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楚辞还原内编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笺证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离骚》首句，屈原即自报家门，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1]楚武王册封长子伯庸统领夔子国，伯庸之子屈瑕乃是屈氏家族得姓氏之始祖。屈，是夔之促音（入声）。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卷一六引汉代刘向《九叹·愍命》曰：“冥冥深林兮，树木郁郁。山参差以崭岩兮，阜杳杳以蔽日（言己放在屮野，处于深林冥冥之中，山阜高峻，树木蔽日，望之无人，但见鸟兽也），悲余心之悁悁（一作悄悄）兮，目眇眇而遗泣（遗，堕也。言己居于山林，心中愁思，目视眇眇而泣下堕也）。风骚屑以摇木兮（骚屑，风声貌），云吸吸以湫戾（吸吸，云动貌也。湫戾，犹卷戾也。言己心既忧悲，又见疾风动摇草木，其声骚屑，浮云吸吸卷戾而相随，重愁思也。湫，一作啾。戾，一作泪。〔补〕曰：湫，子小切。戾，力结切，曲也）。悲余生之无欢兮，愁倥偬于山陆（倥偬，犹困苦也。言悲念我之生遭遇乱世，心无欢乐之时，身常困苦于山陆之中也。〔补〕曰：倥偬，苦贡、走贡二切，困苦也。又音孔揔，事多也）。旦徘徊于长阪兮，夕彷徨而独宿（言己旦起徘徊，行于长阪之上，夕暮独宿山谷之间，忧且惧也）。发披披以鬤鬤兮（披披、鬤鬤，解乱貌也。鬤，古本作。〔补〕曰：鬤，而羊切。，匹昭切），躬劬劳而瘏悴（劬，亦劳也。《诗》云：劬劳于野。瘏，病也。《诗》云：我马瘏矣。言己履涉风露，头发解乱，而身罢病也。〔补〕曰：瘏，音徒）。俇俇而南行兮（俇俇，惶遽之貌。，一作魂。行，一作征。〔补〕曰：俇，具往切），泣沾襟而濡袂（袂，袖也。言己中心忧戚，用志不安，魂魄俇俇，惶遽南行，悲感外发，涕泣交下，沾衣袖也。濡，一作掩）。心婵媛而无告兮，口噤闭而不言（闭口为噤也。言己愁思，心中牵引而痛，无所告语，闭我之口不知所言，众皆佞伪，无可与谋也。〔补〕曰：噤，巨荫切）。违郢都之旧闾兮〔闾，里〕，回湘沅而远迁（言己放逐，去我郢都故闾，回于湘、沅之水而远移徙，失其所之也。回，一作过）。念余邦之横陷兮（〔补〕曰：横，户孟切），宗鬼神之无次（同姓为宗。次，第也。言我思念楚国任用谗佞，将横陷危殆，己之宗族先祖鬼神，失其次第而不见祀也）。闵先嗣之中绝兮（嗣，继），心惶惑而自悲（言己伤念先祖，乃从屈瑕建立基功，子孙世世承而继之，至于己身而当中绝，心为惶惑，内自悲哀也）。聊浮游于山陿兮（陿，山侧也。〔补〕曰：与峡同），步周流于江畔（畔，界）。临深水而长啸兮，且倘佯而氾观（氾，博也。言己忧愁不能宁处，出升山侧，游戏博观，临水长啸，思念楚国，而无解己也。〔补〕曰：倘，音常。氾，音泛）。兴《离骚》之微文兮，冀灵修之一悟。还余车于南郢兮，复往轨于初古（轨，车辙也。《月令》曰：车同轨。言己虽见放逐，犹兴《离骚》之文以讽谏其君，冀其心一寤，有命还己，己复得乘车周行楚国，修古始之辙迹也。〔补〕曰“车同轨”，今《中庸》文也。古，音故）。道修远其难迁兮，伤余心之不能已（言己后或归郢，其路长远，诚难迁徙，然我心中想念于君，不能已也）。背三五之典刑兮（典，常。刑，法）。绝《洪范》之辟纪（《洪范》，《尚书》篇名，箕子所为武王陈五行之道也。言君施行，背三皇五帝之常典，绝去《洪范》之法纪，任意妄为，故失道也。〔补〕曰：辟，婢亦切）。播规矩以背度兮（播，弃），错权衡而任意（错，置也。衡，称也。所以铨物轻重也。言君弃先王之法度而不奉循，犹置衡称不以量物，更任其意而商轻重，必失道径，违人情也。〔补〕曰：错，七故切。意，有臆音）。操绳墨而放弃兮，倾容幸而侍侧（侧，旁也。言贤者执持法度而见放弃，倾头容身谗谀之人，反得亲近，侍于旁侧也。幸，一作逹）。甘棠枯于丰草兮（甘棠，杜也。《诗》云：蔽芾甘棠。〔补〕曰：《尔雅》：杜，甘棠。注云：今之杜梨），藜棘树于中庭（堂下谓之庭。言甘棠香美之木，枯于草中而不见御，反种蒺藜棘刺之木，满于中庭，以言远仁贤、近谗贼也）。西施斥于北宫兮，仳倠倚于弥楹（西施，美女也。仳倠，丑女也。弥，犹遍也。楹，柱也。言西施美好，弃于后宫不见进御，仳倠丑女，反倚立遍两楹之间，侍左右也。〔补〕曰：仳，步浼，倠，虎偎切。又：仳，音毗。倠，呼维切。《说文》云：丑面也。《淮南》注云：仳倠，古之丑女，音靡也）。乌获戚而骖乘兮，燕公操于马圉（乌获，多力士也。燕公，邵公也，封于燕，故曰燕公也。养马曰圉。言与多力乌获同车骖乘，令仁贤邵公执役养马，失其宜也。〔补〕曰：《孟子》曰：举乌获之任。许慎云：秦武王之力士）。蒯聩登于清府兮，咎繇弃而在壄（蒯聩，卫灵公太子也，不顺其亲，欲害其后母。清府，犹清庙也。言使蒯聩无义之人，登于清庙而执纲纪，放弃圣人咎繇于外野，政必乱，身危殆也。一作弃于壄外。一作外野。〔补〕曰：蒯，苦怪，聩，五怪切）。盖见兹以永叹兮（以，一作而），欲登阶而狐疑（言己见君亲爱恶人，斥逐忠良，诚欲进身登阶，竭尽谋虑，意中狐疑，恐遇患害也）。椉白水而高骛兮（椉，一作乘），因徙弛而长词（言己恐登阶被害，欲乘白水高驰而远游，遂清洁之志，因徙弛却退而长诀也。弛，一作，一作施）。叹曰：倘佯垆阪，沼水深兮（倘佯，山名也。垆，黄黑色土也。沼，池也。《诗》云：王在灵沼。言倘佯之山，其阪土玄黄，其下有池，水深而且清，宜以避世而长隐身也。〔补〕曰：《说文》：垆，黑刚土也）。容与汉渚，涕淫淫兮（汉，水名也。《尚书》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言己将欲避世，游戏汉水之岸，心中哀悲而不能去，涕流淫淫也）。钟牙已死，谁为声兮（钟，钟子期。牙，伯牙也。言二子晓音，今皆已死，无知音者，谁为作善声也。以言君不晓忠信，亦不可为竭谋尽诚也）。纤阿不御，焉舒情兮（纤阿，古善御者。言纤阿不执辔而御，则马不为尽其力。言君不任贤者，贤者亦不尽其节）。曾哀凄欷，心离离兮（离离，剥裂貌）。还顾高丘，泣如洒兮（言己不遭明君，无御用者，重自哀伤，凄怆累息，心为剥裂，顾视楚国，悲戚泣下，如以水洒地也。〔补〕曰：洒，所宜切）。淮南王刘安都寿春，得见屈原及其后学宋玉、唐勒、景差之辞赋，故有此悲悯悽怆之作。[2]

其中“宗鬼神之无次，同姓为宗”一语甚是重要，此“同姓”二字，使屈原与楚国血脉相连，命运与共，打断骨头连着筋。此可以比照吴国之贤公子季札。《春秋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阖闾弑吴王僚后，吴季子“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何休解诂曰：“延陵，吴下邑。礼，公子无去国之义，故不越竟。不入吴朝，既不忍讨阖庐，义不可留事。”[3]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也有“公子无去国之义”[4]的说法。从《惜诵》“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5]，以及屈原长期流放而看不见家族的照拂或庇护来看，他是已经衰落的宗族疏裔。刘向《九叹·离世》亦云：“不顾身之卑贱兮，惜皇舆之不兴。出国门而端指兮，冀壹寤而锡还。哀仆夫之坎毒兮，屡离忧而逢患。”[6]东方朔《七谏》也称：“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言语讷涩兮，又无强辅。”[7]屈原虽与楚王同姓，但到此时家道已衰，等同于一个“贫士”。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屈原曾一再感叹和向往傅说、吕望、宁戚等身份卑贱的人，曾被殷武丁、周文王、齐桓公破格提携重用。如《离骚》所言：“说操筑於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8]

为楚怀王左徒。

史籍记载曾任左徒者，唯屈原、春申君黄歇二人，因而颇有学人将之与春申君比拟，认为其地位仅次于令尹，这种说法全然忽视了楚怀王中期与顷襄王卒年截然不同的社会大语境，以及春申君在政治出现真空时依恃“太子之傅”的操作可能性，黄歇遂使国柄倒持，“虽名相国，实楚王也”[9]。左徒是特设之要职，并非常设之职官，不宜过分攀附。“曾侯乙墓简文中的‘左陞徒’即‘左登徒’，‘右陞徒’即‘右登徒’。《战国策》中的‘郢之登徒’，乃是‘左登徒’或‘右登徒’的省称”[10]，此说或有文献根据，如《战国策·齐策三·孟尝君出行五国章》云：“孟尝君出行五国，至楚，献象床。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见孟尝君门人公孙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伤此若发漂，卖妻子不足偿之。足下能使仆无行，先人有宝剑，愿得献之。’公孙曰：‘诺。’入见孟尝君曰：‘君岂受楚象床哉！’孟尝君曰：‘然。’公孙戍曰：‘臣愿君勿受。’孟尝君曰：‘何哉？’公孙戍曰：‘小国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闻君于齐能振达贫穷，有存亡继绝之义。小国英桀之士，皆以国事累君，诚说君之义，慕君之廉也。今到楚而受象床，所未至之国将何以待君？臣戍愿君勿受。’孟尝君曰：‘诺。’公孙戍趋而去。未出，至中闺，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无受象床，甚善。今何举足之高，志之扬也？’公孙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宝剑一。’孟尝君曰：‘何谓也？’公孙戍曰：‘门下百数，莫敢入谏，臣独入谏，臣一喜。谏而得听，臣二喜。谏而止君之过，臣三喜。输象床，郢之登徒不欲行，许戍以先人之宝剑。’孟尝君曰：‘善。受之乎？’公孙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书门版曰：‘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11]《史记·孟尝君列传》著录此事，又云：“是时楚怀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怀王。”[12]则孟尝君率齐、韩、魏攻楚，又与韩、魏攻秦，乃在楚怀王人秦被拘禁之时，时间上存在差误。此事当发生在楚怀王十一年（周慎靓王三年，前318），屈原其时二十三岁，初任左徒而春风得意。此年五国合纵攻秦（齐国未参加攻秦），楚怀王为纵长。这里的“郢之登徒”，应是“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屈原无疑。《战国策·秦策二》汇辑战国简帛成书，亦云：“秦惠王死，公孙衍欲穷张仪。李雠谓公孙衍曰：‘不如召甘茂于魏，召公孙显于韩，起樗里子于国。三人者，皆张仪之雠也，公用之，则诸侯必见张仪之无秦矣。’”[13]此乃刘向中秘校书，整理简帛，奏呈御览之篇章，可信度极高，足可破世间挦撦西人极时髦却不搭界之理论而臆断之“屈原否定论”。楚怀王为纵长，五国合纵攻秦时，列国支持公孙衍为魏相以筹措此举，《孟子·滕文公下》云：“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4]《庄子·杂篇·则阳》云：“犀首公孙衍闻而耻之曰：‘君为万乘之君也，而以匹夫从仇。衍请受甲二十万，为君攻之，虏其人民，系其牛马，使其君内热发于背，然后拔其国。忌也出走，然后抶其背，折其脊。’”[15]由此亦可知，公孙衍是能够左右列国局面的，并非等闲之辈。《史记·张仪列传》云：“义渠君朝于魏。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焚杅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邪？’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16]因而《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公元前310）总括而言，曰：“（张）仪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孙衍者，号曰犀首，亦以谈说显名。其馀苏代、苏厉、周最、楼缓之徒，纷纭遍于天下，务以辩诈相高，不可胜纪。而仪、秦、衍最著。”[17]这种历史记载，可信度极高。

然而，若以为左徒即“左拾遗”“左史”“太子之傅”“司徒之佐贰”“莫敖”“行人”，或以为春秋时“左史倚相”之职最为近之，则是以辞赋之想象而捕风捉影了。《左传·鲁昭公十二年》曰：左史倚相趋过。（楚灵）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18]“楚之所宝者……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19]此乃巫史一体。左史倚相比商鞅、孟轲、孙膑、庄周略晚，与苏秦、张仪同时，而比荀况、公孙龙、邹衍稍早，是屈原前之楚国国宝，但与屈原之为左徒，风马牛不相及。

屈原任“左徒”，时在楚怀王十一年（前318），年仅二十出头，可谓意气风发，“一生最好是少年，一年最好是青春”。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楚世家节略》云：“（怀王）十一年，苏秦约从，六国共攻秦，楚为纵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皆引归。”[20]按：《战国策》齐助楚攻秦取曲沃，当在是年之前后。盖屈原为怀王左徒，王甚任之，乃是促成此举之重要推手。因此，蒋氏以为屈原任左徒，在怀王十一年或略早。屈夏《楚辞新注》则定屈子为左徒在怀王十一年。近世学者姜亮夫[21]从之，游国恩[22]、陈子展[23]虽未明言，亦大体从之。只不过《惜诵》已言：“思君其莫我知（忠）兮，忽忘身之贫践（贱贫）；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24]《九辩》为屈原申冤，曰：“坎廪（孤零貌）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25]可见屈原是短暂风云得意之后失去宠信之近臣。《九辩》第五辩曰：“愿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王逸注：“前蒙宠遇，锡祉福也”[26]，“欲寂漠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27]昙花一现的左徒风光，使屈原念念不忘于“冀君之一悟”，并开展“九死无悔”之上下求索。《离骚》以“灵修”“美人”“哲王”“荃”等拟君，以妇妾自拟，姿态似乎近臣，而非重臣。他是参与枢要决策、造为宪令之高级智囊，在景、昭二氏秉持国柄时起制衡作用之高级政治秘书长。

屈原生平史料，由于他长期受贬黜，沦落民间，行吟泽畔，不为官方文献所载，后人多从其辞赋中捕捉某些象征性之蛛丝马迹，理解或异，疑窦重重。幸有刘向整理秘阁简帛，去其浅薄不中义理者，以类相从而成之《新序》，从中清理出史料价值相当可观之材料。《新序》卷七《节士第七》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阑、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张仪因使楚绝齐，许谢地六百里。怀王信左右之奸谋，听张仪之邪说，遂绝强齐之大辅。楚既绝齐，而秦欺以六里。怀王大怒，举兵伐秦，大战者数，秦兵大败楚师，斩首数万级。秦使人愿以汉中地谢，怀王不听，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曰：‘以一仪而易汉中地，何爱。仪请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属共言之王，王归之。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还，闻张仪已去，大为王言张仪之罪，怀王使人追之不及。后秦嫁女于楚，与怀王欢，为蓝田之会。屈原以为秦不可信，愿勿会，群臣皆以为可会。怀王遂会，果见囚拘，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怀王子顷襄王亦知群臣谄误怀王，不察其罪，反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屈原疾暗王乱俗，汶汶嘿嘿，以是为非，以清为浊，不忍见污世，将自投于渊。渔父止之，屈原曰：‘世皆醉，我独醒；世皆浊，我独清。吾闻之，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弹冠。又恶能以其泠泠，更世事之汶汶嘿嘿者哉！吾宁投渊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罗之中而死。”[28]这则材料均录自刘向中秘校书时所见战国简帛，整理而奏上御览，虽不甚细密，但可得屈原生平之梗概，亦可破除所谓“屈原否定论”。

由于屈原生平材料多有从辞赋中演绎者，辞赋多杂巫风想象，与现实中的政治家屈原存在着巨大距离，必须做出应有之校正。不应将镜中幻象，简单地等同于真实之人物。比如有学者讨论《离骚》受祝辞之影响时，认为祝官在商周时期地位很高，就将屈原与祝官相比拟。根据《国语·楚语下》观射父之言，祝之地位远非巫史可比，他们必须是“先圣之后”，“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29]。《周礼·春官·大祝》记载了大祝“事鬼神示，祈福祥”之“六祝之辞”（顺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策祝），还记载其掌握的六种文辞：“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30]根据汉代人的解释，“祠”通“辞”，即辞令，“命”即“聘会往来使命之辞”，“诰”就是《尚书》的《康诰》《盘庚》之类，“会”为会同盟誓之辞，“祷”谓祷于天地社稷宗庙之辞，“诔”为追念死者生前德行之辞。可见早期祝辞之范围很广，涉及国家重大的祭祀、政治、礼仪、外交等多种场合。到了战国，祝官地位日益降低，其职权范围仅限于事鬼神方面。所以《说文解字·示部》云：“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从口。”段玉裁注曰：“此以三字会意，以人口交神也。”特别强调了祝官在祭祀时诵读祝辞的重要作用[31]。《尚书·金滕》篇在前半部分详细地记载了周公以自身为质，向周之三位有德先王祷告的祝祷辞：“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32]可见西周初期，连周公也亲行祝祷之事，足见祝祷之事举足轻重。屈原《离骚》借助祝祷巫风想象，对怀王讽谏自可发挥特殊功能。由此进而认为，屈原接受了北方礼乐文化和史官文化影响，在《离骚》中表现出对巫卜结果之怀疑则可，若认为屈原浑身散发着巫祝之气，甚至将他等同于巫祝，就把辞赋中之幻象混同于真实了。屈原材料，《战国策》所载有限，因为他不属于纵横家，而且是反纵横家的。范宁《春秋穀梁传注》序曰：“盖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杨士勋疏曰：“《汉书·艺文志》云，孔子既没，诸弟子各编成一家之言，凡为九……七曰纵横家流，凡十二家，百七篇。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尚诈谖而弃其信。”[33]朝秦暮楚而不顾信义，是纵横家之弊。反观屈原，唐人罗隐《谗书》卷三有《三闾大夫意》游戏文字，曰：“（屈）原出自楚，而又仕怀王朝，虽放逐江湖间，未必有腹江湖意。及发憔悴，述《离骚》，非所以顾望逗留，抑由礼乐去楚，不得不悲吟叹息。夫礼乐不在朝廷，则在山野。苟有合乎道者，则楚之政未忘，楚之灵未去。原在朝有秉忠履直之过，是上无礼矣；在野有扬波啜醨之叹，是下无礼矣。朝无礼乐，则征诸野。野无礼乐，则楚之政不归，楚之灵不食。原，忠臣也，楚存与存，楚亡与亡，于是乎死非所怨时也。呜呼！”可见忠贞信义之存废，乃是纵横家与反纵横家之分水岭。

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此处记述屈原任左徒之政治作为，是屈原政治生涯中至为璀璨之亮点。其中“任”字值得注意，近臣受到信任和宠顾，施展其政治主张，唯有这个“任”字最切中要害。其情形如《惜往日》所云：“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嬉。”[34]由此亦可知，屈原施展政治抱负之方式，一是制作可以照亮时政之宪令；二是阐明法度，整顿朝纲；三是推进忠贞之臣的任用，以使国家富强。从《列传》描述屈原左徒职掌，只及才能、行为方式而未及重大政治事件来看，他并非左右政治格局之贵族重臣，而是属于高级智囊、政治枢要秘书一类近臣。若是重臣，应有重大政治事件在其运筹中取得成功。重臣有强大家族及赫赫战功为支撑，不易撼动；近臣即便身居枢要，国君之信任是第一要紧的，一旦失去信任，就两手空空如也。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原步入仕途至怀王十一年，政治上可谓稳步上升。怀王十一年前后至十八年，楚国多事：张仪诈楚、楚齐断交、楚秦构兵，屈原人生之噩梦由此开始。《史记·屈原列传》未能清晰描绘其本来面目，幸赖汤炳正之力作《〈屈原列传〉理惑》，才有更加切实之遵循。根据汤炳正整理后之《屈传》，史迁载屈原在政治上遭受的打击为“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绌”“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考之《史记》，从史迁的行文来看，“既绌”“既疏”均是对“王怒而疏屈平”之同义转述。但屈原此时处境，汤炳正认为是“待放”：“《荀子·大略》杨注云：‘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与之环则还，与之玦则绝。’屈原当时被疏情况……只是外居待放，故后来怀王曾一度召还使齐。”[35]汤炳正认为，杨注本属妄言，言“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谬矣！“待放”是臣下无罪而自我疏远的一种行为。臣子进谏并无罪过，《毛诗序》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是也。之所以叫“待放”，是“臣为君讳若言有罪放之也”。杨云臣有罪而“待放”，可能是误以为“待放”属于“放”的一种，此属望文生义。《公羊传》：“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36]可知“待放”迥异于“放”也。《思美人》：“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嬉。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厖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澄其然否。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何贞臣之无罪兮，被谤而见尤。”[37]汤炳正由此勾勒了屈原一生大起大落共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受怀王重用时期（怀王初至怀王十六年，即前328—前312），怀王对他言听计从；第二阶段：受谗见疏（怀王十七年至怀王二十四年，即前312—前305）怀王免除他的职务；第三阶段：被放逐江汉（怀王二十五年至怀王末年，即前304—前299），后虽被怀王召回，但襄王即位后又被流放江南，直到自沉汨罗。虽然有些问题有待商量修正，但此种划分已经向《屈传》之明晰化迈进了一大步。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离骚》是中国、亦是人类第一首伟大之心灵史诗，其诗性智慧傲视群伦。《世说新语·任诞》云：“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38]这部《离骚》竟然影响了士人之行为方式，散发着浓郁的逍遥落拓之名士气。据《隋书·经籍志》：“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汉宣帝时，九江被公能按这种“楚声”读楚词。六朝名士也能祖骞公之音读《离骚》乎？《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屈原放逐，著《离骚》。”[39]在讨论屈原之历史文化意识时，既已揭示其《楚辞》二十五篇流传有序，而且形态完整矣。阜阳汉墓竹简又作了印证。据《阜阳汉简简介》：“阜阳简中发现有两片《楚辞》，一为《离骚》残句，仅存四字；一为《涉江》残句，仅存五字，令人惋惜不已。另有若干残片，亦为辞赋之体裁，未明作者。”[40]这说明最迟在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已有屈辞抄本在贵族手中流行。班固编撰之《白虎通》记述人臣三谏待放，臣为君讳，已如前述。处置方式是免去官职，安置在城郊，时间以三年为限，三年后如果起用就赐环召回，不然则赐玦流放。待放其间，享有俸禄，以养家口，还允许祭祀宗庙。待放从形式上叫自疏，放才是放逐，有罪才能叫放。屈原第一次被放就是待放，属于自疏性质，如《离骚》所云：“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41]《离骚》章末乱词说：“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42]称郢都为故都，又未远去，表明他所处地点是郊外。《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43]所谓“王怒而疏”就是自疏，也就是待放。因而《卜居》开头即写道：“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44]劝谏失败是屈原自疏之原因，而三年不得复见君，尚能请太卜占疑决虑，也只能是待放于郊才办得到。《离骚》中反复求媒，配香草以述明礼，也就是《白虎通》所说之三年尽惓惓，冀君醒悟起用之方式，若已流放远去，当然做不了此类事情。由此，有学者认为，根据屈原作品和诸书有关材料之综合分析，《离骚》是因疏而作，写作地点是郢郊，写作时间是待郊三年未能召回之时[45]。

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屈原之“忠”是以“直”为原则，正道直行，是正直清醒之“孤忠”之臣。“老冉冉其将至兮”，可证并非年轻；“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其犹未央”[46]，说明并未老迈。由此说明屈原有紧迫之时间意识，竭忠尽智以事其君，时不我待，须打破“灵修之数化”之僵局，如《离骚》所云：“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颔亦何伤。掔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47]其旨趣在于振兴国家。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自问世以来就反响不一。“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鲁迅认为，造成这种“评骘之语，遂亦纷繁”之原因，在于“一则达观于文章，一乃局蹐于诗教，故其裁决，区以别矣”[48]。值得注意者，《离骚》已经上升为经。《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曰：“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馀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49]既为《离骚》作传，可知《离骚》已被尊为经。因为刘安认为《离骚》兼有《国风》和《小雅》之长，几乎可以和《诗经》比肩。至于刘安作《离骚传》所用之时间，以居延破城子简为例，从黎明开始计算之时段，有平旦（鸡后鸣）、日出、蚤食、食时（食坐）、东中（禺中）、日中[50]。蚤食和食时在十六时制中是两个时段，如居延简505.2云：“六月廿四日辛酉，日蚤食时沙头亭长受［马辛］北卒音，日食时二分，沙头卒宣付辟马卒同。”从平旦到食时差3个时段，约4.5个小时。此乃十六时制之情形。云梦《日书》乙种中有关于十二时制名称之计述，曰：“［平旦］寅、日出卯、食时辰、莫时巳、日中午。”从平旦到食时差2个时辰，约4小时。即是说，淮南王刘安用了4—4.5个小时为《离骚》作传。班固《离骚序》云：“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与日月争光可也’。”[51]洪兴祖谓，始汉武帝命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传》，其书今亡。按《史记·屈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又曰“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52]班固、刘勰均以为淮南王刘安语，岂太史公取其语以作传乎？据班固的《离骚序》评论《离骚传》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伍子胥也，及至羿、浇、少康、二姚、有娀之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损益”[53]，知《离骚传》不止《屈原列传》中窜入的两段，还有注文，当是刘向作《离骚传》以后连《离骚》原文补注奏上汉武帝御览。有若王逸《楚辞章句》所云：“至于孝武，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54]所以《汉书》颜师古注云，《离骚传》犹如《毛诗传》之类。《文心雕龙·辨骚》云：“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一作皧）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55]受到屈原辞赋之熏染，这才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汉武帝幸行河东汾阴，祠后土，顾视帝京，忻然，中流歌《秋风辞》，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刘彻酷爱辞赋，所作歌诗继承屈原《离骚》中香草美人之笔法，以佳人比拟理想、抱负，又汲取“悲秋”情调，生发出生命悲剧意识，在永恒宇宙面前发出无可奈何之叹息。全篇以时间为经，哲理为纬，创造了一首含蓄隽永之哲理歌诗。

司马迁采用《离骚传》入《屈传》时，对《渔父》“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句，《涉江》“与日月兮齐光”句，亦加以点化，融入自己的叙事之中。司马迁得见刘安《离骚传》，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二三五《职官部三十三》云：“《汉书》曰：司马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臣瓒案：《百官表》无太史公。茂陵中书司马谈为太史令）”[56]应该说，太史公之爵位不在丞相上，而是当时图书典藏制度保证了太史公能够率先读到《离骚传》。然而，清人王念孙又立异说。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九》认为傅、赋相通，刘安所作应是《离骚傅（赋）》：“王念孙曰：传（傅）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皋陶读》‘敷纳以言’，《文纪》作傅，僖二十七年《左传》作赋。《论语·公冶长》：‘可使治其赋也’，《释文》：‘赋，梁武云《鲁论》作傅’。‘使为《离骚傅》’者，使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安辩博善为文辞，故使作《离骚赋》，下文云安‘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艺文志》有《淮南王赋》八十二篇，事与此并相类也。若谓使解释《离骚传》，则安才虽敏，岂能旦受诏而食时成书乎？《汉纪·孝武纪》云：‘上使安作《离骚赋》，旦受诏，食时毕。’高诱《淮南鸿烈解序》云：‘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此皆本于《汉书》。《御览·皇亲部十六》引此作《离骚赋》，是所见本与师古不同。”[57]但《离骚传》不容怀疑，无须节外生枝，所幸犹存此传之片断，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58]

太史公引淮南王之言而不标其名，自有隐情。刘安（前179—前122），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90），二者生卒年之交叉参差，导致司马迁使用叛变诛灭之刘安材料入《屈原列传》，必须采用隐晦方式。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订立“太初历”，将秦代使用之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从而为中国农耕社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此后司马迁便潜心修撰《太史公书》。岂料横祸飞来，天汉二年（前99），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震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获罪被判腐刑（阉割生殖器官之酷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执掌皇帝之文书机要。他深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59]。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用了15年“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践履“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60]之遗愿，发愤修史，于征和二年（前91），大约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之撰修。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发凡起例，成为历代史家之祖。全书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囊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被视为“实录、信史”，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其时刘安叛逆覆灭不久，故司马迁取《离骚传》文字入《屈传》时，姑隐作者之名，此可谓煞费苦心。

章太炎曾谓：“《屈原传》乃本淮南王。”[61]《史记会注考证》引董份曰：“《屈原传》大概汉武帝命淮南王安为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语。”又引洪兴祖语，曰：“岂太史公取淮南语以作传乎！”杨树达更指出：“郭（沫若）先生说，太史公作《屈原传》曾参考《离骚传》。据我看，这篇《屈原传》可能全本《离骚传》，不仅止参考罢了。‘国风好色而不淫’那几句，与班固引文相同，不待说了。就是中间解释《离骚》命名的意义，说做《离骚》的原因，显然是《离骚传》中应有不可缺的文字，古史家全录他人的文字，并不稀奇。《汉书·司马迁传》与《扬雄传》抄写他们两人的自序，是其显证。恐怕班固这种做法，正是由太史公钞录《离骚传》的榜样模仿得来，也未可知。”[62]刘安所都之寿春，又是楚国灭亡前之国都，从楚考烈王至王负刍前后都此十九年，故楚之宗族遗老、巫师文士，尤其是宋玉、唐勒及其后学，多云集于此，灿烂辉煌的《楚辞》文化得以保存与流传，也当于斯为盛。这也为刘安治骚，提供了得天独厚之地理文化沃土。如《汉书·地理志第八下》所云：“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63]《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亦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64]屈原《楚辞》流传有序，且保存完整形态。

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

可知楚、齐合纵，乃是对抗虎狼之秦的关键，这一点把握住了，就握住了当时国际局势之牛鼻绳。屈原力挺这种外交政策，是有全局在胸的。屈原时代虽然时局维艰，但并非没有力挽狂澜之可能、拯救重振之希望。但楚怀王日渐信用奸邪，摇摆于秦、齐之间，遂导致首鼠两端，在秦国之“诈术”中一步步走向深渊。到了随后之宋玉时代，楚之亡国迹象更是彰显，宋玉《九辩》所述：“愿自往而径游兮，路壅绝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驱兮，又未知其所从。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压按而学诵。”[65]季世浓雾弥漫，使他感觉无路可走，不知所措，正如《礼记·乐记》所言：“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66]时代变迁影响了屈、宋辞赋风格，屈辞有强烈之政治性，宋赋则散发着婉曲之个人性。

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丹阳、蓝田之战，是楚国势力之转捩点，也是屈氏家族之转捩点。楚怀王一是贪婪张仪诈称之“六百里地”，二是绝齐而未作外交修复，便仓促倾楚国之兵与秦国决战，丧师辱国在所必然。大将军屈匄是屈原家族之父辈，他之惨败被俘，与屈原被黜，宣告屈氏家族在楚国政坛之破产。为哀悼在丹阳、兰田大战中死去之楚国将士，屈原作《九歌·国殇》：“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67]《九歌》不必作于一时，《国殇》之加入，为之增添了不少“诚既勇兮又以武”“子魂魄兮为鬼雄”的阳刚壮烈之气。在其他作品之自然神人性化中，增加了血性之刚毅，为整部《九歌》增色不少。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

楚怀王可谓昏庸透顶矣，不愿得汉中地以自固国家根基，只求泄私愤而“愿得张仪”，可是被张仪一番耍弄后，又轻而易举地“释去张仪”，简直是拿严峻之政治较量，开天大之玩笑。《史记·张仪列传》云：“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楚王曰：‘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张仪乃请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负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于子。’张仪曰：‘秦强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郑袖，袖所言皆从。且臣奉王之节使楚，楚何敢加诛？假令诛臣而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愿。’遂使楚。楚怀王至则囚张仪，将杀之。靳尚谓郑袖曰：‘子亦知子之贱于王乎？’郑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爱张仪而不欲出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以美人聘楚，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不若为言而出之。’于是郑袖日夜言怀王曰：‘人臣各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张仪来，至重王。王未有礼而杀张仪，秦必大怒攻楚。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怀王后悔，赦张仪，厚礼之如故。”[68]张仪脱身之后，楚怀王又不追究造成这种结果之楚国朝政吏治之糜烂症结，任由一个大国在浑浊不堪中运转。《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又云：“魏王遗荆王美人，荆王甚悦之。夫人郑袖知王悦爱之也，亦悦爱之，甚于王。衣服玩好，择其所欲为之。王曰：‘夫人知我爱新人也，其悦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所以养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为妒也，因为新人曰：‘王甚悦爱子，然恶子之鼻，子见王，常掩鼻，则王长幸子矣。’于是新人从之，每见王，常掩鼻。王谓夫人曰：‘新人见寡人常掩鼻，何也？’对曰：‘不己知也。’王强问之，对曰：‘顷尝言恶闻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诫御者曰：‘王适有言，必可从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69]何物郑袖，怪招百弄，竟然把堂堂楚国之朝纲外交搅得糜烂不堪，良可叹也。

是时屈原既黜，不复在位，但他还是三闾大夫，可以奉命出使于齐。《礼记·曲礼下》云：“去国三世，爵禄有列于朝，出入有诏于国。”郑玄注：“诏，告也，谓与卿大夫凶吉往来相赴告。”[70]屈原使齐，有礼制根据。联齐抗秦，是他一贯主张，大国联手，当会势力倍增。如《离骚》所云：“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71]屈原联齐抗秦之愿心，不会因郑袖、张仪之拨弄而动摇，反而坚定到了“虽体解吾犹未变兮”之程度。因而唐宋诗人对比屈原与郑袖在楚怀王世之政治作为，大为感慨，便有杜牧《题武关》诗加以针砭云：“碧溪留我武关东，一笑怀王迹自穷。郑袖娇娆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山墙谷堑依然在，弱吐强吞尽已空。今日圣神家四海，戍旗长卷夕阳中。”曾巩《晚望》诗亦云：“蛮荆人事几推移，旧国兴亡欲问谁。郑袖风流今已尽，屈原辞赋世空悲。”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眛。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

楚怀王晚年对国家及自身之安危，浑无主见，往往被拨弄于一些把国家和国君安危视同儿戏之人的三言两语之中。历史之悲剧，表现为喜剧之形态，更增其悲剧之浓度。《史记·楚世家》谓：楚怀王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原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原也。敢以闻下执事。”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往会秦昭王。[72]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宋洪兴祖补注《楚辞补注》卷一《离骚经章句第一》云：“恐鹈之先鸣兮（鹈，一名买，常以春分鸣也。鹈，一作鷤。五臣云：鷤，秋分前鸣，则草木凋落。〔补〕曰：鹈，音提。，音决。一音弟桂，一音殄绢。《反离骚》云：徒恐鷤之将鸣兮，顾先百草为不芳。颜师古云：鷤，一名买，一名子规，一名杜鹃，常以立夏鸣，鸣则众芳皆歇。与同，音诡。《思玄赋》云：恃知己而华予兮，鸣而不芳。注云：以秋分鸣。李善云：《临海异物志》：，一名杜鹃，至三月鸣，昼夜不止。服虔曰：，一名，伯劳也。顺阴阳气而生。按《禽经》云：巂周，子规也。江介曰子规，蜀右曰杜宇。又曰：鸣而草衰。注云：，《尔雅》谓之，《左传》谓之伯赵，然则子规、，二物也。《月令》：仲夏始鸣。说者云：五月阴气生于下，伯劳夏至，应阴而鸣。《诗》曰：七月鸣鵙。笺云：伯劳鸣，将寒之候也。五月则鸣，豳地晚寒。《左传》：伯赵氏司至也。注云：伯劳以夏至鸣，冬至止。陆佃《埤雅》云：阴气至而鸣，故百草为之芳歇。《广韵》曰：，关西曰巧妇，关东曰鸋，春分鸣则众芳生，秋分鸣则众芳歇。未详），使夫百草为之不芳（言我恐鹈以先春分鸣，使百草华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喻谗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过也。草，一作，一作卉。一无‘夫’字。一无‘为’字。〔补〕曰：《尔雅》疏云：百卉，犹百草也。《诗》云：百卉具腓）。何琼佩之偃蹇兮（偃蹇，众盛貌。佩，一作珮），众薆然而蔽之（言我佩琼玉，怀美德，偃蹇而盛，众人薆然而蔽之，伤不得施用也。五臣云：薆，亦盛也。〔补〕曰：薆，音爱。《方言》云：掩、翳，薆也。注云：谓薆蔽也）。惟此党人之不谅兮（谅，信。一作亮），恐嫉妒而折之（言楚国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妒我正直，必欲折挫而败毁之也）。时缤纷其变易兮（其，一作以。五臣云：缤纷，乱也），又何可以淹留（言时世溷浊，善恶变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言兰芷之草，变易其体，而不复香。荃蕙化而为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为小人，忠信更为佞伪也。五臣云：茅，恶草，以喻谗臣。〔补〕曰：上云谓幽兰其不可佩，以幽兰之别于艾也。谓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别于粪壤也。今曰兰芷不芳，荃蕙为茅，则更与之俱化矣。当是时，守死而不变者，楚国一人而已，屈子是也）。何昔日之芳草兮（草，一作，一作卉），今直为此萧艾也（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为萧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顾。一无‘萧’字，一无‘也’字。〔补〕曰：颜师古云：《齐书》太祖云：诗人采萧。萧即艾也。萧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合脂爇之以享神者。艾即今之灸病者。名既不同，本非一物。《诗》云：彼采萧兮，彼采艾兮。是也。《淮南》曰：膏夏紫芝，与萧艾俱死。萧艾贱草，以喻不肖）。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言士民所以变曲为直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一无‘也’字。五臣云：明智之士佯愚者，为君不好修洁之士，而自损害。〔补〕曰：时人莫有好自修洁者，故其害至于荃蕙为茅，芳草为艾也）。余以兰为可恃兮（兰，怀王少弟，司马子兰也。恃，怙也。〔补〕曰：《史记》：秦昭王欲与怀王会，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然则子兰乃怀王少子，顷襄之弟也），羌无实而容长（实，诚也。言我以司马子兰怀王之弟，应荐贤达能，可怙而进，不意内无诚信之实，但有长大之貌，浮华而已。五臣云：无实，无实材。〔补〕曰：长，平声）。委厥美以从俗兮（委，弃），苟得列乎众芳（言子兰弃其美质正直之性，随从谄佞，苟欲列于众贤之位，无进贤之心也。〔补〕曰：子兰有兰之名，无兰之实。虽与众芳同列，而无芬芳也）。椒专佞以慢慆兮（椒，楚大夫子椒也。慆，淫也。慢，一作谩。《释文》作嫚。慆，一作谄。〔补〕曰：《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慆，它刀切。《书》曰：无即慆淫。注云：慆，慢也），榝又欲充夫佩帏（榝，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贤而非贤也。帏，盛香之囊，以喻亲近。言子椒为楚大夫，处兰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谀之志，又欲援引面从不贤之类，使居亲近，无有忧国之心，责之也。夫，一作其。五臣云：子椒列大夫位，在君左右，如茱萸之在香囊，妄充佩带，而无芬芳。〔补〕曰：榝，音杀。《尔雅》曰：椒榝丑莍。注云：榝，似茱萸而小，赤色。子椒佞而似义，犹榝之似椒也。子兰既巳无兰之实而列乎众芳矣，子椒又欲以似椒之质充夫佩帏也）。既干进而务入兮（干，求。而，一作以），又何芳之能祗（祗，敬也。言子椒苟欲自进，求入于君，身得爵禄而已，复何能敬爱贤人，而举用之也）。固时俗之流从兮（一作从流。一本‘从’误作‘徙’），又孰能无变化（言时世俗人随从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复以谄谀之行，众人谁有不变节而从之者乎。疾之甚也。五臣云：固此谄佞之俗，流行相从，谁能不变节随时以容身乎？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言观子椒、子兰变志若此，况朝廷众臣，而不为佞媚以容其身邪？揭，一作擖。离，一作蓠。〔补〕曰：子椒、子兰宜有椒兰之芬芳，而犹若是，况众臣若揭车、江离者乎。揭车、江离，皆香草，不若椒兰之盛也。《列子》曰：臭过椒兰。《荀子》曰：椒兰苾芬）。惟兹佩之可贵兮（之，一作其），委厥美而历兹（历，逢也。言己内行忠正，外佩众香，此诚可贵重，不意明君弃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补〕曰：上云委厥美以从俗，言子兰之自弃也。此云委厥美而历兹，言怀王之见弃也）。芳菲菲而难亏兮（兮，歇。而，一作其。亏，一作），芬至今犹未沫（沫，已也。言己所行纯美，芬芳勃勃，诚难亏歇，久而弥盛，至今尚未已也。芬芳，一作芬芬。勃，一作浡。〔补〕曰：《说文》云：芬，草初生，其香分布。沫，音昧，微晦也。《易》曰：日中见沫。《招魂》曰：身服义而未沫）。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言我虽不见用，犹和调己之行度，执守忠贞以自娱乐，且徐徐浮游，以求同志也。五臣云：汝，同志人也。度，法度也。〔补〕曰：和调，重言之也。女，纽吕切）。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上谓君，下谓臣也。言我愿及年德方盛壮之时，周流四方，观君臣之贤，欲往就之也。〔补〕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所谓余饰之方壮也。周流观乎上下，犹言周流乎天余乃下也。下，音户）。”[73]由《离骚》中“兰芷变而不芳兮”“椒专佞以慢慆兮”“览椒兰其若兹兮”诸句，洪兴祖坐实乃指楚怀王少子子兰、子椒之变质荒唐，使楚国政治愈益深沉陷入无可救药之地步。

然而，秦昭王所忧虑者，依然是“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若楚、齐联手，秦人将陷入战略被动之境地，这是秦人千方百计欲拆开之连环扣。而楚怀王、顷襄王却往往自毁连环扣，可悲也哉！另外值得注意者，《屈原列传》记屈原之言，《楚世家》记昭雎之言，而不记屈原，昭雎乃是作为“太子之傅”，拥立顷襄王，日后官至令尹之重臣。屈原之言与之相同，而不入《楚世家》之记载，可见屈原身份使其生平材料难入朝廷史官之记载，“屈原否定论”者正是钻了史官之缝隙。他们之立场，岂非与子兰、子椒及其支配之史官相仿佛乎！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翼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王逸《离骚》前叙云：“……（怀）王乃疏（《楚辞补注》：疏，一作逐）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74]令尹子兰对自己言论造成楚怀王入秦被拘客死，毫无悔愧之心，反而倒打一耙，将仗义执言之屈原推向流放之泥潭。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然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异国。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苟安。由于屈原是明白子兰对怀王屈辱而死负有责任之当事人，子兰便向顷襄王造谣诋毁屈原，将之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当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顷襄王时楚国政治之是非邪正颠倒，糜烂到了不可救药之地步，于此可见一斑。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王逸本：蒙世俗之尘埃乎）！”

此处引《渔父》而少了结尾：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75]王逸《章句》取义于《屈原列传》，将之系于屈原流放江南之时，曰：“《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76]王逸谓沧浪之水“在江、湘之间”，误矣。沧浪之水乃汉江之一段，如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九所云：“汉江：州北四十里，自郧阳府流入，又东南入光化县界。《志》云：汉水在州境亦名沧浪水。《禹贡》：又东为沧浪之水，正谓此矣。水中有沧浪洲，或讹为千龄洲。州东十五里有渔梁滩，东南十五里有乱石滩，又东南五里为石门滩，又东南十五里为大浪滩，又州境有鹴门河口等滩，盖皆汉水所经矣。”[77]《孟子·离娄上》亦云：“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78]孔子足迹只及楚国北境，因而其所闻之《孺子歌》不可能在“在江、湘之间”。屈原《渔父》也只能是在汉北时所作，其时屈原不在朝，却依然职掌三闾大夫。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卷七云：“《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屈原既放（身斥逐也），游于江潭（戏水侧也），行吟泽畔（履荆棘也），颜色憔悴（皯黴，黑也），形容枯槁（癯瘦瘠也）。渔父见而问之（怪屈原也）曰：‘子非三闾大夫与？（谓其故官）何故至于斯？’（曷为遭此患也。《史记》云：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贪鄙也。志洁己也），众人皆醉我独醒（惑财贿也。廉自守也），是以见放。’（弃草野也）渔父曰：（隐士言也）‘圣人不凝滞于物（不困辱其身也），而能与世推移（随俗方圆）。世人皆浊（人贪婪也），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同其风也，与沉浮也）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巧佞曲也，从其俗也，食其禄也）何故深思高举，独行忠直，自令放为？’（远在他域）屈原曰：吾闻之（受圣人之制也），新沐者必弹冠（拂土坌也），新浴者必振衣（去尘秽也），安能以身之察察（己清洁也），受物之汶汶者乎？（蒙垢尘也）宁赴湘流（自沉渊也），葬于江鱼之腹中（身消烂也），安能以皓皓之白（皓皓，犹皎皎也），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被点污也）渔父莞尔而笑（笑离龂也），鼓枻而去（叩船舷也）。歌曰：（一本歌上有‘乃’字）‘沧浪之水清兮（喻世昭明），可以濯吾缨（沐浴升朝廷也）；沧浪之水浊兮（喻世昏暗），可以濯吾足（宜隐遁也）。’遂去，不复与言（合道真也）。”[79]王逸谓“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误矣。沧浪之水，乃汉江之一段，清人胡渭《禹贡锥指》卷一四上、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四辩之甚详。这就引发唐人刘威《三闾大夫》诗之无限感慨，诗云：“三闾一去湘山老，烟水悠悠痛古今。青史已书殷鉴在，词人劳咏楚江深。竹移低影潜贞节，月入中流洗恨心。再引离骚见微旨，肯教渔父会升沉。”

乃作怀沙之赋。其辞曰：

陶陶（原文作“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沮南土。眴兮杳杳，孔静幽默。郁结纡轸兮，离愍而长鞠。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刓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原文作“迪”）兮，君子所鄙。章画职（原文作“志”）墨兮，前度（原文作“图”）未改。内直质重（原文作“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原文作“晟”）。巧匠（原文作“巧倕”）不斫兮，孰察其拨（原文作“揆”）正？玄文幽处（原文作“处幽”）兮，蒙（原文作“矇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原文作“谓之不”）明。变白而为（原文作“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雉（原文作“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原文多一个“概”字）而相量。夫（原文多一个“惟”字）党人之鄙妒（原文作“鄙固”）兮，羌不知吾（原文作“余之”）所臧。

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怀瑾握瑜兮，穷不得余（原文作“穷不知”，少一个“余”字）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诽骏疑桀（原文作“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文质疏内兮，众不知吾（原文作“余”）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重华不可牾（原文作“遻”）兮，孰知余之从容！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原文多一个“何”字）其故也（原文无此“也”字）？汤禹久远兮，邈（原文多一个“而”字）不可慕也（原文无此“也”字）。惩违（原文作“连”）改忿兮，抑心而自强。离闵（原文作“慜”）而不迁兮，愿志之有象。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含忧虞哀（原文作“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

乱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原文无“兮”字），道远忽兮。曾唫恒悲兮，永叹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原文无此二句）怀情抱质兮（原文作“怀质抱情”，无“兮”字），独无匹兮。伯乐既殁兮（原文作“没”，无“兮”字），骥将（原文无“将”字）焉程兮？人生（原文作“民生”）禀命兮，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溷不（原文作“莫”）吾知，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原文无此句）明以（原文无“以”字）告君子兮（原文无“兮”字），吾将以为类兮。

于是怀石遂自（投）〔沈〕汨罗以死。（洪兴祖：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此处全录《九章·怀沙》之文，而终结对屈原之叙事，可知是将之视为屈原之绝笔。屈原怀石沉汨罗时之楚国形势，可参看《战国策·楚策四》：“庄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庄辛对曰：‘臣闻鄙语曰：见菟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辈从鄢陵君与寿陵君，饭封禄之粟，而戴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己乎黾之外。’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使用乃以执珪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80]庄辛针砭楚顷襄王畋猎废政，“不以天下国家为事”，在屈原沉江之岁，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其后又掠取巫郡、黔中郡，国势陷入危殆。因而楚辞后学宋玉、唐勒、景差之徒，随顷襄王退保于陈，辗转都于寿春。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卷一有一个概括，虽多比附之言，说得也算有些见地，曰：“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八字一作咸以名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一云忧愁思愤），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或作传教）。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仰），舒肆妙虑（一云摅舒妙思），缵述其词。逮至刘向（颜师古读如本字），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一作篇），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一作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一作撮）。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八字一云稽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忠，一作德），荣显而名著（著，一作称）。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详与佯同，诈也），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婉娩，一作娩娩，一作俯），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一作班、贾），‘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巨姜切）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一作恨怨）！且诗人怨主刺（一作谏）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一有“为”字）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多，一作劭）。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一有‘孔丘’字）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世，一作岁），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班孟坚序云：‘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又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伍子胥也。及至羿、浇、少康、二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然犹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经书传记本文以为之解。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政，与正同。颜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刘子玄云：‘怀、襄不道，其恶存于楚赋。’读者不以为过，盖不隐恶故也。愚尝折衷其说而论之曰：或问：古人有言：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屈原虽死，何益于怀、襄。曰：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故比干以谏见戮，屈原以放自沉。比干，纣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为人臣者，三谏不从则去之。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离骚》曰：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则原之自处审矣。或曰：原用智于无道之邦，亏明哲保身之义，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远害可也。有官守言责，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见危致命，况同姓，兼恩与义，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责，微子去之可也。楚无人焉，原去则国从而亡。故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后之读其文，知其人，如贾生者亦鲜矣。然为赋以吊之，不过哀其不遇而已。余观自古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俱亡哉！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超无为以至清，与太初而为邻，此《远游》之所以作，而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仲尼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又曰：乐天知命，有忧之大者。屈原之忧，忧国也；其乐，乐天也。《离骚》二十五篇，多忧世之语。独《远游》曰：道可受兮不可传，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无淈滑而魂兮，彼将自然。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此老、庄、孟子所以大过人者，而原独知之。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宏放高妙，读者有凌云之意，然其语多出于此。至其妙处，相如莫能识也。太史公作传，以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尘埃之外，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可谓深知己者。扬子云作《反离骚》，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屈子之事，盖圣贤之变者。使遇孔子，当与三仁同称雄，未足以与此。班孟坚、颜之推所云，无异妾妇儿童之见。余故具论之）。”[81]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既然说“屈原既死之后”，那么宋玉诸人之写作，主要应在陈郢或寿春。三人中，景差年岁较长，《大招》乃他在楚顷襄王三年为楚怀王归葬楚国之国家祭典所作。而且宋玉晋见顷襄王，也是景差所举荐。刘向《新序·杂事第五》云：“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宋玉让其友，其友曰：‘夫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妇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齐有良兔曰东郭，盖一旦而走五百里，于是齐有良狗曰韩卢，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见而指属，则虽韩卢不及众兔之尘。若蹑迹而纵，则虽东郭亦不能离。今子之属臣也，蹑迹而纵与，遥见而指属与？《诗》曰：将安将乐，弃我如遗。此之谓也。’其友人曰：‘仆人有过，仆人有过。’”[82]《新序》同卷又曰：“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或谓曰：‘先生何谈说之不扬，计画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独不见夫玄蝯乎？当其居桂林之中，峻叶之上，从容游戏，超腾往来，龙兴而鸟集，悲啸长吟。当此之时，虽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视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惧而掉栗，危视而迹行，众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体益短也，处势不便故也。夫处势不便，岂何以量功校能哉！《诗》不云乎？驾彼四牡，四牡项领。夫久驾而长不得行，项领不亦宜乎？《易》曰：臀无肤，其行趑趄。此之谓也。’”[83]《渚宫旧事》三，也有此记载。这里之“友人”，就是景差。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云：“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始事屈原，屈原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曰：‘子盍从俗，使楚人贵子之德乎？’”[84]顷襄王“憎其似屈原”，当是读了宋玉悲悯屈原之《九辩》。或如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九辩》所言：“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85]由于屈原长期被贬黜、流放，宋玉不可能是屈原之入门弟子，而是私淑弟子。

在宋玉、唐勒、景差三人中，宋玉辞赋成就最高。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86]李白《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诗云：“昔别黄鹤楼，蹉跎淮海秋。俱飘零落叶，各散洞庭流……荆门倒屈宋，梁苑倾邹枚。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杜甫《戏为六绝句》又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这些诗文，都是屈宋并称的。先秦时期之宋氏，源于周武王所封以继续殷祀之宋国。宋王偃四十三年（前286），齐国联合楚、魏伐宋，瓜分其国土，宋国灭亡，子孙遂以国为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宋玉是楚顷襄王之文学侍从之臣，可以与楚王同游云梦、高唐、兰台和阳云之台，漫无边际地聊天，谈气象、谈女人，唯独不谈政治。《九辩》云：“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全篇写动物12种，第一个出现者是燕。《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郑玄笺曰：“玄鸟，燕也，一名鳦，音乙。”燕是宋国祖先殷人之图腾圣物，宋玉首先放飞燕子，是否暗含着对祖先和国家之怀念？

关于宋玉生平，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谓：“宋玉生于楚顷襄王九年（公元前290年）。”此言不确。宋玉悯其师屈原作《九辩》，当在屈原投江不久，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9）。深入分析《神女赋》便可知，宋玉得见楚顷襄王之死（前263）。由此推断，前者可知宋玉当生于楚怀王末年，后者可知宋玉卒年应在楚考烈王之世，因而宋玉生活年岁应在前305—前255年前后。宋玉辞赋颇丰，《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赋十六篇，原注云：“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87]《隋书·经籍志》载“《楚大夫宋玉集》三卷”[88]。由篇变卷，就是由竹书变成帛书。《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宋玉集》二卷”，此二卷当包括《隋志》所载三卷，篇数并无减少。《宋史·艺文志》不见著录，可能宋元之际，《宋玉集》开始散佚。南朝梁萧统《昭明文选》收录宋玉辞赋7篇，即《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九辩》《招魂》《对楚王问》。除了《招魂》为屈原所作之外，完整保留宋玉辞赋6篇。另外值得注意者，东汉傅毅撰有《舞赋》，其文曰：“楚襄王既游云梦，使宋玉赋高唐之事……谓宋玉曰：‘……’玉曰：‘……’王曰：‘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可知傅毅是仿宋玉赋而作，傅毅赋又曰：“楚襄王既游云梦……将置酒宴饮，谓宋玉曰：‘寡人欲觞群巨，何以娱之？’玉曰：“臣闻……激楚、结风、阳阿之舞，材人之穷观，天下之至妙。噫，可以进乎？……”王曰：‘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这段文字，与今传宋玉《舞赋》全同。到了三国魏曹植作《洛神赋》，序曰：“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89]

据此可知，曹植读过宋玉关于神女之赋作。南朝宋谢惠连撰有《雪赋》，曰：“《曹风》以麻衣比色，楚谣以《幽兰》俪曲。”所谓“幽兰”乃楚国歌谣，《文选》李善注谓：“《毛诗·曹风》曰：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宋玉《讽赋》曰：臣尝行至，主人独有一女，置臣兰房之中，臣授琴而鼓之，为幽兰白雪之曲。贾逵曰：俪，偶也。”[90]可知“幽兰”之典出于宋玉《讽赋》。《讽赋》曰：“臣尝出行，仆饥马疲，正值主人门开，主人翁出，妪又到市，独有主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于兰房之室，止臣其中。中有鸣琴焉，臣援而鼓之，为《幽兰》、《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华，披翠云之裘，更被白縠之单衫，垂珠步摇，来排臣户……”因此宋玉赋16篇中有《讽赋》，当属无疑。唐朝李善注《文选》，征引宋玉辞赋7篇，即《九辩》《高唐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笛赋》《大言赋》。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征引宋玉辞赋8篇，即《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小言赋》《钓赋》。由上述可知，自两汉至于北宋，宋玉辞赋流传于世者，有《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钓赋》《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舞赋》等，不会少于13篇。然而到了南宋，隋志所记述之《宋玉集》佚失，也就失去以各种与宋玉相关之古籍相互比对之依据。传为唐人旧藏本《古文苑》（北宋孙洙得自佛寺经龛）征引宋玉辞赋6篇，即《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章樵为《古文苑》作注时，对其6篇中的《笛赋》《舞赋》提出质疑，曰：“按史，楚襄王立三十六年卒，后又二十余年方有荆卿刺秦之事。此赋果玉所作耶？”“傅毅《舞赋》，《文选》已载全文，唐人欧阳询简节其词，编之《艺文类聚》，此篇是也。后人好事者，以前有楚襄、宋玉相唯诺之词，遂指为玉所作，其实非也。”章樵说兴，明清学者风起响应，于是宋玉辞赋真伪之辨代不绝书。胡应麟《诗薮·杂篇》卷一《遗逸上·篇章》将《笛赋》《舞赋》《讽赋》《钓赋》一并掊击，曰：“宋玉赋《高唐》、《神女》、《登徒》及《风》，皆妙绝今古。《古文苑》于《选》外，更出六篇：《小言》也、《大言》也、《笛》也、《讽》也、《钓》也、《舞》也，以为皆玉赋，昭明所逸者。余始以或唐、景之徒为之，细读多有可疑。《笛赋》称宋意送荆卿易水之上，按：玉事楚襄王，去始皇年代尚远，而荆轲刺秦在六国垂亡际，不应玉及见其事。《讽赋》即《登徒好色》篇，易以唐勒，唐、景与玉同以词臣侍从，顾谓勒谗。而所赋《美人》亡一佳语，乱云‘吾宁杀人之父，孤人之子，诚不忍爱主人之女’，殊鄙野不雅驯。《钓赋》全放《国策》射乌者对。《舞赋》王长公固以傅毅为疑，及读宋人章樵注云：‘《舞赋》，《文选》已载全文。唐人欧阳询简节其词，编之《艺文类聚》，此篇是也。好事者以前有宋玉问答之词，遂指玉作。’正与《卮言》意合。然则《古文苑》所载六篇，惟《大》《小言》辞气滑稽，或当是一时戏笔，馀悉可疑，而《舞赋》非玉明甚。昭明裁鉴，讵可忽哉！诸篇皆当是汉、魏间浅陋者拟作，唐人误收。今据《汉志》一十六篇之数定之，《九辩》九篇并《神女》《高唐》《登徒》《招魂》《大》《小言》《风》七篇，正合原数。屈赋二十五篇俱完。”[91]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也指斥《讽赋》《笛赋》《钓赋》《大言赋》《小言赋》5篇，“皆五代宋人托为之”。至此，《古文苑》6篇宋玉辞赋，悉数遭否定。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据《文选》江淹《杂体拟潘岳述哀诗》注引《宋玉集》，谓“《汉书·艺文志》有《宋玉赋》十六篇，今存者《风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钓赋》、《笛赋》、《九辩》、《招魂》凡十一篇，《对楚王问》《高唐对》不在此数。如《九辩》为九篇，则多出《汉志》三篇，所未审也。或云《笛赋》有宋意送荆卿之语，非宋玉作。”其中增加《高唐对》一篇，并谓“按此与《文选·高唐赋》、《御览·襄阳耆旧记》小异”。按：出土简帛证明，宋玉时代作散文赋已成风气。山东临沂银雀山1972年出土之西汉初年墓葬竹简，有以“唐勒”标题之宋玉《御赋》残篇。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八册，载有赋作4篇，即：《有皇将起》《兰赋》《李颂》《鶹鷅》，可作为散文赋书写在宋玉时已臻成熟而趋于繁盛之实物证据。传世之宋玉作品真实可信者，有《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御赋》。而《笛赋》《舞赋》《微咏赋》应予存疑。

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从屈原至贾谊，太史公跨越百余年历史烟尘，寻找着风骨独具而推动历史前行之精神文化脉络。《史记·贾谊传》半属对屈原之顾恋，再加上一系列涉及内政外事之上疏，尤其是《过秦论》对历史经验教训之总结，遂将屈原之诗性智慧转化为历史理性之新高度。对于贾谊上疏，《史记》仅扼要述其意旨，陈其卓识，而《汉书·贾谊传》则列述其数上疏陈政事，“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92]，又上疏言王子分封之利弊，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文景之治”之国体建设和边疆战略。为此，班固作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93]由此亦可窥见贾谊和屈原之人格精神和历史作用之同异。

贾生传

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贾谊“诵诗属书”，出入于儒学典籍；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注解传述人》云：“左丘明作《传》（《春秋左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谊至传其孙嘉。”[94]他被列入儒者《春秋左传》之传承脉络，属于古文经学。近人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指出，陆德明这段话，是根据《左传疏》所引刘向《别录》。清人汪中在贾谊《年表》中指出：“《经典序录》云《左氏传》阳武张苍授洛阳贾谊。据《百官公卿表》，张苍于高后八年由淮南丞相入为御史大夫，明年而文帝即位，贾生受学于苍必在其时矣。”而将贾谊举荐给汉文帝之廷尉吴治平曾师事同邑李斯，则又与法家碰了头。更有意味者，是《史记·日者列传》记述：“宋忠为中大夫，贾谊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从论议，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究遍人情，相视而叹。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今吾已见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试之卜数中以观采。’二人即同舆而之市，游于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马季主间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谒。司马季主视其状貌，如类有知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马季主复理前语，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宋忠、贾谊瞿然而悟，猎缨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小子窃观于世，未尝见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马季主捧腹大笑曰：‘观大夫类有道术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辞之野也？今夫子所贤者何也？所高者谁也？今何以卑汙长者？’二君曰：‘尊官厚禄，世之所高也，贤才处之。今所处非其地，故谓之卑。言不信，行不验，取不当，故谓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贱简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此吾之所耻，故谓之卑汙也。’司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见夫被发童子乎？日月照之则行，不照则止，问之日月疵瑕吉凶，则不能理。由是观之，能知别贤与不肖者寡矣。贤之行也，直道以正谏，三谏不听则退。其誉人也不望其报，恶人也不顾其怨，以便国家利众为务。故官非其任不处也，禄非其功不受也。见人不正，虽贵不敬也。见人有污，虽尊不下也。得不为喜，去不为恨。非其罪也，虽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孅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试官时，倍力为巧诈，饰虚功执空文以罔主上，用居上为右。试官不让贤陈功，见伪增实，以无为有，以少为多，以求便势尊位。食饮驱驰，从姬歌儿，不顾于亲，犯法害民，虚公家：此夫为盗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为高贤才乎？盗贼发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摄，奸邪起不能塞，官秏乱不能治，四时不和不能调，岁谷不孰不能适。才贤不为，是不忠也。才不贤而讬官位，利上奉，妨贤者处，是窃位也。有人者进，有财者礼，是伪也。子独不见鸱枭之与凤皇翔乎？兰芷芎弃于广野，蒿萧成林，使君子退而不显众，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义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棋，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昔先王之定国家，必先龟策日月，而后乃敢代。正时日，乃后入家。产子必先占吉凶，后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负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后乃言事，此有礼也。言而鬼神或以飨，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义置数十百钱，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此夫老子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谢少，老子之云岂异于是乎！庄子曰：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居上而敬，居下不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为业也，积之无委聚，藏之不用府库，徙之不用辎车，负装之不重，止而用之无尽索之时。持不尽索之物，游于无穷之世，虽庄氏之行未能增于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东南，以海为池。日中必移，月满必亏。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责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见夫谈士辩人乎？虑事定计，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说人主意，故言必称先王，语必道上古。虑事定计，饰先王之成功，语其败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夸严，莫大于此矣。然欲强国成功，尽忠于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导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岂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厌多。故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皇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故君子处卑隐以辟众，自匿以辟伦，微见德顺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长者之道乎！’宋忠、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摄衣而起，再拜而辞。行洋洋也，出门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居三日，宋忠见贾谊于殿门外，乃相引屏语相谓自叹曰：‘道高益安，势高益危。居赫赫之势，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为人主计而不审，身无所处。此相去远矣，犹天冠地屦也。此老子之所谓无名者万物之始也。天地旷旷，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与若，何足预彼哉！彼久而愈安，虽曾氏之义未有以异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还，抵罪。而贾谊为梁怀王傅，王堕马薨，谊不食，毒恨而死。此务华绝根者也。”[95]卜者司马季主之信仰是老庄阴阳，而贾谊虽在辞赋中颇受老庄阴阳之滋润，但在政治行为中追求经世致用而过于急切，不留穷达进退之充分空间。贬长沙，“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何不采取强身健魄之术，以待东山再起？梁怀王堕马而死，贾谊可以“自伤为傅无状”，但又何必“哭泣岁余，亦死”？留得青山，自可为汉文帝之政治作为提出许多建言。因而太史公谓“贾谊为梁怀王傅，王堕马薨，谊不食，毒恨而死。此务华绝根者也”，是颇有深意的。再回到廷尉吴治平，他举荐贾谊之理由，为“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可见贾谊知识结构之卓越。太史公惯称贾谊为“贾生”，也多有几分亲切怜惜感。

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力主通过改革以建立国体制度，遭到草莽举义之开国武将列侯顽固抵制。二者力量严重失衡，就把独战多数之贾谊挤出了政治决策枢要范畴，边缘化为长沙王太傅。这种坎坷遭际，使之与屈原长期遭贬黜流放产生强烈之共鸣。

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

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翺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顿兮，铅刀为铦。于嗟嚜嚜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缩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弥融爚以隐处兮，夫岂从螘与蛭螾？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微）〔徵〕兮，摇增翮逝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兮，固将制于蚁蝼。

《文选》李善注引张晏曰：“讯，《离骚》下竟乱辞也。”《楚辞》之有“乱曰”，自屈原《离骚》始，至绝命辞《涉江》依然用之。对于“乱”历来有两种认识。王逸着重辨析“乱”之意义功能，谓“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愤懑，极意陈词，或去或留，文采纷华，然后结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96]。自东汉王逸到今之诸多学者，对“乱”之“总撮其要”，即撮取前述内容概要、阐明作者志趣之意义功能并无歧义。朱熹《楚辞集注》却另辟蹊径，从音乐角度探讨“乱”，认为是“乐节之名”[97]。陈第、林云铭诸人继承朱熹之见解。今人杨荫浏之研究最是博深，对如何从音乐角度理解楚辞“乱曰”之综合特征和功能做出三点推论：一曰乱有短有长，而一般则是长于其前之各个歌节。长，便于发挥，说明乱之形式，在一曲中，有适于突现高潮之作用。二曰乱之大多数，较其前多个歌节，在句法上都有突然改变，意味着在音乐上必然也有节奏改变，以更适于配合高潮。也有在句法上看不出何种改变痕迹之乱，如《哀郢》之乱。句法改变，固然常会引起节奏改变，但句法不变，却并不就此能说明，不改变音阶之长短，从而改变节拍之形式；因此，即是句法不改变，仍然并不排斥改变音乐上节奏效果之可能性。三曰乱若是高潮所在，则除了结构长短、节奏变化之外，可能在旋律运用、速度处理、音色安排、唱奏者表达手法之运用诸方面，都会有其突出之处。[98]贾谊借用类乎“乱曰”之“讯曰”，宣泄其南迁长沙而“国其莫我知”之孤独感，虽如龙凤隐遁，也不学蚂蚁和蚂蝗。尽管有虎落平阳遭犬欺，鳣鲸陷于污渎受制于蚁蝼之失落感，但依然珍惜“圣人之神德”，远离浊世而自藏，也要如凤凰翱翔以逍遥。这种思想、文采，显然有庄子因素。而其精神守持，与屈原一脉相通。刘勰《文心雕龙·哀吊第十三》曰：“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周而事覈，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99]以此确认贾谊乃哀吊文体之首创者。

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闲暇。异物来集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鸟入处兮，主人将去”。请问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数之度兮，语予其期。”服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错缪相纷。大专盘物兮，坱轧无垠。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迟数有命兮，恶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兮，品庶冯生。述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亿变齐同。拘士系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或或兮，好恶积意；真人淡漠兮，独与道息。释知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翺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遰葪兮，何足以疑！

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

《鸟赋》因猫头鹰入室，停在座位之旁，而感伤不已。却自解自嘲于“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的大化流行之“通人大观”，以庄子“齐生死、等祸福”思想作解脱，以求心灵之自我救赎。其后贾谊为汉文帝召见，在宣室中，问鬼神之本，于是唐人李商隐无比感慨，作《贾生》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此举虽然应该嘲讽，但据《汉书·贾谊传》，贾谊以此拉近与汉文帝之政治情感关系后，即“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对于边境事务，力陈“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100]，又一再奏上“陈治安之策”，警诫以前事为鉴，大抵强者先反，要改变天下之势方倒悬之状况，必须树立太子权威而“割地定制”“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成为晁错在汉景帝时提出“削藩”政策之先声。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七篇《贾谊与晁错》中云：“司马迁亦云：‘贾生晁错明申商。’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101]贾谊建议或早或晚多为汉文帝所采纳。如王安石《贾生》诗云：“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

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

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乌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对于篇末之《太史公曰》，由于语义曲折，后世多有揣摩。刘永济于1958年作《屈赋通笺》以“故为跌宕之词”申论之，曰：“战代之季，六国君相，争以养士相尚，而士之不得志于秦者，则去而之齐、之楚、之燕，甚而士之不得志于本国者，则助他国以伐本国，如伍子胥之于楚，是也。屈子主合齐以抗秦，又尝使于齐，苟去而之齐，未必不见用。太史公所谓‘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也。按太史公此语，故为跌宕之词，故下文又曰：‘读《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盖以贾生吊屈文有‘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又有‘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之词。而赋多道家言，于同生死，轻去就之理，反复陈说，以自广其沉郁之情。屈子非不知此，特以宗臣之义，与国同休戚，且其所学与所处，并异贾生，故不为耳。子长读《鸟赋》而自失以此。”[102]汤炳正对此进行辩难，指出赞语自身之矛盾反映了司马迁思想之复杂性，而与《悲士不遇赋》的情感相通。1962年作《〈屈原列传〉理惑》曰：“此中对屈原生死去就问题之评价有三层意思：一是对屈原大志未遂，沉渊而死之遭遇，表示无限同情，故云‘悲其志’；二是同意贾谊观点，认为以屈原才智，应别逝他国，以求有所建树，不当沉渊而死，故云‘又怪’；三是以《鸟赋》中‘同死生，轻去就’的道家观点作结，说明‘去就’固不必过分执著，即‘生死’也不能绝对化，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前两观点的补充，故云‘又爽然自失’。其基本思想是对屈原虽深表同情，但却同意贾谊观点而责怪屈原应远逝他国，不应轻生沉渊。”[103]究其实，屈原在楚怀王世无去国之意，顷襄王对秦国之态度行为首鼠两端，尤其是曾经有“奈何绝秦欢”名言之草包令尹子兰在襄理国政，屈原即便赴齐缔结抗秦联盟，也无楚国之政治依托。更何况屈原被流放沅湘，以衰老残躯，岂能跋山涉水数千里迢迢赴齐做一番风生水起之大事业乎？因而屈原只能沉入民间，创作《九歌》展示神性与人性人情之奇妙融合，在呈现明媚动人之诗性建构中获得精神释放与升华。而且还在此诗性春风中，增添了《国殇》中“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之血性苍茫。其后屈原还写下了《涉江》《哀郢》《怀沙》《惜往日》等精神深处之绝唱。屈原在晚年写作中，回归了自己，他是一个生活在诗歌世界之“大写的人”。

由“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推断，贾谊生卒年为公元前200—前168。汉武帝“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是对贾谊政论之肯定。而且汉文帝、武帝又在长沙贾太傅故宅修建贾太傅祠，也可谓享有身后殊荣矣，只是不及屈原享有一个全民共庆之端午节——江湖龙舟万桨齐挥以拯救屈原免遭蛟龙之口，可谓情满天地，通于湖海。章学诚在《为谢司马撰楚词章句叙》中说：“夫屈子之志，以谓忠君爱国，伤痛疾时，宗臣之义不忍去，人皆知之；而不知屈子抗怀三代之英，一篇之中，反复致意，其孤怀独往，不复有《春秋》之世宙也。故其行芳、志洁，太史推与日月争光。而于贾生所陈三代文质，终见谗于绛灌者，同致异焉。太史所谓悲其志欤？”[104]据《史记》“太史公曰”及本传行文，可以确认为屈原所作辞赋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并及《渔父》。这就是《文心雕龙·辩骚》所云“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105]了。《贾谊传》曰：贾谊之孙“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106]，可知贾谊之许多具体材料，得自贾氏家藏，应属真实可信，此乃太史公为文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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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2]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6—309页。

[3] （汉）公羊寿传，（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6页。

[4]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9页。

[5]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3页。

[6] 同上书，第287页。

[7] 同上书，第236页。

[8] 同上书，第38页。

[9] （汉）司马迁：《史记·春申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97页。

[10] 裘锡圭：《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

[11] （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5—387页。

[12] （汉）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56页。

[13] （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

[14] （汉）赵岐注：《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15]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1页。

[16] （汉）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03页。

[1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7—98页。

[1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40页。

[19] 《国语·楚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80页。

[20] （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21] 参见姜亮夫《史记·屈原列传疏证》，《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22] 游国恩：《屈原》第二节，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页。

[23] 陈子展：《〈屈原传〉详注》，《楚辞直解》，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4]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3页。

[25] 同上书，第183页。

[26] 同上书，第189页。

[27] 同上书，第190页。

[28] （汉）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36—949页。

[29] 《国语·楚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60页。

[30]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92页。

[31] 伏俊琏、张艳芳：《谈〈离骚〉受祝辞的影响》，《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32] 黄怀信：《尚书注训》，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238页。

[33] （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34]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9—150页。

[35] 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3页。

[36] （汉）公羊寿传，（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372页。

[37]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9—150页。

[38] 余嘉锡撰，周祖谟等整理：《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4页。

[39] （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00页。

[40] 《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

[41]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3页。

[42] 同上书，第47页。

[43] （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81—2482页。

[44]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6页。

[45] 黄震云：《〈离骚〉的写作时地和屈原三次“放逐”》，《南开学报》1995年第6期。

[46]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页。

[47] 同上书，第12—14页。

[48]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43页。

[49] （汉）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54页。

[50] 尚民杰：《居延汉简时制问题探讨》，《文物》1999年第11期。

[51]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

[52] （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82页。

[53]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

[54] 同上书，第48页。

[55]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56]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三），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

[57]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5页下栏。

[58]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82页。

[59]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732页。

[60] 同上书，第2717页。

[61] 章太炎：《读大史公书》，《制言》半月刊，第23期。

[62]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离骚传〉与〈离骚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2页。

[63]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68页。

[64] （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1页。

[65]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1页。

[66]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7页。

[67]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2—83页。

[68] （汉）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88—2289页。

[69]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50—251页。

[70]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全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71]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

[72] （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27—1728页。

[73]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42页。

[74] 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

[75]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0—181页。

[76] 同上书，第179页。

[77]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等点校：《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727页。

[78] （汉）赵岐注：《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79]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9—181页。

[80] （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55—561页。

[81]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51页。

[82] （汉）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47—751页。

[83] 同上书，第751—758页。

[84] （晋）习凿齿注，张林川等校注：《襄阳耆旧记校注》，荆楚书社1986年版，第15页。

[85]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2页。

[86]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770页。

[87]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7页。

[88] （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56页。

[89] （三国魏）曹植著，赵尤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页。

[90]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4页。

[91] （明）胡应麟：《诗薮》，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37—238页。

[92] （汉）班固：《汉书·贾谊传第十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30页。

[93] （汉）班固：《汉书·贾谊传第十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5页。

[94]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95] （汉）司马迁：《史记·日者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15—3220页。

[96]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页。

[97] （宋）朱熹：《楚辞集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98]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99]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79页。

[100] （汉）班固：《汉书·贾谊传第十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30页。

[101]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59页。

[102] 刘永济：《屈赋通笺》，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13页。

[103] 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7—18页。

[104] （清）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八，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

[105]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

[106] （汉）班固：《汉书·贾谊传第十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