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有所长，术有专攻

以坚定之心，守护生态大美

吕 植

作者小传

吕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及生态研究中心教授。现担任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发起人，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联合国生态修复十年 ( 2021—2030)顾问委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动物学、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篇学术论文、文章被收录至Nature、 Science以及National Geographic等著名期刊。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全国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称号、“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等，参与编写的图书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奖。

“为地球谈判”

吕植：感谢大家周五下午过来一起谈论我们人类跟地球的关系。这一期讲座开始宣传的时候，我拟定的题目是“与地球谈判”，后来想想不对，应该是“为地球谈判”，因为这才是我们要谈论的实质。

实际上，二者的主体是不一样的。 “与地球谈判”的主体是人，现在我们要转化成“为地球谈判”，其主体是地球。“谈判”指的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 COP15) 上谈的“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它跟我们每个人都相关，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如此重大地影响着人类未来发展轨道的重要决策，我们普通人却很少了解。其实很多大的全球进程普通人也有参与的机会，这个框架的草稿是在网上公布了的，每个人都可以提反馈意见。我有幸作为观察员观察到了这些过程，因此也非常想让大家了解这个过程。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COP15是什么。 COP是“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缔约方大会) 的缩写，“ parties”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也就是签署方，一般由各国政府代表。 COP15就是缔约方的第15次大会。这次大会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这次大会要出台“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2021年10月在昆明召开的第一阶段会议上，缔约方首先表达了我们要扭转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的意愿。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类发展需要转型。意愿的表达只是第一步，后面关于框架的具体内容需要进行很多次谈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是COP15的主席国，承担很多责任，要负责协调、主持会议、做决定、做判断，这是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责任，这是我们争取来的。我国在多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历程中，经历了重重困难，而我国所面对的各种情况，恰恰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幅员辽阔，贫困的地区、中等 (富裕) 的地区、富有的地区都有，我们如何解决区域平衡的问题，对于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国家的组织协调、共同解决差异或者不平等的问题都可以提供借鉴思路，我国也乐于将治理经验分享给世界。所有参会代表在这个会议上都要发言表态，即缔约方对于2020年后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有什么看法，认为我们最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所有人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我们认同人类必须转型，要扭转现在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

这就有必要介绍一下生物多样性的状况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情况。 20世纪70年代起，环境议题逐渐成为全球的共同议题。进入工业革命以后，人们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脱离了与土地的紧密联系。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也有所区分，主要分为以下几类：有的认为自然本身就有价值，其他物种具有与人类平等的生存权；但更多人认为，人类已经有超过其他物种的智慧，所有物种之间的完全平等是做不到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怎样对待自然、对待其他生命，可能确实是一个需要谈判的过程。所以，我一开始定的题目是“与地球谈判”。但是这个说法既对又不对，因为地球本身就是支撑我们生活、发展的基础，是生命的基石，我们跟它没有什么谈判的条件，我们只能尊重它、呵护它。也就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不存在谈判的问题。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正在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人类跟自然究竟是什么关系：是人类与自然要平起平坐地谈判，还是人类要尊重自然、顺从自然？我们提倡的生态文明方案，很清楚地表达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态度。我们国家也提出了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全球环境保护史

吕植：再说回《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全球环境保护的历史。

从1972年联合国的第一次环境大会——“人类环境会议”开始，环境保护问题就进入了联合国的议程。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各种环境危机、公共事件引发的人们的担忧，使得保护环境变成了一件必要的事情。

70年代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以后，联合国于1983年通过了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委员会后来出版了一本影响全球的小册子，名字是《我们共同的未来》。当时提出的我们对未来的畅想、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到今天都没有过时。换句话说，当时提出来的一些想法到今天仍未能实现。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即地球峰会。这次大会框架下产生了三个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我国均为第一批签署方。 《生物多样性公约协议文本》的通过日期是1992年5月22日，所以每年的5月22日就被定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而实际上，同年6月5日，《生物多样性公约》才开放签字，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的开幕日期也是6月5日，它也因此被定为“世界环境日”。

自此以后，类似文件相继出台。 200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六次缔约方大会上，签署方承诺到2010年显著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但该承诺到2010年未能实现，于是COP10又制定了20个2011—2020年的生物多样性目标 ( “爱知目标” ) 。截至2020年，这些目标仍然没有全部实现。

在过去的两三年中，有许多研究致力于分析到底为什么没有达成这些目标。有观点认为，是三个因素导致了目标的落空：第一，目标制定得不够有雄心，一个平淡无奇的目标无法得到大家的重视。第二，任务目标本身不明确，没有提出清晰明确的指标要求。第三，没有足够的保障措施，例如保护所需的资金支持不到位。

如果生物多样性减少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30年有很多系统就要崩溃。所以未来的十年是特别关键的。因此， COP15要制定这样一个框架，希望在2030年前彻底逆转生物多样性减少的趋势，在2050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这也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总体愿景。

2012年，联合国成立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 IPBES) 。 2019年，IPBES发布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该报告第二次全面地对地球生态系统进行了系统性评估，并且评估了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原因，提出了一些改善建议。就报告的总体结论，我谈以下两点。

第一，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具有紧密联系。我们仍未确定地球上有多少个物种，据推算有800万到1000万的物种，其中100万种现在处于灭绝的边缘。整体上来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速度比以前要快，其中两栖动物的减少比例较高。气候变化又使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问题雪上加霜。我们之所以要防止气候突然升温1. 5℃或2℃，是因为生态系统有一个临界值，所有的生命经过千百万年的演变适应了地球的生存环境，要在几十年内改变它的习性和生存规律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地球上的植物和动物就可能越来越少，少到一定程度地球生态系统就会崩溃。因此，气候变化现在成为我们关注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气候的剧烈变化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会导致地球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降低。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并产生氧气，而地球上的植物只能吸收人类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总量的60%。如果没有这些植物的话，地球会更快升温。如果在地球上毁掉一片森林，那么地球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就会下降一分；下降一分，地球升温就快一分；而升温快，又会加速地球崩溃。

所以现在的目标是把地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 5℃以内，实际上已经控制不住了，目前全球温度已经上升1℃了，并且还在持续上升。我们说的2030年前碳达峰就是达到那个最高值然后往下降。所以今后10年的峰值有多高，就决定了后面要降的难度有多大。

第二，耕地是我们人类粮食生产的基础，人口增加，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耕地。耕地是怎么来的？一部分是从森林或者湿地开发出来的。对森林和湿地进行开发就相当于把破坏大象、熊猫等动物的栖息地作为给我们提供粮食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浪费粮食，因为浪费的是别的物种生存的机会。

毋庸置疑的是，直接的资源利用是需要控制的。为什么“爱知目标”实现不了？其实就是大家不够重视，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意愿不够，企业也不够重视。所以现在我们要改变过度利用资源的行为，这需要从根本上来改变。为了发展经济必须得利用自然资源，但我们高度依赖自然资源，自然资源被破坏以后，经济就会受到负面影响。实际上，自然代表了一种更好的生活，更好的自然代表了更好的生活潜力、更好的资源。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利用自然资源，包括我们在利用地球吸收我们排放的物质。如果自然资源不够了，人类的经济首先要受到冲击。

所以，生物多样性危机就是经济发展的风险。这次在COP15上，有些国家首脑提出“自然是经济的核心” 。有一名青年代表的发言深得我心，他认为“生命的基石应该优先于营利”。这句话我非常赞同，我们必须实现价值观的改变。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

吕植：原来是自然保护学家、生物学家在说保护，经济学家在谈发展，二者本来是看似没有交集的两条平行线，现在开始出现了交集，经济学家在谈“生物多样性危机为什么是经济发展的风险” 。世界经济论坛在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中对风险进行评估，列出的高风险内容全是关于环境的。世界经济论坛从2006年起每年发布《全球风险报告》，从历年已发布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人们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对环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因为环境危机日益严峻，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人们的认识在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自然的重要性。

还有一个维度，就是刚才说到的经济与自然的关系。提到保护自然，有人会说：“我做不到，因为我穷。”但正是因为你不保护自然，你就越来越穷。我们人类要发展，同时要保护自然环境。二者哪个优先，这不仅是国家首脑要做的决策，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面临的抉择。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利用的资源都是从自然中来的。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健康也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在说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他长什么样、身材怎么样、多高、穿什么衣服，或者说话怎么样。但是他体现出来的这些并不能完全代表这个人，实际上还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也是他的组成部分，比如他身上有成千上万种与其共存的微生物。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体寄生的微生物的多样性和种类，与我们的健康特别是免疫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人的肠道微生物群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与我们吃的东西和周围环境的生物多样性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环境的多样性逐渐被破坏，环境逐渐趋于简单化。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空与实现

吕植：在2000年的千年首脑会议上，联合国各会员国商定了八项目标，即“千年发展目标”，其中有一条是“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 。 2015年9月，联合国各会员国在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正式通过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在2000—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到期之后继续指导2015—2030年的全球发展工作。在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好几个都与环境问题直接相关。由此可见，国际社会对环境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有一条是“负责任地消费和生产”,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什么是负责任呢？就是你要想到别人，不能光想到自己。利己这个事情是人性，难的是利他、利众、利地球、利其他物种的生命。但反过来说，利他也是最大的利己，因为长久来看，一个人的基因能不能延续下去，其实取决于这个地球还在不在。利己和利他实际上并不冲突，本质上是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

回过头来看“爱知目标”，回到谈判的话题上。前面谈到的是一些整体性的目标，涉及把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政策，纳入生产和消费。但是具体怎么做，其实没有仔细说。所以这个目标在各个国家最终实现的程度是：有不好的，有凑合的，也有比较好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现在已经有196个缔约方，有几个国家没签约，其中就包括美国。当然美国不签约并不是说它反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国内没达成一致，比如惠益分享。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名古屋议定书》主要涉及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和惠益共享，比如企业如果利用生物多样性资源，特别是原住民的传统知识，从中受益了，那么就需要与生物多样性原产地和传统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共享惠益。全球的药企分布最广的可能是美国的，药企生产运营要利用很多传统知识。保护自然没人反对，但是如果保护自然与自己利益有冲突，就有人不同意了，这就变成需要谈判的事情。

生物多样性减少趋势的扭转之道

吕植：我们要扭转生物多样性减少的趋势，到底要做哪些改变？我想请大家关注一下，就是到底提出保护多少的目标是足够的。 “爱知目标”提出“到2020年，至少17%的陆地与内陆水域以及10%的海岸与海洋”得到保护；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要“确保全球至少30%的陆地和海洋地区，特别是对生物多样性及其对人类的贡献特别重要的地区，通过有效和公平的管理得到养护，具有生态代表性和连接良好的保护区系统和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并融入更广泛的陆地景观和海洋景观”。任何保护措施和行为都以“有效”为前提。除了保护，还要恢复，即已经被破坏的地方需要恢复起来。另外，要“减少各种来源的污染，使其降低到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和人类健康无害的水平，包括将流失到环境中的营养物至少减少一半，杀虫剂至少减少三分之二，并消除塑料废弃物的排放”。

还有一点可能比较重要：既然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那么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是要同时进行的。除了强调可持续性以外，还要强调保护原住民和地方社区的传统可持续利用方式。原住民，实际上是保持着工业化之前的生活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的一些人。在工业化之前，怎么利用土地、怎么利用水、怎么利用资源、怎么打猎、怎么采摘、怎么收获粮食，都是有一套规矩的。但是后来的工业文明也好，现代化进程也好，把原来的那套规矩打破了，又没有建立一种新的可持续利用资源的方式。因此，“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确保相关知识，包括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在他们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指导有效管理生物多样性的决策，促进监测，并促进认识、教育和研究”; “确保原住民和当地社区公平有效地参与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决策，尊重他们对土地、领土和资源的权利，并尊重妇女和女孩以及青年的权利”。

“爱知目标”关于以上目标的描述还是比较笼统的，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就写得比较具体，更多的条目是放在“实施和主流化的工具和解决办法”里。关于“实施和主流化的工具和解决办法”中的内容：第一，前面的几条涉及价值观——生命的基石应该优先于营利，这是“大好处”，眼下的好处是“小好处”。应把这样的价值观纳入各级的政策。第二，对所有的企业都有具体的要求，每个企业都要评估自己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实际上，我已经看到有一些企业每年都在报告自己对水、对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甚至把这个影响纳入部门的绩效评估。第三，针对个人，鼓励人们在顾及文化偏好的同时，做出负责任的选择。也就是说，每个政府、企业、个人，在价值观上都要考虑自己带来的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把过度消费至少减少一半。其中，我尤其想谈谈粮食问题。我们餐桌上浪费了太多粮食，看看我们大学食堂里，浪费的粮食也是不少的。以后在买饭的时候要想一想，你浪费的一口饭可能是别的生物生存的一片空间，因为生产粮食是要破坏森林的，耕地是从原始森林或者湿地开发出来的。事实上，全球每年约三分之一的粮食被损耗和浪费了。而我们要在避免浪费粮食的同时，保障原住民和地方社区，以及妇女、女孩以及青年的权益。

最后，怎样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呢？实际上我们最终需要改变的，就是我们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护自然、恢复自然、减少威胁，最重要的是要改变我们的生产和消费。

在保护自然中创造价值

学生：吕老师好，我了解到现在四川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已经把其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减少的趋势遏制住了，当地正在尝试扩大这个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并且准备把培育出来的熊猫送往张家界管理和保护。在古代，张家界也属于熊猫的生存范围，我觉得这是中国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在这几天的实践中，我感受到了卧龙珍贵的自然资源带来的学术价值和给当地带来的经济价值之间的割裂感。这样宝贵的自然资源并没有为当地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收益，没有使他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我想请教您：在自然遗产教育和利用中，学术价值和向大众普及的价值应该如何达到一种平衡？我们在学术研究中的专业知识，有多少是适合大众了解，而且也是大众需要了解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保护和利用自然遗产中找到平衡，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人与自然互利共生的文化景观？我也强烈感受到保护自然资源与创造经济价值有很强的共通性，也知道实现二者平衡的过程有多么曲折和复杂。老师讲到的很多公约，在实践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不可抗力，导致公约提出的目标是没办法实现的。所以我想听听您对于自然遗产这些相关问题的思考和见解。谢谢老师！

吕植：核心问题就是自然是否能够为当地老百姓创造价值，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人们又如何保护自然，才能使得当地老百姓和自然拥有良性关系，而不是相反。保护自然中创造的不管是知识也好，还是研究也好，都是为了能够创造效益。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北大校园里如果没有那些鸟，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校园失去了很多灵性，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精神价值。而在三江源地区，雪豹与老百姓之间还有矛盾，它们会捕捉家畜来吃。我们后来跟三江源国家公园合作，为生活在保护区的每一户牧民，聘用一名管护员，负责日常的巡护、生物多样性的监测、收集监测数据等管护工作。对野生动物进行监测以后，人们对动物的习性越来越熟悉，这就是你刚才所说的知识。政府支持当地老百姓成立了一个生态旅游合作社，由国家公园授权特许经营，游客通过预约到这里参观雪豹。因为当地人对雪豹的出没时间很熟悉了，所以能保证游客在参观的时候，至少有一半的时间能看到雪豹。再将游客参观雪豹产生的收益与老百姓分享。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在实施具体保护措施的过程中，首先要认识到老百姓在保护中的作用，这跟当地的佛教文化有关系。佛教讲究众生平等，尊重自然的理念跟保护是相匹配的。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保护野生动物并不是难以接受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些保护的工作。保护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由国家公园进行支付。既然我们要花钱进行保护，干吗不把这个钱花到老百姓身上去呢？一举两得。在创造了这些知识后，还可以把知识用在老百姓身上，用在老百姓获益上面。

学生：吕老师您好，我是学自然地理专业的，现在做的本科生科研就是全球生态系统评估体系的完善。想请教您：全球生态系统评估体系有基于功能的，也有基于进化的，您觉得有没有一个评估体系能实现不同评估体系之间的平衡？

吕植：不需要找到平衡，实际上就是给一个高低的范围，最终是决策者的选择。这是动态的，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拘泥于或者纠结于具体的数字，我个人认为这不重要。评估后所产生的那些机制可能才是更重要的，我们应该想想怎样把它们融入政策。当然在目前这个阶段，数字还是重要的，比如说碳达峰，把它分解成多少当量的二氧化碳，每个企业、每个行业到底要承担多少，最终还是要有这样的目标的，否则的话就没人去行动了，不能都等着大家突然某天醒悟过来，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是一步一步来实现目标的。但是严格来说，这是个动态的数字。

学生：我们知道现在“双碳”很火。 2021年10月12日，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北大国发院联合举办了“生物多样性经济学圆桌论坛”。您觉得生物多样性经济学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碳经济学，或者说目前我们用金融手段来进行碳估价以应对气候变化的这种模式，能不能够照搬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这方面？

吕植：我大概介绍一下所谓的碳金融、碳经济。现在有一个碳排放的上限，如果说有一些企业或者地区达不到排放的目标，而另外一些企业或者地区很容易就达到了的话，那排放少的企业就可以将碳排放额度卖给那些无法进行减排的企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交易，碳排放变成了一个商品，这是政策的限额造成的。此外，定价多少取决于供需关系。这是有关碳经济的一些比较浅显的说法。如果就生物多样性来说，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目标，比如我们要恢复多少湿地，或者我们的湿地不能减少。但是有一些工程建设不可避免地会毁掉一些自然的栖息地，这就需要进行平衡，破坏了多少湿地你就得赔偿多少湿地，不是拿现有的湿地来赔，而是要有新的湿地才行，因为总量不能减少。所以有一些人就看到了这个商机，恢复自然湿地是需要时间的，他们可能会提前恢复一片湿地，并且在国家专门的注册部门进行注册，把湿地像存款一样储蓄起来。等到别人需要的时候，就会来买你的湿地额度，这也是一个自然恢复的融资手段。如果说我们的要求是恢复多少万公顷的森林或者湿地，那国家肯定是要出钱来做这件事的。但是如果有人早一点对此有所预测，用更便宜的方式把湿地恢复并存储起来，到时候再卖给政府，这就是融资的办法。

学生：老师您好，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提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第二个问题比较微观：应该用哪些手段来增强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能够让他们积极地参与保护环境或者减少浪费的行动？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博主，为了减少浪费，会自己去制作一些东西，也会买一些二手的衣服。还有一个博主，我看到一个小瓶子就够装他几个月产生的垃圾。这些视频让我有很大的触动。这种视频传播的方式，我认为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增强大众环保意识的途径，想问一下老师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想法。谢谢老师。

吕植：我觉得传播的一个有效做法就是用实际的例子来展示给大家，别人是怎么做到的。像北大做校园的保护，现在好多学校说它们也可以做。这种影响力是特别实在的：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当然现在的自媒体工具很便捷，能够把信息传播到很远的地方，甚至是跨国界的。以前我们喊很多口号，比如写在墙上的“保护大熊猫，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说保护熊猫就是保护我自己？这种说教可能就很难达到保护的目标。我觉得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要想让人转变意识，实际上首先要了解别人的需求是什么，这也呼应了你的第一个问题。因为生物多样性富集的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光靠这些国家自己来承担保护的责任，肯定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公平的。比如我们想要雪豹生存下来，但是跟雪豹居住在一个区域的老百姓，他们养的牛羊天天被雪豹吃掉，他们是受损失的，这个责任和代价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政府应该给他们发补贴，这个责任肯定是要分担的。在《生物多样性公约》里，有一条特别讲到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这是全球共同的责任。之所以会形成一个全球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就是因为大家都得出力。 COP15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出台以后，1994年进行了全球环境基金重组，以更好地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执行，主要就是发达国家出钱支援发展中国家。

学生：吕老师您好，我一直认为政治手段可以有效地推动环境保护。以粮食安全问题为例，假如我们可以建立一套和粮食浪费有关的税收体系，比如说多浪费多纳税、少浪费少纳税，这样的话不仅可以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让人们对破坏环境产生痛感，而且可以用这些税收资金来促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吕植：这对人们的意识确实是一种引导，不仅可以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而且也行之有效。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政府都没有去实施这样的措施？这些措施实际上很多国家都有，不光是税收措施，还有罚款措施。最终体现的其实就是价值观，就是你认为这件事情有多重要。你说得很对，这些是可以做的。但是想一下为什么很多政府做不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还是因为不够重视。我们的违法成本太低了，罚款5万元、 10万元、 30万元，对于一个产值过亿的企业来说并不算什么。现在已经有企业把生物多样性足迹、气候的足迹、水的足迹纳入各个部门的绩效，并且与工资挂钩。对一家公司的核心业务里的采购、供应链、生产过程等每一个环节都应核算环境影响值，所有企业都应评估和报告它们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和影响。这是可以做的。

学生：谢谢老师。在实践中，这么高的成本的承担者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呢？对于我来说，我在生活中很少会感受到不环保使我付出的代价，是不是现在更多的是生产者在承担这些成本呢？我认为，如果能够让消费者来承担一部分成本，就可以从源头上遏制污染和浪费。

吕植：目前的法律规定是生产者、消费者都要承担。消费者的选择决定了生产者的行为，所以不要忽视我们每一个人的消费行为。在一些欧洲国家的超市里，对每一个商品，都会标注它的碳排放量是多少，它的生产过程是不是可持续的，它的收获和资源利用是不是可持续的。这些商品可能会比别的商品价格高一点，但是消费者是在知情的前提下，自行选择是否购买。

微语录

※ 自然是经济的核心。

※ 生命的基石应该优先于营利。

※ 人类的发展一直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是时候回馈自然了。

※ 地球给人类提供了安全保障，健康安全的社会关系依赖生物资源。

※ 生态保护最大的矛盾在于如何平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做决策时应以尊重他人权益为前提。

※ 人民利益在生态保护中具有重要意义。生物研究与保护，要考虑人民利益的实现。

※ 生态保护离不开公众参与，只靠发展中国家来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

※ 不存在人类与地球的谈判，因为地球本身就是支撑我们生活、发展的基础，是生命的基石，我们只能尊重它、呵护它。

※ 生物多样性，就是全部生命的总和，是数量，更是它的结构和功能。

※ 改变人类的生活轨迹和习惯是很难做到的，而我们正在努力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