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至今已历40年。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无论将来的中国社会变成什么样子，这40年的变化无疑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社会学对中国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各种资源的再分配所导致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协调，这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大都是围绕征地拆迁展开的，这些研究可分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部分。自下而上的部分，是从以农民为中心的视角切入，研究农民在失地过程中与资本或政府发生的冲突及其抗争过程；而自上而下的部分则刚好相反，大部分从政府的视角切入，研究政府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土地征用、开放和出让过程中各种政策和行为的动机和结果。这两部分的研究有一个潜在的先后顺序，即自下而上的部分兴盛于21世纪初，而自上而下的部分则是最近几年研究的主流之一。这种顺序反映出社会学对城镇化认识的逐步深入的过程：由假设资本和政府是一些“社会”之外的利益集团，到“进入”政府或资本“内部”去分析和讨论其行为逻辑及原因。这种分析和讨论将城镇化中的土地纠纷放到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发展战略背景中进行考察，一方面开拓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另一方面逐渐脱离了社会学为底层抗争“鼓与呼”的政治立场，使得研究在走向深入和全面的同时，也保持了独立性和客观性，由此针对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提出的发现和建议也更加贴近实际而更具可行性。

社会学城镇化研究的第二个方面，则是集中在农民工群体及其城市融入上。在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流动模式上，社会学对其流出地和流入地、“推力”和“拉力”、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层和子群体以及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关系方面展开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到最近几年，这些研究大都指向农民工怎样在城市“落地”以及“生根”（城市融入）的问题。在社会学看来，城镇化是一个人口向城镇集中并变为“城市人”的过程。而真正的“城市人”，既不是以“常住”或“户籍”人口来区分和辨认，也不是以“劳动力”和“收入”为其主要标志，而是从生活方式到社会心理都变为真正的“城市人”，这很快成为当代社会学城镇化研究的最为重要和突出的问题之一。

与世界历史上常规的城镇化进程相比，农民工群体要“落地”和“生根”尤为困难，这与中国城镇化独特的发展道路有关。中国的城镇化最初走的是“工业城镇化”的道路，以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带动力量，大量的工业劳动力走的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极富中国特色的路径。分税制以后，工业大量向沿海地区的城市集中，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基地，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的城市流动，造就了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规模达两亿多的“农民工”流动群体。这些流动人群，在“土地财政”驱动的“土地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下，在城市打工，家仍安在农村；在东部地区打工，家仍安在中西部地区。而农民工的这种不稳定的流动形态也极大地降低了地方政府推进土地城镇化的成本，“土地财政”大行其道。随着土地和房产价格的飙升，巨大的农民工群体逐步陷入既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的尴尬境地，加上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区隔，“落地”“生根”变成了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问题。

从统计指标上来看，虽然中国的城镇化率增长很快，实际上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长很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则相对增长缓慢。二者之间的差距在21世纪的前十年间迅速拉大，成为中国政府转变城镇化战略的主要原因之一。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开始全力推进“人口城镇化”，力图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跟上城镇化形式的发展。在中央总的城镇化方针指导下，地方政府也面临一个从“土地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战略和政策转型问题，这使得各地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促使农民进城的政策和做法，这些农民进城的政策和做法正是我们理解当前中国城镇化道路转型的关键所在。

吴莹的专著《上楼之后：村改居社区中的组织再造与秩序重建》正是针对这个问题的社会学专业研究。这本书通过对四个地区（北京、山东、湖北、云南）的村改居案例的研究，来分析农民在“政策性”地变为“市民”之后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地方政府的对策和解决方式。此书的研究问题无疑是当代中国城镇化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其分析之细致、资料之翔实也是这类研究中的佼佼者。结合当前的研究状况和中国的城镇化形式来综合考察，此书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此书的研究范围“横跨”“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两个领域，抓住了城镇化道路转型的关键。“村改居”虽然是农民诸多进城方式中的一种，却是最为常见、地方政府最为热衷推进的一种。这种方式首先是“土地城镇化”的产物，地方政府可以从中获得建设用地的宅基地置换指标，是城镇化真正的利薮之所在。同时，农民在失去宅基地、获得市民身份之后，面对被重新组织纳入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局面。这种身份的转换并非出于农民的愿望和能力，而多是规划和发展政策的产物。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农民实际上是被城镇化的浪潮所“裹挟”而在一夜之间由农村村民变为城市居民的。书的题目叫作“上楼之后”，正展现出研究对象在快速的发展政策作用之下的无助和茫然状态。

第二，此书的研究视角从“政府”切入，准确把握住了当前城镇化的主要矛盾。这个研究采用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视角，从基层政府的角度入手，考察和分析农民在“上楼”之后怎样被地方政府“小心翼翼”地对待和重新组织。此书从空间、组织、党建、认同等各方面进行考察，实际上是从不同的层面来看待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安置问题。此书最为重要和有意义的发现之一，就是从几个案例的形成过程来看，各种因为政策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不断地被政策化解，这得益于几个案例中表现出来的“上下融合”的机制，达到了一种作者所谓“非冲突治理”的状态。

第三，此书的研究方法颇有特色，用的是社区类型的比较法。作者研究的几个大型社区位于不同的地区及社会经济形势之下，因而呈现不同的特点。作者十分注意比较这些特点，实际上也在尝试总结不同的“村改居”类型。这些社区各有特点，但是都面对由一个“真村庄”“假社区”变成“真正的”城市社区的问题。在比较中看到的问题有利于我们认识“村改居”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更使我们认识到城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高楼虽然可以在很短时间内盖起来，城市可以日新月异地建起来，但是城市本身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生长”和“调适”过程，“上楼”并不等于城镇化，真正的城镇化是在“上楼之后”才开始的。

周飞舟

201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