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断与五四对话

一

就像书名显示的，这本新书的写作 ¹，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思想操练。如此比喻，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十三年前我出版《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在“导言”中提及“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 （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²这段话，我在作为新书打头的同题文章中有所引述，且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我的基本立场是：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我曾说过：“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³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既非榜样，也非毒药，而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⁴

不管是“思想操练”还是“磨刀石”，都只是比喻，且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不过有一点，当我这么表述的时候，与其说是对学界的要求，不如说是对自己的期待。实际上，我也正是在与五四的不断对话中，逐渐提升自己的学问及精神境界。

1982年春，我开始在中山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即《论白话文运动》。为什么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因为七七级大学生初入校门便躬逢思想解放运动，普遍认为自己的办杂志、写文章、谈国事等，是接着五四新文化人的。六十年一甲子，在精神上，1979年是承接1919年。为什么从“白话文运动”入手？因不满那时学界基于政治立场而对白话文运动主将胡适的刻意贬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呼应现代文学界已经风生水起的“拨乱反正”。这两点都很显豁，过来人一眼就能看清。需要说明的是第三点，那时我正对美学感兴趣，拒绝争论《文学改良刍议》是不是形式主义。在我看来，形式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蕴涵着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代人的审美感觉。因此，应该“不把文学形式看成单纯的形式，而是看成积淀着丰富思想内涵的‘有意味的形式’；不把文学形式革命看成单纯的形式变更，而是看成整个社会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的转换”⁵。因刚刚入门，读书不多，论述自然相当粗疏，但大思路还是可取的。而关注“有意味的形式”，日后甚至影响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及写作。谈论小说的“叙事模式”而非“思想内容”，从形式角度来阐释晚清及五四的文学革命，算是我对中国学界的一点贡献 ⁶。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从此与“新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唯一需要说明的是，我心目中的五四，不限于1919年，也不限于1917—1922年，我谈五四，往往兼及晚清。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导言”中，我谈及为何“把梁启超、吴趼人、林纾为代表的‘新小说’家和鲁迅、郁达夫、叶圣陶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放在一起论述，强调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⁷。十年后，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导言”中，我再次强调：“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⁸而到了《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依旧主张谈论“五四”必须兼及“晚清”,“正是这两代人的合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⁹如此学术立场，在中外学界，比较接近的是张灏先生 ¹⁰。

因主要关注晚清以降的思想、文化、文学、教育，我的大部分著作都会涉及五四，但真正以五四为主角的，是以下三书：《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Touches of History: An Entry into‘May Fourth'China, translated by Michel Hockx, Leiden,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略感遗憾的是，三书都是论文集，而不是起承转合布局匀称的专著。这里没有独尊专著的意思，而是因中外学界关于五四的著作很多，我为了趋避而舍弃若干重要命题，不免有点可惜。

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英译本序中，我提及：“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并非‘滥得虚名’，主要还是事件本身的质量决定的。必须承认，一代代读者都与它对话，这会造成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可只有当事件本身具备某种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无限丰富性，才可能召唤一代代的读者。”但另一方面，我又表示担忧：“过于热闹的‘五四纪念’，诱使不同政治力量都来附庸风雅，导致‘五四形象’夸张、扭曲、变形。”¹¹如此立说，不仅关注五四的实际内涵，更关注五四形象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影响、传播与流变。也正因此，我的五四论述，不纯然是史学研究，更包含思想辨析与现实论战。

二

与研究唐诗宋词或李白杜甫不同，谈论五四的，不管左中右，都很容易与现实政治发生纠葛。北大百年校庆前后，我因将这所大学置于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考察，不能不牵涉其与五四运动千丝万缕的联系。权威的《北京大学校史》将蒋梦麟校长推崇美国大学模式及其正规化教学思想，说成是为了配合国民党的思想控制，我之表示不以为然，其逻辑起点是以教育而非党派的立场来谈论五四前后北大的得失。对于此文的批评虽不太公正，但态度还算温和 ¹²。接下来可就不一样了，真的是风雨满楼。我和夏晓虹合作主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出版后，得到学界的普遍好评，1999年5月4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用一整版的篇幅予以介绍，且摘录了若干配有头像的人物点评，其中恰好没有李大钊。这本是报纸编排及读者趣味的问题，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有心人四处告状，害得我不得不捧着原书，翻开第72—80页，让领导明白我没有刻意抹杀李大钊。可这不管用，该来的还是来了。当年影响颇大的《中流》杂志1999年第5期上发表《好一个“五四不吃香了，怎么办？”》，连《北大校庆：为何改期？》（《读书》1998年第3期）带《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一起批，说我的论述框架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梦寐以求的”，而“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¹³此文除了帽子特吓人，还专门送达各有关部门，以致不止一位领导对我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好在北大校方大度，我的抗压力也比较强，取消学术荣誉无所谓，只要能上课就行。也幸亏那时整个学术环境宽松，否则，这将可能成为一个年轻教授过不去的坎。

同年，北大主办纪念五四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季羡林、汤一介出面邀请海外客人周策纵、唐德刚、林毓生、陈方正，以及上海的王元化等，到西山大觉寺继续座谈。王先生的《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详细记载此事，对北京学者的过于懒散不无遗憾：“原来想让大家各抒己见的计划也就成为泡影了。下午大家坐在院中看茶道，实际只是在那里休息而已。”会议由我主持，先请性格温和，讲话不出格的汤一介、王元化多说，下午则干脆改为品茗聊天。我知道有嘉宾不满意，但也只能这样了。¹⁴

又过了十年，2009年4月，我在北大主办“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样一波三折。会议是正式呈报且获得学校批准的。会议第一天没问题，第二天下午的提问环节出了纰漏，有不速之客拿过学生手中的话筒，发表很不妥当的政治言论，我不得不当场制止，且要求与会代表千万别扩散，否则我吃不了兜着走。

一二十年后回头看，这些都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可在当时，却是很难跨越的障碍。这就谈到关注五四话题，不管你有心还是无意，稍不留神就会在阴沟里翻船，或成了风口上的小猪。这是一个风险与机遇并存、可能引领风气也可能曲学阿世的领域。

谈李白杜甫或儒家法家，也可能卷入政治旋涡（想想“文化大革命”的例子）。但比起五四话题来，还是保险很多。起码被批评的人不会对号入座，你也较难借题发挥。《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一章《五月四日那一天——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完成于1999年初，因兼及文学与学术，最初是给《十月》杂志的，校样都排好了，上版时被主编扣住。编辑很委屈，将主编批改过的校样送我留念。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接二连三的红线，一大堆的问号、感叹号，最后的批示是：“为何这个时候大谈学生运动！”言下之意，你别有用心。一旦人家认定你是在指桑骂槐，你是辩不清的，只会越抹越黑。问题在于，谈五四，能完全绕开学生运动吗？

有时候觉得很委屈，原本十分丰富的话题，或相当深刻的见解，你只能点到为止，不敢深入开掘。后世学者看我们，大概会觉得很奇怪，为何说话吞吞吐吐，好像智商有问题。但另一方面，作为人文学者，我也无法保证一旦禁忌完全撤销，就一定能比现在做得更好。某种意义上，戴着镣铐跳舞，包含着自我克制，也蕴涵着学术激情，这是我们这代学人——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宿命。

三

其实，每代人都有自己面对的困境与难题，就看你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回应时代命题，正是晚清及五四新文化最为迷人的地方。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若非胶柱鼓瑟，是可以接受的。不要理解成趋时与媚俗，而是直面时代提出的难题，这就要求读书人（知识者）既非清高，也不迎合。《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一书，殿后的是《整个20世纪都是五四的时代》，其中有这么一段：“我猜测，三百年后再看，整个20世纪，就是一个五四的时代。就像我们今天谈启蒙运动，或者看法国大革命一样，都是余波荡漾，延续很长时间的。若用长时段的眼光，百年中国，波澜起伏，有各种偶然因素及复杂性，但如何直面西潮冲击，走出古典世界，这大趋势是第一位的。”当初还有一个大判断，没收入此访谈录中——回顾上下一千年的中国史，最有创造力的思想文化运动，非五四莫属。

我特别感慨的是，没有政权或经济、军事实力的支持，这两代读书人，只凭个人的志气与良知，以及那点在那个时代尚可炫耀的象征资本，居然打拼出一个新世界。后代读者看他们的文章，欣赏其豪气与才情，也会惊讶他们为何如此意气用事。请别忘了，他们是在大雾弥天、身处边缘的状态下，以赤手空拳来肉搏这无物之阵。这可不是什么人登高一呼，便大功告成，而是晚清以降众多仁人志士艰苦奋斗，一点一点地挤出来的独立自由空间。这里有天时地利人和，后世很难复制。我辈读书至此，不说废书长叹，也只能心向往之。

一代代读书人不断地与五四对话，除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志向，以及老掉牙的“民主与科学”口号，更包含身处危局如何安身立命的艰难选择。不是所有危局都能转化为生机，且最终发展成为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的，这里有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也有知识者能否挺身而出，抓住机遇，挥洒才情，书写得意篇章的问题。有时是大势不好，很难有所作为；有时则是当事人优柔寡断，机会稍纵即逝。身处学院，自认饱学之士的，往往苦于想到了，但没能做到。晚清及五四新文化人的剑及履及，实在让人羡慕。

俗话说，见贤思齐。我曾认真谈论“晚清的魅力”、“与学者结缘”的方式，以及人文学者整天与古往今来第一流人物打交道，这种“尚友古人”的美妙。¹⁵你整天读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与周氏兄弟等人的书，不能不对这些志向高远的“有学问的文人”和“有文采的学者”感兴趣。我说五四研究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指的就是这个。随着中国学界专业化程度日益提升，今天的博士教授，都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但在专业研究之外，有没有回应各种社会难题的愿望与能力，则值得怀疑。原本就与现实政治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若失去这种介入现实的愿望与能力，其功用与魅力将大为减少。把鲁迅研究、胡适研究做得跟李白研究、杜甫研究一样精细，不是我们现代文学学科的目标。经典化与战斗性，犹如车之两轮，保证这个学科还能不断往前推进。

关于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我有不同论述。比如谈五四， 1993年我写了《走出“五四”》,2009年我又说《走不出的“五四”?》, 2017年则是《“五四”，永远的精神标杆》。立场之所以显得有些游移，一是回应社会思潮，参与时代的对话；二是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确立工作的意义及策略。除了话语方式的变化，也有不变的宗旨或根基。具体说来，便是以晚清及五四新文化人为榜样，根据自家学养及工作性质，确定了两套笔墨（专著与随感），三种身份（教授、学者、知识者），以及四个支柱（学以救弊、学贵独立、学在民间、学为政本）。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我1990年代初写的三篇文章：《学者的人间情怀》《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知识者介入社会的特殊途径》¹⁶。此后二十多年，虽有微调，但都在这一思路的延长线上。比如编辑民间刊物，组织学术丛书，讨论学术规范，辨析大学精神，重建地方文化等，都是在寻求一个人文学者超越专业之外的工作意义。有专业但不囿于专业，能文章而不限于文章，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这么做，在当代中国大学评价体系里，不仅不加分，说不定还会踩红线。之所以甘之如饴，因那是我所敬仰的晚清及五四新文化人的立场及姿态。

记得当年我出版《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¹⁷，好些朋友撰写书评，评价有高低，但都承认阅读时很受感动。学术著作之所以能让人感动，那是因为你谈论的话题具有普遍性，且触及一代人的敏感神经。读者在阅读时，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困境与经验带进去，与作者一起思考，一同探索。可这书在台北出版时，有历史系教授批评其专业性不够。这里有作者能力问题，但也与语境相关，相互隔膜之际，很难感同身受。这就说到人文学的意义与局限，你不能不贴着你赖以生存及耕耘的这块土地思考与表达；可一旦这么做，又可能让局外人“无感”。

我深受五四新文化人影响，谈及学问，对回应时代话题有很高的期待。十年前，我谈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我想象中的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喜怒哀乐，感慨情怀，以及特定时刻的个人心境等，都制约着我们对课题的选择以及研究的推进。做学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活儿。假如将‘学问’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¹⁸对于晚清及五四新文化，我不仅研究，而且追摹，虽不见得成功，但毕竟努力过了，有几分精神遗存，这就够了。

最后说一句，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推出《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以及举办相关座谈会，是为了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明年的五四纪念，从政府到民间，将会有很多活动。基于我对“五四言说史”的了解，明年的论述很难有大的突破，不太可能是学术研究上的“大年”。在我有限的视野中，1939年的确立“青年节”，有特殊的政治意义；1959年的征集大量史料，有很好的学术价值；1979年恰逢改革开放，兼及政治与学术，成果最为丰硕。明年的五四纪念，很可能是热闹有余而成果不足。既然如此，那就避开热闹，学民间过虚岁，我们提前纪念。

2018年7月2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文艺争鸣》2018年第9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8年第12期转载）

1 陈平原：《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2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 参见陈平原《走不出的“五四”?》,2009年4月15日《中华读书报》。

4 陈平原：《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7期。

5 陈平原：《论白话文运动》,《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2年第3期。此文日后收入《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6 初刊1988年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获教育部颁发的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17年12月更获得目前中国人文学界最重要的思勉原创奖（第四届）。

7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30—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8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9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3页。

10 参见陈平原《“新文化”如何“运动”——关于“两代人的合力”》,《中国文化》2015年秋季号。

11 参见陈平原《自序自跋》第197—19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

12 参见校史编者的《就〈北京大学校史〉说几句话——顺答陈平原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以及陈平原《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兼答〈北京大学校史〉编者》,《读书》2000年第2期。

13 参见修订版《老北大的故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的《“触摸历史”之后》和《〈北大精神及其他〉后记》。

14 参见陈平原《在学术与思想之间——王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书城》2010年第12期。

15 参见陈平原《晚清的魅力》,《美文》1995年第10期；《与学者结缘》,1995年9月30日《文汇读书周报》;《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现代中国》第9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7月。

16 参见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1993年第5期，收入《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年；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东方》创刊号，1993年10月，收入《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知识者介入社会的特殊途径》,《书城》1996年第3期，收入《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台北：二鱼文化，2003年；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17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台北：麦田出版，2000年。

18 参见陈平原《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第25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