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意识问题之为时代的哲学问题——物理主义世界观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所面临的独特问题。20世纪上半叶，物理学获得了巨大的突破，其标志性成果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一批受过科学训练的哲学家开始研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石里克、纽拉特、卡尔纳普等，他们从当时最重要的科学成果和数理逻辑成果中吸取资源，建立了逻辑经验主义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对欧洲的侵袭，纳粹集中营中灭绝人性的屠杀与戕害之恐怖，广岛原子弹爆炸伤亡十余万平民，这一切让哲学家更加反思人类的生存处境。法国存在主义的兴起与二战造成的人类巨大伤痛有关。科学革命和政治战争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巨大改变，我们所思考的哲学问题也因此与时代环境密切相关。

分析哲学传入中国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这种传入之过程，从人物来看，最早是罗素，然后是维特根斯坦、罗尔斯。从学科门类来看，最早是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然后是政治哲学、伦理学，最近则是心灵哲学、行动哲学等。从思潮来看，早期是逻辑经验主义，近期则是各种形态的自然主义。从逻辑经验主义到自然主义，二者一脉相承，背后都有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不妨说，西学东渐最大的影响仍然是科学思想的传入。潘雨廷先生谈到中国学术史上两次大的外学传入造成的文化兴盛，一次是佛学传入，一次乃是20世纪科学思想的传入。（潘雨廷2020，第11页）

回顾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先生将其总结为六个典型阶段：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每一个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在《魏晋玄学论稿》的《言意之辩》一文中，汤用彤先生提出学术演变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

研究时代学术之不同，虽当注意其变迁之迹，而尤应识其所以变迁之理由。理由又可分为二：一则受之于时风。二则谓其治学之眼光之方法。新学术之兴起，虽因于时风环境，然无新眼光、新方法，则亦只有支离片段之言论，而不能有组织完备之新学。故学术，新时代之托始，恒依赖新方法之发现。（汤用彤2010，第32页）

这里所谓的时风，指魏晋初期，名士雅好谈玄说理。魏晋时期的政治环境严酷，知识分子很难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甚至遭受迫害，不得已转向了非政治的清谈。其新眼光新方法则是经过佛学洗礼之后的辨名析理之法。恰恰因为政治容不得士人置喙，于是士人开始在《易经》《老子》《庄子》、佛经中寻找精神寄托。时风和新方法之间的关系，并非截然二分。时代风气之转向和新方法之引入乃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如何理解哲学和时代的关系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哲学的时代问题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哲学的时代问题必须本身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本源问题之一；第二，哲学的时代问题必须受到时代的剧烈影响；第三，时代影响中要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新方法与新立场。满足以上三个条件，方称得上时代之哲学问题。

笔者认为意识问题是我们时代的哲学问题，首先它是哲学的本源性问题，其次它反映了时代科学和哲学的紧密联系，最后对意识问题的基本解决依靠了自然科学和概念分析的新方法，关于意识问题的主流立场是一种物理主义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乃时代影响的结果。

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期，哲学研究的主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相当多的思想流派。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意识问题，以及与意识密切相关的心灵、大脑、自我问题。不管是哲学传统中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还是当代哲学中的“我即我脑”或“我非我脑”，都表明意识问题是一个恒久弥新的问题，是哲学的本源性问题。

赵汀阳教授提出哲学的本源性问题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直接性、自明性和普遍性。

哪些问题符合此三种性质而构成本源问题，需要通过“逻辑考古”和“知识考古”来确定，大概应该是人类只要行为或只要思想就必然遭遇的问题，这样才足够基本。我在有限的逻辑考古和知识考古中，试图推断至少有两个满足直接性、自明性和普遍性要求的本源问题：一个是否定词。否定词是对可能性的开荒，或者说，否定词发明了可能性，因此“不”是第一个哲学词汇；另一个是“共在”。对于任何可能的存在，共在先于存在，所以共在是任何一个世界之所以可能的初始状态。……显然还有更多的本源问题有待发现，在此不论，但肯定都是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简单”问题。至于自由、真理、意义、伦理或政治，这些问题特别重大，却不是本源问题，而是人类建立了制度化秩序和知识化解释之后才形成的复杂问题，即制度和知识所生成的问题，而本源问题却是先于知识的或前解释学的问题。（赵汀阳2020，第5页）

意识问题符合赵汀阳教授所说的三个特征：直接性、自明性和普遍性。第一，意识是直接的，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间接的，需要依赖我的感觉器官、推理能力等，但我们可以直接把握意识自身。严格来说，意识就是我们主体的核心，意识是我们认识其他事物的先决条件。我们把对自我意识状态的把握称为第一人称权威。第二，意识也是自明的、自证的，它自身确立自身的存在。我们对于外部世界会产生关于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怀疑论。但是，意识本身不需要论证其存在。尽管有人会认为意识是一种幻觉，但幻觉也是觉，也是一种意识，知其为幻觉，则知其为意识。第三，意识也具有普遍性。“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类文明的存在，就有意识的存在。亚里士多德说在某种意义上，心灵就是世界的一切。[1]当代的泛心论者认为心灵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一切事物都是具有意识的。抛开亚里士多德和泛心论这些需要更多解释的主张，意识的普遍性在于每一个人都是有意识的生物，世界也因为我们的意识而被认识和理解。因此，意识的普遍性特征是不可否认的。意识问题并不是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简单”问题，也不是制度和知识所生成的问题，而是人类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本源问题。“不”和“共在”也是哲学的本源性问题，但是它们都依赖于意识问题的存在。人类能够否定，能够说不，首先源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共在的前提是我在，而我在的前提是我思或我具有意识。我们可以从否定词和共在推论出，意识是二者存在的前提。

陈嘉映教授谈到“意识问题”：

就此而言，解释鸿沟虽然是在当代知识背景和问题意识的脉络中提出并讨论的，它的核心困惑则仍然是主客观问题、身心问题、物质/精神这些古老的问题。（陈嘉映2023，第1页）

东西方哲学传统里都曾深入触及意识问题，倪梁康教授指出：

“意识”就是在笛卡尔那里被称作“直接意识”的东西，就是在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中被称作“原意识”或“内觉知”或“内感受”的东西，就是在心灵哲学与海德堡学派那里也被称作“自身意识”或“自我意识”的东西；而且它们同样也是在古代东方的瑜伽唯识学派那里被称作“自证”的东西；最后，它们与在心理学和科学哲学中被称作“感受质”的东西也是一致的。（倪梁康2020，第88页）

意识问题是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佛教哲学、分析哲学和现象学领域共同关注的问题。可能没有第二个问题能够像意识问题这般如此基本、如此重要。我们也看到过这种总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是两个重大的哲学问题。可以说，从古至今，意识问题从未退场，一直属于哲学的核心话题。

但意识问题作为我们的时代问题，有其独特的理由。当今，公认有三大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意识的起源。关于宇宙的研究属于天体物理学，关于生命起源的研究属于生物学，但关于意识起源及其相关研究并不单单属于某一个学科。时至今日，你会看到脑科学、生物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心理学、人工智能、哲学、佛教，这些彼此互有重叠的学科都有自己关心的意识问题、方法和理论。

首先要区分两个概念心灵/心智和意识。mind的翻译有两种，一种是“心灵”，一种是“心智”。这两种翻译的侧重点不同，从本体论上讨论意识问题的时候，用“心灵”更合适；从认识上讨论意识问题的时候，用“心智”更合适。通常我们会说，心灵哲学研究心灵，包括研究心灵与大脑、身体的关系；研究心灵的基本性质——意识。从领域来说，意识哲学的领域要小于心灵哲学，意识域是心灵域的一个子集。但也可以争辩说，意识哲学就是心灵哲学，如果我们对意识哲学做一个更为宽泛理解的话。我们区分现象意识与功能意识，这是典型的意识哲学问题，当然也是心灵哲学问题。如果考虑心理因果问题，我们首先觉得这是一个心灵哲学问题（心身问题）。

在查尔默斯主持的在线哲学论文数据库的分类系统里，心灵哲学分为：意识哲学、意向性、知觉、心灵的形而上学（各种主义、心理因果等）、心理状态与过程、心灵的认识论（自我知识、他心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现象意识、意向性、心理因果、规范性等问题，在查尔默斯的区分下，只有现象意识才属于意识哲学的领域，意向性是一个独立的话题，心理因果属于心灵的形而上学，规范性则属于一般的心灵哲学范围。在意识问题这个领域里包含了：解释鸿沟、意识与物理主义、自我意识等。这种划分过于狭窄，应该说意向性、心理因果和规范性问题也属于意识哲学研究的范围。但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狭义划分的意识问题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心理因果、他心问题、规范问题都已经被严格划入了其他心灵哲学范围之内。意识哲学所包含的意识问题并不仅仅是哲学家关心的，科学家也非常关心，它是二者的重叠研究领域。这并不是说科学家不去研究其他心灵哲学问题，而是说，在其他领域，我们可以比较明显地区分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工作。

科学家不关注心理因果所造成的哲学难题。从笛卡尔提出实体二元论以来，我们就困惑于为什么心理状态会导致大脑的物理活动。因为我们认为物理世界具有因果封闭性，物理的原因产生物理的结果，承认心理因果和科学的世界观是矛盾的。科学家更在意的是如何获得大脑内部的具体信息、意识的神经相关物问题，以及如何通过有意识的操控更深入认识大脑。也许一个科学家并不是一个心灵哲学上的物理主义者，而是一个二元论者，甚至他并没有哲学上的各种主义立场。但心理因果这个问题不会造成对科学研究的障碍。科学家也不关注能否证明他人具有心灵的问题。他会认为有或者没有，然后从事自己的研究。如果科学家想做人工情感，那么就会自己想办法让机器人具有人一样的外部表象，例如微笑、皱眉等。科学家只考虑这些具体的技术问题，而不去讨论机器人到底是否具有心灵、具有情感、具有意识的问题。所以图灵测试出来之后，塞尔和布洛克两位心灵哲学家认为，即便机器人可以通过图灵测试，也不能证明机器人具有意向性、具有心理状态等，这是源自哲学家的视角。当然，这并不是说科学家不关心心理因果和他心的问题，像儿童心理学家高普尼克就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表明幼儿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心理因果，也能识别他人的情感。但这并不是心理因果和他心的哲学问题，而是比较典型的科学问题。

意识问题和这些问题有根本不同，哲学家和科学家都对意识可以有自己的主张，意识领域是“古今中外，兵家必争之地”。查尔默斯说“意识”是基底概念，对意识问题的争论并非语词之争，例如哲学家可以在意识1的意义上讨论意识，而科学家可以在意识2的意义上讨论意识。如果这样，双方就不会形成实质争论。1995年，查尔默斯在图森意识科学大会上提出意识的“难问题”，不仅仅是针对哲学家的，也是针对科学家的，所以造成了意识研究的热潮。可以说，意识问题的一个特殊之处，就是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断定其问题的学科性质，或者说意识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领域。我们当然可以说自我意识要更接近哲学探究，功能意识要更接近科学探究。但对这些概念、问题的分析本身就不能完全由某一个单一的学科来完成。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意识问题，就是如何理解意识和大脑、行为、环境的关系。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当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神经科学的兴起。因此更加具体的问题是追问能否把意识状态还原为物理状态（大脑状态以及与之相关的物理状态），从而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来探究其机制。对还原和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持拥抱态度的理论、流派中，物理主义是其典型代表。

在心灵哲学内部，对意识的解释，有四个先后兴起的物理主义流派：第一是行为主义，研究心理状态就是研究人的行为；第二是同一论，意识状态就是人的大脑状态；第三是功能主义，意识状态所承担的功能可以被实现在物理状态里（严格来说，功能主义不是物理主义，只是物理主义的友军）；第四是取消主义，常识心理学是错误的，应该代之以科学心理学。

这四个流派都和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40年代，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受到心理学的影响，哲学的（或分析的、逻辑的）行为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联系紧密。20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兴起，图灵发表了《计算机与机器智能》，1956年召开了达特茅斯人工智能会议；哲学方面则是心脑同一论主张所有的意识过程都是大脑过程。20世纪60年代，功能主义兴起并受到计算机理论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取消主义受到心理学、神经科学的影响，取消主义者丘奇兰德主张通过理解大脑而理解心灵。这四种流派都属于物理主义，主张一切都是物理的，一切都可以通过物理科学来进行描述和解释。因此，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都为理解意识状态提供了基本的科学解释资源。

一方面，哲学家希望把心灵还原为物理事实，这是当代物理主义者的主要趋向；另一方面，认知科学家则将这种还原为物理事实的心灵不断扩充，产生了延展心灵、具身认知、延展认知等新的认知科学范式。当代的心灵哲学研究，都要从某种意义上走出笛卡尔式的心灵观，不再截然区分心灵和物理，而是把认识主体置身于环境之中，大脑连着身体，身体连着世界，主体认识世界是一个连续的认识过程，而不是单纯的心灵和世界的关系。在认知科学的发展中，这一点已经表现得十分清楚。

如果说意识问题是当代的一个哲学问题，除了受到科学发展状况的影响，它的发展也依托于新方法，这个新方法就是笔者称之为哲学研究的二重证据法：概念分析和经验探索。

首先，概念分析源于弗雷格和罗素的新逻辑。更宽泛地说，概念分析是语言转向的体现。通过探究语言来探究世界。更为具体的概念分析则是通过定义概念、区分概念、寻找概念的充分必要条件、寻找一种概念成立的可能性等来探究哲学。其代表人物是弗雷格、克里普克、查尔默斯等。查尔默斯在提出意识的难问题之后，用可设想论证来反驳物理主义，他认为我们能够设想现象意识和身体分离的可能性，那就表明在另外一个可能世界存在哲学僵尸，因此物理主义的主张就是错误的。不难看出，查尔默斯继承了笛卡尔的传统。

其次，是经验探索，这就是自然主义所倡导的自然化方法，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哲学方法去研究意识问题。自然主义的代表有奎因、丘奇兰德、丹尼特等。丹尼特提出意识只是幻觉，丘奇兰德提出像信念这样的心理状态是不存在的，其理论根据在于认知科学、心理学。

正是新方法，使得意识问题以一种新的方式展现出来。根据这种新方法，我们可以发现物理主义与二元论是两种最为主要的哲学立场，但是物理主义要更加符合当代科学的图景。

不管是物理主义者还是反物理主义者，都接受这两种方法作为研究意识问题的基本方法。对于两种方法的重视程度仍然存在一些差异，这体现在对物理主义的理解有所不同，即物理主义是一个经验科学归纳总结后的主张，还是一个科学的形而上学主张？以自然化为主要方法的哲学家会把物理主义的主张当作一个归纳命题，以概念分析为主要方法的哲学家会把物理主义的主张当作一个分析命题。

在物理主义阵营中，哲学方法/概念分析方法和科学方法/经验探索都具有重要地位，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分析的行为主义认为可以从对心理语词的分析获得心理的本质，并且可以从概念分析获知心理语词的意义。当分析的行为主义认为心理现象等同于行为倾向时，并不诉诸科学。与此相反，斯金纳和华生的科学行为主义只用科学手段研究人的行为倾向，研究的行为就是人的心灵。分析的行为主义有其形而上学预设，即认为没有心灵状态的存在。而科学行为主义并不在本体论上承诺心灵状态的存在与否。这是两种行为主义的差异所在。

早期的同一论者（斯马特、普莱斯、费格尔）采用了科学优先的路径，他们认为心理词汇和大脑词汇是共指称的，心理状态同一于大脑状态完全以科学证据为依据。但是，以刘易斯和阿姆斯特朗为代表的同一论者则更强调概念分析，他们认为心理语词指称那些承担特定功能作用的状态；尽管他们也认为科学是必需的，但是更重视概念分析。

先天物理主义和后天物理主义的区分也体现了他们的侧重点不同。先天物理主义更加侧重于概念分析，后天物理主义更加侧重经验科学。至于取消主义，他们的研究态度是科学的，但他们对心理状态的拒斥，也依赖于概念分析，由于科学心理学没有发现和通常我们所认为的信念相联系的那些性质，因此认为“信念”这个词缺乏指称，从而进一步得出不存在信念这一心理状态的结论。

物理主义在其自身发展中，既有经验科学的方法，也有概念分析的方法。无论人们同意与否，物理主义都已成为当代的一种比较主流的理解意识的基本立场。叶峰教授在近些年的工作中发展出一种无我的物理主义世界观，他认为并不存在人这一主体，存在的只有微观粒子，因此他在本体论上取消了人的存在地位。（叶峰2016；Feng Y.2023）这种立场既有当代科学的影响，也有佛教哲学的因素。叶峰教授的立场违反常识直觉，却和科学图景具有一致性，是一种非常值得认真对待的物理主义立场。目前大家接受的还是一种非还原的物理主义立场，承认心理性质不可还原为物理性质，但是心理性质奠基于或依赖于物理性质。不过，非还原的物理主义者对于人是种什么样的存在，并没有做出特定的讨论，而是从非还原的角度出发去处理心理因果、现象意识等哲学问题。

在本书中，笔者试图提出一种不同的非还原的物理主义观念。人应该是基本存在物，并且与人产生相互作用的周边事物也是基本存在物，二者都不能被还原为微观粒子。因此笔者主张一种有我的非还原的物理主义。韩林合教授将人这样的基本存在物称之为经验主体，在他看来维特根斯坦和庄子都是要处理经验主体的问题，但是这种主体不是经验主义意义上的主体，而是人生在世、面对世界的经验主体。

世界是由不计其数、千差万别的事物组成的整体。不妨称这个整体为“经验世界”。我们每一个人均作为这样的世界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而生活于其中。关于人在这样的世界中的位置，庄子做出了如下生动的描述……不妨将这样的人称做“经验主体”。（韩林合2006，第2页）

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解读》中，他用大量篇幅讨论维特根斯坦对心灵问题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和当前形而上学概念分析与自然化经验探索不同的思路，可以认为是日常语言分析的进路。陈嘉映教授区分了机制解释与经验解释，机制解释就是科学解释，经验解释可以与经验主体是一致的，不是经验主义下的纯粹的经验，而是日常经验（陈嘉映2023）。经验解释、经验主体、经验世界，这里的经验意思是一致的，指的是我们日常经验生活中的人和周边世界。

因此，笔者所提出的有我的立场就是把经验主体和经验事物作为基本存在物。之所以还坚持了物理主义，而不是二元论、泛心论或者反主义的立场，是因为笔者承认以下两个事实：

第一，在我们这个时代，影响力最大的就是自然科学，完全否认自然科学对意识的解释，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关于意识的解释中，自然科学在某些方面具有约束作用，在某些方面承担部分解释功能。在谈到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时，韩林合教授在“中国分析哲学百年”的座谈会上说“哲学史不是哲学，但没有哲学史也没有哲学”。笔者借这个说法来说明意识的科学解释和哲学解释的关系，科学解释代替不了哲学解释，但没有科学解释也没有哲学解释。

第二，与主流的物理主义不同，笔者认为物理不仅仅包括物理科学所理解的理论物理，也包括我们经验世界中的日常物理。这个思路一开始受到斯图加（Stoljar）的启发，他把日常典范的物理对象纳入物理之名，可以说重新改造了物理主义。笔者也从汉语思想语境里获得了一些灵感，中文的“物”偏旁是“牛”，“物”最早是指牛，牛耕地，在农耕时代尤其重要，最早用“物”来指牛，后来“物”可以指天地万物，指各种各样的事情。董仲舒《春秋繁露》里讲物，认为除了天、地、阴、阳、水、火、木、金、土、人十种之外的都叫物。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里，物跟我们现在理解的物差别不是那么大，就是我们认识的周遭事物。因此，这里的“物”，更符合日常物理的概念。如果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可以说“天地阴阳水火木金土”是解释万物的终极根据和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物理科学中的定律和所预设的物理对象也是解释万物的终极根据和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因此，在笔者所理解的物理主义里，从心灵哲学的语境中来说，物理就包含了物理科学元素也包含了日常物理。从汉语思想语境来说物理里包含了天地与阴阳五行，也包含了十种之外的事物。人与通常的物不同，是心身统一体，是经验主体，但人的基础仍然是生物，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广义的物理来理解人之为人的特征。也因此，笔者在“物理主义”之前，加上“有我”。

本书名为“即物以穷理”，是受朱子《大学补传》的启发：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朱子重视经验、重视自然科学，于事事物物上去寻个理，格物之目的乃是穷理。因此对于朱子的“物”，也可以做一个拓展的理解，既可以包括日常物理事物也可以包括各种物理事物。通过这种“格物”，搞清楚物物之差异，不同物背后的道理之间的关联，正是即物以穷理之真意。因此，有我的物理主义世界观中，其中的“有我”和物理的解释与笔者对儒家和道家的认识有一定关系。就像叶峰教授的无我的物理主义世界观和佛教哲学有内在关联一样。

从基本问题、时代影响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来看，意识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它的认识受到了当代科学的巨大影响，我们关于意识的研究方法是20世纪所独有的：一个是以自然科学为根据的自然化方法或经验探索法；另一个是语言转向之后的概念分析、语言分析方法，正是这两种方法帮助我们建立了物理主义的基本立场，从而能够对意识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探究。

本书始于对物理主义的基本介绍，分析物理概念和物理性质，回顾物理主义传统，考察当代物理主义新形式，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有我的物理主义世界观，从有我的物理主义世界观出发，运用经验探索和概念分析的二重证据法探讨了意识、因果、规范、自我等问题。本书是对有我的物理主义世界观的一个初步探索，即物以穷理，或许对于理解我们自身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能够提供一个不同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