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进程中的时间标准化[1]

俞金尧 洪庆明

【摘要】 对于全球化的历史，人们多关注人类活动空间范围的扩大和联系纽带的加强，说明和诠释人类从彼此相对孤立的状态，转向相互联系渐趋密切，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但这种关注欠缺一个重要的维度，即世界各地趋向于使用统一的时间体系的过程。事实上，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空间联系的逐渐扩大和加强，与人类为建立全球统一的时间体系做不断的努力是同步进行的。时间的标准化，既是全球化进程的产物，也是推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因素。人类的时间是社会文化时间，时间的社会性必然导致人类在全球交往层面上所使用的时间趋同。与全球化一样，全球时间标准化是一个必然的进程，与这个趋势的任何抵触都难免失败。不过，这不纯粹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由于时间又具有政治性，时间趋向统一的过程中充满了竞争和霸权。到19世纪后期，以格列高利历和格林尼治本初子午线为基础的全球通用时间体系和时间标准基本形成，体现了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当时世界上所处的霸权地位。

【关键词】 全球化 时间标准化 格列高利历 本初子午线 霸权

对于全球化的历史，无论是把它限定在最近的30年，还是将它追溯到5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人们关注的都是人类活动空间范围的扩大和联系纽带的加强。学者们从交通联系、人员和经贸往来乃至物种的交流传播，多视角多维度地说明和诠释人类从彼此相对孤立的状态，转向相互联系渐趋密切，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但在全球史叙述中，欠缺一个重要的维度，即世界各地趋向于使用统一的时间体系的过程，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2]。事实上，时空不可分离，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以相应的时间体系为参考，没有一个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共享的时间体系，就会给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造成种种不便或阻碍，使全球交往难以顺利展开。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空间联系的逐渐扩大和加强，与人类为建立全球统一的时间体系做不断的努力是同步进行的，可以说，时间的标准化，既是全球化进程的产物，也是推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关于全球化的历史阐释，倘若缺乏“时间维度”，难免不够完整。

本文拟探讨时间观念和计时体制的全球统一进程。由于时间的社会性，全球化导致全球交往层面上的时间趋同。与全球化一样，全球时间标准化是一个必然的进程。但这不纯粹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中充满了竞争和霸权。

一 时间的社会性

人类社会对时间规则的需要与对空间的需要一样，是基本的和必需的。没有空间，人就无法生存。而缺乏时间概念和规则，则人类的生活就缺少秩序，社会交往难以进行。对人类社会来说，时间就是用来协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工具[3]，有了共同遵守的时间规则，即使是涉及面广泛而复杂的社会活动，也能有序展开，人类的时间本质上是社会文化时间[4]。

有一些基本的时间度量单位就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如果说，地球自转一周产生由白天和黑夜构成的“一天”是自然形成的时间单位，那么，把一天分割为24个小时，把一小时分为60分钟，一分钟又分为60秒，这完全是人类的创造[5]，这些时间度量单位为人类从事相应的社会活动提供了规则和便利。把若干天设为一周，同样体现了人类独特的时间概念和活动节律[6]。然而，时间的社会性突出地体现在每个社会（无论是独立的小族群，还是古老的文明）都形成了一套与自身的条件相适应的时间体系上[7]。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时间体系，即使到20世纪仍处在部落社会阶段的非洲努尔人，也存在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条件相适应的“生态时间”和“结构时间”[8]。

的确，人类根据自身的生产和生活需要来建立、完善时间体系。在农业社会里，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追随大自然的节律，人们根据季节的变换安排生产和生活，日常生活则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在这种社会里，粗略的时间划分就足以应付日常的需要，“时”（无论是“小时”还是“时辰”）就可成为分割一天时长的基本的时间度量单位。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比“时”更小的时间单位是“刻”[9]。“刻”也是一个常用的时间单位，不过，由于“刻”在古时已是一个很小的时间单位，所以，它也常常被用来表示事物变化速度极快的关键节点，说明情势的紧迫或危险，如“即刻”“此刻”“顷刻”“刻不容缓”等。“时”与“刻”连用，形成“时刻”“时时刻刻”等用词，这同样意味着事情已处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了。由此可见，农业社会里比较粗略的时间划分，足以应对日常所需了。但是，人类历史发展到近代以后，工商业发展起来，交通工具得到改善，旅行速度加快，社会交往更加频繁，人类对时间的精细度及精确度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以前很少用到“分”“秒”这些时长单位，到后来这些就成了生活中的常用时间。“分秒必争”或“争分夺秒”这些用词只有到近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10]，特别是铁路开通以后，才显示出实际的意义。可见，人类的时间观念和规则是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1]。文明在发展，时间标准就趋于复杂、精细，时间体系也随之完善。

不过，任何一种时间体系都有其适用的限度，这在人类的历史处在分散、孤立发展的时代显得尤为明显。由于人类时间的社会性，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边界就成了某一种时间体系适用的范围。也就是说，时间的社会性因为人类社会交往的空间限制而受到局限。尤其是当人类的生产力还比较低下时，人口、货物的流动和文化传播能力较弱，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共同体之间难以建立较为密切的交流。相应地，各个时间体系的应用范围也必然止于各个社会或文化共同体的边界内。历史上的中东、东亚、南亚、美洲等文明都创造了各自的时间体系，古代的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也是如此，时间体系的适用范围与这些文明的空间存在范围大体上是一致的。

当然，这也意味着，一旦人类文明分散发展的局面被打破，人类的交往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而且交往也更加密切，那么，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群就很难在守着各自所熟悉的时间观念和规则的情况下，长期维持这样的交往。换言之，全球化需要有一系列相适应的时间规则和标准[12]，否则，时间上的麻烦和不便，甚至在社会交往中出现危险都在所难免。

的确，全球时间问题甚至在人类梦想进行环球旅行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时差和日期差就是这样。14世纪下半叶就有人提出，假如两个旅行者分别从东西不同方向做环球旅行，并且在同一天回到出发地，会产生日期差的问题。向西的旅行者会发现，他算的日子会比留在老家的人计算的日期早一天。而向东做环球旅行的人，他算的日期又会晚一天。这种推测是正确的，等到地理大发现时代，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的环球航行和殖民活动证明，的确存在日期差的问题[13]。

纪年和历法不统一也是一件麻烦事。在全球化以前，处在不同文明中的人们使用各自的纪年方式和历法计算日期，他们之间的偶尔交往不会特别在意时间观念上的差异。但是，当相互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时，这种差异引起的不便、不适就无法回避了，例如签订贸易协议，时间的不统一的确是个问题。到18世纪中叶，欧洲各国基本上改用格列高利历了，但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一直使用儒略历，两种历法的日期误差很大，俄国人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人签订贸易协议就得写两个日期。例如，在1825年，垄断了西伯利亚皮毛生意的俄美公司与英国签订协议，签署的时间分别是1825年2月28日和1825年2月16日，整整相差12天[14]。中国到1912年才正式开始采用公元纪年，在此之前，中国一直使用农历，并采用干支纪年、年号纪年等纪年方式，所以，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在时间上至少要标明中西两个日期，有时还要用上其他表明日期的方式。比如《辛丑条约》上有很多涉及时间的条款，均进行中西日期对照。这个条约涉及的时间有三种，包括公元纪年、年号纪年（光绪二十七年）和干支纪年（辛丑年）。甲午战争、《辛丑条约》的签订、辛亥革命等，是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都能说出它们的公历年份，但要说乾隆二十三年是公历的哪年，一般人就难说了。好在年代学家已经把历史上的中西年代换算出来，我们现在可以方便地确定中国历史上的某个事件和某个人物与公元纪年的对应关系，否则，我们就不得不经常在中西方多种纪年方式之间来回换算，这当然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

然而，在19世纪大众化交通和旅行兴盛的时代，人们的确遇到时间混乱的麻烦。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地人们的交往更加密切、广泛，卷入交往的人也越来越多，海上运输更加繁忙，而铁路的开通和路网的迅速扩展，使人类的历史进入大众旅行的时代[15]。但是，无论是海上航行，还是铁路交通，由于时间不统一，人们在享受更快捷、更远距离的旅行的同时，也饱受了时间混乱所带来的不便。

在航海中，本初子午线是航船定位、定向和计算时间的依据，自大航海以来，各国航海人任选了自己心中的本初子午线，经过里斯本、巴黎、格林尼治、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加的斯、里约热内卢等地的经线，分别被不同的航海者认作本初子午线，形成了很多条本初子午线并存的局面。据统计，在1884年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之前，光是欧洲人的地形图上标注的本初子午线就多达14条[16]。这就是说，每一艘位于海洋某处的船只，至少可以依据14条本初子午线来表述它们的方位，这给航海中的人们在相互交流和沟通过程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有时，其中还隐藏着危险[17]。1912年4月15日，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没，这是世人皆知的海难。这一事件也给了人们一个警示，就是经度和时间计算标准应该尽快统一。其实，到那个时候，世界上主要的国家早已接受以经过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为零度经线，时间和经度的标准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法国不愿接受格林尼治经线为本初子午线，而坚持以巴黎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泰坦尼克号在沉没的前两天，曾收到一封发自一艘法国轮船的无线电报，这份电报通报了浓雾和冰山的位置，使用了两个标准：在注明时间时，电报用了格林尼治时间；在说明浓雾和冰山的位置时，电报是以巴黎的经线为依据。这给换算成统一的时空数据带来一定的麻烦。虽说泰坦尼克号不是因为时间（经度）标准的混乱而撞上冰山沉没，但时间（经度）标准的混乱所隐藏的危险以及因此而导致的灾难开始为世人警觉。

与航海相比，陆上的时间标准更加复杂。大体上，在欧洲和北美时间标准化之前，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地方标准时间[18]，地域越是辽阔，地方时间就越多[19]。在使用传统的交通工具旅行的年代，人们一天也走不了多远，时差不成问题。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可以快速穿越东西[20]，就出现了明显的时差问题。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地域辽阔的国家，火车行进在横贯东西的大铁路上，就需要不断地调整时间。在1870年之前，如果有人从华盛顿旅行到旧金山，沿途所到的每个城市都要对表的话，他得对200多次表。铁路部门试图想让每一个地区使用不同的时间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宾夕法尼亚铁路沿线的城市统一采用比纽约时间慢五分钟的宾夕法尼亚时间。但是，到1870年，美国仍有多达80种的铁路时间[21]。欧洲国家众多，时间体系更加复杂，例如，使用各自时间标准的法国和德国的列车，在使用当地时间的瑞士巴塞尔交会，就会同时出现三种不同的时间体系[22]。对铁路工作人员来说，他们或许还能分清三者的差别，但对一名旅行者来说，这种时间复杂性常常会引起时间意识上的混乱。一国内部也存在多种时间体系，如法国，在世界时间标准化之前，那里至少存在天文时间、地方时间、巴黎时间和铁路时间四种时间体系。其中，天文时间来自固定的天体，大约比每一种地方时间晚4分钟。而地方时间又有很多种，每个城市根据光阴的刻度得到属于本地的时间。铁路使用的是巴黎时间，比格林尼治时间早9分21秒。1891年，巴黎时间成为法国的法定时间。而铁路出于给旅客有更多的时间上车的考虑，实际的运行要比巴黎时间晚5分钟。于是，就出现了火车站内的时钟要比火车上的时钟快5分钟的情况[23]。在德国，铁路上所用的时间体系也多达5种，在德国的北部和萨克森地区，使用的是柏林时间；在巴伐利亚，使用慕尼黑时间；在符腾堡使用斯图加特时间；巴登使用的是卡尔斯鲁厄时间。而在莱茵河边的帕拉廷人使用的是路德维希港地方时间[24]。面对如此众多的时间标准和体系，时间观念错乱对陆上长途旅行者来说是常有的事。

总之，从大航海以来，全球层面上的时间问题就摆在人们的面前。到19世纪后期，时间标准的混乱更是影响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人类所遇到的上述种种时间问题，从时间的社会性这个角度来看，是由不同地方、不同文化中原有的时间体系不能适应新的社会交往引起的，这种交往越是广泛、深入，就越是需要有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时间规则或标准，就如“时间阁下”弗莱明所说的那样，人类很久以来都不需要一个公共的、统一的时间体系，但情况在变化，当空间距离逐渐缩小，世界各地成为近邻，人类就感觉到时间计算方面的不便和麻烦，现代文明要求有一个综合性的时间体系把时间这一抽象概念具体化[25]，制定出一套具有世界意义的时间体系。

二 全球时间趋向统一

事实上，人类在自己的交往实践中一直致力于建立可共享的时间体系。有时，这表现为各国自愿地接受某种本来是“地方性”，但越来越具有世界意义的时间规则；有时，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积极行动，有意推广某种现存的时间规则，使其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时间标准；在必要的时候，人类还创制新的时间规则。于是，我们看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类在遭受因时间混乱所带来的麻烦的同时，一直在采取各种方式推动时间的统一。从长时期来看，人类的努力展现出了一种趋势，那就是全球层面上的时间趋同。

我们称为公历的西方历法格列高利历，现在已成了世界通用的“公历”，这一发展过程便展现了这样一种趋势。

在教皇格列高利十三（1502～1585年）进行历法改革以前，基督教世界采用的历法是儒略历。325年，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整个基督教世界将3月21日或者3月21日后的头一个圆月的头一个星期日确定为复活节。那一年的复活节正是3月21日，且正好是春分日。但是，儒略历的时间误差较大，根据该历法计算得来的时间每年要多11分钟，年复一年积累的时间误差就会很大。到15世纪时，该误差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复活节的日子需要每年重新计算，而且，由于复活节的日期不断延后，任其发展的话，复活节的日期在理论上可能延至仲夏的某一天。与尼西亚会议上所确定的复活节是在春分日那一天相比，这种错时可能就是季节性的。正是在确定复活节日期上产生的种种问题，导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在1582年进行了历法改革[26]。

新的历法纠正了儒略历的错误，使日期计算恢复正常，也更加精确[27]。但是，放在16、17世纪欧洲正在发生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背景下，由教皇主持的历法改革首先具有宗教的意义，这导致格列高利历起初只能适用于天主教世界。1582年，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佛兰德尔、荷兰、洛林，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和德意志大多数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诸侯国，首先采用了教皇主持修订的历法。在随后的几年里，又有巴伐利亚、波希米亚、匈牙利、摩拉维亚、波兰、西里西亚、奥地利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一些城邦采用格列高利历。1610年，普鲁士也采用该历法。至此，格列高利历成为一部绝对的天主教历法。

信奉新教的国家出于宗教上的原因，长期抵制罗马教廷主持修订的历法。不过，由于格列高利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在英格兰，自格列高利历问世以后，就有人主张采用该历法。英国内战期间，又有人建议，考虑到基督教欧洲的整体性，应该采用格列高利历[28]。到17世纪末，新教国家的历法改革再次引起关注。因为在儒略历中，1700年是一个闰年，在格列高利历中却不是，致使两者相差的时间从10天一下子扩大到11天。这一情形直接促使一些新教国家弃儒略历而改用格列高利历。这样，到17、18世纪，格列高利历在基督教世界的推广也成为大势所趋，挪威、丹麦、所有德意志地区和荷兰的新教国家，以及巴塞尔、苏黎世、日内瓦等瑞士的新教州，纷纷接受该历法。英国晚至1752年才采用格列高利历。不过，英国在这个时候采用新历法，除了让日期回归准确的计算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就是旧历法给越来越频繁的国际交往带来麻烦。尤其是出于方便与外国贸易的考虑，英国人呼吁并推动向格列高利历靠拢。英国最终采用了格列高利历，取消旧历上从9月3日到13日共11天时间，日期从9月2日星期三直接跳到新历9月14日星期四。英国的历法改革法案影响广泛，从此，格列高利历不仅适用于整个大不列颠，也适用于其殖民地和自治领[29]。瑞典和芬兰也在1753年先后采用格列高利历[30]。到19世纪末，格列高利历已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历法，并且通行于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欧洲殖民地。

从19世纪70年代起，格列高利历的影响扩大到非基督教世界。1873年和1875年，日本和埃及成为最早接受格列高利历的非基督教国家。随后，阿尔巴尼亚和中国（1912年）、保加利亚（1916年）、爱沙尼亚（1917年）、俄国（1918年）、南斯拉夫（1919年）、希腊（1924年）、土耳其（1925年）等国家也陆续采用格列高利历[31]。就这样，格列高利历从一部“地方性”的天主教历法，逐渐地变为一部世界通用的“公历”。

从格列高利历的推广过程来看，早期的进程与宗教的关系比较明显，无论是接受它的还是抵制它的，皆因宗教、政治立场的差别而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但是，随着世界联系的不断发展，在对待格列高利历法的问题上，宗教因素越来越淡，人们更注重时间的精确性和时间标准趋同在全球交往中的便利和实用性。英国及其殖民地在18世纪中叶最终接受格列高利历，与此因素关系极大。直接推动英国采用格列高利历的人是切斯特菲尔德勋爵，他曾任驻法大使，喜欢引入外国的文化和时尚。他在大使任内发现，用两种方式签署日期，实在令人生厌。这使他决心要消除现行的英国历法中存在的种种不便和丢人的错误，而这只要通过把英国的历法与欧洲大陆上通行的历法协调就可以做到。于是，他请一批科学家帮他起草了有关历法改革的议案，而改革的理由就是“进步、科学，甚至爱国主义，以及英国贸易方面的利益和影响”，尤其是有利于英国的对外贸易，并与欧洲大陆的历法相一致[32]。

格列高利历向世界传播，从一个方面看，反映了西方主导全球化进程的事实，是西方文化向全球的扩张和渗透；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非基督教世界纷纷自愿地接受格列高利历，也可以理解为这些国家为融入“全球化”这一世界性潮流所做出的一种努力。

日本是较早学习西方的亚洲国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更加崇尚西方，日本人将西方文化简单地概括为“文明开化”四个字，这四个字成为日本人“当时的流行语”[33]。1871～1873年，日本派出使团考察美国和欧洲，通过这次访问，日本人再次认识到了欧洲文化的发达和国力强盛，下决心让日本也尽早跻身这些先进国家的行列[34]。日本人接轨西方，可以说是毫不犹豫，这在日本采用格列高利历上体现出来。1872年（明治五年）11月，天皇下诏决定采用公元纪年，并把这年的12月3日直接改为1873年（明治六年）1月1日，还将日本原来遵守的昼夜12小时制改为24小时制。1886年7月12日，天皇还下诏将格林尼治经线确定为日本计算经度的零度经线。1888年1月1日，又正式引进以格林尼治子午线为基础的标准时间。日本是参加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的国家中最先接受国际时间标准的国家之一。

对于中国来说，辛亥革命之后的新政权马上宣布采用公元纪年，这一行动固然有政治上的意义，但也显示出一种追随世界潮流的姿态。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世界开放，以公元纪年的方式也开始在沿海传播。像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是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中西方合作共事广泛而密切，因为这种交往，了解西方的纪年和历法成了很多中国人一种必备的知识[35]。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的一些重要报纸以中西历并用的方式标记日期，方便读者对照时间。根据湛晓白的研究，清末，政府内已经有人认识到公历的便利，把采用公历看成“取世界大同之政策”，推动中国的历法改革。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正式下诏筹办采用公历事宜。可以说，改用公历已被当时的清政府提上议事日程[36]。只是因为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丧失了改用公历的机会。革命政府迅速宣布历法改革，表现出革命的姿态。如果撇去历法改革的政治意义，我们不难看到，采用公历其实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交往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即使不发生辛亥革命，清政府也已准备好改用公历。当然，历法改革非一日之功，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还在不断地推动公历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甚至将公历定为“国历”。这个过程与政治上的考量依然有关，不过，与世界接轨仍是“国历”运动的头号理由。1930年，政府编印了《什么叫做国历》的宣传大纲，列出了15条“实行国历宣传标语”，其中第一条标语写成这样：“国历是世界上最通行，最进步的历法！”国民政府在把西方的历法尊为“国历”的同时，又把“国历”说成是“世界上最通行，最进步的历法”[37]，想让中国融入世界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采用农历并推行公历的过程，迎合了时间统一的世界大势。

与历法和纪年方式的传播不同，国际通用的计时方式则是在19世纪由主导全球化的一些国家共同制定并建议各国遵守的时间标准，他们选择以经过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作为全世界的本初子午线，从而为各国计算经度和时间确立了世界通用的标准。

在全球时间标准化之前，一些国家的铁路公司率先致力于辖区内的时间标准化。

在英国，1840年，西部铁路公司要求所属车站和火车时刻表都使用伦敦时间。在以后几年里，英国其他铁路公司也陆续跟进。随着格林尼治天文台承担起向社会提供时间的服务，铁路的标准时间就与格林尼治时间保持一致。到1847年，几乎所有的英国铁路公司都采用了格林尼治时间。由于坐火车出行变得更加普遍，铁路时间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结果，英国很多城市也开始放弃自己的地方时间，改用格林尼治时间。到1855年，占英国98%的公共时钟使用了格林尼治时间[38]。1880年，格林尼治时间成为英国的法定时间。

1883年4月8日，美国铁路方面决定将当时仍在使用的50个左右的时间标准减少到4个，11月18日，铁路标准时间在北美正式施行，分别命名为东部时间、中部时间、山区时间和太平洋时间。这一变革尽管被人认为是“用老式的美国人商业革新”的方式实现的[39]，但它对美国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没过几天，大约有70%的学校、法庭和地方政府采用铁路时间为自己的官方时间[40]。到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之前，美国人口在一万人以上的城市中，有85%已采用了新的标准时间，使用标准时间的铁路线达到全部线路长度的97.5%[41]。而且，它在世界时间标准化的进程中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42]。

1891年以后，德国、奥匈帝国、罗马尼亚、比利时、丹麦、荷兰、意大利、瑞士等欧洲国家也纷纷采用了与格林尼治子午线相联系的计时体系，时间统一进程在欧洲很快推进。

关于航海上的时间标准，多数国家也在向格林尼治时间靠拢。1853年，俄国海军上将废弃了专为俄国准备的航海历，把以格林尼治经线为基础的英国航海历引进到俄国海军中使用。学术界也在努力推动时间统一，1871年，第一次国际地理学大会在安特卫普召开，会议决定，各国航海图都要以格林尼治子午线为零度经线，并且还建议，不论何时，航船在海上交流经度时，应当以格林尼治经线为基础。在1871年以后的12年里，有12个国家在新出版的海图上以格林尼治经线为基础计算经度。1883年，第七次国际大地测量学大会在罗马举行，这次会议上达成的共识成为次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子午线大会的基础。这次会议指出，无论是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还是基于航海、商业、国际交往的考虑，都需要经度和时间的统一。会议决定，任何企图寻找一条中性的子午线作为新的本初子午线的观点，都不予考虑。考虑到当时从事外国贸易的航海人中已有90%的人是根据格林尼治子午线来计算经度的，罗马会议建议各国政府将格林尼治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43]。

1882年8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授权总统召集一次由与美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派代表团出席的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以确定一条能在全世界通用的计算时间和经度的本初子午线[44]。当年10月23日，美国国务院致信各国，征求是否需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意见。美国的建议得到积极的响应。1884年10月1日，由27国代表参加的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正式召开，会议就一些主要的议题达成协议。会议决定采用一条所有国家都通用的本初子午线，建议派代表参加会议的各国政府接受经过格林尼治天文台中星仪中心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自该子午线起，双向计算经度至180度，东经为正，西经为负。会议还建议各国，在不影响各地使用地方时间或其他标准时间的情况下，为方便起见采用世界日（universal day），该世界日为平太阳日，全世界都以本初子午线的平午夜那一刻为起始点，与民用日和本初子午线日期的开始相吻合，时间从零点计算，直至24点。会议还建议，一旦采用世界日，世界各地的天文和航海上的日子也要从平午夜开始算起[45]。

188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子午线大会无疑是全球时间标准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间点，国际社会通过这样一次具有外交性质的学术会议，制定了一些全球适用的时间标准，对于推动全球化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

三 趋势不可阻挡：以法国革命历的废除为例

时间统一成为大势所趋，不可抵挡。世界近现代史上还存在过一些与这种趋势不符或抵挡这种趋势，但最终归于失败的事例，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过与格列高利历极为不同的历法，巴黎公社也仿照大革命推行过新历[46]，但无一不归于失败。

我们在这里重点分析法国大革命历法的推行及其最后被废止的历史，反证全球时间趋向统一的必然性。

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颁布“确立法国人纪年的法令”，在法国推行一种新的历法，史称共和历，又称法兰西历。根据该历法，新年从9月22日开始，这一天既是共和国的诞生日，又是自然界的秋分；一年分为12个月，但每个月均为30天，每月又等分为三旬（décade），每天被均分为10小时，每小时为100分钟，每分钟为100秒。由于一年只有360天，革命的历法在年末另加5天或6天作为公民节日补足一年的时间[47]。10月24日，法布尔·戴格朗蒂纳为新历月、日命名的报告在国民公会获得通过，他按照自然节律为每个月份起了富有诗意的名字，用大自然恩赐的各种动植物指称每一天，并将年末补充日命名为“无套裤汉节”（les sansculottides）[48]。

该历法堪称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上最激进、最具革命性的历法[49]，它颠覆了在法国已经实施了200多年，并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发展势头强劲的格列高利历，呈现的是一种体现科学与理性、崇尚自然和“普世”主义的新时间体系。1793年9月20日，法兰西共和历的首要设计者罗姆在向国民公会所做的报告中，就新日历蕴含的象征意义和“普世”价值充满激情地宣称，9月22日，“太阳同时照亮两极，继而照亮整个地球。同一天，纯洁通透的自由火炬，有史以来第一次闪耀在法兰西民族上空，有朝一日，它必将照亮整个人类”[50]。19世纪法国史学家茹勒·米什莱也对共和历及其精神内涵予以高度的赞美，称“共和历的诞生，使人类在这个世界上首次拥有真正的时间度量”；共和纪年意味着正义、真理和理性的时代，是人类走向成年的神圣时代[51]。

然而，共和历并没有如他们所期许的那样普及开来并惠泽整个人类，从1793年10月5日正式诞生，到1806年1月1日被最终废除，共存在12年2个月零27天。在其短暂的生存历史中，它只是在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护卫下，扩展到被法国吞并的领土、第一共和国的“姊妹共和国”和殖民地；在其身后的历史中，除在1870年巴黎公社时期被短暂地复活之外，它也没有在法兰西民族的集体记忆中留下长久的印记。“作为历史上一种引人好奇的事物，革命历在废除后就没有复生，它极其迅速地陷入遗忘，不仅未能与永恒聚首，同时也未能与集体记忆相约。”[52]

众所周知，自法国大革命以降，正是现代性一路高歌猛进成为现代世界主流的时代。那么，以科学、理性和“普世”价值标榜的共和历，为什么没能像同时代其他公制单位改革一样流行于后世？对于这个问题，史学家们给出的答案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宗教信仰的强烈，法国首位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共和历的学者乔治·维兰认为，在法国广大乡村民众明显同情倾向于限制共和历应用的天主教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在新旧两种历法的实施方面达成折中调和，这是共和历失败的原因，尽管它比旧历高明许多[53]。二是传统和习惯的惰性，英语世界研究共和历的先行者G.G.安德鲁提出，新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的惰性、习俗和宗教情感[54]。三是拿破仑的政治需要：出于地缘政治考虑欲修复与天主教会的关系；试图消除人们的共和国记忆以便以帝国代之[55]。

这些解释无疑都符合历史实情，因为作为法国大革命重要的制度性创新，共和历与当时法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所以其兴衰成败绝非出于某一种因素，而是各种因素辐辏且交互作用的产物。但在我们看来，上述诸多解释都将注意力放在共和历产生和应用的特定环境——时势不断变动的革命法国本身，主要探讨革命法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宗教及社会对共和历成败的影响。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从空间结构上来说，革命法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外部世界有着割裂不断的关联与互动，因此，革命法国内部的结构和事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共和历也概莫能外。换言之，共和历最终失败的命运结局，并不仅仅取决于法国内部的诸因素，也与更广阔的外部背景密切相关。

如前所述，从时间史的角度来看，近代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计时体系逐渐趋同化，而革命法国的历法改革恰恰与外部这样的发展趋势相抵牾。共和历处处体现着鲜明的法国“特殊性”，其时间节律与日渐普及的格列高利历完全不一致，其节日和名称对国外人民来说毫无意义[56]。这种情形，势必会给商贸往来以及社会和文化交流带来诸多不便，法国此举无异于自我放逐于国际社会之外。实际上，置身当时具体历史环境的法国人业已深刻地认识这一点，它构成了共和历不断遭到抨击并被最终废除的重要理由。

早在共和历问世之前的1792年1月2日，就自由纪年究竟是从1月1日还是从7月14日算起的问题，立法议会内部曾有过较为激烈的辩论。议员多里齐（Dorizy）先生提出的议案是，为货币故，为会谈纪要故，自由纪年应遵循绝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在使用的年序转换时间，也就是自由纪年从1792年1月1日开始，而不是7月14日[57]。不难看出，多里齐议案所考虑的，正是为了避免因时间体制不同而给法国对外交往带来不便。雷波尔（Reboul）议员对此表示明确的支持：“不可否认，7月14日是我国大革命中最荣光的日子，但我认为，全欧洲各国采用同一日历——格列高利历，已有200年时间。不应任由错误的激情扰乱长久以来便已存在，且几为所有国家所共有的既定秩序。”[58]

1793年10月共和历出台之际，正是激进意识形态和非基督教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反对的声音遭到压制。即便在此背景下，质疑之声也未断绝。1793年11月，一位署名“拥护共和的无套裤汉”在致国民公会的信中问道：“采用不同的日历后，我们如何与外国建立关系往来，外国又怎么与我们建立关系往来？”他据此断言，法国的商业会因采用共和历而遭殃[59]。

热月政变后，随着大恐怖时期政治高压机制的解体，反对共和历的声音喷薄而出。在共和三年雪月和雨月（1795年初）有关旬日节的激烈争辩中，大量的小册子抨击共和历是恐怖和暴政的象征，对宗教、道德和社会生活构成了毁灭性的冲击。让-德尼·朗若伊耐[60]的指斥尤为激烈，其中一条重要的理由就是共和历妨害了法国的对外商贸往来：“两种历法世界的商业关系受到束缚或阻碍。除实行周制的中国人之外，商界分为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三大教派，所有这些教派采纳的均为周制，七天固定为一个周期。”[61]来自地方的声音也同样直言不讳，鲁昂市府第26区的公民在牧月19日致国民公会的信里，吁请“摧毁这个荒唐的、毫无意义的历法”，因为它在计时体制上把法国与欧洲和美洲分离开来，“不仅妨碍了对外商业关系，而且扰乱了国内（商业）运作”[62]。

共和五年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政变后，转向激进的督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强迫人们严格遵循共和历的时间节律，尤其是旬日节[63]。但该政策在推行中不仅遭遇到许多地方官僚和民众的抵制，而且也没有给共和历带来更多的合法性，批评的声音仍不绝于耳。1797年，在一本题为《对新历的批判性研究》的小册子中，作者饶弗莱神甫对共和历的特殊性而致法国处于孤立状态进行大张挞伐。在他历数的共和历诸多流弊中，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共和历的“特殊性”，认为它将法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永久地隔离开来。“它各个月份的命名，既不符合热带和寒带地区，也不符合温带部分地区的现实。譬如它的第一个月，对英国以及德国的大部分地区都不是葡月，对根本没有葡萄可收的北方诸国亦复如是。雾月对法国南部地区和欧洲几乎毫无意义，冬天的三个月对法国根本没有冬天的岛屿来说毫无意义”，这导致其信条和风尚不能见容于每一个政府，其神圣化的仪式孤立在各种风俗和环境之外[64]。

共和八年（1799年）雾月18日政变，是共和历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到1806年1月1日被废除，这最后六年“无疑是它的衰落史”[65]。它为法国人规定的时间节律和意义，在此期间陆续遭到抛弃。1805年9月上旬，由雷涅奥和拉普拉斯起草的两份报告书，先后提交到元老院，判决共和历的死亡。雷涅奥除列举共和历在科学上存在的两大基本缺陷，哀叹这些缺陷使它不能享有成为整个欧洲历法的尊荣之外，还清醒地意识到了近代世界时间统一化的趋势，“格列高利历……是欧洲几乎所有民族共同遵循的，享有无法估量的优势”。正因为如此，皇帝才提议恢复格列高利历[66]。9月9日，拉普拉斯在报告中则更加明白地指出：“新历最严重的缺点，是在我们对外关系中制造了诸多不便，使我们在欧洲处于孤立状态。”而与之相对的格列高利历，由于被普遍采用，拥有共和历想要获得却无法获得的普遍性，这是它“最大的优势”[67]。同一天，拉普拉斯的提案在元老院正式表决通过，这则短短2款的法令宣布：“自次年雪月11日，即1806年1月1日起，在法兰西帝国全境使用格列高利历。”

革命的历法是法国大革命中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深受历史学家的关注。对于该历法的出台和被废除，人们多谈论宗教方面的原因，这当然也符合实情。然而，体现在法国革命历法中的理性，并不符合人类时间所特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它既违背了法国人长期形成的习惯和传统，也不利于人们的社会交往。而从全球化及伴随而来的时间标准化的长期趋势来看，大革命历法由于与这一大势相抵触，最终逃不过被废除的命运。法国革命当局坚持革命历法，不仅给贸易往来、文化和社会交流带来诸多不便，在某种程度上还使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就此而言，即使没有宗教上的原因，法国大革命历恐也难以长久。

四 时间统一进程中的竞争和霸权

全球时间体系是一个适用于全球层面的公共时间服务体系，但这一体系并不完全是超越国家利益的，在这一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始终存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尤其是英法之间的竞争。而标准时间的最终认定，基本上也是国家霸权的反映。换言之，时间标准的制定过程其实就是国家实力较量的过程，把经过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定为本初子午线，以格林尼治时间作为世界各地的参考时间，表面上看是国际社会讨论协商的结果，但实际上折射出当时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一些国家积极参加航海和探险活动，这些活动或者是出于海外贸易的需要，或者是为殖民活动做准备。有时，它们甚至直接就是殖民扩张的一部分。那个时代的航海和探险活动，与欧洲各国有重大的利益关系。不过，在大航海时代，海上的经度测量是个难题，而经度的测量又直接与航船的准确定位和航向有关。不难理解，航海所需的经度测量就这样成了国家利益链中的重要一环。

1714年春，伦敦航行界的各路人马向议会发起请愿，要求政府关注经度问题。同年夏，英国国王颁布了经度法案，承诺为解决经度问题者提供一笔两万英镑的奖金。在那个时代，关心经度测量的国家不止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航海大国都在鼓励人们寻找在海上能够精确测量经度的办法[68]。为了解决在海上测定经度问题，一些欧洲国家还专门建起了天文观象台。166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支持建立巴黎天文台。1676年，英国国王支持建立的格林尼治天文台也开始工作。

在寻找能在海上精确地测量经度的方法过程中，英、法互为主要的竞争对手。法国人清楚，谁主宰了海洋，谁就主宰了世界[69]。英国成为一个大国，就是因为它的海上力量，而根据一般的标准来比较英法两国，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英国只应当是一个二流国家。但英国人也知道，要发展海外商业贸易和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没有天文学不行。所以，英国不惜一切代价把天文学发展到极致。英法的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为了奖励寻找在海上测量经度的办法，英国成立了一个由科学家、海军军官和政府官员组成的经度局，经度局负责发放奖金。法国人深受启发，仿照英国也成立了经度局。寻找解决在海上测量经度问题的办法的竞争，也发生在两国的钟表制造方面。因为经度相当于时间[70]，如果能在海上知道确切的时间，那么，水手就可以方便地算出经度，从而给航船定位、定向。所以，英法两国都把适用于航海的钟表设计和制造当作机密。

但是，法国在很多方面不如竞争对手。以钟表制作来说，英国钟表匠约翰·哈里森率先造出了可以用于测定海上经度的计时器。库克船长在远航时就带着这样的计时器，并在它的帮助下，制作了南太平洋诸岛的第一张高精度的海图。有人这样评价哈里森的工作，说他“帮助英国征服了海洋，因而成就了大英帝国的霸权”[71]。或许，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精密的计时器，英国才可以降服汹涌的波涛而领先于其他国家。

不过，为格林尼治经线被选为本初子午线奠定基础的是英国在天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17世纪，水手在海上测量经度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月距法”。这种方法需要航海员非常精确地测量月亮与太阳（或行星）之间的角度，以及这两者在地平线以上的高度。通过长期持续的天文观察就可以得知月亮、太阳或其他行星的运动规律，为航海员在海上比较方便地测量经度提供相关的数据，比如，若能掌握月亮的运行规律，那么，人们就能预测未来很多年月亮在星空中的位置。巴黎天文台和格林尼治天文台就是为此而建。但是，英国天文学家的工作十分出色。1761年，英国天文学家对月距的精确观察，已可以保证在海上测量经度的误差不超过一度。1766年，英国首次发表了以格林尼治经线为基础的航海历。这一航海历使得航海员在海上测量经度变得十分方便，测量所需的时间从以前的四个多小时，减少到半小时左右。自那以后，英国的航海历每年都出版，其在国际航海界所产生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以前，航海员在海上测量经度或表示海船所在的位置，都选择适合自己的一条经线为本初子午线，通常是以航船的始发港或目的地的经线为依据，所以，在实际的航海中存在很多条本初子午线。现在，水手们纷纷放弃了以前的做法，使用了基于格林尼治经线的英国航海历。1774年至1788年，甚至在那些使用了以巴黎天文台所在的经线为基础的法国官方天文历的地方，也转而采用英国的航海历[72]。由于航海员需要在航海图上标注自己的位置，地图和海图出版商也开始提供以格林尼治经线为基础的经度刻度图。最早的系列海图《大西洋海神》（Atlantic Neptune）于1784年首次出版，覆盖了从拉布拉多到墨西哥湾的北美东海岸的范围，系统地把格林尼治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来应用。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该系列海图成为大多数美国人航海图的主要资料来使用。至此，已不难看出格林尼治子午线作为公认的本初子午线的明显优势[73]。1884年的华盛顿国际子午线会议确定以经过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为零度经线，其实不过是对现实的认可。

但法国人并不心甘情愿，认为本初子午线的选择应当绝对中性，要确保所选的子午线对科学和国际贸易都有利，尤其是该子午线不应分割欧洲大陆或美洲大陆。但是，英美的代表则提出子午线如何能保证绝对中性的问题。法国的立场只是一厢情愿，实际的利益已经决定了格林尼治经线必须被选为零度经线。当时全世界65%的船只和占总吨位数72%的船只使用了格林尼治经线为本初子午线。而使用巴黎经线为子午线的船只，只占总数的10%和总吨位的8%[74]。

华盛顿会议以后，基于格林尼治本初子午线的世界时区体系也逐渐被很多国家所采用。法国在这一问题上仍然特立独行，在时间标准上不愿使用“格林尼治”这个词。当然，时间标准在20世纪有所调整，来自巴黎的“协调世界时”后来取代了格林尼治平均时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时间。但是，这种变化主要是技术上的进步所致，“协调世界时”与格林尼治平均时间的差别仅在一秒之内，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觉不到明显的变化。关键在于，本初子午线和世界时间仍然穿过格林尼治老天文台，这是国际社会于19世纪后期定下的标准。

而19世纪恰恰就是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选择格林尼治子午线为本初子午线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出于科学上和航海实际的考虑，但这些实情不正是英国在当时处于霸权地位的具体体现吗？作为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英国有发达的工业、繁荣的海外贸易、庞大的舰队、遍布全球的殖民地，还有曾经是它的殖民地但后来已经独立的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支持，美国自身的时间标准已经依据格林尼治子午线，它就不可能在自己召集的会议上再选择别的本初子午线。英美两国携手，以“方便”为理由，引导参会者选择格林尼治经线为本初子午线。因此，英国在全球时间标准化的竞争过程中胜出，实际上是政治权力和商业贸易的迫切性共同作用的结果[75]，或者说，世界时间也可以被看成当时的霸权国家进行全球政治和经济整合的工具[76]。格林尼治子午线及格林尼治时间应当被看成强盛的大英帝国的符号，而标准时间体系提供了一张全球性的网络，通过这张网，地图上的每一处空间位置都可以与英国相联系而在时间上确定下来[77]，它以提供日常所用的标准时间的方式，充当了支配全世界的追随者的角色。

五 余论

人类的时间适应社会交往的需要，本质上是社会时间。随着全球交往的兴起和发展，全球社会开始形成，全球层面上的时间统一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的迫切要求，正如1882年10月23日美国国务院致相关国家派代表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子午线大会的信中所讲到的那样，在缺乏一种国际共享的时间计算标准的情况下，在现代商业贸易的日常事务中，人类要经受诸多困境。由于美国和各大陆拥有多种独立的、差别广泛的计算时间的子午线标准，电报和铁路交通的发展使人类尤其感受到这种窘境。在此之前的很多年里，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商业组织和科学团体一直都在探讨一条公用的子午线的问题，认识到选择统一的标准需要得到广泛的认同[78]。

全球时间趋向统一的过程是与人类从分散走向整体发展的历史相一致的，它们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两面。如果说，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全球时间的统一也是大势所趋，不可抵挡。我们从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中看到，一方面，人类一直在努力使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人们拥有可共享的时间体系，另一方面，任何与这种趋势相违背的行动，注定是徒劳的。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趋势”是指一种不可抗拒的动态的进程，全球时间趋向“统一”，也是相对而言。华盛顿会议远非全球时间标准化的终点，而只是开始了时间标准化进程的一个新的阶段。例如，时区时间到20世纪初基本上已成为世界性的时间[79]，但在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仍有不少国家和地区陆续采用该时区体系[80]。一天从何时开始、何时结束，长期没有统一，天文学家、海员各有各的日期计算方法，与民间日常生活中的日期计算都不同，华盛顿会议试图终结这种乱象[81]，但这得等到20世纪20年代，航海天文历和天文学家才开始接受以午夜为一天的开始的日期计算方法。关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即使在大不列颠，都柏林时间和格林尼治时间两种时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法定的时间，爱尔兰使用都柏林时间是以都柏林丹辛克天文台（Dunsink Observatory）所在的子午线为依据确定时间，比格林尼治时间晚25分22秒，这个二元的时间体系存在到1916年10月1日，以都柏林时间的结束而告终。荷兰尽管早在1892年就已采用格林尼治时间为铁路和电报使用的标准时间，但这个国家到1908年时仍选择以比格林尼治早19分32秒的阿姆斯特丹时间为法定时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荷兰才最终转向与格林尼治时间相联系的时区时间。有意思的是，尽管格林尼治时间曾被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社会确定为“标准”时间，但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逐渐发现这个“标准”其实也不是那么标准，地球自转速度在减慢，而原子钟运转更加稳定，从而也更加“标准”。现在，经过原子钟时间和地球自转时间协调以后的“世界协调时”（UTC），几乎取代“格林尼治标准时间”（GMT）成为全球通行的时间标准，还在使用格林尼治时间的只有英国一个国家了[82]。有研究者指出，直到21世纪初，向着统一的世界性的时间体系的转变也尚未结束[83]。可见，全球时间的趋同是一个相对的、趋势性的进程，它趋向统一，但不一定终于某个时刻。

我们还要看到，时间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是并存的。全球层面上的时间标准化并不排斥很多地方使用着的、适合本地实际的“地方标准时间”，如“北京时间”。历法和纪年也可以多种并存，如中国的农历和公历并存，这既保留了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又适应了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需要。可见，全球时间的标准化不一定以牺牲地方时间，以及改变各个文明或文化共同体传统的时间体系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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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主体部分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2]例如中国学者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被称为体现整体世界史观的六卷本《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美国学者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都没有讨论“时间”这个主题。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即使以两章的篇幅分别讨论了“全球统一性的开始”（第25章）和“全球统一性的巩固”（第35章），也只字不提时间在全球统一性中的作用，全球交往仿佛可以在标准的时间体系缺位的情况下建立和发展起来。

[3]A.Irving Hallowell，“Temporal Orientation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in a Pre-literate Society”，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39，No.4，Part 1（Oct.-Dec.，1937），p.647.

[4]参见Pitirim A.Sorokin ＆ Robert K.Merton，“Social Time：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ⅩLⅡ，No.5，（March 1937），pp.615-629；J.David Lewis ＆ Anndrew J.Weigert，“The Structures and Meanings of Social Time”，Social Forces，Vol.60，No.2，Special Issue（Dec.，1981），pp.432-462；Nancy D.Munn，“The Cultural Anthropology of Time：A Critical Essay”，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1（1992），pp.93-123；Thrift，Nigel，“Time and Theory in Human Geography：Part I”，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77，1，pp.83-95。

[5]例如，把一天分为24小时也是到近代以后才成为全球共享的时间标准。日本人在传统上将白天从日出到日落分为6个小时，这样一来，夏季一小时的长度要比冬季一小时长得多（参见Carlo M.Cipolla，Clocks and Culture，1300-1700，New York·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78，pp.94-95）。中国人从汉代起就把一昼夜分为12个等份，每一等份为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就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可见刘乃和《中国历史上的纪年》，海豚出版社，2012，第9～12页）。一昼夜24小时是根据西方的计时标准，但西方人在中世纪早期，昼夜各均分12小时，那时的一小时时间也长短不一。等时的“小时”在机械钟出现以后才逐渐成为惯例，到中世纪末，西欧大部分地区采用一天均分为24个小时的方法（参见Paul Glennie ＆ Nigel Thrift，Shaping the Day：A History of Timekeeping in England and Wales 1300-180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5-40）。可见，“小时”完全是人为划分的结果。

[6]“周”作为一个时间单位的设立，有生物学基础，适合人类的自然状态。Anthony F.Aveni，Empires of Time：Calendars，Clocks，and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Inc.，Publishers，pp.100-106；F.H.Colson，The Week：An Essay on the Origin ＆ Development of the Seven-Day Cyc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6；Eviatar Zerubavel，“The Language of Time：Toward a Semiotics of Temporality”，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Vol.28，No.3（1987），pp.349-352.

[7]详细的研究可见Anthony F.Aveni，Empires of Time：Calendars，Clocks，and Cultures，pp.185-322；G.J.Whitrow，Time in History：View of Time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Day，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8]参见〔英〕E.E.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修订译本），褚建芳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113～126页。A.Irving Hallowell，“Temporal Orientation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in a Pre-literate Society”，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39，No.4，Part 1（Oct.-Dec.，1937），pp.647-670.

[9]中国古代用漏壶计时，一昼夜共一百刻。近代以来，人们普遍接受西式的钟表计时，以15分钟为一刻。

[10]古巴比伦人已发明“分”这种时间单位，但在很长时期里，“分”在实际生活中的用处不大。14、15世纪，机械钟被发明，但那时的时钟也没有分针。钟表上装配分针到16世纪才常见。家庭用的时钟一般不安装分针，伦敦最早出现安装时针和分针的家庭用钟是在1658年（Carlo M.Cipolla，Clocks and Culture，1300-1700，New York·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78，p.50；Paul Glennie ＆ Nigel Thrift，Shaping the Day：A History of Timekeeping in England and Wales 1300-180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2）。大概除了铁路、车站等地方以外，在19世纪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根时针就足以划分一天的时间了。但是，到20世纪初，很多人不仅在乎“分”，而且也注意“秒”。在赛马场上，甚至使用了半秒、五分之一秒这种时间单位[Paul Glennie ＆ Nigel Thrift，Shaping the Day：A History of Timekeeping in England and Wales 1300-1800，p.271；Hannah Gay，“Clock Synchrony，Time Distribution and Electrical Time-keeping in Britain 1880-1925”，Past ＆ Present，No.181（November 2003），p.117]。

[11]Raija Julkunen，“A Contribution to the Categories of Social Time and the Economy of Time”，Acta Sociologica，Vol.20，No.1（1977），pp.5-8.

[12]Eviatar Zerubavel，“The Standardization of Time：A Sociohistorical Perspectiv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8，No.1（Jun.，1982），pp.1-4.

[13]Ian R.Bartky，One Time Fits All：The Campaigns for Global Uniformity，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0-11，14.

[14]Ian R.Bartky，One Time Fits All：The Campaigns for Global Uniformity，p.23.

[15]1851年伦敦博览会期间，坐火车旅行的游客达600多万人。Derek Howse，Greenwich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Longitude，p.105；Wolfgang Schivelbusch，“Railroad Space and Railroad Time”，New German Critique，No.4（Spring，1978），pp.31-40.

[16]Ian R.Bartky，One Time Fits All，The Campaigns for Global Uniformity，p.37.

[17]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主席、美国海军上将罗杰斯以自身的职业经历，讲述了在航海中有很多条本初子午线的种种弊端和危险性。参见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Washington for the Purpose of Fixing a Prime Meridian and a Universal Day.October 1884.Protocols of the Proceedings，Washington，D.C.：Gibson bros.，1884，p.7。

[18]地方的标准时间是以阳光正午为依据计算的，但阳光以每分钟12.5英里（1英里合1.609千米，下同）、每秒1100英尺（合335米）的速度在移动（确切地说是因为地球在转动），因此，几乎每个城镇（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阳光下的正午，它们都是自己的格林尼治。

[19]美国（不包括阿拉斯加和夏威夷）跨越的经度至少有57度，所以，那里的时间标准数以百计。19世纪中叶，北美各地的官方时间多达144种。参见Clark Blaise，Time Lord：Sir Sandford Fleming and the Creation of Standard Time，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0，p.39。还有一种说法，认为1860年时，美国的地方时间多达300种。参见Nigel Thrift，“Time and Theory in Human Geography：Part I”，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No.1（1977），p.87。

[20]1840年，美国客运列车的平均时速为15～20英里，到1864年，快车的平均时速提高到32英里，普通列车时速为26英里。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平均时速大约45英里。这种速度跟今天的高铁速度当然没法比，但与过去相比，这是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了。参见Carlene Stephen，“‘The Most Reliable Time’：William Bond，the New England Railroads，and Time Awareness in 19th-Century America”，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30，No.1（Jan.，1989），pp.22-23；W.F.Cottrell，“ Of Time and the Railroader”，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No.2（Apr.，1939），pp.193-194。

[21]Stephen Kern，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2.

[22]Ian R.Bartky，One Time Fits All：The Campaigns for Global Uniformity，p.61.

[23]Ian R.Bartky，One Time Fits All：The Campaigns for Global Uniformity，p.128.

[24]Ian R.Bartky， One Time Fits All：The Campaigns for Global Uniformity， p.123.

[25]见桑福德·弗莱明在1884年10月14日华盛顿国际大会上的发言。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Washington for the Purpose of Fixing a Prime Meridian and a Universal Day.October 1884.Protocols of the Proceedings，Washington，D.C.：Gibson bros.，1884，pp.117-119.

[26]Alexander Philip，The Reformation of the Calendar，London：Kegan Paul，1914，pp.108-111.

[27]儒略历把太阳年的长度取为365又1/4天，而太阳年的实际长度为365天5小时48分46秒，多了约11分钟。经历131年以后，误差就达到一天。而格列高利历的一年长度只有几秒的误差，历法上出现一天误差的情况需要经过三四千年才会出现，而且很容易调整。

[28]Robert Poole，“‘Give Us Our Eleven Days！’”， Past ＆ Present，No.149，Nov.（1995），pp.106-107.

[29]Mark M.Smith，“Culture，Commerce，and Calendar Reform in Colonial America”，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55，No.4（Oct.，1998），pp.557-584.

[30]Spencer Bonsall，“Computation of Time，and Changes of Style in the Calendar”，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Vol.3，No.1（1879），p.66.

[31]Eviatar Zerubavel，Hidden Rhythms：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ial Life，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p.98-99.亦可参见I.M.Kerzhner，“Converting Dates from the Julian（Old Style）or French Republican（Revolutionary）Calendars to the Gregorian（New Style）Calendar”，Taxon，Vol.33，No.3（Aug.，1984），p.410。

[32]Robert Poole，“‘Give Us Our Eleven Days！’”，Past ＆ Present，No.149，Nov.（1995），pp.102，111，112.

[33]〔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汪向荣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401页。

[34]〔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汪向荣等译，第372页。

[35]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11页。

[36]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第39～40页。

[37]参见湛晓白在《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上影印的材料，第57～58页。

[38]Derek Howse，Greenwich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Longitude，p.113.

[39]Clark Blaise，Time Lord：Sir Sandford Fleming and the Creation of Standard Time，p.99.

[40]Clark Blaise，Time Lord：Sir Sandford Fleming and the Creation of Standard Time，p.104.

[41]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Washington for the Purpose of Fixing a Prime Meridian and a Universal Day.October 1884.Protocols of the Proceedings，Washington，D.C.：Gibson bros.，1884，p.189.

[42]在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期间，美国铁路部门致信，认为美国和加拿大的铁路公司采用了以格林尼治子午线为依据的时间体系，这一体系运转情况令人满意，任何改变都是不适宜和不必要的。参见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Washington for the Purpose of Fixing a Prime Meridian and a Universal Day.October 1884.Protocols of the Proceedings，Washington，D.C.：Gibson bros.，1884，p.103。

[43]参见Ian R.Bartky，One Time Fits All：The Campaigns for Global Uniformity，pp.74-81，88。

[44]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Washington for the Purpose of Fixing a Prime Meridian and a Universal Day.October 1884.Protocols of the Proceedings，Washington，D.C.：Gibson bros.，1884，Annex I.

[45]这次会议的详细记录见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Washington for the Purpose of Fixing a Prime Meridian and a Universal Day.October 1884.Protocols of the Proceedings，Washington，D.C.：Gibson bros.，1884。

[46]Matthew Shaw，T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The Republican Calendar，1789-Year XIV，The Boydell Press，2011，p.57.

[47]“Décret qui fixe l'ère des Française”，5 Octobre 1793，J.B.Duvergier（éd.），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lois，décrets，ordonnances，réglements，et avis du Conseil d'Etat ，Tome 6，Paris，1825，pp.257-258.

[48]戴格朗蒂纳的报告与国民公会法令，见M.J.Guillaume， Procès-verbaux de Comité de ‘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Tome 2，Paris，1894，pp.696-713。

[49]Zerubavel，Eviatar，Hidden Rhythms：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ial Life，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83.

[50]G.Romme，Rapport sur l'ère de la République，Séanc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du 20 septembre 1793，imprimé par ordr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1793，p.5.亦参见M.J.Guillaume， Procès-verbaux de Comité de ‘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Tome 2，pp.440-451。

[51]J.Michelet，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Tome 2，Paris，1869，pp.1546-1547.

[52]Bronislaw Baczko，“Le calendrier républicain”，Pierre Nora（dir.），Les lieux de mémoire，Tome1，Paris，Gallimard，1997，pp.100-101.

[53]Georges Villain，“Étude sur le calendrier républicain”，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Revue historique，Tome 8，p.457.

[54]George Gordon Andrews，“Making the Revolutionary Calendar”，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36，No.3（1931），pp.531-532。安德鲁的这一看法，在后来几部有关共和历的研究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如James Friguglietti，The Social and Religious Consequenc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Calendar，unpubl.Ph.D diss.Harvard University 1968；Noah Shusterman，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Time，Washington D.C.：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2010；Matthew Shaw，T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York：The Boydell Press，2011。

[55]Robert Beck，Histoire du dimanche，de 1700 à nos jours，Paris：Les Éditions de l'Atelier/Éditions Ouvrières，1997，p.156 ；Service des Calculs et de Mécanique Céleste，Le Calendrier républicain de sa création à sa disparition，Paris ：Imprimerie Argraphie，1989，p.90.

[56]Eviatar Zerubavel，“The French Republican Calendar：A Case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Tim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2（December）1977，pp.875-876.

[57]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sous la direction de J.Mavidal et E.Laurent，Tome 37，Paris，1891，p.6.

[58]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Tome 37，p.6.

[59]Archives nationales，档案编号：F/17/1008/A。

[60]大革命期间温和的自由派议员，因反对山岳派激进的政策主张，1793年逃亡外省藏匿起来，直至热月反动时期重返巴黎。

[61]Jean-Denis Lanjuinais，Sur l'introduction du calendrier des tyrans，imprimée par ordr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1795.类似的小册子还有不少，篇幅所限难以尽述。

[62]Annales patriotiques et litteraires，ou la tribune des homes libres，Journal de politique et de commerce，Rédigé par L.S.Mercier，No.174（24 Prairial，l'an 3 de la Répub.「12 Juin 1795」），p.844.

[63]“Arrêté du Directoire .exécutif，qui prescrit des mesures pour la stricte exécution du calendrier républicain”，14 Germinal an XI（3 avril 1798）；“Loi contenant des mesures pour coordonner les jours de repos avec le calendrier républicain”，17 Thermidor an XI（4 août 1798）；“Loi relative à la célébration dès décàdis”，13 Fructidor an XI（30 août 1798 ）；“Loi contenant des dispositions nouvelles pour l'exacte observation de l'annuaire de la République”，23 Fructidor an XI（9 September 1798），J.B.Duvergier（éd.），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lois，décrets，ordonnances，réglements，et avis du Conseil d'Etat ，Tome 10，pp.292-294，380-381，398，413-414.

[64]Gaspard-Jean-André-Joseph Jauffret，Examen critique du noveau calendrier，Paris，1797，pp.6-7.

[65]Bronislaw Baczko，“Le calendrier républicain”，p.98.

[66]Saint-Jean-d'Angély Regnauld，“Projet de sénatus-consulte relatif au rétablissement du calendrier gréorien”，Archives parlementaires ：Recueil compliet des débats législatifs et politiques des chambres françaises de 1800 à 1860，publiée par J.Mavidal et E.Laurent，Tome 8，Paris，1866，pp.720-722.

[67]Laplace，“Project de sénatus-consulte portant rétablissement du calendrier gréorien”，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Recueil compliet des débats législatifs et politiques des chambres françaises de 1800 à 1860，publiée par J.Mavidal et E.Laurent，Tome 8，pp.722-723.

[68]Derek Howse，Greenwich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Longitude，pp.10-12，51-57；〔美〕达娃·索贝尔：《经度》，肖明波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Whitrow G.J.，Time in History：View of Time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Day，pp.140-146.

[69]Derek Howse，Greenwich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Longitude，p.78.

[70]一小时相当于15个经度，一经度则相当于4分钟。

[71]〔美〕达娃·索贝尔：《经度》，肖明波译，第133页。

[72]Derek Howse，Greenwich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Longitude，pp.63-66.

[73]英国海军部所制系列航海图在很多国家广泛使用，据统计，从1877年至1884年第一季度，英国海军部出售的航海图达177795份，其中，有约1/5的航海图为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俄国、土耳其、奥地利政府或其代理机构所买。在同期，英国出售给世界各地的航海历每年基本上在1.5万本以上。参见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Washington for the Purpose of Fixing a Prime Meridian and a Universal Day.October 1884.Protocols of the Proceedings，Washington，D.C.：Gibson bros.，1884，pp.97，98。

[74]大英帝国代表桑福德·弗莱明在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上提供的数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Washington for the Purpose of Fixing a Prime Meridian and a Universal Day.October 1884.Protocols of the Proceedings，Washington，D.C.：Gibson bros.，1884，p.77.

[75]Clark Blaise，Time Lord：Sir Sandford Fleming and the Creation of Standard Time，pp.203-204.

[76]Hannah Gay，“Clock Synchrony，Time Distribution and Electrical Time-keeping in Britain 1880-1925”，Past ＆ Present，No.181（ November 2003），p.126.

[77]Adam Barrows，“‘The Shortcoming of Timetables’，Greenwich，Modernism，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 ”，MSF Modern Fiction Studies，Vol.56，Number 2（ Summer 2010），pp.262-263.

[78]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Washington for the Purpose of Fixing a Prime Meridian and a Universal Day.October 1884.Protocols of the Proceedings.Annex Ⅲ，Washington，D.C.：Gibson bros.，1884.

[79]Ian R.Bartky，One Time Fits All，The Campaigns for Global Uniformity，p.137.

[80]见Derek Howse，Greenwich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Longitud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Table Ⅲ，pp.154-155.

[81]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的星期一早上6点，对于航海者来说仍是上午6点，但对天文学家来说则是星期日的下午6点。不过，再过12小时以后，即日常生活中的星期一下午6点，对于航海者来说，这个时间已是星期二下午的6点，而对天文学家来说，这是星期一的上午6点。由于一天的始末标准不同而引起时间的混乱由此可见。参见Derek Howse，Greenwich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Longitude，p.149。

[82]Clark Blaise，Time Lord：Sir Sandford Fleming and the Creation of Standard Time，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0，p.205.又据媒体报道，2012年1月16～20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电信联盟会议讨论“闰秒”的存废。如果闰秒被废，就意味着世界时间与格林尼治时间彻底脱钩，完全转入原子时间的轨道，“格林尼治时间或成历史”。见《北京日报》2012年1月17日。

[83]Ian R.Bartky，One Time Fits All，The Campaigns for Global Uniformity，p.241，note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