纲挈领、执简驭繁之妙。

同时，戴氏还十分重视六经辨证，并指导临床治疗。如在诸伤门中对伤风、伤寒的论述，即根据《伤寒论》六经理论，“在太阳未得解，转入阳明、少阳二经……若阳气未能罢，以次传入阴经”。分别阐述了邪在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不同经络所出现的临床证候及其治疗方药。至其传变，他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认为既要识其常，又要达其变，并作了精辟的论述：“伤寒先犯太阳，以次而传，此特言其概耳”。然而在临床中往往变证不一，外邪所入有经太阳而径犯阳明者，有直中太阴或少阴者；在六经的传变上也不一定要尽传六经，有邪只停于一经而不传者，有只传一二经而止的。故他强调指出：“至如病之逾越，不可泥于次序，当随证施治”。

2.疏气机，化痰饮，倡丹溪之学

丹溪创“气血痰郁”四伤学说，并以此指导临床杂病的治疗，戴氏宗丹溪之学，于杂病的治疗也极其重视疏气机，化痰饮。如《要诀》中不仅专列诸气门重点阐述七气、痞塞、积聚等诸气病证，倡用七气汤、大七气汤、四七汤等调治，而且于其他病证的治疗也十分重视气机的调畅。如对中风病的论述，认为本病主要是由于气之上逆，痰随气上而作，“治之之法，调气为先”，“气顺则痰消，徐理其风，庶可收功”。并着重指出：“治风之法，初得之，即当顺气，及其久也，即当活血，此万古不易之理。若不先顺气……又不活血……吾未见能治也”。又如对痢疾的治疗，认为痢疾的成因主要是由于气滞成积，因积而成痢，所以治疗亦当以顺气为先。此外，顺气降痰治疗痰饮，更是其临证的心得所在，获效良多。

丹溪论治杂病多责之于痰，尝云：“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百病中多有兼痰者”。戴氏深得其旨，临床也十分重视痰饮在发病学上的重要性。如《要诀》“停痰伏饮”篇曰：“凡为喘，为咳，为呕，为泄，为晕，心嘈，怔忡，惊悸，为寒热，痛肿，为痞膈，为壅闭，或胸胁间漉漉有声，或背一片常如水冷，皆痰饮所致”。这是对丹溪“百病中多有兼痰者”理论的最好诠释和发挥。戴氏认为，痰饮致病者，“譬如沟渠壅遏，积淹停滞，则倒流逆上，瘀浊臭秽，无所不有”，形象生动地阐述了痰饮致病的病机特点，因而提出在治疗时“若不疏决沟渠，而欲澄已壅之水，而使之清，无是理也”。欲疏沟渠，又非一味疏利之品宜之，于是他承袭了丹溪治痰理气的观点，“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倡用苏子降气汤与导痰汤合煎治疗痰饮，既有苏子降气汤的疏理气机，又有导痰汤的化痰蠲饮，气顺痰消而愈。其他如二陈汤、小半夏茯苓汤、五膈宽中丸等也很常用。戴氏对丹溪“气血痰郁”四伤学说的进一步阐发，于此可见一斑。

戴氏在杂病的治疗中，始终围绕着疏气机、化痰饮的治疗大法，其现实意义不可低估，尤其是对一些疑难疾病，在分析病因病机和立法处方上，很有裨益，这已被越来越多的临床实践所证实。

三、如何学习应用《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

学习《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我们认为除了必须深刻领会本书上述的学术特点外，还须掌握戴氏以下几个诊疗经验，并应用于临床：

1.重视辨证论治

戴氏临证十分重视“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原则，对各种临床症状详加分析，探求病因，然后确立相应的治法。如对头痛一证，认为其病因有因气、因痰、因虚及外感四气，或酒食所伤，或作劳失力等不同，临床亦当根据其不同的病因而论治，并详述了偏正夹脑风头痛、上焦头痛、头风发动头痛、痰作头痛、因虚头痛、感风寒暑湿四气，或怒气伤肝、中酒头痛、伤劳失力头痛等各种证型的头痛及治疗方法。又如在诸嗽门中对咳嗽的辨治，指出“咳嗽为病，有自外而入者，有自内而发者”。根据其病因病性和病程，将咳嗽分为感风而嗽、感寒而嗽、风寒俱感而嗽、感暑而嗽、感湿而嗽、热嗽、冷嗽、嗽血、劳嗽、久嗽、暴嗽、时行嗽等多种类型，分别论述其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条分缕析，朗若列眉，对临床辨证施治，很有启发。再如对泄泻一证，指出有寒泻、热泻、暑泻、气泻、湿泻、伤食泻、脾虚泻、五更泻，或伤于酒、伤于面而泻，甚或愈后复发之泻等不同证型，从病因病机到处方用药，无不详加介绍。总之，戴氏对临床各种病证，能从理、法、方、药几个方面作出精辟论述，充分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神，无疑对当今临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对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端，起到有力的纠正作用。

2.未病致力预防

戴氏作为丹溪先生的弟子，在《黄帝内经》“不治已病治未病”及丹溪“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的预防思想指导下，他十分注重疾病的预防。如在诸中门对中风的论述，认为天地间唯风无所不入，而“人之一身，缜密者少，疏漏者多。风之乘也，轻则为感，重则为伤，又重则为中”。于是提出了“避风如避寇，盖欲窒源以防患”的病因预防观；对一些具有传染性的疾病，尤其强调要注意预防，并介绍了一些具体方法，如说：“凡看病不令染，用雄黄末涂鼻孔，及须知避忌，行从客位边入”。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思想及其方法，对现今临床，特别是对一些急性传染病的预防，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3.用药通权达变

戴氏虽对朱丹溪的用药心法领悟最深，但他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善于博采众方，深入钻研，择善而从，且能自出机杼，于临证用药独具匠心，有所创新。如对伤风寒论治，虽宗仲景《伤寒论》，但在选方用药上，又师古不泥古，贵在灵活化裁。若的是伤风，用桂枝汤；的是伤寒，用五积散；对于风寒俱感，在疑似之间者，选用交加散（五积散、败毒散各半帖）。又如见“外热内烦，下利上渴，或痞，或痛，或呕，常法多用黄芩汤，半夏泻心汤亦可”，而戴氏则认为“不若生姜泻心汤之当，或温胆汤加入黄连”。再如在虚损门中对五劳的治疗，认为劳者因积久而成，治之之法，“当以调心补肾为先，不当以峻烈之剂，惟当温养滋补，以久取效”。在药物的选择上，若“独用热药者，犹釜中无水而进火也；独用冷药者，犹釜下无火而添水也，非徒无益，又害之耳”。并倡用十全大补汤、双和散、养荣汤等气血双补，阴阳调和之剂。具体应用时还结合患者的身体状况随证制宜，如虚损“有患精血不足，明知当补肾，方欲一求之归、芪等药，其人素减食，又恐不利于脾；方欲理脾气，则不免用疏刷之药，又恐愈耗肾水。全一举而两得之功，莫若鹿茸橘皮煎丸为第一”。从治法的确立、方剂的选择、药物的运用上无不显示戴氏丰富的临证经验。此外，戴氏还善于运用单验方治疗杂病，如治牙痛，用乳香少许，火炙令软，以实之；或用巴豆一粒，烂研，搓乳香细末丸子，塞牙蛀孔中。大便秘结，凡诸秘服药不通，或兼他证不受药者，用蜜皂角兑；冷秘生姜兑亦佳。甚或鼻衄，蓦然以水喷面，使其载惊则止。诸如此类，《要诀》中比比皆是。由此可见，戴氏临床用药通权达变，颇有心得，书中载述的很多方药，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进一步开发研究。

最后须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在学习《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时，还应紧密联系丹溪的学术思想和诊治经验，特别是要参合《丹溪心法》《金匮钩玄》《推求师意》等著作，弄清戴氏学术与丹溪的师承关系，这样才能深刻认识戴氏的学术渊源，真正掌握其学术特点和诊治经验，以便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诊疗技能。

王英　江凌圳　竹剑平

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