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传统到现代：治水与大型水利工程建设

将国家在修建大型水利工程中扮演的角色高度抽象化，强调的是在兴修大型公共水利工程中所体现的国家的强有力地位，以及这类工程对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15]无论是王朝国家，还是现代民族国家，凡举大型水利之兴，皆不离此。例如，郑国渠最早实为与秦毗邻的韩国之“疲秦之计”，足见这一工程对国力消耗之巨。但其建成后灌溉良田，终使关中沃野千里，对秦之强盛意义尤甚。东汉明帝时期“发军卒数十万令王景和王吴修汴渠治黄河”，耗费“犹以百亿计”。[16]隋炀帝主持修建的京杭大运河，有沟通南北交通之伟绩，因此劳民伤财动摇国本。元末贾鲁治河，“发民夫十五万人，军卒二万人兴工”，虽有时效，但终成政权“倾覆的导火线”。[17]可见，中国“治水国家”之论断在传统时代更多表现在地方政府及绅士精英难以插手的大型水利工程上，正因王朝国家可在短时间调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才使得这些工程成为可能，然稍有不慎对国力伤害亦甚巨。因此，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提出，由于东方社会的水利灌溉需要一体化协作，以及强有力的、集权式的操作与控制，因而产生专制主义传统，成为水利专制统治（Hydraulic despotism），即“治水需专制，专制为治水”的理论。[18]国内外学者对此见仁见智、褒贬不一，以“不治水，照样专制”和“既不治水，也不专制”两种看法为主导。[19]无独有偶，中国学者冀朝鼎也认为治水在传统中国“实质上是一种国家职能”，目的虽在于“增加农业产量以及为运输，特别是为漕运创造便利条件”，但“各个朝代都把它们当作社会与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政治手段和有力的武器。”[20]在此基础上，冀氏提出中国历史上存在“基本经济区”，与王朝兴衰有莫大关联。

民国时期内忧外患不断，但出于对国富民强和现代化的追求，政府很重视水利建设。西方现代水利科学技术开始引入，水位观测站、湖泊观测站、径流泥沙测验站、水文监测站等在大江大河上逐步设立，专门的水利管理部门如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等也建立起来，在大江大河的科学测量、地质勘探、水患治理和发展利用上都起了积极作用。如在淮河治理上，北洋政府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对淮河流域的地形、河道、水势进行测量、规划；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导淮委员会，制定有“中国现代水利史上第一份杰作”之称的“导淮工程计划”，使“淮河流域有关水利各项建设明显呈一进步发展趋势”。[21]因此，戴维·艾伦·佩兹以导淮委员会为切入点探讨淮河治理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指出淮河治理为国民政府将政权统治向地方延伸提供了有限的机会。[22]可见，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始终是一项国家职能，亦可为国家在地方的政权建设提供帮助。

早在1934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便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23]共和国成立之后，十分重视发展水利事业，兴建许多大型水利工程。第一个系统治水工程——治淮工程，号称有千万余人次的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大学生等群体的参与，使得金寨县的响洪甸水库和梅山水库、霍山县的磨子潭水库和佛子岭水库，舒城县的龙河口水库等镶嵌在崇山峻岭中，发挥了防洪、除涝、灌溉、发电、航运等综合功能。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建造的大型水电工程——刘家峡水电站，有效地将陕、甘、青三省的电网联结在一起，对兰州及甘肃、宁夏等地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此外还有荆江分洪工程、永定河官厅水库、石漫滩水库、密云水库、新安江水库等，都惠及一方百姓，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科技水平有限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在兴建这些大型工程过程中得到充分发挥。作为“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集体主义，旨在教育人们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一切行动以国家和集体为重，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凝聚力是集中大量人力、物力等优势资源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关键，归根结底体现在集体主义的弘扬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两方面。因此，学者舒尔曼（Franz Schurmann）指出，共和国“就像一个由不同种类的砖瓦拼凑而成的摩天大楼，使它凝聚起来的就是意识形态与组织制度”。[24]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科学技术水平和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有“甘肃三峡”之称的引洮工程才会在半个多世纪前受挫以后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在历经十余次向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重提议案、经历重重论证之后，引洮工程于2006年11月再次启动。作为甘肃省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施工难度最高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它得到中央和甘肃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数十家国内外施工队伍和数千名建设者携带先进的大型机械在高山峡谷中施工。[25]其修建“对于从根本上解决甘肃中部水资源短缺问题、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6]特别是引洮供水一期工程在2015年8月全面通水后，迟滞半个世纪的“调水梦”终于逐步开花结果。定西人李全福说，从前“喝的是黄泥汤”，“吃啥都能觉出水的苦咸味，天再热身子再脏也没水洗澡”，而今引来了洮河水，“随时可以淋浴冲凉”“洗脚也不用等下雨了”。[27]在引洮工程发挥效益的当下来追根溯源，用原始档案、文献和口述资料来回望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引洮工程之修建的历史背景和具体过程，更具有历史意义。

引洮工程出现在全国最干旱区域之一的甘肃中东部地区，此地常年缺水，有“十年九旱”之称。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地方有识之士三次提出“引洮济渭”的设想，试图利用充裕的洮河水来弥补渭水之不足，沿途灌溉农田，但因战乱频仍而未能实践。共和国成立之后，在这一地区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小型水利事业，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依然较低，逢大旱必然影响农业收成。1957年，此地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掀起农田水利化建设运动，并出现被中央点名表扬的武山县东梁渠引水上山工程。东梁渠不足30公里，灌溉面积最初仅为4000多亩，但给了人们信心和启发，使地方政府思忖以引水上山的方式根本上解决这一地区的干旱问题，引洮工程就诞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引洮的设想一经提出，就得到各方响应与支持。将汹涌澎湃的洮河水充分利用起来以解陇中之渴，是数代旱塬百姓的热切渴望，“只要能把洮河引上山，要什么我们有什么”的口号显示了他们的决心。于是，在地方各级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短时间内，干部、技术人员、普通民工和资金、粮食、工具等便源源不断地涌向引洮工地，一个全新的社会——“工地社会”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