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言

自社会学在中国恢复以来，学界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历史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方法上，建立学术人物思想和学派的分类系统是学科史书写的常见方法，它不仅关注学术思想和学科实践发展的历史，同时结合中国的社会情境和历史进程进行考察。[1]此外，学科史的研究主题和内容趋于丰富。本研究的展开，得益于前辈学者的不懈努力和丰硕研究成果所奠定的坚实基础。

对中国社会学的讨论，无法在封闭和孤立的语境下展开。社会学是一门流动的学科，“交织现代性”（entangled modernity）[2]和“连接的社会学”（connected sociologies）[3]这样的理论话语，强调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本身便应该有欧洲和非西方地区的共同参与。这门学科在中国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早期学者取得的学术成就，存在社会学之“中国学派”的提法。在社会学的全球历史中，中国社会学是重要的参与者和实践者，中国的历史经验可以丰富全球社会学的理论话语。本书对中国社会学进行历史与理论的考察，目的并不在于描绘一幅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学科历史全景，或者对早期历史上中国社会学家的实践成果进行系统分类阐释与讨论，主要在于：一方面，结合近年社会学理论的新思潮，探讨书写和呈现学科历史的新方法与新动态；另一方面，选取不同研究主题，以中国社会学为历史个案，尝试探讨与西方和其他非西方社会学进行比较和对话的可能。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梳理近期社会学理论的新思潮，以及它们对学科历史研究的影响。一般而言，回访社会学历史，学科史提供了一条最为直接的路径。第一章探讨了书写社会学学科历史的方法，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政治。一些学者不满足于通过建立理论的系统分类来呈现学科历史，希望追寻学科“真实的历史”（authentic histories），将社会学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历史发展，以及这一过程中它们和文化环境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纳入分析视野。[4]此外，因为历史所提供的学科认同功能，在内容的拣选和呈现上，学科史的书写是一个充满内部张力的领域。这种书写的政治表现在，过去被忽视的人物和主题被“发现”，重新进入社会学的历史。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是由学科史在文本上的内在逻辑所衍生和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学科历史的书写也呈现一定的变化。19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雷蒙德·布东（Raymond Boudon）在讨论社会学危机时指出，对一门学科历史的书写，无法对社会的历史视而不见。社会危机和变迁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学科史的书写中，按照这一逻辑，社会学也或多或少地处于一种永久性的潜在危机状态中。在布东看来，学科危机的主要问题，在于社会学认识论的不确定性（epistemological uncertainties）。[5]

可以看到，1950年代之后，在冲突取代均衡、现实取代乌托邦的历史时期，西方此起彼伏的社会和文化运动不仅给社会学带来了巨大影响和冲击，亦对学科历史的重新认识与建构提出了要求。其中，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是两股重要的思潮，并反映在社会学历史和学科认同的重构中。

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讨论了两股思潮之下，对学科历史的重新发现与重新阐释。在女性主义思潮冲击下，男性主义或者全男性视角的书写模式被摒弃，同时加入对多元文化、族群和性别的考量。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历史上被遗忘的女性社会学家被重新发现，进入学科史的书写。此外，二战之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民族独立，作为历史上西方社会学的“他者”，不仅追寻一门具有学科自主性的社会学，亦通过对殖民经验和历史的反思与批判，来重构自身的学科认同。乃至对社会学的去殖民化，成为一项新的学术事业。事实上，在我们所谓的“社会学传统”中，西方或者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学传统受到后殖民学者的强烈批评。传统本身并非牢不可破，随着后殖民社会学的兴起，以非西方社会学为代表的行动者们构成了新兴的社会学力量。

第二部分将研究视角聚焦到中国，尝试在学科史研究新思潮之下，选取了不同研究主题，对中国社会学历史个案进行分析和讨论。所涉及主题包括中国社会学在英语世界的历史、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脉络与流变、社会学概念的中国翻译和阐释、开放现代性的中国讨论，以及社区研究这一方法在中国实践的历史。而对中国社会学历史的回访，并不是遵循一条编年史或者学派史的路径，将呈现一个完整的历史类型图式当作本书的目标。在通往学科历史的回溯之路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分叉和中断，更有一些曲径通幽处等待研究者的挖掘和重现发现，本研究亦是尝试在历史的分叉中探讨中国社会学与西方和其他非西方社会学比较和对话的可能。

本书的第四章考察了“Chinese sociology”在英语世界书写和接受的历史。回访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本土学者以及他们在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实践理所当然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亦如大部分学科史研究所呈现的。但是，中国社会学在本土社会之外亦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乃至构成了一段在海外世界的专门史。事实上，中国社会学存在对外交流的丰富历史，早期本土学者多有留学欧美的经历，许多西方著名社会学家也曾访学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本土学者向海外推介中国社会学，海外学者也对这门学科在中国的状况进行了描述和讨论，它们出现在西方主流社会学期刊上，或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对西方读者而言，这些文献是他们了解中国社会学最直接的窗口和媒介。虽然这里的输入和输出存在巨大的“逆差”，但是走出中国的社会学对今日的学科史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作为来自中国的声音与话语，它们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自我表达以及自我形象的塑造；对海外学者而言，他们对中国社会学的讨论和书写，代表了西方社会学在历史上对一个非西方社会学个案的感知和把握。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学的海外形象，理应在学科史研究中受到足够的重视。对当代学者而言，我们选择追溯“Chinese sociology”在海外的历史，不仅是对自身历史的考察，同时亦是理解“他人”在历史上如何理解我们“自己”。

追寻一门自主的学科是非西方社会学的长期追求。时至今日，建设一门本土化和中国化的社会学依然是当代中国学者共同努力的目标与学术追求。第五章梳理和追溯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脉络和流变，不仅关注狭义的中国化，即1930年代曾明确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知识计划，同时关注在具体的实践中为社会学注入了中国理解和阐释的广义中国化。后者在社会学中国化的完整历史谱系中，显然不应该缺席。一方面，与后殖民社会学兴起的历史个案不同，中国社会学很早便提出了学科本土化和中国化的知识计划，乃至它贯穿于这门学科的历史实践之中。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化内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流变不仅反映了历史上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动态关系，同时反映的还有彼时社会学在中国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之间并存的张力。另一方面，不同于后殖民社会学对西方“他者”的挞伐与祛除，在中国语境下，中国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并没有表现为简单的二元互斥或者对抗性关系。这也构成了中国社会学与后殖民社会学之间的重要区别。后者在建立自己学科认同的时候，结合自身的殖民历史与记忆，需要将祛除作为他者的西方社会学当作目标，乃至去殖民化西方或者欧洲社会学。中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学各自所面对的不同历史情境，促成了这种差异的形成。

第六章考察社会学在中国的引介过程中，对“society”的翻译和阐释，以及其中蕴含的历史动态。在日常生活的感知中，“社会”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词语。但是在社会学理论中，“society”一直都是一个存在讨论空间的术语，历史上也存在许多侧重有所不同的释义版本。其中，民族国家和市民社会是两个相对固定的表现形式。对“society”在中国情境下的讨论，显然需要在民族国家和市民社会这两个西方社会科学理解传统之外寻求解释。在历史上，对“society”的翻译和阐释先后经历了从“群”到“社会”的变化，从对“群”的道德阐释转变为一种俗世化的“社会”理解。“society”的中国翻译和阐释不仅表现出丰富的文化与政治内涵，这种转变还意味着一种发生在阐释维度的社会变迁。更为重要的是，它同时还预示着中国社会学在实践方法上的转变。当“社会”最终确立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以梁启超和严复为代表的传统文人的阐释方法，为“现代”的社会学研究所取代。

第七章以韦伯理论在中国的旅行为个案，探讨在开放现代性的理论背景下，中国社会学可能做出的理论回应。社会学理论的旅行并不只是单纯的文本解码和复制，对韦伯理论的接受、理解和阐释，在不同社会情境下存在较大的差异。受现代性研究中关注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潜能的影响，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为“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与韦伯理论提出了要求。事实上，在我们理解社会学这门现代学科的兴起和发展的时候，现代性是无法回避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在学科史的书写中，现代性的出现与社会学的兴起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现代性表示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纪元，社会学在这个背景下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现代性成了社会学研究一个实质性的主题，现代性的历史变化和它在非西方地区的发展成为当代社会学的重要命题。我们对中国社会学历史进路的理解，显然也无法回避对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在古典社会学理论中，中国社会成为一个被研究和被阐释的对象，作为现代性的他者用以反衬出西方现代性的诸种进步特征。但是，在社会变迁的历史动态中，一些过去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发展和转变为实现了现代性的他者——中国社会取得的长足发展，挑战了古典社会学中的基本假设，社会学需要对非西方社会实现自身的现代性做出回应。同时，这种重估与再阐释，亦意味着古典社会学在当代的生命力。

在方法上，社区研究的中国实践代表了一个独特的历史个案，甚至在1930年代的社会学中国化计划中被视为理论核心。从概念翻译、对象选择、方法调适，再到具体研究，第八章和第九章着重考察了社区研究这一方法在中国的历史实践，指出对“community”的中国翻译，在西方的共同体传统之外，通过赋予其方法论内涵来完成中国再造。但是，在方法的具体实践上，社区研究的中国历史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差异，许多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都是对自己故乡的阐释，一些研究甚至缺少田野观察的过程，并引发了日后的方法论争议。并且，当我们将分析视野从故乡研究转移到非故乡研究的时候，社区研究的方法实践过程、研究者在田野中遇到的困境和应对之举，不仅反映了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脱域”之后，在另一片非西方情境的土壤中遭遇的张力，亦反映了本土研究者在田野实践中如何通过调适自我与方法，来消解实践西方方法背后的文化张力。

通过对上述不同研究主题的讨论，本书力图呈现自主的社会学或者中国社会学的能动性，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并不完全取决于如何界定自身与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关联。在学科漫长且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属性和功能的阐释，伴随着对中国社会历史现状的认识和理解。在实践这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时候，并不是完全被动地翻译和复制西方知识产品，而是在田野实践中对研究方法进行吸收和调适，以更好地适应本土情境的需要。乃至在中国化的知识计划中，西方社会学本身被当作重要的学科象征资源，为彼时的学者所借重。在一定程度上，后殖民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在知识传统上的二元对立关系，在早期中国社会学历史实践中并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