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少康

张健博士新著《清代诗学研究》即将问世，嘱我为序。读完他这部六十多万字皇皇巨著，我对他学习之勤奋、知识之广博、钻研之精深、治学之严谨，感到十分钦佩。张健博士自1986年到北大攻读硕士学位以来，我们共同相处已有十多年了，我对他的为人和治学都是比较了解的。他朴实淳厚，不务虚名，一直潜心研究明清诗学，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已经出版了《王士禛论诗绝句三十二首笺证》一书，以王渔洋大量论诗杂著资料，结合中国古代诗学发展历史，来注释其论诗绝句，并作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为研究王渔洋诗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以后又把研究的领域扩大到明清两代诗学，他认真地阅读了许多重要诗人和文学批评家的文集，以及有关的大量文献资料，研究他们的生平思想状况，还对他们的诗学著作作了很多必要的考索，特别着重在探讨明清两代诗学思想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同时也对整个中国诗学发展的历史作了全面的考察。他的这部《清代诗学研究》，就是他近十年来研究成果的总结。

清代诗学理论批评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十分显著的重要地位。我以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有三个最重要的时期：先秦、六朝和明末清初。先秦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奠基时期，虽然这个时期还没有多少直接的文学批评理论，但是，在儒家的经典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中，蕴藏着丰富的文艺美学思想，后来两千多年的文学理论批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先秦的儒家和道家的文艺美学思想，对后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影响更为突出。六朝是把先秦的文艺美学思想具体化为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时期，出现了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伟大著作，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范畴和文艺理论术语，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体系。正像这个时期的文学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一样，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也为中国后来一千多年的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奠定了一个具有极大潜在能量的深厚基础。而明末清初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它的特点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成果的总结和发展。这一时期所出现的一些成就卓著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如诗学方面的王夫之、叶燮、王士禛、沈德潜、袁枚，小说理论批评方面的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散文理论批评方面的方苞、刘大櫆、姚鼐，以及戏剧理论批评方面的李渔等，他们中有些人虽然出身于明代末年，但主要活动是在清代前期。他们都是各自领域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不仅从各方面总结了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经验，并且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新见解，使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并且直接影响到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而诗学发展的成就在这一时期尤为突出，因此，以明末清初为中心，对清代诗学作一个全面系统的深入分析，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它将对整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的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对清代诗学的研究，中外学者们都作过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主要还是偏重在对几个代表人物的研究上，综合性的研究虽也有一些，然而比较一般。由于这一时期资料浩瀚，涉及的人又很多，因此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还有所欠缺，特别是对这一时期总体的诗学发展线索及其特点规律的探讨，就更显得不够了。张健博士这本书在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对清代诗学的发展状况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涉及的面非常广，然而又不是一般铺叙，着重在探讨清代诗学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特点和演变规律。他研究的起点比较高，善于准确地把握明清两代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学思潮主要特点，以此为核心来分析和评述各家各派的具体诗学理论和诗学批评。他的视野也非常开阔，除了对一些主要的诗歌理论批评家的诗学思想有精深独到的剖析外，还对各个诗学流派的群体作了细致的综合考察，分析了各个诗学流派的相互关系，比较了他们之间的异同，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思想、学术思想状况，清楚地阐明了他们各自的发展嬗变轨迹，对清代诗学发展中的一些二三流的批评家也作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他对清代诗学的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把它放在整个诗学发展历史长河中来考察。例如，为了阐明明代诗学向清代诗学的过渡和演变轨迹，他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论述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诗派和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诗派，发掘了很多新的资料，提出了许多自己的新见解，而这也正是以往研究清代诗学比较薄弱的方面。近二十年来，大家对清代几个著名诗学理论批评家的研究是比较多的，也有一定深度，但大都是比较单一的个案研究，因此难以有较大的突破。张健博士在本书中能把他们放到整个清代诗学发展的背景下去考察，有很多新的视角和尺度，所以对他们诗学思想的分析不落俗套，颇多新意。如对王夫之、叶燮、王士禛、沈德潜、袁枚等的论述，都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不少新的开拓。所以，张健博士的这本书应该说是目前清代诗学研究中很有价值的新成果。

张健博士是一位很勤奋、很踏实的青年学者。这从他已经出版的有关王渔洋论诗绝句的专著和有过较大影响的论文《〈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兼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等，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很难得的一点是，他既善于理论思考，又注重文献考订，努力把这两方面都贯穿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前者使他不为考证而考证，后者使他的理论分析建立在牢固的文献学基础之上。我以为这是他能在研究工作中不断获得新进展的重要原因。最近，他对《沧浪诗话》成书问题所作的考辨，使我们对如何确切理解严羽的诗论又前进了一步。他这部新著的出版，可以充分证明他所走的治学道路是正确的。我相信他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定会有更大的成果奉献给大家。

199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