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十多年前我到沈阳师范大学新成立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任职，周荣是研究所最早的几位硕士研究生之一，她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一张充满阳光的笑脸。毕业后她又留在研究所工作，干的是很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她显得很忙碌。但我发现她的办公桌上，总是摆着一些学术著作，我由此知道她对专业仍然非常上心。果然两年后，她又考上了吉林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读研期间，她偶尔会回到研究所来看看。四年后，她博士生毕业了，我们研究所把她召了回来，我们又成了同事。我发现，虽然一转眼就是八九年的光景，岁月在我们身上也刻下了痕迹，但周荣的那张充满阳光的笑脸依然没有变。

这部专著是周荣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记得她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时，曾将她的选题方向告诉过我，还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她选择了一座难以攻克的碉堡，也为她有这样的勇气而高兴，但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路翎，对她的论文提不出什么建议。后来她把论文做出来了，也发了一份电子版给我，实话说，读了之后我还是大为惊喜的，我没想到她做得这么认真和扎实。但她仍不满意，这次出书，她又反复进行了修改，使其论述更加严谨和充分。当她将定稿交给我时，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我为她的这本书写序。尽管我马上答应了，但内心还是犹豫的，因为我毕竟不是研究路翎的专家，而且在周荣做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基本上也没有给予帮助。从这个角度说，让我来写一篇序言，对她这部著作进行学术评价，那显然我是不够格的。但是，我与周荣从师生关系到同事关系，十余年来，我见证了她是如何从一名爱提问的研究生逐渐成长为一名文学专业的大学教师及研究者的。我应该通过写序来表达我对她的支持和赞赏。

路翎是一位长期被文学史所忽略的作家，尽管新时期以后对路翎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但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很丰富；路翎在文学史中也是一位极具争议的作家，对于路翎的评价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颠覆。因此，我说研究路翎是一座难以攻克的大碉堡。周荣曾对新时期以后的作家和作品特别感兴趣，也做了相当的积累，最驾轻就熟的方法就是在原来的积累上选择论文方向，但她最终选择了大碉堡，显然她希望以此种方式拓展自己的学术空间，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读到她的最后定稿，我很惊喜，因为我看到了她进步的步伐是如此之大。周荣在路翎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有自己的深入拓展，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她拎出的两个核心词：“超拔”与“悲怆”，可以说是对路翎文学品质的精准把握。关于超拔，周荣认为：“《财主底儿女们》在现实主义创作中建立了一种超拔的精神标杆——对道德感和精神‘纯度’的要求，不‘乞求’于‘大我’肯定的‘小我’个体意识，以及与精神倾向相匹配的文体形式，这是路翎创作对长篇小说发展的贡献。”现实主义从“五四”新文学诞生起就与启蒙主义紧紧铆合在一起，无论是左翼文学还是延安文学，都是以现实主义作为其理论依据的，这种现实主义强调与现实的密切关系，用当前的时髦语说，就是要“接地气”，要“贴着地面行走”。路翎从文学谱系上说应该归入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的系列之中，但路翎从一开始就将异质带入现实主义写作之中，这种异质便是作者强大的主体意识，胡风将其概括为“主观战斗精神”。显然这与现实主义向下的、向现实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它指向精神，它试图超越现实，因此具有一种超拔的特征。周荣在比较路翎以及七月派与延安文学的“殊”与“同”时，重点分析了路翎的这一特征。关于悲怆，我以为用这个词来概括路翎小说的基调或风格是非常贴切的。在路翎的小说中，不乏死亡意象、苦难叙述、绝望情绪、孤独意识这些元素，这些元素共同演奏了一支悲怆交响乐。当然，周荣并不是以这两个核心词作为论文的基本框架的，她大致上还是以路翎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为线索进行论述的，但在具体论述中，她围绕着“超拔”和“悲怆”进入路翎的文本，就能抓住文本的灵魂。周荣的不少观点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例如，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主要人物蒋蔚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形象，是人们论述得比较多的对象，周荣将其置于整个现代文学的人物谱系中，与巴金等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比较，从现代文学史中的“长子”悲剧命运中发现路翎的突破，她将路翎所书写的“长子”蒋蔚祖称为“夹心人”。周荣还强调了路翎在短篇小说上的成就，并通过对短篇小说的研究，认为路翎的风格具有多重性，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就表现出迥异于长篇小说的别致、灵巧的风格。这些论述无疑都是富有启发性的。

从我个人的学术偏好上说，我特别乐意看到周荣选择了路翎，因为我认为路翎是一个被文学史低估了的作家。在文学史叙述中，总会有一些作家被高估，有一些作家被低估。无论是高估还是低估，都反映了我们的文学史观有问题。文学史研究首先要在文学史观上进行突破，而被高估或被低估的作家就是最恰当的突破点。这也就是我特别乐意看到研究者在被高估或被低估的作家身上做文章的原因。路翎的被低估，就在于他本来是从革命文学的阵营里出发的，却在一出发时就显示出鲜明的异质。在20世纪40年代末，路翎刚刚冒出头时，马上引起强烈反响，好评如潮。但他的异质同样也马上引起革命阵营的警觉，胡绳很快写出了批评长文《评路翎的短篇小说》，对路翎的创作给予了彻底的否定。路翎是在始终不断的批评声中继续他的文学之路的，不能不说这些批评对路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也很深远的影响，因此他后来的创作出现了明显的调整，这带来了路翎文学的复杂性。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人们对路翎的争议难以尘埃落定。如果说，过去对路翎的低估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涉，那么，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涉在今天已经不是突出的问题了，为什么人们对于路翎的评价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这显然只能用路翎文学的过于复杂来解释。一个作家越复杂也许越有研究的价值。当然对于研究者来说，要想破解作家复杂性的密码，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质疑的精神。我以为，学术研究必须具有质疑的精神，有所质疑才会有所突破。周荣在这本著作中能够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也是与她敢于对以往观点进行质疑大有关系的。不过，就质疑精神来说，我还想对周荣提点建议。一方面，我觉得周荣质疑的力度还不够，否则的话，她对某些观点的论述将会更加深入和透彻。另一方面，我觉得周荣的质疑还不太彻底。所谓彻底，就是说质疑应该是全方位的，不仅要对既有的观念质疑，而且也要对自己进行质疑。比方说，她断定路翎晚年的创作“乏善可陈”，这样的结论就给人感觉是把话说得太满了。不妨先对自己质疑一番，因为这样的结论很难体现出路翎的复杂性来。绝大多数从现代文学史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在强大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自觉不自觉地戴上面具进行文学写作。路翎同样如此，但路翎又是一位对主体性特别敏感的作家，因此在他的内心，始终会存在两个“自我”，一个主体性的自我，一个戴着面具的自我。我以为，这种状况在他晚年政治上得到平反后仍然存在，而从他的晚年创作中，可以发现这两种自我是如何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如果以这样的思路去读解路翎在晚年创作的数量不菲的诗歌和小说，就会透过文字表面发现一个隐晦、孤独甚至有些被扭曲的灵魂。这也说明，周荣对路翎的研究还可以继续做下去。我对周荣的建议也许不切实际，但也是由于我期待她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收获更多的果实啊。

贺绍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