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本书的分析框架

本书的分析部分主要包括三部分共九章。分析框架如图0-1所示, 该框架旨在提供一个直观的理论结构概览, 帮助读者理解一般性的创新市场竞争活动、创新活动背后所需的制度支持以及创新系统自身作为一套制度构建这三层逻辑之间的关系。

第一层即不同企业通过创新开展竞争以获得市场优势, 是通常被人们定义为“市场机制”或者“创新市场经济”的部分。事实上, 由于创新活动的复杂性、集体性、累积性和不确定性, 即便是这一层的活动也不是由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完美市场”所规制的。

第二层是国家参与提供的对创新竞争活动的支撑性制度, 尤其是创新活动在知识生产与知识转化方面的基础制度。其中, 基础性知识生产, 包括大学教育、基础科研以及社会制度对个体知识生产的激励机制等, 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体的静态创新效率。因为创新活动归根到底需要立足于社会的知识存量和增量, 其中大量关键知识的生产过程并不符合市场经济逻辑, 这类知识的生产并不会为其生产者带来经济利益, 所以需要由政府介入来提供, 或者促进其他主体予以提供。更重要的是, 创新活动的互动性机制, 涉及不同主体、不同部门之间的知识转化, 涉及知识性资产的所有权交易, 决定了创新活动在公用部门与私用部门之间的平衡。知识转化保证了全社会进行知识再生产的能力; 而所有权交易则保证了对个体创新的激励。这些机制毫无疑问都是由国家提供的。由此, 通过投资和规制的手段来保证本国创新系统的效率, 以及本国公用部门与私用部门之间的平衡, 是国家在创新经济中的第一重角色。

第三层结构定义了创新活动的核心价值生产模式, 即一个社会经济体中最关键的价值创造模式, 例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到底是以熟练制造为核心, 还是以前沿科技的生产及其产业化为核心, 等等。这层结构具有突出的国家特征, 以至于当今主要的工业化国家虽然都是市场经济体, 但其创新经济活动依然具有长久的、鲜明的国家特点。当然, 真实世界中的经济活动难以用完全类型化的描述来分类, 但这些“关键的价值创造模式”事实上反映了人们在配置战略性资源时的优先选择。例如, 美国从二战之前的以大规模生产制造为核心的创新经济模式, 转向以前沿科技的生产及转化为核心的模式, 就涉及社会在配置新的战略性资源时到底是以拓展大企业的生产性组织为核心, 还是以强化其“政府—军队—大学—工业”的复合体为核心。核心价值生产模式的转变意味着国家创新系统的结构性变迁, 它需要国家在重大系统性危机时刻通过战略性资源配置的系统性调整来驱动, 而这样的过程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推动创新系统的转型, 是国家在创新经济中的第二重角色。

事实上, 尽管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 国际经济网络与技术网络的基本稳态仍然是一个受政治、军事、经济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层级体系。国家间开展着激烈的工业竞争, 目标是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抢占更有利于利润分配的位置。而利润分配位置又是由各国创新活动的核心价值生产模式所决定的, 因此国家间的竞争压力最终将转化为对维持国家创新系统效率与平衡的要求, 转变为对本土创新能力和工业竞争力的要求。

本书的三个部分分别回应了上述分析功能。其中, 第一部分的任务是引入并介绍国家的第一重角色。以熊彼特主义经济学传统来解构复杂创新活动本质上所蕴含的组织性机制, 从而解释为什么自由市场并不是创新活动有效的制度基础。有效的创新经济活动必然是“受组织”的, 国家对知识生产与转化的基础设施及相关组织性机制进行投资, 扮演着制度构建、政策执行的角色, 这是维系公用部门与私用部门在知识生产与转化之间动态平衡的关键。如果这一组关系失衡, 那么创新经济体要么会倾向于寡头垄断而失去创新活力, 要么会因为公用部门知识积累不够而导致整体竞争水平低下。随着本国创新经济的不断演进, 国家还需要持续调整政策举措, 转换激励及规制的重点, 以保证创新的社会化活动在不同功能中的动态平衡。

第二部分的任务是介绍国家的第二重角色。以经济追赶研究中的格申克龙传统为基础, 通过分析美国和德国等历史上成功实现创新系统转型的国家, 来强调危机动员机制、集中决策和战略性资源配置在推动系统转型中的决定性作用。由于系统性转型是对新的价值创造机制的塑造, 其对资源配置的结构化调整远远超过了市场自组织的范畴。结构性转型需要国家通过社会动员来获取战略性资源,需要集中决策来完成对资源的配置, 需要将战略性资源投放到选定的发展方向, 孕育出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 并通过在一定时期内持续的战略性行动来为相应互动关系的能力积累提供基础, 从而推动新的市场“自组织”机制的成熟。

本书的第三部分对国家双重角色进行了综合, 并阐述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一部分将发展型国家理论与创新的系统性分析范式结合起来, 强调在国家主导下“国家—社会”和“政府—工业”互动机制的重塑, 以及国家所推动的战略性资源配置的调整对以上重塑过程的重要性。国家撬动创新系统转型的过程是一个带有引导性的开放式过程, 国家的战略性行动并不能直接塑造新的创新系统,但它能孵化新的创新系统, 并为其提供制度框架与发展空间; 它推动系统转型的路径是选择特定的发展方向, 并为这些方向中的核心机制提供关键的资源配置, 使其他相关的创新互动性关系围绕核心机制逐渐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