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语词”剧增的时代背景

我们在说到明治时期的日语转型时，“汉语词”的剧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然这种变化并非形成于一朝一夕，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都是其准备期。说到日本的近代，人们习惯以明治维新为起点，也就是自1868年起，这当然是政治史的概念。但也有人认为应该再提前些，将1854年作为日本近代的开端，因为那时美国佩里舰队逼临下田，导致了日本的对外开国（这点与中国将鸦片战争作为近代的起点相似）。而实际上，如果从对外关系的角度来考虑，特别是要注重兰学对日语产生的影响，那倒是可以以1720年的“禁书令缓和”为日本近代的萌芽期。从那以后江户幕府开始解禁外国书籍，并选派青年直接学习荷兰语，到了1774年终于用汉文译出了第一本解剖学专著《解体新书》，从而开创了日本翻译西学的新纪元。所以，我们也有必要上溯到1720年左右，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看“汉语词”在日语里的实际情况如何。

首先从思想史上来看，江户幕府是以朱子学为官学的，而在“近世前期儒学势力甚微……在近世中叶至后叶（18～19世纪——引者注）才逐渐趋于繁荣。且这一走向一直延续到明治以后”。[5]正如学者所指出的，18世纪以后便是儒学、汉学家们大显身手的时代，加之长年无战事，连下级武士们也放下刀枪，开始念起四书五经来了。他们用日本独特的汉文训读方式来学习汉学的基础知识，同时又用朱子学对天、地、人的解释和世界观来武装自己的思想，为其后即将涌来的西学备下了可做比较的另一参照面。从语言史上来看，较之平安时期（794～1192），日本近世以后的汉文训读愈发趋于简略，也就是读汉文时直接音读的比例增大，任何两个字以上的组合，只要一经音读便可视为一词，以至于从汉文中可以抽出大量的“汉语词”，这为词的认定打开了绿灯。其结果便反映在《节用集》等辞典和解读各种汉籍的《字解》类书中。有了这么多“汉语词”的储备，也就为即将到来的明治时期所涌现的新概念准备好了载体。[6]

思想史的另一方面也不容忽视。针对朱子学展开批判的荻生徂徕首先对以往的汉文训读表示不满，他认为这种解读方式无法真正理解汉文的本质，只有掌握同时代的汉文才能与中国人同样理解朱子学并予以批判，所以他便跟长崎的中国人学“唐话”（当时的口语），并主张直接用“唐话”朗读汉文才能达到真正的深刻理解。这一做法实际上也加快了“汉语词”的组合和认定，因为这等于是将汉文完全音读了。另一方面，由于学“唐话”的需要，白话小说作为口语教材得以流行，这对日本的近世文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使其从中汲取了大量的新词新语，即一批新的“唐话”词语得以补充到日语当中。

最后一个方面便是随着兰学的兴起，日本人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参照中国已有的西学著作。因为日本的知识分子精通汉文，对17世纪以来中国出版的汉译西书和19世纪以来的英华字典等都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直接利用，这种做法不光是汲取了新知识，加快了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在近代新词新概念的导入上也为日本提供了一个新的源泉——直接采纳中国西学里的近代新词。

以上这三个要素均是来自中国的：一是传统经典，二是白话小说，三是汉译西书。这可以说是明治以前日语中“汉语词”的基本状况，也是明治以后“汉语词”剧增的动力。也正因此，19世纪末去日本的中国人对日语并不感到陌生。当年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得以运用的基础在于此，后来的“广译日书”在中国近代得以盛行的保障也在于此。

除了上面说的构成“汉语词”的三大要素以外，日本人独自创新的部分当然也不容忽视。所谓明治以后产生的“新汉语”这一概念由此浮出水面。森冈健二的研究证明明治时期“汉语词”在增加，他在调查英和字典中的译词时，发现随着时代的变化，英和字典里收录的“汉语词”译词也骤然增多。如图1-3所示，最早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6）里还是用“和语”来翻译的多，但到了《和译英字汇》（1889）里，“汉语词”译词一跃成为主流。而且这种“汉语词”译词的增加，又可以分为新、旧两个部分，它反映在图1-4所示的结果中，即明治以后“新汉语”在“汉语词”译词的成分中不断增加，到了《井上英和大辞典》（1915）时，已经占到“汉语词”译词的约60%了。[7]

图1-3 英和字典中“汉语词”的比例变化

图1-4 英和字典中新汉语词的比例变化

这样一来，明治时期“汉语词”的剧增容易被认为是由“新汉语”的出现而引起的，但应当注意的是，“新汉语”只是一种按“汉语词”使用时代的分法，其概念的不确定性和内涵的随意性是显而易见的。[8]如果仅以时代为准的话，也就是以为辞书中的新词采纳便等于是对“新汉语”的认可，比如我们常听说的例子，平文编的《和英语林集成》第三版（1886）较第二版新增补了一万余条“汉语词”，这一事实给人们带来的错觉是，好像这一万余词条都是“新汉语”一般，其中正隐含着“汉语词”新词都是产生在明治以后等一连串的问题。

什么是“新汉语”？研究者各自界说不一，有宽有窄。宽者如森冈健二，认为只要是明治以后开始用的都是新汉语；窄者如宫岛达夫，他认为旧汉语有两种，一是明治以前日本文献就有用例的，二是除此之外在中国古典中有用例的。也就是说，“新汉语”是既不见于明治以前的日本文献，也不见于中国古典的词，[9]这就意味着“新汉语”是日语语境内的、明治以后出现的新词。但实际上学界在强调日语与西学接轨的时候，一般把“新汉语”理解为：（1）直接借用近代中文新词（如“電気”“化学”）；（2）用中文的古典词来对译外来概念（如“經済”“社会”）；（3）日本人独自创造的新词（如“哲学”“悲劇”）。

这里第一类所指的就是由16世纪以来的汉译西书和英华字典中采录下来的汉语译词，如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在日本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其译词亦被大量采纳，这当然是包括在日语新词增加量里面的，也是被当作“新汉语”的；第二类则是拿中文古典词来对译外来概念，是需要通过具体细致的调查才能确定的；只有第三类，我们可以完全将其看作名副其实的新创造的“汉语词”，实际又包括了日本兰学所创造的新词（如“盲肠”“神経”等）。所以，上述宫岛的界定仅以明治时代以后为判断，无法涵盖此前日本与西方接触后的语词对应情况。

如果把这三类都当作“新汉语”的话，我们仍然无法解释近代日语的“汉语词”剧增是否即源于此的问题。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我们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本来应该调查明治时期某一年（或某一册书）的数据，在抽出所有“汉语词”后，首先要看所谓的“新汉语”（假如能按时代区分新旧的话）所占的比例是多少，然后再展示其内涵的分配，即以上这三类各占多少比例。森冈健二的研究（见图1-4）只将“汉语词”分成新旧两种，没有给我们提供“新汉语”的内涵。甚至至今我们也拿不出一份这样的调查报告，总是拿“新汉语”这一概念笼统地阐述之，或以偏概全地拿出一部分例子来扩大解释想象中的“新汉语”。

所以，如果说“新汉语”是导致近代“汉语词”剧增的直接原因，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解决“新汉语”的认定标准和其内涵，以及其在总“汉语词”中所占比例的问题，然后按图1-2的年代推移看其增加的幅度。这样才能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新汉语”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否则便愈发演变出“新汉语词均是出自日本”这一认识，以致在议论什么是日语借词时也混淆了概念和范围，认为只要是日本近代用的“汉语词”，都是日语借词。从这一点来看，阐明日语中“汉语词”的来源和属性，特别是被称作“新汉语”的内涵，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