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研究缘起

与中国戏剧的萌生、形成和发展过程相随，戏剧市场的发展演变也由来已久，但对戏剧市场的探究却远远不足。从中国历代戏剧的文献史料来看，记载和保存剧本文献较多，而记载戏班活动、演剧场所经营、演出市场流变的资料并不多见。明清以前有关戏剧活动的资料可谓寥若晨星，明清时期对戏剧活动的记载略有增加，直至近代大众传媒的出现，关于戏剧市场的记载才真正繁多起来。虽然近代戏剧市场的资料已较为丰富，但大多数的研究仍然循导以声腔剧种为中心的戏剧史研究故道，对戏剧市场的关注度不高，这不失为一种缺憾。

北京戏剧市场的研究是以市场为中心，探究戏剧组织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这种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戏剧史研究，但对戏剧史的研究应当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选取1912—1937年间的北京戏剧市场[1]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从纵向的时间进程来看，民国时期的戏剧在继承中国戏剧发展传统的基础上，再次创造了辉煌。

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动荡、内忧外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未完结，社会系统内存在着新旧交替、中外交锋融汇的矛盾运动，但戏剧活动作为市民大众的主要娱乐方式却再次达到一个顶峰，其中缘由颇值深思。可能的解释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因素不断成长的情况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初步形成了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使戏剧业的商业化程度不断加深，从而推动了戏剧市场的繁荣。在剧种方面，京剧确立和巩固了第一大剧种的地位，其他地方剧种也迅速崛起。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的不完全统计，现存的300多个剧种，在清末至民国期间形成并得到发展的竟多达127种。[2]在演出团体方面，戏班逐渐由集体制向名角挑班制转型，名角在戏班中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角色之间的竞争加剧。在剧场方面，一大批新式剧场在中国的各城市陆续建成，新式舞台技术和设备也不断引入，极大地提高了观演效果。在伶人培养上，科班教育、戏剧学校、手把徒弟等形式丰富了戏剧教育的手段和方式。在市场运营方面，近代大众传媒的广告宣传方式得到广泛运用。一系列的近代化新变，不仅促成了戏曲市场的繁荣，也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戏剧艺术的传承和革新。

第二，从横向的地理空间来看，北京长期作为帝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戏剧活动的集聚地和中心区，其戏剧市场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

北京戏剧在辽金以前已孕育和萌生，正式形成于辽金时期。元代，随着元杂剧的兴盛，作为国都的京都戏剧市场形成第一次发展高潮。明代中前期，杂剧的式微使北京戏剧市场较为沉寂，戏剧中心也发生南移，明末南方的弋阳腔、海盐腔、昆山腔的传入使北京剧坛再次活跃。清代，“花雅之争”、京剧生成和地方戏的不断成长使北京戏剧市场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民国时期，北京戏剧在延续清代的基础上实现了近代化的传承与新变，掀起了又一个戏剧高潮。从北京戏剧发展史来看，虽然也经历了沉寂阶段，但长期以来都是整个中国的戏剧文化中心，因此，研究北京戏剧市场可以达到“管窥一斑，可见全豹”的效果。

第三，民国时期的北京城经历了由帝都向近代都市的转变，致使戏剧业面临了与以往所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出现了一系列的近代性新变。

在专制帝制时代，北京城只是皇朝宫廷的附属物，城市的基本职能主要是服务于皇朝统治和宫廷生活，因此，民国以前的北京未曾有独立意义上的地方经济和作为一个城市的地方市政建设。而到了20世纪初年，尤其是在专制帝制瓦解和民国诞生后，北京才作为一个较为独立的个体向近代都市转变。这个转变的开始晚于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开埠城市，甚至晚于武汉、南京等沿江开埠城市，但向近代都市转变和过渡的一系列过程基本都发生在民国年间，整个变迁过程相对较短。在如此急风暴雨般的近代化变革中，北京在都市建设、市政管理、地方经济发展和近代市场体制建构中完成了生发和完善的过程，所以北京都市近代化的过程显得快速而仓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都市娱乐业主体的戏剧业在一系列近代化新变的过程中迸发出强大的活力，活跃和带动了整个北京城市的文化娱乐市场，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因此，研究民国时期的北京戏剧市场又具有不同于专制帝制时期的一种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本书将时间的上限定于1912年，是因为作为专制帝都的北京直至清王朝的覆灭才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一段崭新的近代化进程，在这之前的北京戏剧仍旧深受专制皇朝的影响，戏剧的近代化变革难以全面展开。本书将时间的下限定于1937年，是因为1937年抗战爆发至1949年解放前这一期间，由于受战乱影响，北京戏剧演出活动多方受阻，渐趋式微。这段时间内，纯粹性的商业性戏剧活动大量减少，而戏剧演出的政治意识形态宣传功能得到提升，虽然在推动抗战胜利中起到了相应的作用，但也使戏剧业偏离了行业发展的本体轨道，渐失昔日风采。[3]因此，本书的研究将1912年至抗战爆发的1937年作为研究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