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甘肃落后论”大批判

解放后，劳动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不但做了社会的主人，而且也要做大自然的主人。几年来，勤劳勇敢的甘肃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改造自然、征服各种灾害方面，已显示了自己创造新历史的气魄和智慧。

——《伟大的引洮上山水利工程》[38]

新中国的成立给甘肃发展带来新的契机，通过土地改革、肃反、镇反、“三反”、“五反”、农工商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甘肃也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阔步走向社会主义。随之而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将旱塬农村从高级社带入人民公社阶段。但人们仍然为干旱所困扰。不同的是，1957年，中央号召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人们雄心勃勃，力争要做“大自然的主人”，久为干旱所困的百姓也将目光投向拥有丰富水力资源的洮河上。引洮工程呼之欲出。

农业合作化运动

甘肃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轨迹伴随着对“甘肃落后论”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截至1957年2月底，“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6173个，入社农户达176707户”。但有很多问题，“不少农民在入社后仍存在着种种怀疑与顾虑，社员不关心社，不爱护公物，不重视团结”等。[39]因此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40]然而，自4月下旬开始，毛泽东南方视察期间所看到的景象令他认为当前农村形势没那么紧张，不应压制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合作社的步伐可以快起来。因此在7月31日的省自治区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预言“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并提出新的社会主义改造时间表。[41]

在此背景下，甘肃省农业合作化步伐迅速加快。1955年8月12日，甘肃省委召开一届四次全体会议，传达贯彻上述指示，检查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认为“过多的考虑了甘肃经济文化落后，民族关系复杂，地区辽阔，自然灾害频繁等困难的一方面”，并提出新的发展计划：“确定1956年春播前全省新建11101个新社，加原有老社共18252个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23%左右，1957年冬季前，社数发展到3.5万个，入社农户达45%以上。”[42]地方的反应比省委预计的还要积极。定西地区“全区现有农业生产合作社477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7.33%”，地委拟“在1956年新建社1230个，入社农户3.7万余户，再加扩社3000余户，总计5万余户（包括原有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27%多”。[43]

各地区的热情回应使省委再次调整发展计划。1955年10月的省委小组座谈会上，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就领导农业合作化问题进行检讨，把“缩小发展数字”“全力巩固，停止发展”等本符合甘肃情况的意见当作“右倾保守思想”进行自我批评，严肃批判过分“强调甘肃经济文化落后，民族关系复杂和自然灾害较多”的错误思想。[44]随后的省委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近百与会干部对其展开讨论和批判，一致认为解放后甘肃发生巨大变化，“甘肃的落后情况是在迅速改变着”，而“有些同志看不到变化”，“片面强调落后”，这种“甘肃落后论”已对甘肃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带来不利影响，应该严肃批评。[45]伴随着全省上下对“甘肃落后论”的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速度显然已慢不下来，仿佛控制速度就意味着右倾、保守、落后，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整村报名入社的情况。截止到12月24日，省委称：“已新建成农业社38874个，连同原有社，入社农户已达占总农户的75.1%。”[46]年底，全省基本实现初级农业合作化。

到1956年春，甘肃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由初级社进入高级社阶段。截至1956年4月底，“已有91.54%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社，其中31.6%的农户已加入了高级社”。[47]与此同时，批判“甘肃落后论”的风潮也愈演愈烈。1956年3月，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省委宣传部长阮迪民做《批判“甘肃落后论”的错误观点》的讲话，随后在《甘肃日报》上发表并要求广泛讨论，“以求进一步从理论上反掉‘甘肃落后论’……为加速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打下更坚实的思想基础”。[48]

一时间，甘肃上下以更迅猛的态势批判“甘肃落后论”，原本存在的地理条件恶劣、民族关系复杂等客观弊端被忽视。农业合作化的步伐更为迅猛，到1957年1月底，“全省共有18600多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包括850个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少数民族高级社和1536个由几个民族联合组成的少数民族高级社。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7.2%，如果把加入初级社的农户一并计算在内，则达到农户总数的98.2%”。[49]至此，全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然而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干部生产管理经验不足等原因，短时间内依靠调整生产关系办起的高级社被当作基本核算单位，公有化程度提高，平均主义盛行，带来很多问题。许多社员宰杀牲口、要求退社，甚至发生严重的“闹社”事件。如临夏县“漫路乡4个农业社群众，先后拉去牲口47头，32个社员准备殴打社干。麻尼寺沟社拉去牲口57头，关定乡前锋社尕三舍、下弯两村8户农民拉去牲口8头，谢家村及和平社王家大路两村，要求分社，群众‘闹事’事先都是几度秘密商议，王家大路村农民集体签名盖章，都表示永不反悔的决心”。[50]面对各地的“退社”“闹社”风潮，[51]毛泽东认为“富裕中农，多数愿意留在合作社，少数闹退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提出，“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52]就此，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在农村进行“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53]

截止到1957年9月，甘肃省农村“将近700万农民投入了大辩论”。[54]内容“以中央提出的合作化优越性问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肃反与法制问题等四个问题为主，结合本地区的突出问题”；“主要是为了向所有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批判有些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批判有些社干部、乡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和右倾思想”。[55]

省委派出工作组指导，对所谓“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进行再教育，大批地方干部和群众被波及。如会宁县“在全县264个农业社中开展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大鸣、大放、大辩论进行了30余天，至10月底，全县批准逮捕不法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共150人，还有10人在辩论中自杀”[56]；榆中县“批判了所谓资本主义‘冒尖人’1342人”[57]；景泰县在整社中斗争了352人，死了12人。[58]

这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是反右派斗争的扩展”。[59]甘肃省的反右派斗争异常激烈，“据1959年7月统计，全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其中共产党员中定了1405人，团员中定了1904人，党外各界人士中定了7823人”[60]。还打出以孙殿才（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成义（副省长）、梁大钧（银川地委第一书记）为首的省一级“右派反党集团”，各地、县也不同程度地打击一批所谓持右倾思想的领导干部。

1958年10月甘肃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报告称：“从去年以来，我们根据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中共甘肃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全民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这三个运动，打垮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粉碎了以孙殿才、陈成义、梁大钧为首的右派集团，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在甘肃的具体表现形态——‘甘肃落后论’，发扬了正气，打击了邪气，这样，我们就比较彻底地解决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61]这段话集中反映了在“大跃进”前夕，甘肃省委所展开的一系列“左”倾措施。

农田水利化运动与东梁渠

与此同时，甘肃省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高潮迭起，并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个引水上山工程——东梁渠，得到中央高度肯定。

1957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的号召，掀起以兴修农田水利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10月，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召开全省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全省明年发展水地和水浇地350万亩……在全省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兴修水利运动……基本上摆脱旱灾威胁”。[62]

各地随即制订计划积极响应省委号召。定西县于1957年10月初，在全县普遍开展“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一边着手“对右倾保守思想进行无情斗争”，一边掀起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高潮。当年定西县“总人口225212人，35933户，102542个劳动力”[63]，自1957年10月初开始有51000多个劳动力投入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运动中，仅仅过了40天，“现在已在施工的清水渠道104条，水窑775眼，窑窖75眼，水井244眼，安装水车97部，安装郭驼机3部，截引地下水源15处，修蓄水池51座，挖泉876眼，修山湾塘52个，涝池118个，这些工程除少数建筑物外，预计可在今冬完成”。[64]一半的劳动力投入水利建设，热情可见一斑。

从整个定西地区来看，当时记载“从（1957年）10月份开始至11月25日，参加水利、水土保持的劳力389146人。新修清水渠道895条又73.5华里。新打井1350眼，新修涝地216个，新挖泉1882眼，以上工程共计已扩大水浇地121261.5亩”。[65]新修方志则显示，定西地区在1949～1957年“国家投资727万多元，发展有效灌溉面积14万多亩，保灌9万多亩。先后兴建了东河渠、西河渠、陇丰渠、陇渭渠、渭北渠、永丰渠、岷丰渠、龙凤渠、太平渠、清丰渠等一批小型引水工程，有效灌溉面积达到25.44万亩，保灌面积17.75万亩”。[66]虽当时材料存在夸大成分，但也确实说明了起到一些作用。

《人民日报》以肯定的口吻称赞甘肃水利建设的成就：到1958年3月“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已由解放时的不足10%提高到30%。……最近，中共甘肃省委根据水利建设突飞猛进的新形势，已将1958年度扩大灌溉面积二百九十三万亩的计划增加到一千万亩。从去年10月到今年2月20日，五个月中全省已扩大灌溉面积五百三十多万亩，等于1956年度扩大灌溉面积的一倍多，相当于1957年度扩大灌溉面积的五倍多”。[67]这无疑是个夸大了的数据。据记载，1956年“全省耕地面积5713万亩，其中有效灌溉面积620万亩，保灌面积357万亩”，1957年则分别对应为5711.5万亩、644.6万亩、392.6万亩。[68]上述数字表明有效灌溉面积提高幅度并不大。

在农田水利化运动中，甘肃还有一个成就得到中央高度赞扬，这也是引洮工程诞生的重要背景之一，即武山县出现了引水上山的东梁渠。它于1956年初开始修建，1957年6月全线修成，把聂河水引向海拔1900多米高的柏家山，干渠长27公里，当年上报灌地面积4000多亩，后来被夸大到1.8万亩，甚至3万多亩。东梁渠引水口位于聂河上游石家磨河道左岸薰儿崖下，渠道向北蜿蜒而行，通过长虫山、圣母林、阎王匾、鬼门关、黑沟湾、鞍子山、烂泥滩等20多处悬崖峭壁和险工地段，于柏家山进入灌区。[69]

东梁渠修成后轰动一时，被称作“名闻全国的光辉旗帜”“引水上山的典范”等。[70]全国第三次水土保持会议也因此在武山县召开。《人民日报》评论道：“如果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看，拿这条渠同大江大河比，不过是条小溪，每秒钟流量只有零点七立方公尺，徽［微］不足道。然而作为人和自然斗争的现象看，它却是农民追求幸福生活、大胆进行创造、变古老幻想为现实的大涛大浪！同时也是一面旗帜，是号召人们向干旱进军的旗帜。这面旗帜，应该被所有干旱地区的人民高高举起！”[71]这一成功范例，使甘肃省委深受启发和鼓舞，认为遵循此道即可解决山区干旱之困境。

要从根本上解决甘肃中部的干旱问题，单靠几十公里长的渠道无疑是杯水车薪，引洮工程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