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1917年揭幕的白话文运动，起因于晚近社会文化的内部激变，语言改革的背后，有唤醒“人”、检讨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抱负。由白话文运动而派生的新文学及其相关实践，不是一场纯粹的文学实验，而更主要关涉整个文化重建之事，包括信仰、价值、语言及形式的重新设置和规划，那是文学的一场刨底换根式的革命。在艺术经验上，它相比于借鉴古人，更多的是借鉴国外。后人有所谓“全盘西化”之议，正指此。其实“西化”在其时就是一种创新。摆脱几千年旧文学的惯性笼罩，创新是新文学草创期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新文学”贵在“新”，一切重新来。“新”在哪里？新的价值如何鉴定？创新之后，紧接而来的，应该是对“新”的品质作检验、鉴定、评价，使“新”变成一种稳定的常规的形态，拥有其相对恒定的价值；并按新形态构建其内部秩序和规则，形成其内部结构。作为一种前无先例之事，新文学经由创作、批评、教育和出版诸方面实践，推出成果，开辟新路径，培植新经验，形成新范例，确立新传统，以期持续发展。这个过程，既是广义的信仰建构过程，也是狭义的文体细节垒建和审美规则铺设的过程。后者是更基础性的工作，是前者足以确立的地基和河床。本书的关注点放在这种基础性价值垒建之上。

本书的“新文学”指诞生于1917年白话文运动、具有“白话文”“人的文学”诸价值特质的文学。新文学经过近十年草创期的实践积累之后进入其相对成熟阶段。与此同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政治思潮的干扰，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的强势介入，某种程度上扭转了其原来的发展方向，也激发了其自我生存的内部活力。在多方抗衡中，新文学依然立足、成熟、壮硕，引领创作的主流，赋予文学以基本的价值认知。就新文学自我成长的时间而言，《新青年》时代至北伐之前的草创期成果青涩，虽有观念预设，但真正可供新文学运用的价值规则尚未形成；1937年至1949年十年间两场战争，逼仄的生存环境阻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中间的十年，即1920年代中期至抗日战争之前的十年，正是新文学自我确立、迅速成长的黄金时段。相比于1949年后现代文学成为一门官方叙事主导的学科，1920—1930年代，新文学正处不受学科体制束缚的自律自治阶段，其价值体系构建是一种自我构建，充满多种可能性，呈现着多层价值坐标的错综交汇。对这个过程加以深究，从多个角度，考索早期新文学价值体系建构实践的复杂历程，其价值确立和价值传承的路径和方式，复原多元文化格局中新文学评价规则建立的丰富面貌，追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来龙去脉等，是本书拟展开的工作。

一

辛亥革命发生多年后，梁启超感慨地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1]鲁迅也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2]。正因为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才有《新青年》的问世和新文化运动的揭幕，改革者转向“要求全人格的觉醒”的文化启蒙，改革的触须由政治制度层面转而伸进文化伦理层面。新文化运动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认识起点，展开的是一场观念形态的革命，对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系统作整体性批判，对旧伦理及其人格代表——孔学展开声讨。1917年的白话文运动将这场观念革命引入语言和文学层面，提倡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取替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最终落足在“人的文学”上——“五四”新文学价值基点由此确立。文学语言变革不仅事关文学形式变革，更事关价值信仰重建；不仅事关观念的新旧替换，更事关思维表达方式的转变重置，改革在多个层面上进行。

尽管辛亥革命之后，各方军阀角逐混战，政坛没有安宁之日，但至1919年初之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倡导仍顺利展开。整个表达，是人文的表达，从文化伦理改革入手，一方面致力于旧文化思想、旧伦理制度批判，一方面致力于“人”的启蒙，为“人性”松绑，张扬“个人”的独立性和价值本位性。新文学创作，依循这些观念而展开：对国民陋习的揭露和批判，对人情人性的尊重和赞美，对自我的书写和张扬。当时文学潮流的伤感、浪漫，为人生的或为艺术的，写实的或自叙传的，均缘上述观念而生。那是一个“个人”觉醒、以“人的文学”为价值核心的年代。由此带来某种绮丽、伤感的文风，也是时代的产物。

其实，在各方社会矛盾缠绕下的这场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改革运动，持续时间并不长。1919年的巴黎和会，将中国被各国列强凌辱的处境呈现出来，由此点燃了中国民众反帝爱国的热情。各个社会群体（如学生群体、工人群体、市民群体）与执政当局、与各列强国之间的冲突连连发生，从1919年的“五四”到1924年的“五三〇”，到1926年的“三一八”，权力方的血腥镇压和民众方的激烈反弹，使每次冲突的严酷程度不断加剧。进入1920年代之后，掠过中国的风，已变得冷峭、凌厉，刚刚问世的新文学尚未充分享受人性松绑带来的自由浪漫时光，便不得不面对血腥暴力的现实。1919年7月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新青年》上发表，显示着新文化群体内部已发生分歧，改革的目标已悄然发生变化。之后，文化批评文章越来越像政论文，夹杂着关于社会出路、“主义”宣传、党派归属、执政方略、时事评论诸政治性内容。文化刊物朝政治刊物转化，如1921年之后《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内容关涉“政治，经济，法律，文艺，科学”；曾标榜“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3]的《现代评论》，很快因袒护执政府、为官方代言而被讥为“白话老虎报”；另外几份为较底层青年群体而呼号的刊物，如《洪水》《狂飙》《幻洲》等，也热衷于评议时局，谩骂名流；由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新文学刊物《文学周报》，热衷于时政议论，与《中国青年》等相呼应。这个时期的文学文化类刊物，多为周刊，周期短，时效性强，便于做时论文章，对时政发言。文学文化问题与现实政治问题相缠绕，不仅带来刊物表达的转向，更带来文化风气的转变。

1920年代之后，新文化知识分子面临多种选择。血腥现实面前的政治选择姑且不论，局势的急剧变化也使文化改革遇上瓶颈。“五四”思想文化启蒙的思路，在接二连三的血腥镇压的现实面前，显得空洞、高蹈，有失真切的现实感。何去何从，正遇进退两难之境。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的掀起，文学工具论的高扬，几乎撼动了“人的文学”的基本价值根基。“人的文学”观念在新的形势下发生内涵的渐变，经历了一个更为复杂、迂回、多种意见相抗衡的重建过程。对文学的自由立场和个人主义立场的坚持或放弃，此种文学立场具有正面的或负面的价值，“人”的含义是集体性的大众、民众、群体或是个体性的“个人”，二者是共存的或是相排斥的，都成为新文学价值重建过程中各方激烈争论的核心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上，这一是个群龙无首、多元共生的时期。不同文学观念在抗衡中并没有互相取代，而是各行其是。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带来了新文学实践的多元形态：繁复的，多面多层的，各方砥砺共生的。直至全面“抗战”前夕，新文学并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局面，它是开放式的，在外部约束与内在坚持的互动中耦合生成。其价值生成过程也并非清晰的、线性的、充满目的性和必然性的，而是错综的、迂回的、多线头的、充满偶然性和随机性的，一种过程性、细节化、多元互动式的垒建和确立。如果说纷繁的价值线索之中有其基本底线，那就是对文学自由性、独立性的认同和尊重。本书以“垒建河床”为题，正基于对这种价值的多元性、共存性、共构性的认识。

二

在多元共生形态下，价值的一元性不复存在。本书并不预设1920—1930年代的新文学有某种达成一致的价值奔赴，对那种由后见之明而带来的宏大论述保持警觉。北伐之后，中国社会进入动荡及转换时期。用朱自清的话说：“这是一个动乱时代，一切都在摇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4]动荡为构建提供多种可能性，一切尚未定局。就文学自身而言，1920年代以后，新文学开始了一场自我秩序化或称体系化的内部运行。由“五四”一批知识分子出于文化改革目标、发起文学革命而诞生的“新文学”，其实是一种自发自为的民间改革行为，带有很强的探索性、自我调控性和自律性。“五卅”之后，在激进社会潮流的影响下，此前备受推崇的“个人”观念渐渐淡出。有研究者称：“此前处于竞争中的各倾向基本有了结果：群体压倒了个人，政治压倒了文化，行动压倒了言论，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5]颇有道理。在新文学内部，原本基本达成一致的关于“人的文学”的价值认知在“阶级论”文学观面前变得可疑，文学的革命性、集体性观念与文学的艺术性、个人性观念频频发生冲突，癥牾抗衡。新文学的多元局面形成，贯穿于“抗战”之前的新文学运行的全过程。

新文学价值构建实践在“对话”“抗衡”的背景下进行，呈现着多层价值坐标的交错。主要表现为：一、“五四”“人的文学”价值观由显在的倡导转为潜在的坚持，它依然制约着该时期新文学的基本走向；二、左翼文学强调“革命”价值优先的价值观，在思想领域呈主导性强势，而在文学创作领域却因其成果寥寥而处于弱势位置，有关左翼文艺观的价值论辩频频发生，价值认知最终没有达成一致；三、京派群体关于“纯文学”、民俗乡土、人情趣味的价值坚持，城市新感觉派群体对现代主义诗学的价值认同，民族主义群体关于文学的“民族”本位价值宣扬等，各行其是。这个时期文学价值建构错综复杂，多元多维，不是简单几条线索所能涵盖得了。本书关注1920—1930年代动态性的、过程性的新文学价值构建实践历程，进入新文学运行的内部，寻觅其踪迹，发现其走向，分析其流变，确定其意义，做的是一种“知识考古学”式的实践考察，强调文学运行的过程性和实践性，而不只是做“文学价值论”意义上的讨论。

本书采用福柯“谱系学”“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福柯认为，所谓“谱系学”，是“要将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都保持在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上；……它要发现，真理或存在并不位于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根源，而是位于诸多偶然事件的外部（exteriority）”[6]。本书努力摆脱“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历史结论的干扰，逐一检视“散布状态”的历史碎片，建立“个案史”，缕析各条线索的来龙去脉、逻辑起点，描述特定情景中各方力量冲突和耦合的情形，还原新文学价值体系建构实践的复杂面貌，考索其后续影响。正如福柯的方法源于结构主义理论原理，本书的关键词“体系”“建构”也是结构主义理论术语，结构主义方法是融化于本书论析中的基本方法。本书关注“对象”在整体结构中的位置、“关系”的动态性、“结果”的建构性等。

大体而言，新文学价值体系构建以“评价”为桥梁，通过文学群体聚散、观念交锋、创作切磋、批评研讨、文学史书写、大中小学教育和相关文本出版等方式，汰选评估，形成规则，建立秩序（主次、等级、优劣），生产“知识”，约化观念，达成社会共识，构成价值体系。这是一个实践性的过程，充满碎片化的细节。无数不经意的细节叠合，构成新文学完整的河床，确定其奔赴的方向，奠定其价值的底蕴。十多年来，学界已有的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基础，简述如下：一、关于现代文学学科史、研究史、文学史学的研究，如黄修己、陈平原、温儒敏、朱德发、冯光廉、谭桂林、许怀中、徐瑞岳、刘勇、陈占彪等的现代文学“研究史”“学术史”“学科概要”“文学史学”，现代文学研究“概论”“史论”“史纲”“学术转型”等，以及徐鹏绪等的“大系”研究，张梦阳的鲁迅学研究等。二、对早期新文学历史叙述的反思研究，如罗岗关于“现代‘文学’的确立”系列研究，王风关于“文学革命的胡适叙事与周氏兄弟路线”的研究等。还有沈卫威、季剑青、张传敏对早期“新文学”进入大学、李斌对新文学与中学教学的研究，伍世昭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取向研究等。以上或对新文学研究脉络作“史”的描述和论析，或对新文学历史叙述作质疑和解构，或对文学批评价值取向进行分类研究，各有侧重。但以1923—1937年为时段，以新文学价值建构实践为线索，细节性地检视这一“建构”的过程，追究外部环境与文学内在运行的互动关系、多元观念的抗衡共生、历史书写的秩序建构、作家经典化的生成和等级谱系的确立、文体美学规则的磨合生成、知识生产与新文学“常识”确立的来龙去脉等，则是本书有别于他人的立足点和展开面。新文学价值建构是一个全方位展开的实践过程，它错综复杂，层次丰富，既有整体形态的价值，也有具体的系列形态的价值，彼此构成一个互为牵制的动态的、开放的、复合的结构。对这个过程作深究，实际上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确立来龙去脉的深究，它复原了一个众声交叠的碎片堆砌的原生态新文学构建历程。其开放性和多元互动性，远远超过我们的认知。这种问题设置和线索延伸，正是本书与上述研究的不同之处。

三

本书分上、中、下三编，从三个部分对1923—1937年新文学价值建构实践展开全面考察。“上编”从1920年代背景切入，以六个个案考察新文学群体的分化及重组、观念更替、价值论辩、中间层道路选择和阶级论文学的审美难题等，从不同角度理清其时新文学价值建构的生态环境。“中编”从新文学作家的等级化、历史化和作品文体的规则化、知识化实践切入，考察文学实践的两条主线：作家与作品的价值生成情况。“下编”从新文学的撰史和进入大中学课堂角度，考察新文学的价值累积、知识图谱确立和落地麦子的生根发芽的情况。三大版块各有分工，从不同角度，对该时期价值建构实践过程作细节性的稽查和考索，呈现其复杂面貌，以此摸清20世纪中国文学确立的来龙去脉。

上编共六章：《“青年”与革命文学运动（1923—1928）》《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分化及其人文困境》《阶级论文学的初期实践》《新文学陡转期的中流砥柱》《十字路口的选择》《价值之辩》，通过六个个案，检视1920年代以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同类型的新文学家在转折期的道路选择。重心放在对“五四”“人的文学”观念更替和价值论辩的考索上。

与以往的将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掀起、新文学发生方向性扭转视为“必然”有所不同，首先，本编梳理了这种转变的来龙去脉：前此六年如何经历了以青年为说服对象的革命话语动员及相关整合的过程，及至1928年“革命文学”提出，其合理合法性已变得不言而喻。文学工具论的高调出台，显示了这种扭转的成功。即便有怀疑者，也不足以改变这种局面。有异议者多不表态。“阶级的文学”对“人的文学”呈现压倒性的优势。其次，1920年代新文化群体的分化比革命文学运动的揭幕来得更早，本编梳理了1925年《语丝》与《现代评论》的对垒，揭示同样推崇自由的新文化群体中，人文主义派与科学主义派的深层分化，这种分化如何注定了其后新文学价值奔赴的多维向度。而论争中文章措辞的骂街式变化，透露了新文学语言文体粗鄙化的倾向，与其后左翼大众化文学书写，呈现某种合流之态。再次，与文风粗鄙化相呼应，本编以蒋光慈小说为例，考察了早期革命文学实践过程中艺术审美上的难题，作为“文学”，蒋作在艺术上不被同行认可的情况，其思想强势与创作弱势构成价值抵消的事实。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这路创作在参与该时期文学价值构建中并没有优势，即便《子夜》出版，质疑声音仍没中断。从某种意义上说，直至1930年代，左翼文学仍没有形成其稳定的美学路线。最后，本编着重考察了新文化人面对1928年的陡转局势所持的态度，尤其是走中间主义路线的“作者之群”的坚守和作为。分别对1928年的叶圣陶及其主持的《小说月报》、1928—1929年位于十字路口的“作家之群”、1932年文艺自由论辩的“价值之辩”等展开考察，揭示其时“五四”新文学价值保留及传承的路径和情形。六个“个案”考察对象在时间上虽略有先后，但基本置于共时状态中；从人事角度看，彼此间未必有直接的联系，但他们所面对的生态环境基本一致，是新文学实践的六个横截面。本书打破已有现代文学史的线性预设，从横截面进入，展现192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文学价值实践错综的背景、繁复的线索及其包含的多种可能性。

中编共七章：《确立“鲁迅”》《周作人的经典化构建》《作家的等级化实践》《构建小说学》《散文秩序构建》《新诗的价值重建》《不破不立》，考察新文学作家的等级生成、作品文体规则构建两大方面。在新文学第二个十年的实践中，周氏兄弟是两座高峰，新文学两种路线的典范代表，有各自的生成逻辑和演绎路径。本编通过“从热议到定位”“‘鲁迅’经典化生成中的艺术估量”“盖棺之论与鲁迅的经典化”三个部分，考察“鲁迅”的经典化进程。有意思的是，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在“鲁迅”的经典构建实践中，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考量是显要的一环，艺术考量处于次要位置。后者相对零散，不成系统，各说各的。加上1928年以后，鲁迅不再从事小说等纯文学创作，对鲁迅作品的艺术讨论空间相对缩小。1930年代鲁迅杂文被摆在与闲适小品相对垒的格局中来讨论，其思想性、战斗性被充分肯定，而艺术性仍处于晦暗状态，评价较低。1920年代末新文坛向左转之后，周作人成为自由作家的一面旗帜。本编通过“苦雨斋文化圈的自我构建”“两种‘周作人论’的磨合”“小品文标杆形象的确立”三方面来考察其经典化生成的过程。与鲁迅经典化实践得助于左翼文化界的推动不同，周作人的经典化生成是几方合力的结果：首先是苦雨斋文化圈文人的自我彰显，其次是被抑制的自由文化人对其精神领袖的推举，再次是小品文热潮中艺术评价的推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周作人经典化构建完成于1930年代中期，其小品文的艺术成就、人文一致的自我形象、自成逻辑的美学体系，共构了其时作为新文学经典的周作人。此外，这一时期作家论的批评实践，推动了作家等级结构的形成，本编考察了“冰心论”“郁达夫论”“徐志摩论”诸艺术定位的实践过程。对传记热中作家自传和他传的历史构说和存档意识也作了梳理，揭示了其为新文学作价值垒建的内涵意义。

中编下半部分考察了新文学文体形式规则的确立，从小说、散文、诗和剧四种文体入手。1930年代，新文学有两种文体进入其黄金时期，一是小说，一是小品文。左翼文坛倚重现实主义小说，自由文人青睐“个人文体”小品文，二者的形式追求与其观念伸张相同步，形成整体性文化特征，其美学规则也迅速确立。小说方面，其时第二代作家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显示了更强的文体自觉，多种文体形式尝试共存。这其中，现实主义笔法在小说美学评价中占优势地位，而京派的直觉批评，则有另一种裁定尺度。文体成熟推动了小说学的问世，“巴金文体”“老舍文体”“新感觉派文体”，各有体式。作为一种价值建构，小说学为现代小说制定了规则。散文是一种自由文体，但弱化规则的做法也是一种规则。这个时期，战斗杂感文与闲适小品文从思想观念到文体样式的对话、交锋，坐实了散文的两种基本形态，推动了散文价值论定的多元奔赴，自由文体的理念由之被确认。1920年代下叶，新诗正经历对早期白话诗“作诗如作文”主张的否定之后的重建时期，各派诗作、诗论、诗评多元交汇，一方面，由新月在《诗镌》上的新格律诗倡导伊始，新一轮诗的美学目标和形式规则迅速形成，推动了诗创作的有序展开；另一方面，纯诗理念的坚持刺激了新诗实验。现代主义诗潮的介入，给诗的价值论定带来更开阔、更包容的场域。新剧实践起步较晚，还来不及充分展开，1930年，不同系列的“戏剧运动”已被纳入左翼文化运动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在现代剧创作已有一套“时代话语”的当时，曹禺坦然将自己的创作视为一种生命的创造。他的写作缘由和写作方式，明显有悖于那个时代业已形成的创作理念范式。从《雷雨》到《日出》到《原野》，“曹禺”评论和曹禺自述显示了对已有现代剧样式的超越和修正。

下编以《“史”的构建与新文学的知识图谱确立》为题，用六个个案：《编史》《从专题着眼》《史料汇编与新文学秩序建构》《〈中国新文学大系〉编纂》《培养信仰群体》《学院派的遴选与新文学的大学课堂实践》，考察新文学修史、建立知识系统背后的价值构建历程。

1920年代末，第一轮的新文学修史拉开帷幕。最先是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尾巴”出现，接着是以新文学运动史的独立成篇方式出现。早期的新文学运动史往往包含运动史和创作史两部分，此法开启了新文学的思想运动价值和创作艺术价值分头评估之先例。在新文学史叙述的结构框架里，运动史占主导地位，创作是运动成果的证明。这类写法不仅是对新文学运动作“史”的总结定位，更以其“运动”统率“文学”的观念，参与新文学的价值构建，其方法某种程度上低估了文学的独立性价值，为之后政治统率文学提供了观念支持。这个时期，新文学的专题研究也全面展开，它是新文学历史化、序列化、知识图谱化的一种实践，是新文学分门别类的专题史。本编还以阿英的编史实践为例，考察他编纂的三部新文学史料集，追究其中所蕴含的“阿英框架”。指出阿英以个人方式参与新文学史撰述，通过史料的筛选、铺排、序列化、等级化处理，确立一个有主干有支干、枝叶繁茂、层次分明的新文学谱系图，为新文学价值构建作出重要贡献。对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在参与新文学价值构建方面的特色及贡献，作了三方面的考察：一是各集《导论》如何为新文学立论奠定根基，二是当事人（作为编纂者）的冷暖自知与当局者迷，三是“选本”的历史考虑与个人偏好等。1935年出版的十本《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一次历史的拔优，其背后是对新文学成就的评估，是新文学第一次由专家组团所作的价值估量。最后，本编还对新文学的进入大学、中学课堂作了考察。梳理新文学在大、中学校课堂上的知识产生实践情况，检视新文学如何转换为“知识”，如何培养其信仰群体，如何经由学院派专家的教学“遴选”而确立其经典的位置等。这是新文学价值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最后，回到我们的核心问题上来，何谓文学最基础性的价值？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一书中的观点给我们以启发。

在各种思潮学说引领主流的西方文学批评界，哈罗德·布鲁姆力拒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以审美为线索，以莎士比亚和但丁为价值核心，甄选西方文学经典，梳理出一个连贯而周密的“西方正典”谱系，探索经典形成的奥秘，建立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环环相扣的“道统”。他的讨论始终与“多元文化主义大潮”[7]汹涌的当代背景相抵抗，抵制“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的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8]做法，认定审美于文学中的价值核心地位。他说：

一首诗无法单独存在，但审美领域里却存在一些固定的价值。这些不可全然忽视的价值经由艺术家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而建立起来。这些影响包含心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因素，但其核心还是审美的。[9]

布鲁姆强调审美的自主性（aesthetic autonomy），称“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10]。“个体的自我是理解审美价值的唯一方法和全部标准。”[11]“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12]在《西方正典》一书中，他阐述了几个观点：一、在西方文学经典形成的诸要素中（“包含心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因素”），审美是最核心的要素，是其最基本的价值；二、审美具有自主性，它是一种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个体的自我是理解美并断定其价值的“唯一方法和全部标准”；三、只有审美的力量能透入经典，这种力量是一种混合力，包括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角度丰富的词汇等。他为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文学的价值构成，画出一个基本轮廓，称“重新定义‘文学’是徒劳的，因为你无法获得充足的认知力量去涵盖莎士比亚和但丁，而他们就是文学”；“西方文学的伟大以莎士比亚为中心，他已经成为所有作家的试金石，不论他们是前辈还是后继者，是戏剧家、抒情诗人还是说故事者。他在人物创造上除了乔叟的提示以外并无真正的前辈楷模，而他的后人无不受他表现人性的方法的影响”。[13]布鲁姆逆时代潮流而动，与文学的阶级论、种族论、性别论和国家利益论保持对话甚至辩论姿态，与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拉康派、新历史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符号学派的美学观划清界限，抵制远离文学价值本质的各种社会思潮对文学的裹挟，坚持文学审美的独立性，主张回归西方文学正典。

布鲁姆的态度和做法给我们以启发：在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意识形态话语占主流强势位置的背景下，仍不能低估新文学的审美自主性。文学按自身规律运行，其中有一条潜在而本质的规则，就是艺术审美规则。它参与新文学价值建构的整个过程，制约着非艺术化的政治思潮的强行介入，平衡着文学的整体性结构，为各门类文学的合法性提供评估依据，是新文学价值构建过程中最根基性的部分。从这一角度切入，可以摆脱历来现代文学史有关1930年代叙述的常规套路——以左翼文学为主线的思维模式，关注文学的自律性，主要着眼于文学史，并兼及思想史。实际上，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思想强势与其审美弱势构成价值抵消的事实，前者在参与这一时期文学价值体系构建中并没有优势，即便有《子夜》这样的巨作问世，质疑声音仍不断。1930年代新文学价值建构是多方互动生成的结果，主流与边缘、权威与异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并没有如教科书所描述的那么线性、简单，而是混合的、迂回的、互转的及互为校正的。整个构建过程饱含强势者让步与弱势者顽抗之张力，政治思潮与艺术审美动态逆转之开放性，社会推动与个人作为之参差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