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蒋介石与战时行政机关作风整顿

刘大禹[1]

提要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机关存在诸多不良风气，行政人员不能恪尽职守，缺乏职责担当，贪图享乐，敷衍懈怠，应付人事而疏事务等。蒋介石为实现抗战建国，推进政治建设，简化行政程序以改变“公文政治”；颁布“八戒条”以规范公务员行政行为；注意政务整顿以树行政新风。作风整顿虽有利于抗战，但行政机关积习难返，鲜见成效。健全适合政治环境的制度体系是行政机关作风整顿之根本；有明确的负责中心是行政机关作风整顿恒久的保证；在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中，强化党的建设是树立良好行政作风的保障。

关键词 蒋介石 抗战时期 行政机关

政治是军事的基础，是保证军事开展的前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事开展与行政机关作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有论者将抗战初期的军事失利归咎于“行政机构的运用未能与军事动作有紧凑呼应与密切联系”。[2]抗战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为实现抗战建国任务，努力整顿行政作风，提高行政效率，试图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然而，学术界极少涉及此方面的研究，[3]

譬如，蒋介石如何整顿行政作风；其间贯彻的理念是什么；整顿行政作风的成效如何？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行政作风整顿并不包括由法律机关对贪污等违法犯罪事实的司法惩处问题。笔者试图通过蒋介石日记、手令等档案文献材料，对此问题做初步探讨，以期对抗战时期的政治研究有所裨益。

一 战时行政机关作风整顿之必要

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受内部派系政治、制度建设欠缺等多重因素的制约，行政组织松散，作风拖沓，发展至抗战时期进一步恶化。有论者指出它一方面是“全国行政机构还未完成一付完整的系统”，另一方面是“封建制度的积弊太深，残余未尽，官僚主义仍然支配一切”，一到抗战发生，“政治立刻就和军事脱了节，在军事后面坠着个拖泥带水的尾巴”。[4]战时行政机关的弊病，严重影响和制约抗战军事的开展，故亟须予以改进。

一是忽视行政日常制度，不能恪尽职守。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但政府并未形成良好的行政风尚。行政人员上下班、公务员录用升迁等日常行政制度也未有效建构，自由懒散成为行政人员的常态。久在行政院任职的陈克文记道，全面抗战爆发前，“到院两年，办公室里人少事少，花落庭闲，从没有现在之甚者。告假缺席之多，实为两年来所未见。长此下去，身体精神，都不免锈蚀坏了”。[5]

中国军队在淞沪战败后，国民政府被迫弃守南京。撤离前，各机关的办公人员已大多离开。撤离后，“五院或保持其形骸而行政活动则实际上归于停顿”。[6]行政体系完全坍塌，行政人员皆存五日京兆之心，多视工作制度如同儿戏。如签到问题，本来规定上午八时上班签到，有调查称，“最近一二年来职员签到大抵过迟，甚至有已到而不签名者，有请人代签者，有由勤务兵代签者，此类事实，恒见不鲜”。[7]敷衍塞责与做事无效率成为中国政界的主要特征。蒋介石对此种情形早有耳闻，“在一般党政机关之中，我们真是找不出几个能够自动自治、克尽厥职，能够自奋自励，力求上进的，一般多是有名无实，仅具形式，甚至内容腐败，不可究诘”。[8]蒋意识到此行政风气非好好整治不可。

二是争权推诿，缺乏职责担当。战前，行政机关各厅处互相争权与推诿恶习严重，“事涉两厅以上者，往往迁延不决，权责相争，过则推诿”。[9]有些行政部门有责无权，有些却有权无责。陈克文认为：“各级政府的表报所以繁重琐屑，乃由于闲冗机关过多，闲冗的人员过多。”[10]对于行政长官不愿担责的通病，蒋介石非常痛心，“今日政府几乎成为科员政治，主官概不批阅，公文一概委之于科员，如此公事，决不错误，但无运用与调整之余地，所以事多格格不入，诸多不通”。[11]譬如，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给人的印象是“并非为政府做事，不过混资格耳”，其病根“只知一味敷衍人事，对事理并无真知灼见，更没有坚定一贯的主张”。[12]

行政院隶属机关互相推诿了事更为严重。陈克文说，行政院会计处成立后，庶务科和会计处的人员不免有些不合作的地方，不是互相牵制，便是互相推诿。这些现象是现时机关里最普遍的。[13]行政主官不能担当责任，只得付诸合议制形式的会议决定。然开会前无广泛调研与沟通，开会时冗长拖沓不得要领，讨论环节踊跃庞杂，气氛热烈而难以决断。尤其是国民党中央全会多陷入争执扯皮、派系分赃，最后或由蒋介石苦口婆心劝说，或出面弹压，或由蒋独自决定，一锤定音。

三是贪图享受，敷衍懈怠。国民党临全大会宣布“抗战建国”，其中规定“整饬纲纪，责成各级官吏忠勇奋斗，为国牺牲，并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为民众倡导”。蒋认为此一纲领“奠定党国基础，克服一切困难于此”。[14]然而，多数行政机关却敷衍懈怠，与“建国”目标相去甚远。战时行政组织涣散，奢靡之风却极为盛行，贪图享乐，沉迷吃喝玩乐，打牌赌博，醉生梦死。《陈克文日记》反复记到与同僚辗转内迁途中聚餐盛宴与餐后打牌至深夜的活动。陈克文说：“战败后，许多人的自信心似乎渐次消失”，“战败不可怕，自信心动摇了，才是真正很可怕”。对于这种现状，陈克文记到蒋介石之论：“过去党政负责人员都是把两手插在口袋里做大少爷，从今后应切切实实自己动手，把思想生活改过来。”[15]

中央公务人员如此，地方公务人员亦然。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巡视湘西后，痛切指出：“我看到各县各机关那一种懈怠、因循、敷衍、萎靡的情形，心头的感觉，是不忍睹！”[16]时有论者谈道：“一般的同事，每天做所谓的应有的‘公事’外，只知上馆子，玩女人，打牌，每日所听到他们的谈论，只是些：今天新开了一家什么茶馆好，又是一个清唱馆子来了一个漂亮姑娘，还是老张老李在南京的旧相好。从来很难听到他们关心国事的话。”[17]国民政府退居至重庆后，当地有民谣“前方吃紧，伤师失地；后方紧吃，醉生梦死”，虽近诽谤，但从侧面反映出“大后方”行政人员贪图享乐之风气。

四是应付人事，耗费大量精力。战时国民政府行政机关还有一项亟须整顿的作风问题，即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行政机关只唯上，只唯虚，不唯实，是政府行政效能大减的重要原因。论者分析道：“我们政府各机关的主要长官，每天花费于会客应酬的心思与时间，真不知要多少。我们要替国家社会做成一件事，更不知要说多少不必要的话，跑多少不必要的路。我们办党务，办政治，办军事，要讲应酬和应付。”[18]

战前蒋廷黻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时就说：“在我从政之初，我最怕的是官场所谓的人事的应付。”[19]蒋廷黻认为行政人员并非糊涂之类的人，遵守法律法规，但人事关系却难以处置。这种状况在战后丝毫未得到改观，大量行政人员并不能充分发挥价值。如蒋介石所言：“高级干部无论文武官吏皆器识狭小度量偏窄，毫无为公为友之心，只有争功自私之图，尤其庸碌无魄，不识大体，实为革命建国唯一之致命伤，奈何？”[20]

蒋介石明了战时行政系统打乱后之弊端：“命令纷歧、事权冲突、互相牵制、不能合作”，[21]欲实现抗战建国，必须彻底改变行政不良状态，整顿行政作风，尽快树立良好的行政风尚。

二 战时行政机关作风整顿之举措

诸如上述国民政府行政机关存在的问题不胜枚举。南京沦陷后，蒋介石即考虑加强政风建设。1938年1月25日蒋自我提醒，表示要“改造政治新兴风气”。[22]他对不良政风深感悲痛，意识到在纷繁复杂的抗战时期，亟须多管齐下，着手整顿行政作风。

一是简化与规范行政程序，以扭转“公文政治”。针对行政程序复杂与低效之病，蒋介石着力督促公文程序优化，减少行政环节，要求上级发布命令必须简单明确，下级奉行命令必须切实认真，“各级政府之公文程序应设法改良，以统一、简单、明了与容易为主，并设法减除各级政府之填造表册工作，俾得有余裕时间，以从事于实际工作”。[23]陈仪、蒋廷黻提出了公文程序的改良办法，如“院属各部会署各省市政府每月送院之工作报告及检讨报告表，改为三个月造报一次”，“各种调查表册之制发填造，应由主管该项工作之机关统一办理，其它机关如需此项材料，应径向主管机关索阅，不得再令各级机关重复填造”。[24]通过这种处理办法，尽量减少呈报公文数量。

蒋介石还提倡行政工作科学化，对公事处理应简单而快当。“凡可当面商洽者，应即对面解决之。凡可互通电话者，即用电话商决之，不必动辄以公文往返致延久而不决。”[25]蒋尤其认为上级机关动辄向下级机关下达命令的弊端必须予以彻底改正，他严厉命令要求规范命令的程序，减少命令的数量，“此事甚为重要，必须切实办到”。[26]为贯彻蒋有关简化公文程序与减少层次手续等相关命令，中央设计局规定了简化公文改革与办事程序，即如何简化办事程序减少层级手续案。[27]规范了有关“文书手续简化办法”，包括如何行文、行文编号、文件送达、案件处理、主官查阅等。内政部据此提出了对于职掌业务在法令范围内尽量自做决定（较重要者事后报院）、随时用电话或派员接洽、面商会章等五项相关办法。[28]凡上种种，实现了公文数量减少与公文程序格式化与简单化的目标。

二是颁布“八戒条”，规范行政行为。蒋介石高度重视巡视、督察、派驻中央人员考察考核等方式，督查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贯彻与实施，出现中央与地方行政人员的矛盾，发生“意见分歧，不能合作，甚至彼此水火发生摩擦”的现象。陈仪、蒋廷黻认为“大概由于中央机关人员不无傲视态度或与地方机关工作未能确实划清，致引起反感”，以后应尽量“纠正中央机关人员之态度，尤须遵守该地方之通常法令，并于可能范围内改善地方人员之待遇，俾与中央相当”。[29]对此，蒋介石试图树立中央行政人员良好的工作作风，以为地方行政之示范。

一方面，尽量归并或裁汰中央驻地方的行政机构。战时，受诸中央机关与事业单位内迁的影响，中央派驻地方人员与中央直属机构“过于繁复”。据报，仅甘肃天水一处即有200余个中央机关，此种散漫无组织之现象，使地方政府及当地人民对中央产生不良印象。蒋于1944年12月28日指示孔祥熙等，根据政、军隶属关系，对中央派驻地方机关“应设法彻底归并或裁汰”或“限期撤销”。[30]

另一方面，强调中央机关派往地方工作人员的待遇应平等。1942年10月蒋提出，“中央派往各省工作之公务员，应与各地方机关之公务员同一待遇”，其薪水津贴“最多不能超过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数额”。据此，孔祥熙提出各项办法，地方机关待遇参照中央规定办理，战时生活补助，“应尽量发给实物，并不得再有特别津贴”。[31]所拟办法大体遵照中央与地方机关待遇基本平等的原则。1944年1月6日，蒋介石再次指示，“中央派往各省工作人员之待遇，应与当地员吏相等”，[32]体现蒋确保前令不致时久废弛之决心。

最重要的是，蒋介石为规范中央行政人员的工作作风，要求派驻地方各中央要员不能凌驾于地方之上，禁止以特权自居、伸手索要钱物礼品、住宿高档旅馆等行为，颁布《中央公务人员出差戒条八条》。1940年8月28日手令：“严令党政军各部会处，以后派往各省地方调查考察人员，不得以中央名义招摇，更不可以‘我是中央人员’自夸，如果查再有此等人员，应严加处治，作为招摇撞骗论罪，并速定中央公务人员出差时之戒条，凡出差人员，必由其主管官亲将此戒条对之诵读，为之警戒，或每人发此戒条一纸，使之勿忽也。”9月13日，张群向蒋介石报告《中央公务人员出差戒条八条》，具体为：不得干涉所受任务之外之事件；不得泄露职务上所应守之秘密；不得自恃为中央人员向地方官民有自夸或轻视态度；不得以中央名义招摇或向地方管理有所请托推荐或借贷；不得接受地方官民之招待或馈遗；不得向地方机关需索宿舍舟车夫马等一切供应；不得有野游赌博及其他不明令之行为；不得事毕逗留差次或其他地方暨私自回籍。换言之，“八戒条”对中央出差人员不得任意干涉地方事务、保守秘密、不能索要钱财及接受超规格接待、不得因公差而干私事等方面进行了严格规定。蒋见张群的“八戒条”后，予以批示：“此戒条照办，但不仅是出差之戒条，而且在中央及各地工作之公务人员，皆应颁令各机关主管官在纪念周时逐条训诫。”[33]“八戒条”成了中央与地方公务人员不得违反的八项准则。

为构建良好的风气，蒋介石对“八戒条”反复督促。各行政机关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这使蒋更为愤怒，下达更为严厉的命令，甚至不惜动用中统与军统的秘密调查，一经坐实，既予逮捕与严惩。1942年9月26日，蒋介石要求“凡中央派驻各省视察调查以及检阅等人员，一律不许接受地方机关之招待。此事中已一再申令，然至今仍未实行。以后如中央人员再有接受地方招待等情事，应即以贪污论罪”。“希由各主管官对其所派人员切实告诫，并秘密查察，必须完全禁绝。”同时，将该手令抄中统和军统两个特务机构，派遣特务人员秘密巡查，亲临各单位检查，“特别注重查报”。9月29日再次申令：“嗣后各机关长官，对于所派出外各项人员，务于临行之际，恪遵规定，严切告诫，并随时明密考察，毋稍放任，如再有接受地方招待情事，应即以贪污罪。”[34]

三是加强政务整顿，树立行政新风。蒋介石要求行政人员具有新气象，痛恨公务人员不安心于行政工作，专沉迷于跳舞、喝酒与谈恋爱等。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陈克文当天记道，蒋介石对行政院的手谕中写有“行政院秘书罗君强行为浪漫，应即撤职查办”，陈克文感到“委员长似乎要雷厉风行的整饬官箴”。12月18日，蒋介石在行政院训话时，批评党政军各机关公务人员的生活，态度很严厉。他说，他到了重庆以后才知道，公务员的生活松懈“浪漫”，比汉口更坏。他已经惩办了几个行营的人员，以后还要办，不论是哪一个机关哪一个人，凡是生活浪漫的都要办。[35]有关此次蒋介石为整顿公务员作风大发脾气之事，侍从室唐纵记有：“上午委座召集部长以下、科长以上职员训话，大骂人心披靡，精神不振”，“以后不许嫖赌跳舞，在茶楼酒馆挥霍游荡，如有发觉，定予严惩”。[36]王世杰亦记：“近年以来，跳舞竟成风气。政府中人以及军事长官，多蹈此习。昨日蒋先生在行营约集中央党部及政府人员，痛诋此习，并将行营中行为浪漫者二人扣禁。”[37]

与此同时，蒋介石要求加强部务整顿，认为“行政院各部会近数年来对与部务之整顿，皆不注重实行”，要求“今年度各部会之工作，除其规定之业务外，应以整顿部务为其重要工作”。[38]为树立良好形象，蒋“通令中央党政军各机关内之各室禁止悬挂白布门帘，因各处所张白布门帘，十九皆糠脏不堪，是不啻为藏污纳垢之象征，应令一律取消”。[39]

蒋介石对政风整顿诸多举措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且使之上升到制度层面。从1942年到1944年，蒋日记中有大量相关制度化的论述与思考。如“防制政治腐化与封建复活必须从法制入手，徒恃教化与刑赏，则不必也”。[40]如“中国政治，以人事上派别之分为最大的障碍，如欲政治进步为现代化，必先建立人事与健全考试制度为第一要务”。[41]根据蒋之要求，行政院提出《振作行政精神整饬行政纪律纲要》，[42]对如何树立行政形象与严惩违纪行为予以明白规定。蒋介石对战时行政机关作风整顿，可谓切中时弊，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抗战军事行为的顺利开展。

三 战时行政机关作风整顿失效之反思

在抗战艰苦的政治环境中，整顿行政机关作风，树立行政风尚，既有利于“抗战”胜利，也有利于“建国”成功。蒋介石对整顿战时政风态度不可谓不坚定，整顿作风之声势不可谓不响亮，惩处行政不良作风之举措不可谓不严厉。但残酷的现实表明，战时国民政府并未因此构建良好的行政生态，作风整顿往往雷声大雨点小，未从根本上扭转整个行政形象。个中缘由，令人深思。

一是政治环境不断恶化，行政作风整顿缺乏保障性。行政作风整顿首先受制于政治环境。如唐纵所言，“改进人事，必须改造环境，环境如旧，则人事无由进步”。[43]或者说，无论执政者改革愿望如何强烈，推进制度化如何坚定，行政作风整顿应切实考虑到政治环境的现状。毋庸置疑的是，随着抗战的进行，国民政府退居西南，损兵失地，所处政治环境日益艰难，行政人员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生活状态与心理压力比平时艰难数倍，失望与悲观情绪不断蔓延。即使官居高位者也不满意，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曾发牢骚：“我们做官便很为难，这要应酬，那又要应酬，哪里有许多钱，不应酬又得罪人……现在商业没有了，真是应付不来。”陈克文认为孔祥熙的牢骚是“不无理由的”。[44]据其观察，上层官员牢骚满腹，一般公务员维持生存已属万幸，而下级公务员“离乡背井，除了办公睡觉之外，一点娱乐的地方没有。他们常常生病，他们的精神显着十分疲劳，工作效率减低”。[45]公务人员受抗战局势影响，对前景多有悲观丧气乃至穷途末路之感。如陈克文造访甘乃光，谈时事，“多觉失望”。陈克文觉得“衡阳失守之后，形势更为不好”。所以，“政府人员意气甚为消沉，似一切均无办法，大有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之势”。针对19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甘乃光认为，“目前的政府已经束手无策，麻木不仁，势非亡国不可”。[46]

不过，以战时恶劣的政治环境掩饰行政机关作风整顿之不彰，并无明显说服力。恶劣政治环境有时反可促进行政人员克服困难，激发斗志，提升荣誉感，增强使命感。然而，战时行政人员萎靡不振，与缺乏基本的生存保障与职位晋升等制度不无关系。陈柏心认为：“现行制度允许私人荐引恶习之存在，其流弊不堪设想。在私人引荐制度下，可以不必设立保障制度，事实上，纵要设立，也不可能。因为长官既要安插私人，不得不找种种借口，排挤原有人员。”[47]久在监察院任职的王子壮认为，“事务官制度未确立，实为政治上腐败之因”，“如一部之长官更迭，即易一大批人员，失业者紧，在位者不安，工作之无效率，成绩之难表现，俱因致此，如因地位不固，而大事搜刮，其危害公务之程度，更不可胜言。故今日机关之腐败与事务官地位之不确定，实有因果之关系”。[48]显然，健全制度是行政机关作风整顿之根本，而适合政治环境需求的行政制度，更是行政作风保障之根本。

二是无明确的行政负责中心，行政作风整顿缺乏系统性。综观国民政府行政机关作风整顿，其负责中心是属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行政院、内政部，还是监察院或中央惩戒委员会，并不明朗。因未有明确负责中心，整顿缺乏系统性，失却预见性。行政中心缺失，蒋介石便成了所有责任中心。定蒋介石于一尊的个人集权模式并无助行政作风整顿，其结果是以制度法令迁就于蒋的个人意愿，迁就于人事制衡，这造成各方势力相互牵制与组织机构的复杂化。譬如，1944年12月，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仍然保留院长的名义，副院长还是孔祥熙，在法治上是很不合理的。张厉生被任命为内政部部长，仍然兼任行政院秘书长，对宋似有监督的作用。[49]不久，徐道邻被任命为政务处处长，他的使命，“是宋代院长对秘书长张厉生不放心，要他来做暗中监视工作的”。[50]

战时蒋介石虽大权独揽，但其个人威望并未达到相当崇高的地步。按照魏德迈将军的说法，“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仅仅是一帮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他常常难以保证推行自己的命令”。[51]此言虽未免偏激，却也切中实情。蒋对整顿作风虽勉力督促，或发雷霆之怒，或苦口婆心，然分身乏术，顾此失彼，未使行政体系与制度化迈上正轨，为下级机构与主管官员对制度的置若罔闻或敷衍塞责提供了机会。或言之，有明确的行政负责中心才是作风整顿的恒久保障。

三是执政党建设未上轨道，行政作风整顿缺乏持续性。整顿行政机关作风，从根本上是为树立行政新风尚，提高行政效率，建立政府权威。甘乃光认为：“行政效率，有先天的条件，若先天条件不具备，虽欲如何增进，亦不可能，稍有改善，亦流于枝节。”[52]在现代政党政治的环境中，此先天条件，既要考虑国内外政治环境，更要考虑执政党组织体系的构成、执政理念与执政能力。执政党的品德、能力与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政作风之良否，有良好党德的执政党才能保证行政机关作风整顿的持续性。

战时国民政府的行政体制，根本上说是推行政党政治，即国民党的以党治国，行政体系以国民党党员为主。国民党自诩“革命党”，历经多年发展，总体规模硕大无朋，然并未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早已失去了革命时期的上进心，党的组织建设未上轨道。蒋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命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党务整顿。朱家骅通过组织与人事的调整，试图控制各省市党部，加强对基层党部的督察，树立党部形象；提高县市书记长地位，推进基层党政融合。朱家骅的党务整顿受战时政治环境之限制，在平衡派系政治的需要下，被蒋介石所废止。[53]战时国民党党务整顿不力，并未形成良好的组织凝聚力，党德不彰。蒋介石对此恨铁不成钢：“本党散漫已极，不惟不能协助革命，而反破坏革命矣。”[54]在国民党自身建设难以令人满意之际，行政作风整顿必然缺乏持续性。

四 结语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面临的险恶政治环境既是改革机遇，也是挑战，是执政党社会动员的有利时机，是政治系统与行政体制变革的重要助力。国民党亟须重构行政系统，强化行政人员担当，整顿行政机关作风，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为此，蒋介石采取了多项举措，如规范行政程序、颁布《中央公务人员出差戒条八条》、进行政务整顿等。这些举措均有制度化与现代化的理念，为保障抗战胜利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

然而，国民政府行政机关作风整顿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一方面受制于严峻的政治环境，缺乏制度保障，未能从根本上改善行政机关人员生存条件，提高生活待遇，以及他们的荣誉感与服务意识等。处于严重困顿中的行政人员一旦遇有基于特种手段获取财富时，便如洪水宣泄而不可阻挡，行政系统便有走向迅速崩溃之虞，战后仓促接收所表现的各种混乱与行政人员的贪婪与此不无关系。另一方面，行政作风整顿缺乏明确的负责中心，仅依靠蒋介石个人勉力推进，分身乏术，造就了各级行政机构敷衍塞责的条件。还有，在政党政治的环境中，国民党自身的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并未上轨道，作风整顿缺乏持续性。当国民党党德不彰、党建不力时，诸如“八戒条”之类的行政机关作风整顿，便只能停留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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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大禹，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2]戴克光：《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行政改革运动》，《国是公论》第21期，1939年。

[3]有关战时公务员生活的研究可参见郑会欣《抗战时期后方高级公务员的生活状况——以王子壮、陈克文日记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有关战时国民政府行政改革问题，可参见刘大禹《蒋介石与战时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抗战史料研究》2014年第2辑；刘大禹《战时国民政府推进省行政改革之考察》，《民国档案》2017年第3期。还有论者关注战时国民政府腐败问题，如范连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惩治腐败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5。

[4]苑义田：《改革行政机构与民众组织》，《国讯》第196期，1939年。

[5]《陈克文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第65页。

[6]鲁学瀛：《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之初步研究报告书》（1937年7月～1938年12月，油印本)，藏于南京图书馆古籍部。

[7]《周勤鹤呈陈述行政院内部组织积习及人事各情形并附行政院系统图及组织法》，《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典藏号：002-080101-00015-006。以下不再标明藏所。

[8]蒋介石：《党政考核之责任和工作要旨》（1941年2月），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8卷《演讲》，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第40页。

[9]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政治》，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第21页。

[10]《陈克文日记》，第833页。

[11]高素兰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53），台北，“国史馆”，2011，第100页。

[12]《陈克文日记》，第785、817页。

[13]《陈克文日记》，第534页。

[14]萧李居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2），台北，“国史馆”，2010，第731页。

[15]《陈克文日记》，第155页。

[16]黎平：《改革我国地方行政机构的基础》，《解放》第53期，1938年。

[17]许多：《怎样整饬公务员的生活》，《全面抗战》第34号，1938年。

[18]《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第12～13页。

[19]蒋廷黻：《我的行政经验和感想》，《行政研究》创刊号，1936年10月5日。

[20]高素兰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52），台北，“国史馆”，2011，第409页。

[21]《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12月杂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22]《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2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23]《1942年4月4日手令陈秘书长》，《蒋中正手令机构调整及本室室务与人事管理等手令登记簿》，《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71-001。

[24]《1942年5月20日陈仪蒋廷黻签呈》，《蒋中正手令机构调整及本室室务与人事管理等手令登记簿》，《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71-001。

[25]《1943年1月29日手令王秘书长亮畴张秘书长厉生》，《蒋中正有关党务团务党团联系政工宣传社运新闻手令登记簿》，《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77-001。

[26]《1943年3月14日手令孔副院长张秘书长》，《蒋中正有关党务团务党团联系政工宣传社运新闻手令登记簿》，《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77-001。

[27]《中央设计局行政三联制总检讨会议记录》（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171，案卷号1687。

[28]《行政院中央党政军提高行政效能及行政三联制总检讨会议决议案目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2，案卷号1102。

[29]《1942年6月13日手令陈秘书长》《1942年8月7日陈仪蒋廷黻签呈》，《蒋中正手令机构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之调整侍从室事务各机关事务册》，《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67-002。

[30]叶慧芬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59），台北，“国史馆”，2011，第341页。

[31]《1942年10月14日手令孔祥熙陈仪》《1942年12月9日孔祥熙代电》，《蒋中正手令机构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之调整侍从室事务各机关事务册》，《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67-002。

[32]叶慧芬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56），台北，“国史馆”，2011，第43～44页。

[33]《1940年8月28日手令》《1940年9月13日张群报告》，《蒋中正有关组织之手令登记簿》，《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61-001。

[34]《1942年9月26日手令王秘书长亮畴》《1942年9月29日王宠惠报告》，《蒋中正手令机构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之调整侍从室事务各机关事务册》，《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67-002。

[35]《陈克文日记》，第331～334页。罗君强在1939年9月做了汪伪政权的中央党部的副秘书长。

[36]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第81页。

[37]《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第167页。

[38]《1942年1月9日手令陈秘书长》，《蒋中正手令机构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之调整侍从室事务各机关事务册》，《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67-002。

[39]《1942年9月26日手令陈主任及主任附条》，《蒋中正手令机构调整及本室室务与人事管理等手令登记簿》，《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71-001。

[40]《蒋介石日记》，1942年3月21日。

[41]《蒋介石日记》，1944年3月26日。

[42]《1942年12月16日手令孔祥熙张秘书长》《1943年1月13日张厉生蒋廷黻签呈》，《蒋中正手令机构调整及本室室务与人事管理等手令登记簿》，《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71-001。

[43]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226页。

[44]《陈克文日记》，第422页。

[45]《陈克文日记》，第449页。

[46]《陈克文日记》，第888、889、921、925页。

[47]陈柏心：《改造文官制度》，《中山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39年。

[48]《王子壮日记》第2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第549页。

[49]《陈克文日记》，第929页。

[50]《陈克文日记》，第967页。

[51]〔美〕魏德迈：《魏德迈报告》，转引自〔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1页。

[52]甘乃光：《中国行政新论》，商务印书馆，1943，第25页。

[53]刘大禹：《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的党务整顿》，《民国档案》2013年第1期。

[54]叶慧芬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57），台北，“国史馆”，2011，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