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时期的回顾和前瞻

创新经济活动以及创新系统的结构性转型为什么需要国家的积极作为? 这是本书试图回答的理论问题。

对于打开本书的许多读者而言, 其阅读目的可能是寻找下面这些问题的答案: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在现阶段不利的外部环境下, 中国应当如何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型? 如何通过结构性的系统转型来加强本土自主创新的能力, 从而在复杂的国际变局中摆脱被“卡脖子”的困境? 那些在历史上顺利完成转型, 并在工业经济上追赶甚至赶超先行者的国家, 其经验是什么? 本书尝试为这些读者提供一些答案。

对于经济史学家来说, 在人类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历程中“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 而有的国家富裕”, 一直是学术讨论的中心问题。而对于研究发展与创新问题的理论家而言, 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则结合了对工业技术革命、经济长波, 以及各国经济模式的理解 ( von Tunzelmann, 1995; Freeman and Soete, 1997; Freeman and Louca, 2001) 。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 我们应该站在前人的肩上, 尝试将后发国家实现有效的工业化与对领先国家的追赶的政治经济分析纳入上述传统, 从而回答“在工业创新方面,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成功追赶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条件”这一问题。

1.理论目标

本书主要以对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历史分析为基础, 探讨国家在创新系统发展与转型中的双重角色。

在复杂的现代工业创新活动中, 国家的参与程度与参与模式在不同的市场经济体中有所差异, 但在所有成功的创新经济体中都可以明显地观察到国家的双重角色: 第一重是国家作为重要的制度供给者和资源配置者, 发展并维系本土高质量的工业创新活动; 第二重是国家作为创新系统转型的关键推动者, 即推动本土工业创新活动从原有的发展模式转向新的、更强调创造力和效率的模式。

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本书是一部典型的“国家主义”的作品。这种评价并不全面。从“国家创新系统”的视角来看, 本书尝试拆解国家内部的各种行为者, 讨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从与强调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学思潮对话的角度而言, 本书的确在发展的价值取向上坚持国家立场。在理论分析上, 本书强调政治性在发展本土创新系统和促进创新系统转型时的关键作用, 但这些分析是将国家当作创新所涉及的系统性、复杂性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而展开的。从这个角度来说, 创新活动的本土性以及国家作为有效的创新系统的重要参与者, 是创新研究和成功发展经验中的客观事实。但大量创新活动在资源配置上的跨国性特征同样也是客观现实, 因此本土性质的协调和跨国性质的协调同时在起作用。然而, 由于创新活动内在的层级性、组织性和累积性, 当人们尝试推动创新经济体结构性转型时, 创新活动的本土性协调与跨国性协调的矛盾就会凸显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 一个国家的创新系统转型就意味着创新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布置; 这种重新布置不仅是绝对意义上的, 同时也是相对意义上的。就此, 本书的讨论的确存在李斯特 ( List, 1885)所说的国家主义经济学与世界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张力。

本书是一本理论性著作, 有着明确的理论发展意图。本书立足于演化经济学对创新和市场过程进行分析的基本框架, 尝试将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格申克龙 ( Alexander Gerschenkron) 传统和发展型国家理论融入以熊彼特主义传统为基础的创新系统性分析范式, 由此解构创新活动所涉及的不同参与主体的差异化角色, 为传统的创新系统分析范式注入关于结构变迁的政治经济解释; 尤其是通过对危机动员和战略性资源配置等过程的分析, 凸显国家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 本书也尝试将熊彼特主义范式融入比较政治经济学分析, 通过对演化理论和创新系统范式的应用, 将传统主要关注“国家—社会”互动边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下沉到产业和创新活动的中微观层面, 为政治经济学分析提供工业技术体系和创新分析方面的支持, 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发展型国家发展所面临的困境1。

总之, 本书旨在把对国家创新系统的讨论放到后发展和结构性转型的情境中去, 为研究国家的创新转型和解决传统发展型国家理论的理论瓶颈服务。对于创新研究、发展研究和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而言, 本书做了一次融合性的理论尝试。

2.写作动机

本书的筹备过程是一个“发现性”的过程。它最初的动机完全是理论性的; 而随着准备工作的推进, 政策分析的动机, 尤其是解释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展望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这一部分被发展了出来。

本书写作最初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关于发展与转型的国家创新系统分析框架。本书认为可以通过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范式和政治经济学中的后发展理论、发展型国家理论相融合来解决它们各自存在的理论瓶颈, 尤其是尝试诠释国家创新系统学说中创新系统自身的演进问题, 以及解释政治经济学中发展型国家的困境问题。

自从弗里曼 ( Freeman, 1987) 、伦德瓦尔 ( Lundvall, 1992) 和纳尔逊 ( Nelson, 1993) 等人奠定其理论基石以来, “国家创新系统”作为分析不同经济体长期发展差异的一个比较性分析范式, 迄今已经走过超过30年的发展历程; 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创新系统范式及各种相关的概念工具在欧美各国已经成为经济政策分析的显学。但这一范式的理论构建是以体系成熟的欧美发达国家为蓝本的, 在分析动态的工业与技术追赶问题和系统转型问题时存在先天不足。然而, 在创新系统范式进入发展中国家后, 人们并没有重视这一范式的理论缺陷, 相反更多的是将创新系统视为机械性的系统构建, 强调创新系统的模板或者“最佳实践” ( best practice) 中各主体的静态关系, 从而尝试通过简单的制度复制来解决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这种“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对策思路其实是站在了创新系统理论的对立面, 违背了创新活动的非线性、系统性、涉及缄默知识等一系列基本的理论常识。相应的政策建议不仅无用,甚至往往有害, 更容易损害创新政策的社会认同度——人们对创新政策的质疑, 很大部分是由糟糕的政策思维和政策实践带来的。其负面效应会随着发展中国家面临愈发复杂的创新竞争而不断加剧。

国际主流理论界在推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范式的后续发展上并不能令人满意。在进入新世纪之后, 作为新的系统性分析方式,可持续转型与多层次分析等新框架成为一大批原来研究创新系统的学者的中心话题。这些新的努力刻画了根本性创新的发生与发展的过程, 分析了创新发展过程中社会各子系统的互动等问题, 为人们提供了一些启发性的观察视角。然而, 这些新的分析框架时常给人一种“历史终结”的错觉, 即它们所分析的根本性创新或者技术范式的变化, 事实上都是在目前给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这些分析并未触及真实发生在后发国家的结构性变迁, 或者国际条件的重要变化, 因而其归根到底并不能解释启动系统变迁的动力机制。

因此, 本书致力于通过引入其他的理论源泉, 来构建一个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框架。这个分析框架尤其强调面向发展与转型问题去挖掘国家创新发展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力学”。同时, 书中对于后发国家工业化问题的研究也可能为政治经济学者提供新的思考维度, 尤其书中对工业体系和创新协调的演进性分析,能为人们理解发展型国家理论的暂时困境提供新的视角。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 是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的创新政策讨论提供一个启发性的分析框架。在国际政治经济版图发生剧变的背景下, 本书尝试为人们寻求中国的战略出路提供参考。事实上, 本书在2020年完成初稿之后搁置了许久。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 笔者有幸参与了一些政策讨论, 本书不同阶段的书稿也曾作为参考读物赠送给多位政策制定者。本书的部分讨论也是在激烈论战的语境下形成的。事实上,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的决策者已经做了全面的动员, 而当时的讨论所采用的术语概念、讨论问题的角度在过去的几年间, 都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政策讨论之激烈恰恰反映了中国当前结构性转型压力之巨大。这种压力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方面是工业发展所带来的。随着中国工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发展本身会持续地重塑中国的投入要素结构, 其中突出的表现是劳动力价格上升, 而劳动力价格上升又是由生产率水平、人口受教育水平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如果用熊彼特主义的视角来评述, 那么这可以理解为创新发展带有“自我毁灭” ( self-deconstructive) 的内在本质, 它要求生产模式的持续进步来回应生产能力的提高; 否则就有可能陷入一系列困境,比如经济增长趋于停滞、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迁移放缓、资本外流、失业率提升等, 也就是学者们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转型压力的第二个来源是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如果说上一点主要是内因, 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结构限制了发展空间, 制约了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话, 那么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便是外因, 这就使得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原有的动力机制难以持续。美国塑造了当今的全球经济体系,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美国长期笼罩在生产资本外流、低增长高失业率的阴影下。为了创造对自身有利的变化, 美国开始利用在科技、货币和全球贸易秩序中的优势地位, 打压挑战者。美国通过非市场化的手段追求“制造业回流”, 并通过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 意图重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产业协作链, 美国的打压无疑给中国“空降”了一次系统性危机2。危机的“系统性”特征意味着,中国无法通过提高现有经济活动的边际效率来应对; 中国只能通过构建新的经济空间, 通过强劲的内循环来弥补外部经贸环境变化所造成的损失, 同时在内循环中构造出新的创新增长机制, 并以此刺激外循环, 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创新系统。打造新的经济空间,就意味着要塑造此前在本土不存在或者并非主流的经济活动; 市场主体要以与此前不一样的方式开展竞争与合作; 本土创新共同体需要全新的知识公共品和创新协作议程机制。这就需要中国在工业经济领域发展出新的制度关系甚至新的制度体系。这意味着中国面向创新转型的政策任务首先应是战略性的, 人们不应从中短期视角去考察塑造新空间、塑造新创新系统的政策在边际意义上的效率, 更不能用财务逻辑来提前计算。

在内外双重压力面前, 如何认识危机的本质, 以及如何认识中国以往能力的源泉, 应是首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当前的中美经贸及科技冲突背后是基于世界体系内在的结构性矛盾, 因此中美双方的张力是难以通过边际上的调整来缓解的。当然, 曾经幻想通过政策让步、边际调整来获得美国认同的少数国内评论家, 事实上也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源泉。因为,他们的逻辑在于预设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 (甚至完全) 依托于与美国之间良好的经贸关系。但事实上,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成长一直伴随着间歇性的外部紧张环境。在全世界将近200 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获得工业经济的大发展,其中只有中国是在重压之下依然保持独立发展道路的。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间所塑造的本土工业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开创事业和制度改革中对于中国社会强大的号召力和动员能力, 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坚持的政治独立性, 都是使中国有别于其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获得工业经济大发展的国家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理论界, 中国国内创新和创新政策研究, 尤其是在方法和议题产生机制上, 很大程度都是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这导致其方法和议题都深深嵌入当前 (此前) 的全球化范式, 其认知背景也深深植根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全球生产网络。这些背景长期以来给中国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带来了一系列几乎未曾得到挑战和反思的关于中国发展的预设条件, 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和技术流动关系, 国际市场是中国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以及全球生产网络是创新协调的重要机制,等等。但很多分析者都没有意识到, 作为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这些预设条件仅有20多年的历史, 在逻辑上它们也不必然会长期存续下去。随着当前“大变局”的发生与发展, 这些预设条件很可能会持续地发生改变。对于中国学者而言, 不论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都将面临研究情景的巨大变化。

如果中国最终能够有效地完成结构性的系统重塑, 那这一转型过程必然是政治性的和社会性的, 离不开有效的社会动员。 2019年以来的“新型举国体制”正是这样一种通过重大任务机制来动员产业创新参与者, 从而推动系统性转型的尝试。同时, 系统重塑必将是持续性的, 中国工业体系的体量及其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都决定了中国的转型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必然是一个持续的“发现性”的过程, 即他们会持续地发现问题和遭遇挑战。因此, 转型需要在国家意志的指导下, 通过定位问题和解决问题发展出一系列相关联的政策来逐步完成。在面对内外双重挑战时, 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奇思妙想”式的对策, 而任何囿于一时一地一事的盘算都是无效甚至有害的。

作为对结构性转型挑战的解答, 本书主要以19—20世纪德国、美国、日本、韩国等不同经济体的历史经验为分析基础。尽管中国今日所面临的挑战, 与历史上成功驱动系统性转型的国家有明显的差异, 如二战后的美国、日本以及19世纪的德国, 但这些国家的经验 (以及中国在过去70多年的经验) 依然是我们认识结构转型所需的战略意志、社会动员和持续性制度探索的关键学习对象。如果抛却历史性分析视角, 就难以寻找有指导意义的智识。

本书写作的第三个动机是为该领域的学生提供一本系统性介绍国家创新系统范式, 并帮助他们在更广视野下理解国家创新系统变迁的读物。国内不乏潜心耕耘的杰出学者, 但那些长期以来在流行的大众视野下开展的关于“政府vs市场”的讨论往往是高度符号化的: 辩论者们都倾向于将对方的观点进行极端化的诠释, 即把对方强调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或者“计划经济者”, 以确保自己的批判看起来更有力。这就好比在战争中射击准头都不好的两个对手,他们都假想对方已经被固定在正前方显眼的电线杆上, 然后他们各自架上自己的马克沁机枪进行散布式射击。这事实上反映的是辩论双方的理论能力不足, 以至于辩论只能在极其符号化的层面上开展。而这些辩论更多只是体现了我们在面对理论不足时的焦虑, 而无法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道路指引。

这本书最早的写作动机也与发展相关课程和教科书的计划有关。在我刚回国时, 创新政策研究的老前辈顾淑林老师就曾经提议笔者写作一本系统性梳理和讨论国家创新系统的专著, 同时还商量是否要一起开设一门相关课程, 当时顾老师还在同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院给学生和青年教师们讲课。但不料略一踌躇, 时间就被各种事务填满, 再回头数年光阴已逝, 已经到了再不着手完成这一任务就无颜面对顾老师的地步。在内容上, 本书也与最初的设想有比较大的差异。我依然需要在将来多花几年的时间, 才可能兑现一本教科书的承诺。

3.致谢

本书得到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号: 71673012) 的支持。此外, 本书的写作还要特别感谢两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我的学生, 尤其是自2011年我任教以来、参与了我多门研究生课程的数百名学生。参加过我各类研究性课程的学生中有中国学生, 也有来自欧美发达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而在过去的10年里, 我所开设过的、与本书内容有紧密关联的课程有: “创新与经济发展战略” ( Innovation and Strat-eg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英语授课课程) 、 “现代经济制度史”、 “演化理论基础”、 “工业化与市场经济”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工业与经济发展”等。在这些课程中, 我们主要采用国际学术界相关的经典文献和前沿文献作为阅读和讨论的主要材料。其中不少同学后来在自己的学位论文中, 发展了与国家 (及地区、产业) 创新系统相关的研究; 有几位博士生同学已经成长为国内高水平大学的教师, 也在教授相关的课程; 还有一位非洲同学在获得北大的MPP (公共政策硕士) 学位后, 返回了自己的祖国, 在大学里以我的“创新与经济发展战略”课程为蓝本, 也开设了一门相似的创新政策研究课程。在这些课程中, 我和同学们以课堂讨论、邮件来往和课程论文等多种方式开展了大量的讨论。同学们的好奇心促进了我进一步的思考, 与同学们的讨论也构成了本书重要的灵感来源。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成为给以往的学生的一份礼物, 也希望它能够帮助将来的学生更好地理解创新和发展转型问题。

本书要感谢的第二个群体是我的老师们。我在求学阶段是特别幸运的, 曾得到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苏塞克斯大学多位老师的悉心教导。我在学习创新理论与创新政策分析的过程中, 分别接受了高世楫老师、薛澜老师、路风老师、尼克·冯·图兹曼 ( Nick von Tunzelmann) 和爱德·斯坦穆勒 ( Ed Steinmueller)的教育和培养; 同时, 我还有幸能一直从顾淑林老师处得到指导,从亦师亦友的沈群红老师处受益良多, 而威廉·拉佐尼克 ( William Lazonick) 也待我如其学生, 书中大量观点都受益于这些老师的指导和启发。但在众多老师之中, 本书要特别献给我2004—2010年在苏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导师尼克·冯·图兹曼教授。他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 一直是创新与创新系统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 并长期担任Research Policy和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等重要期刊的主编, 也是欧盟和联合国等组织重要的政策专家, 同时他本人还是卓有建树的工业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我在求学期间曾多次与尼克讨论到国家创新系统范式中的诸多问题,他的见解给了我很多启发。然而很不幸, 他从2008年开始患病, 于2010年见证了我的毕业后就不得不退休。 2019年夏天, 也是我的上一部专著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 Schumpte-rian Perspective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 的截稿当日, 得知他在长期忍受病痛折磨之后最终离开了人世。这对于我来说是难以言述的一天, 以至于不敢回忆当日。也从那一天开始, 我深感自己必须动笔写这样一本作品, 以这样一种形式, 将他对我的影响总结、整理和发展下来。如果说学术思考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接力, 我会努力地跑好自己的这一棒。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 有多位学生和挚友为书稿的写作提供了直接的帮助。博士生纪怡、陈俊廷和硕士毕业生魏莹分别在不同的阶段为本书的文字修改润色提供了大量帮助; 赵亭亭、余嘉俊、李君然、姜子莹四位博士已经成为国内一流大学的青年教师, 与他们的讨论激发了我在本书中多处思考; 挚友唐奇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帮助。此外, 还有许多同事和学生也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帮助, 受限于篇幅, 便不再具体致谢了。

我还需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梁路老师, 感谢她在初稿完成后2年时间里给予我巨大的宽容和耐心, 更要感谢她极高的专业编辑能力; 她为书稿所提供的修改建议和编辑工作让我叹为观止,没有她本书是完全不可能与读者见面的。当然, 本书所有可能存在的错误和不成熟的观点均由我本人负责。

本书是我第一本中文独著。当我还是博士生, 可以信马由缰地评论师长们的作品时, 我总以为自己将来的著作一定会在深思熟虑、百分之百准备充足的条件下写作完成, 以至于认为自己将来的作品可以是完美的、经得起新一代年轻学子挑剔的。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我迄今为止出版的每一本书籍都是在“紧张仓促”的写作和修改中完成的。本书的写作和修改长达3年, 这使得我无法再从时间上找借口。我开始意识到写作的仓促是必然的, 因为不仅仅我所讨论的对象 (中国的工业经济和它的内外环境) 一直处于变化中, 而且我自己的想法也在实践中、在参与并回应争论中不断发展。我们在前进, 这使得我们永远无法追上明天的自己, 所以仓促感甚至压迫感几乎是必然存在的, 而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因此停止前进。

封凯栋

2020年8月第一稿

2022年6月第二稿

1 在这里, 有必要对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格申克龙传统与发展型国家理论进行概念的梳理与澄清, 以便读者理解全书结构。格申克龙 ( Gerschenkron, 1962) 的“后发国家的发展理论” (Late Development Theory) 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人们所熟知, 并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崛起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格申克龙强调的是国家如何利用危机条件来进行社会动员, 如何通过精英决策来投放战略性资源, 国家内生性的独特制度构建在成功的后发展中的重要性。政治经济学家们在发展型国家理论中沿袭了他们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关切, 但吸纳了格申克龙对于集中决策、资源动员和战略性投放的强调; 同时他们的分析也纳入了更多的产业内容, 比如讨论政企互动机制对于产业间协调与企业内组织生产方式的影响。

2 特朗普和拜登两届美国政府不惜打破原有的全球产业协作链, 是因为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其国内系统持续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在历经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挑战”(Japan Shock) 以及过去10年的“中国挑战” (China Shock) 之后, 已然无法自行调和(封凯栋, 李君然,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