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唐武宗灭佛
会昌三年（843），潞州（今山西长治）传来异动。就在唐武宗集中精力对付仇士良时，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病死了。
刘从谏是前任昭义军节度使刘悟的儿子，早年随父起兵斩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后来刘悟得朝廷嘉奖，当上昭义军节度使后，他又帮乃父经营藩镇，并在刘悟去世后，效仿成德、魏博、幽州军镇的世袭制度，自领留后，自掌兵权。刘从谏向来与宰相王涯交好，在后者的影响下，他前半生忠于朝廷。但自从仇士良在“甘露之变”中将王涯列入郑注、李训一党杀害后，他便彻底与朝廷为敌，临终前还特地嘱咐侄子刘稹继承昭义军祖业。
刘从谏死后，刘稹秘不发丧，自立为新任昭义军节度使，并派人前去长安求唐武宗派御医。同时逼令监军宦官崔士康向朝廷奏报刘从谏病重，要求朝廷准许他自领留后，管理藩镇的日常事务。由于刘稹使用的这一套“方案”，刘从谏当年自领昭义军节度使时也用过，因此，朝廷很快意识到昭义军镇有变。
唐武宗当政时期，藩镇节度使但凡有独立之心的，基本都已独立。像刘稹这种铁了心要割据一方的，只要唐朝皇帝点头，一切都水到渠成。可这回唐武宗想硬气一把。
接到朝廷的奏报后，唐武宗假装不知刘氏家族的别有用心，先派宦官解朝政带着御医前去问疾，过几日再就刘稹升职加薪一事给昭义军发圣旨：“（朕）恐从谏疾未平，宜且就东都（洛阳）疗之；俟稍瘳，别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
这下，可把刘稹整不会了。
事实上，他根本没有造反之心，只不过想借伯父刘从谏之死尽快完成昭义军节度使一职的内部传承。他也料定唐武宗会像中晚唐其他文弱的皇帝一样，只是派宦官过来走走流程、意思意思，就承认了既定事实。可他却没想到，唐武宗这回做了两手准备。
解朝政还在路上，唐武宗又派了一路特使直赴潞州。到了地方，特使当着军中将士的面，宣读唐武宗圣旨，要求刘氏众人随刘稹入京觐见。刘稹尴尬极了，他不敢“受敕命”，又不知如何圆谎，便只能将特使晾在营外。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形下，对于刘稹而言，拥兵自立反倒成了最理性的选择。
问题又抛回给了唐武宗。说实话，要不要围剿刘稹，他也没有主意。此时，他手中仅有一支稍微听话点的神策军。一旦与昭义军开战受挫，不仅会让他丧失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威信，更有可能引发其他自立的藩镇对长安群起而攻之，酿成第二次“安史之乱”亦未可知。
不巧的是，昭义军叛变前夕，唐朝边境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回鹘汗国灭亡，回鹘残部内迁。
在安史之乱中，回鹘曾多次派兵协助唐朝平叛。尽管此后因为唐朝式微，回鹘曾多次借机欺负唐朝，但总体来说，对于大唐帝国的重建，回鹘算是出力颇多的族群。回鹘内迁，按道理唐武宗应该表示欢迎，可此番内迁的回鹘部落实在太多，单是主力部队就囊括了回鹘的27个部落，其中将近一半的回鹘部众都是过去回鹘汗国乌介可汗的亲属部队。他们的诉求也十分明确，希望唐武宗借兵给回鹘复国。而这显然超出了唐朝军队维持边境防务的能力，故唐武宗接到边疆的奏报后，只是派员前往边塞，招抚赈济回鹘南下各部，并规劝他们听从乌介可汗的领导。仅此而已，并未派出一兵一卒。
眼见得不到唐朝政府的正面协助，乌介可汗勃然大怒，率兵造反。还好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出兵围剿，回鹘残部才未在唐朝边塞掀起更大的风波。
内外都不安稳，要不要出兵围剿刘稹，问题变得十分棘手。
面对唐武宗的问策，“李党”大臣虽然多数与李德裕进退一致，但在面对生死攸关的国家问题时，却都做起了缩头乌龟，认为：“回鹘余烬未灭，边鄙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
好在李德裕坚挺住了，他向唐武宗进言道：“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
唐武宗追问李德裕，有何具体应对方案？
李德裕说，刘从谏、刘稹这套秘不发丧的操作，都是学魏博、成德、卢龙三镇独立时的把戏。眼下，只要不令刘稹与这三镇结为同盟，昭义军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接着，李德裕又给唐武宗支招，让他下圣旨公开承认三镇节度使世袭，再告诉三镇节度使，朝廷准备出兵攻打昭义，但并不打算攻打太行山以东的邢州（今河北邢台）、洺州（今河北永年）、磁州（今河北邯郸）三地，所以想请他们帮忙出兵，只要打下来，就归他们军镇所有。这样，将三地作为诱饵，他们的积极性可不比神策军还高？
尽管李德裕的方法引起后世儒士的非议，但对于当时的唐朝而言，这个方法绝对是奏效的。圣旨既下，魏博、成德两路大军就兴高采烈地开赴邢、洺，将刘稹死死地压在昭义镇中。
另一方面，魏博、成德、卢龙等河朔三镇原先就因割据而与朝廷互不对付，经过此次“合作”，反倒消除了积怨，此后，河朔三镇节度使更愿意以“听调不听宣”的形式，与朝廷维持着相对和谐的从属局面。
随着帝位逐渐稳固下来，唐武宗总算可以憧憬一下“中兴”的画面了，但长安城内却突然流传起一则奇怪的谶言，内容是：“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
黑衣者，即僧人也。“十八子”，则又与李唐国姓相合。至于“昌运方尽”，既可以看作是唐朝昌盛之国运将尽，也可以解读为唐武宗会昌时代即将终结。无论何种情况，这则谶言都预示着唐武宗的帝运将尽，佛门将有“圣天子”横空出世。
唐武宗对此惶恐不安，唐朝的寺僧们就跟着遭殃了。
会昌五年（845）四月，唐武宗下令拆毁全国寺庙。随后，他又规定帝都长安只能保留4座寺庙，每寺留僧10人，洛阳留2寺，其余节度使治州只能各州留1寺，而刺史所在州则一寺不留。全国僧尼皆令还俗，所有废寺铜铸的佛像、钟磬等全部销熔铸钱，铁铸的则交本州销铸为农具。由于这次“灭佛”事件对唐朝乃至中国佛教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后世将其称作“会昌法难”或“唐武宗灭佛”。
事实上，灭佛之事并非唐武宗冲动之下作出的决定。
在“会昌法难”开始前，他就已经“偏信道教，憎嫉佛法”。早在颖王时代，他便借着宗室身份，常常跑进宫内与道士赵归真论法。那时，赵归真是唐敬宗身边的首席道士，道法精湛。即位为帝后，他又第一时间召道士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长安大明宫麟德殿）修金箓道场”，并亲自拜赵归真为师，与他“于九天坛亲受法箓”。透过这层关系，赵归真有更多的机会在皇帝面前诋毁佛教，“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每及此时，唐武宗总是点头称是，并表示：“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为了彰显对佛、道二教的一视同仁，早在唐初实行均田制时，唐朝法律就有“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田二十亩，僧尼亦如之”的规定。此后，大量的人丁、土地被纳入寺院私有，直接造成唐朝税源的减少。这在太平盛世时问题不大，可唐武宗亲政时，唐王朝已被“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当权”这三场乱象折腾得半死不活，在此情况下，削平“寺院经济”似乎也是拯救大唐的一剂猛药。
于是唐武宗推行“灭佛”政策，下诏把全国佛寺拆了。
这可把天下僧尼急坏了。在江南，有座寺庙的和尚担心佛像被毁，于是想到一个法子，他们将大殿中的佛像抬下来，加上冠巾，送到附近的道观，请道士们保管。道士们二话不说，仗义相助，将佛像暂留寺中，对外宣称这是一尊“老子像”。
不久后，道观的香客察觉其中端倪，在这尊伪装成老子的佛像旁题诗：“赤土坡头古寺基，老君元是一牟尼。时难只得同香火，莫信他人说是非。”这是说，大家都知道这尊像是怎么回事，但仍对其照拜不误，不管是什么像，灵验就行。
唐武宗灭佛后，大量僧侣、奴婢无处可去，朝廷便将他们编回原籍，充作国家“两税户”，并给还俗寺僧提供两条出路：当兵或种田。只要寺僧同意回乡种田，朝廷便无偿给他们每人发放十亩良田，让他们按时耕种，按时交税。
“会昌灭佛”后，唐朝国库收入暴涨。截至会昌五年秋，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计税户4955151户，纳税人数比“元和中兴”时期增长了两倍多，堪称是安史之乱以来唐朝国力最盛时刻。
可是，谶言里边提及的“黑衣天子理国”，还是在唐武宗心里埋下了恐惧的种子。他执着地认为，黑衣天子要推翻他的统治，前提是“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而只要他自己长生不老，谶言不就不攻自破了？
于是为了长生不老，他一头栽进了赵归真的炼丹延寿计划中。
众所周知，在唐武宗之前，唐朝历代君主普遍有服食丹药的经历。其中，太宗、宪宗、穆宗、敬宗还因服食丹药过量致死。唐武宗是宪宗之孙、穆宗之子、敬宗之弟，先帝们相继暴毙，他当然有所耳闻，又怎会轻易重蹈覆辙？
赵归真总有办法。他告诉唐武宗，仙人与凡胎不同，成仙就要“脱胎换骨”，所以服食了丹药，身体不适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