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通过CNKI查询，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为主题进行查找，共有文献215261篇，以“突发自然灾害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为主题进行查找，共有文献22篇，以“突发自然灾害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为题进行查找，共有5篇，在硕士博士论文数据库中，以“突发自然灾害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为题进行精确查找仅有0篇，一些学者从突发事件的角度研究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突发自然灾害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功能，如社会稳定功能、心理疏导功能等，可见，对这一问题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在国内还是空白，因此，笔者的研究则是站在一个新的视角上进行的深入研究。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如下梳理和评述。

1.突发自然灾害对人们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的研究

朱华桂教授研究了突发自然灾害情境下灾民的恐慌行为并概括出六种主要恐慌行为，即积极避难、主动救人、过度防伪、惊恐逃避、呆若木鸡和积极组织，并指出了情绪、态度、灾害经历和灾害知识等因素对于灾民行为的影响。[5]学者陈世栋把灾害危机心理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生理方面会出现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肠胃不适、腹泻、食欲下降、头痛、疲乏、失眠、肌肉紧张等；二是情绪方面会出现害怕、焦虑、恐惧、怀疑、沮丧、孤独、紧张、烦躁、过分敏感或警觉、无法放松、持续担忧等；三是认知方面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缺乏自信、健忘、效能降低、不能把思想从危机事件上转移等；四是行为方面会出现否认、退行、反向、抵消、害怕见人、暴饮暴食、不易信任他人等。[6]郑富兴教授以汶川地震为文本对道德压力和暴力与道德自由和理性的关系、教师道德评价中的职业伦理与个人道德的关系、英雄道德与常人道德的关系以及对于生命的不同理解与行为进行了道德解读，这些道德困境恰恰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7]齐文华针对2010年玉树 7.1级地震灾害的调查研究发现，许多玉树民众认为该次地震来自于神或上天的惩罚。张云熙从公民对权利义务的认知、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对公民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和对公民参与行为意向等四个方面描述了突发自然灾害对受灾地区公民意识的影响，认为应对突发自然灾害过程中所展现的博爱、互助、平等、参与等积极行为能有效促进灾区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人们自觉地履行公民责任。[8]民众将灾害归因为上天意志、触犯禁忌等通常与其宿命的人生态度有关，这些根植于信仰、禁忌等文化因素中的灾害观念，一方面可能会导致灾害应对中不积极和不恰当的态度与行为，另一方面可能会对人们适应灾害存在积极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对于那些在困境中缺少足够能力和资源来释放生活和心理压力的民众来说，带有宿命论的灾害观念有利于人们从文化和心理上减轻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樱井龙彦从民俗学角度指出，民俗的影响在灾害起因认识、预防和救助方面都有表现，认为灾害是天神的警告或旨意，认为通过咒语、祭祀礼仪等可以避免灾祸，因此，以民俗为切入点，这一研究有助于从人们的主观世界找到合适的“灾害心理救助模式”。一些带有“神秘”色彩的灾害观念还可以促进民众对自身生存环境的适应。比如我国凉山彝族民众相信灾祸与福气都是由神灵带来的，认为有的山岭不能随意动土、巨石不能随意开凿，否则灾祸就会降临。

2.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定义。不同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陈万柏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受教育者所能发挥的作用”[9]。仓道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发挥的社会作用”[10]。这两个概念都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所具有的社会作用，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活动，所发挥的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特点。不同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研究，著名专家张耀灿教授把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特点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客观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实现的要素主体、客体和介体都是客观存在的。二是多样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引导、动员和激励等不同的功能。三是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可以分为个体性功能和社会性功能两个层次。四是发展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发展。[11]石书臣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特点。阶级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目的在于宣扬统治阶级利益的合法性，社会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对于传递社会文化、知识和传统的传承具有重要作用，这一活动有利于维持整个社会的延续。[12]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分类。陈万柏把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划分为个体性功能和社会性功能。[13]张耀灿把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划分为导向功能、保证功能、育人功能和开发功能。[14]谭变娥把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划分为政治功能、经济功能、传承功能和社会发展功能。[15]仓道来把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划分为导航、认识、保障和育人等功能。[16]由于划分标准的差异，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交叉。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内容。不同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研究，陈万柏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个体发展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个体正确政治方向的养成、把个体行为规范和约束在社会所允许的范围内等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维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经济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工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17]张耀灿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引导教育对象理想信念、奋斗目标和行为方式的养成；思想政治教育保证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于人们思想一致性在形成过程中的保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于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养成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开发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能激发人的内在潜能，促进人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凝聚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能够把分布在不同位置的个体凝聚成一个整体；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是指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思想政治教育调节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情绪和心理的调整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转化功能是指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把人们从错误的思想认识引导到正确的思想认识上来。[18]

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因素。不同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吴春霞把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因素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中人的素质高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否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方法是否契合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中的环境是否有利。[19]王勇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弱化是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即思想政治教育泛政治化的倾向、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漠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素质不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滞后。[20]杜时忠认为德育功能的运行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即德育期望、德育结构和德育方法。[21]张存库认为高校德育功能发挥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即社会、家庭、学校和学生对德育功能发挥的影响。[22]

3.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进行了研究，张毅翔用复杂性思想政治教育来概括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指出这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思想政治工作特殊的原则、内容和方法。[23]刘伟用应急思想政治教育来概括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指出这一活动是以应对突发事件为目的，具有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矛盾和规律，特殊的途径、载体、内容和方法。[24]

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形成的运转方式。学界对这一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如下：白书祥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建设突发自然灾害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导向机制建设，即通过舆情收集与预警、网络媒体建设和议程设置引导公众来实现舆论引导。[25]杜旭宇认为突发自然灾害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建设要多管齐下，即发挥宣传鼓动机制、典型示范机制、沟通交流机制和骨干影响机制等作用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26]程洪宝认为在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舆论导向机制为突发事件处理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要发挥稳定机制来稳定社会，要发挥激励机制以实现精神激励的效果。[27]

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了这一问题，王震把突发事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即突发事件潜伏期、爆发期和善后期，思想政治教育在突发事件潜伏期可以发挥预防功能，在突发事件爆发期可以发挥稳定、动员和协调功能，在突发事件善后期可以发挥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和监督功能。[28]王鸿认为在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信息收集与反馈、危机文化素质培育、社会动员、危机心理救治等方式实现社会稳定功能。[29]高志青教授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在突发事件中可以发挥稳定社会秩序功能、凝聚不同社会群体功能和激励不同社会阶层功能[30]。刘新庚认为应该在现代公共危机治理中大力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功能基础上，在突发事件发生前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预警功能，在突发事发中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调控功能，在突发事发后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监督功能、心理疏导功能和人文关怀功能。[31]周立军把突发自然灾害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概括为导向功能、整合功能、沟通功能和规范功能。[32]刘新庚对汶川地震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在抗灾救灾过程中可以发挥引导功能、宣传功能、动员功能和凝聚功能，在抗灾救灾重建过程中可以发挥升华功能、激励功能、人文关怀功能和心理疏导功能。[33]马丽研究了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保证功能和开发功能。[34]刘建军认为，在突发事件前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协调利益、沟通意见、化解矛盾的功能，在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降温、明辨、制止的功能，在突发事件后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发挥思想安抚和心理救助的功能。[35]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要和突发事件的过程相结合，具有阶段性的特征，主要包括预防、稳定、动员、协调和心理疏导等功能。

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困境研究。学者范丽概括了近几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突发自然灾害中发挥的困境，即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主体的危机意识淡薄、非政府组织参与不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传播载体有效融合不足等方面，并把这一困境产生的原因总结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过程中危机管理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视不够、片面强调单向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经验不足。[36]李蔚然总结了突发事件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并把这些问题概括为在应对突发事件内容和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缺失。[37]学者赵兴民研究了突发自然灾害中应急教育机制问题，并结合汶川地震指出了应急教育机制存在的问题，即应急教育机构的缺失、应急机构处理危机的能力相对欠缺、应急机构之间信息沟通机制有待完善、社会参与应急活动缺乏主动性、应急管理中灾害教育缺失等。[38]学者白书祥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突发自然灾害中发挥的困境，信任性社会资本的缺失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群众基础，网络性社会资本的缺失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突发自然灾害中发挥的社会基础，规范性社会资本的缺失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突发自然灾害中发挥的制度基础。[39]刘伟从应急预案、应急法制、应急体制和应急机制等方面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突发事件中存在的问题，这些机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缺失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突发事件中的发挥。[40]刘艳华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突发事件中的问题表现在：教学内容缺失、工作队伍薄弱和应对过程中缺位。[41]

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价值和原则研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应对突发事件的价值，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饶武元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对突发事件来说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改革的“减震器”；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舆论的“导向仪”；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是公众心理的“调适仪”。[42]关于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原则，学者张毅翔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突发事件中的发挥要坚持人文性、求实性、效率性和综合协调性三大原则。[43]朱红英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在突发事件中必须坚守人本性、政治性、民主性三大原则。[44]郭玲认为在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三大原则：一是坚持人本原则，保护生命；二是坚持科学性原则，尊重规律；三是坚持针对性原则，重视差异。[45]

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历史研究。这一研究有助于提升研究的深度并对当前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郑大俊深入系统地研究了突发自然灾害背景下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理论和实践，并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具体实践进行了概括，即派遣官员到灾区进行抚慰，鼓舞百姓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修省与罪己，释放百姓不满情绪；“劝分”商贾，动员引导社会力量；禳弭祈仙，借助神灵安抚百姓；赈济减税，解决百姓现实困难；整顿吏治，回应百姓不满诉求，实践证明这些方法起到了安抚人心、维护灾害时期社会稳定的作用。[46]呼唤研究了灾害背景下中国近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践，总结了中华民国政府在救灾实践中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动员和引导功能，有效地减轻了突发自然灾害带来的破坏性。[47]杨修志研究了华中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抗灾救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动员功能和激励功能等实践，为战胜自然灾害和恢复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生产自救的积极壮举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在根据地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提高了共产党、新四军的威望，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48]

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体系构建研究。胡丁月指出构建预防、调控、抚慰等教育机制，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手段，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与解决人们的实际问题相统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能力的提升等方面系统化地构建了突发自然灾害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49]刘伟从应急预案、应急法制和应急体制中思想政治教育设置的修改和完善上构建在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50]张翔毅认为，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要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除了强调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要突出应急知识教育和应急法律规范教育。[51]董伟武认为，突发自然灾害中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理论教育可以增强人们的安全意识，实践教育可以提高人们在突发事件中的自救和互救能力。[52]陈军强认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比显性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优势，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使受教育者更好地受到教育。[53]张家伶认为在突发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及时公布信息，及时引导群众的思想。[54]郑浩认为突发事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路径包括三个方面，即信息畅通为先导、全员快速反应为关键和思想教育与管理相结合。[55]

以上研究是从突发事件的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由于突发自然灾害属于突发事件的一种类型，因而本文也把上述研究成果作为国内研究现状的范畴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二）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对突发自然灾害治理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从18世纪开始危机管理研究逐渐从医学领域进入到政治领域，研究政府部门如何进行危机管理，就自然灾害来说，就是研究政府减少突发自然灾害带来的破坏性，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类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突发自然灾害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对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研究开展得相对较早，研究成果也较为深入，主要把自然灾害放在危机管理的领域来进行研究。随着突发自然灾害的日益频繁，危机管理逐渐成为一个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研究的焦点，成果也十分丰富。关于灾害的界定，美国学者福利茨认为灾害是在某个时间和地点发生严重的突发性事件，这些事件使社会或社会内部自给自足的部分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并造成人员伤亡和物质设施遭受巨大损失，进而导致社会结构崩溃，无法履行所有功能或部分功能。其中，Farazmand 的《危机与紧急事态管理手册》具有标志性文献的地位，这部著作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等多种方法对危机管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在美国“9·11”恐怖事件之后，危机管理的研究进入爆发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伊恩·米特若夫的《危机：防范与对策》，该书从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的视角分析了危机管理的问题；乌尔里西·贝克的《世界风险社会》研究了如何在风险社会中形成一种新的凝聚力和新的世界主义。

风险文化理论首先对“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人们感知风险”进行了系统讨论。风险文化理论认为风险感知是文化建构的结果，不同文化类型的人拥有不同的世界观，不符合其世界观或破坏其所拥护社会关系的行为均被视为危险行为，风险文化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和预测哪类人群容易感知到何种风险和感知到什么程度。不过，也有学者并不完全支持风险文化理论，Sjberg针对美国民众的风险感知调查研究认为风险文化理论对于民众风险感知差异的解释能力很低。风险感知研究中的心理测量范式十分重视世界观、信任和污名等社会文化因素对人们感知风险的影响，Peters 等学者还开始尝试将风险文化理论与心理测量范式结合起来。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则将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系统地联系起来，认为社会、心理、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作用会放大或者弱化公众对于风险的感知。已有研究发现风险感知中存在着著名的“白人男性效应”，即在美国社会中，男性比女性、白人比有色人种的风险感知程度要低的现象。Palm对比日本和美国民众的地震灾害应对时发现，相对于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民众，日本民众（崇尚集体主义文化）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应对地震灾害的责任，因而更加支持政府增加税收来开展防震减灾活动。Paton 等人比较了日本和新西兰两国社区地震备灾研究显示，对备灾措施有效性的认识、对社区应对灾害能力的估计、邻里关系以及对政府的信任等是影响两国社区民众备灾意愿的共同因素，但是这些因素的具体影响方式和程度在两国社区间却存在显著的差异。与新西兰相比，邻里关系在日本的影响更大，且邻里互动有利于日本民众恰当估计社区应对灾害的能力和增强对于政府的信任，进而有助于增强日本民众的社区备灾意愿；而在新西兰社区，这样的影响方式和影响过程并不存在。Blanchard-Boehm研究指出：与非洲裔、西班牙裔和亚裔相比，美国白人家庭更加可能去修缮房屋和购买地震保险以预防地震影响，非洲裔家庭最不可能储备应急食物，亚裔最不可能制定家庭地震应急预案。Peguero研究表明：在美国、拉丁裔和非洲裔民众相较于白人更有可能利用其社会网络和邻居会议来获取灾害相关信息和知识。Kaku 等指出日本社会受灾时仍保持秩序井然的重要原因是日本社会有着显著的同根性，日本民众对社会有强烈的共识意识。当然，规范和文化习俗有时也会限制某些群体习得自救互救知识与技能，从而使他们在实际灾害发生时更加脆弱。文化通过影响不同群体获取减灾资源信息机会的多少来影响其自救互救能力。孟加拉国的“妇女闭门不出文化”使得当地妇女不能随便与他人互动，没有丈夫允许不能随便离开家门（甚至去台风避难场所）。

对于突发自然灾害的预防，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完善的突发自然灾害预警机制来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由于引发突发自然灾害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在不断增多，除了预警机制，很多西方国家都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数据资料的统计模型等方式对各种社会风险因素加以分析来进行风险预防和控制，提高抵御灾害预防能力。世界各国也非常重视危机教育在突发自然灾害预防中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出版了《安全计划的实用资料：学校与社区指南》一书，在全社会进行危机宣传和教育，提升了人们的灾害意识和防灾能力；日本政府部门连续出版了《突发事件保卫和应对手册》和《防灾教育指导资料》等教材，在全社会进行危机宣传和教育；英国政府部门也编写了《紧急事故指南》等教材，进行危机教育。

对于突发自然灾害的治理。针对突发自然灾害传统研究的弊端，即只针对自然灾害自身的研究，对引发自然灾害产生的社会根源研究的不足，许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矫正，例如Adger对海岸自然灾害进行研究时，强调自然灾害治理需要多层次相结合，从而增强灾害时期动员多元化资源的能力。[56]

2.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西方社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思想家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这一问题的研究大致经过了如下几个时期，即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时期、近代时期和当代时期，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我们把这些研究成果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功能。柏拉图首先指出教育具有政治功能，主张由国家筹办学校来控制教育，通过教育培养国家所期望的合格人才，为政治统治服务。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功能。在西方社会，经济学家对教育经济功能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美国学者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来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把教育当作投资活动，他说“教育不只是消费活动，而是政府通过有意识、有计划的投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产能力，进而在未来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功能。布迪厄认为学校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功能发挥的主渠道，学校生产和传播统治阶级的主流文化，被统治阶级在学校中被动地接受统治阶级传递的文化。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功能具有复合性，既传播统治阶级的主流文化，也传递非统治阶级的非主流文化。第四，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功能。夸美纽斯曾说过，人只有受高等教育之后才能成为人；乌申斯基认为教育的主要职能就是培养人形成爱祖国的精神和优良的品格。第五，思想政治教育开发功能。乌申斯基认为，教育可以激发人的潜能，使人的力量达到极限。第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实现的途径。康帕内拉认为生产劳动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重要途径，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内化自己的优良品德。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流派从不同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学术观点。

通过梳理发现，这些不同的学术观点有两个重要的特征：第一，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着等级思想。从“三等人”、“中庸”思想、“君权神授”理论到“天赋人权”理论，所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宣扬等级思想，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第二，思想政治教育与宗教相结合。宗教思想在西方社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往往借助宗教活动实现其目的。例如，宗教作为信众与环境压力之间的缓冲器，可以构造信众应对灾害和环境变化的传统心理防御机制，宗教信仰能够减轻灾害造成的心理伤害。

3.突发自然灾害管理研究

关于应急管理政策研究。Peterson认为一国的应急管理政策受到该国的政治体制的影响。[57]Furukawa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研究了日本的应急管理：从宏观上看，日本中央政府应急管理体制存在协调性不足的问题，同时中央政府应急管理体制也存在权威性缺乏的问题；从微观上看，地方政府具有实施应急管理活动的自主权。[58]美国学者吉尔伯特·怀特开始质疑结构式减灾的效果，即为何美国的灾害损失并没有随着减灾工程的投入而减少？

关于危机管理研究。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查尔斯·赫尔曼首先把危机管理作为一个独立领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认为危机管理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决策，“危机的发生往往威胁和影响到危机管理者正常的决策程序”[59]。史蒂芬·芬克将危机管理分为四个阶段，即征兆期、爆发期、延续期和恢复期，并对如何进行危机的预防和识别等工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完善和提升危机管理水平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框架。盖伊·彼得斯指出：“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化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有效的工具。”拉斯罗普和鲁马认为，大数据全面覆盖功能有助于将民众从传统的灾害预警旁观者转变成现代社会中积极的公民参与者，这一信息发布技术使得民众更方便参与灾害治理。

（三）研究现状评述

综上所述，学界对突发自然灾害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和危机管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当数量的成果，但是，对于突发自然灾害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总体上还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这一状况既为这一问题的研究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又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缺乏足够的可借鉴的资料。总体而言，目前研究现状具有如下几点不足之处：首先，单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多，系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少。目前学术界对突发自然灾害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视角比较单一，例如，不少学者研究了抗震救灾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功能、人文关怀功能和稳定功能等单个的功能，缺少对突发自然灾害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不同功能之间的融合和衔接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系统论来看，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突发自然灾害不同阶段之间思想政治教育不同功能的融合和排列会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整体功能的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突发自然灾害的不同阶段的发挥有时也存在交叉的问题，例如突发自然灾害爆发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协调功能和思想政治教育动员功能的重叠，因此，从系统的视角进行研究有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不仅可以丰富该研究的理论，也会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现状具体描述多，深层概括总结少。目前许多研究成果往往习惯于简单地对突发自然灾害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进行叙事性的概括，而进行哲学层面的总结和概括较少，例如，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历史研究、过程研究和运行机理等问题较少涉及。最后，单一学科视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较多，多学科综合视角进行研究较少。很多学者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视角研究突发自然灾害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问题，从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交叉视角研究这一问题的相对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