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王先谦的外国史地著作研究现状

本书研究对象为王先谦所著《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三书。本书所用“域外史地”是以研究对象为标准的，即无论研究主体是哪国人，凡以本国以外的历史地理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均称为“域外史地”；“外国史地”则以研究主体作为标准，特指中国人所写的研究外国的史地著作；“世界史地”以研究世界上所有国家为对象。

王先谦所著《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三书，共300余万字。1901年，王先谦完成《日本源流考》并于1902年刊行；1905年他开始撰写《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1910年《五洲地理志略》刊行；1916年《西国通鉴二次稿》完成（即为见存的《西国通鉴二次稿》三十三卷本）[54]。

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术界对王先谦的外国史地著作的研究日渐重视。1997年二十二卷《外国通鉴稿》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1998年《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由北京出版社作为“四库未收辑刊”影印出版，为学界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20世纪90年代至今，对王先谦的外国史地著作的研究，从最初的一般性介绍到现在的对著作内容深入剖析，呈逐步升温、深入的趋势。

一 《日本源流考》研究

集中在史料来源、价值、地位三个方面，从词条收录到概括性研究、系统研究。

首先，关于《日本源流考》史料来源及资料运用比例，存有两种看法。

第一，认为来自中日史籍。如最初对《日本源流考》做基本介绍的1983年《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55]及1986年《中国史学史辞典》。[56]这两部辞典所收的《日本源流考》词条，均由袁英光提供，[57]词条中提出《日本源流考》的资料来源应为两种：一是中国传统史料，二是日本史籍。另外，1994年马金科、洪京陵《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认为“《日本源流考》主要依据中国史籍中有关日本的记载，也参考了有关日本史籍”[58]，这种说法不够精确。

第二，《影印珍本古籍文献举要》认为《日本源流考》所引资料来自四个方面：中国历代正史；最早记载日本的《山海经》等；日本人史书；以及西洋人编纂史书等数十种。[59]

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日本源流考》的史料是由中日史籍组成的，王先谦本人也曾讲到《日本源流考》的资料是由中日资料组成的。而这些多忽略西人著作。

关于《日本源流考》引用的资料种类，王青芝《中西文化视野下的王先谦研究——以史学为中心》认为：王先谦在《日本源流考》中共征引了51种参考文献。[60]

其次，《日本源流考》的史料价值方面。李希泌《健行斋文录》将《日本源流考》作为“一九一一年以前国内有关太平洋区域历史研究的文献”中的日本研究文献之一。[61]梅季指出：《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介绍了明治维新以前大将军擅权、久不统一、游侠成风、政令被阻的现实和外侮侵至、国势岌岌的形势，宣扬了明治时“捐弃故技，师法泰西”、大张变法的成就，总结了日本得西法之精、力课农桑、广兴工艺为得利之实的经验，并云“非我中国每事拘牵旧章、沮隔群议者比也”。王氏是一位通过博览群书“走向世界”的极为罕见的朴学大师。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光辉之处。[62]

再次，关于《日本源流考》的史学地位。李玉、汤重南等主编的《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认为《日本源流考》与《吾妻镜补》和《日本国志》《日本新政考》和《日本变政考》都是清朝时期研究日本史中较好的著作。强调王先谦的《日本源流考》的贡献在于对日本历史与明治维新的全面、系统的介绍。[63]

最后，对《日本源流考》提出较为系统研究的是孙玉敏的《王先谦学术思想研究》[64]。2010年，时培磊《明清日本研究史籍探研》[65]讨论了《日本源流考》的日本研究特点，分别为：广征博引、考证有据；编年纪事、贯通古今；务实之书、期于有用。

以上研究均未曾对《日本源流考》的文献来源进行完整、系统梳理，也未能指出到底是哪些书籍构成了《日本源流考》主体资料；并未将《日本源流考》与它所引用的书籍展开比较研究。

二 《外国通鉴》研究

王先谦的三部外国史地著作中，《外国通鉴》研究最为薄弱。学术界所称《外国通鉴稿》，是对二十二卷的《外国通鉴稿》的称呼，并非1916年三十三卷的《外国通鉴》版本。目前对《外国通鉴稿》的研究，仅包括史学地位与修改形式两个方面。

一是史学地位，1986年《中国文学史》（下册），将《外国通鉴稿》与徐继畲《瀛寰志略》、夏燮《中西纪事》等，与魏源《海国图志》并列，作为当时研究海外著作之代表，并指出“我国史学著作，已起了一大变化，由记述本国之政事、经济、文化……转而放眼于大世界了”。[66]这是对《外国通鉴稿》的史学地位的较早评价。

二是修改形式。姜亚沙编《影印珍本古籍文献举要》介绍《外国通鉴稿》如下：

在《日本源流考》的基础上，王先谦除将书名改变为《外国通鉴》外，还将纪年改为只以甲子及中国年号为纲，小字增写其他各国的条目内容，其中—些国家，如暹罗、缅甸等条目，经考证大部分来自王氏的另一部外国研究专著《五洲地理志略》。王氏在书眉及书缝中，还注“朝鲜一条”“安南一条”等等，当为他以待定稿时拟增补其具体内容的提示语。从王氏手写的文字来看，这部待定稿本的内容除日本外，还包括了朝鲜、琉球、土耳其、印度、暹罗、真腊、骠国、越南、马来亚、吕宋、爪哇等国家或地区。王先谦的这部稿本，有许多王氏的亲笔批注，由于字迹太小，不甚清楚，有些不易辨识，影印出版时据原书另录于书后是为注释，又一一注明对应页码，方便于参阅。[67]

此段指出了《外国通鉴稿》的基本特点，仍属于一般性介绍，其中所提的部分内容（“安南一条”“马来亚”）有误。对《外国通鉴稿》在《日本源流考》的基础上所加的具体国家究竟有多少，又分别加了哪些条目，具体分布在哪些卷，都未具体说明，尚需进一步研究。

《外国通鉴》研究在介绍层面徘徊，不能更进一步深入的主要原因是三十三卷的《外国通鉴》稿本多年以来未被学界所见，多认为其书已经失传。《外国通鉴》未曾刊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的影印版二十二卷，版心标志是“考”，卷端仍题：日本源流考，与《王先谦自定年谱》所说的《外国通鉴》三十三卷不符。《外国通鉴》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继续拓展。

经过笔者研究考证，发现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王先谦所著《西国通鉴二次稿》（稿本）恰为三十三卷，即为三十三卷《外国通鉴》成稿的最后一个版本，成为本研究继续开展的资料基础。

总之，学术界对《外国通鉴》的研究虽多属于介绍层面，这种研究还是呈现步步推进的趋势。

三 《五洲地理志略》研究

王先谦的外国史地著作中引起注意最多的是《五洲地理志略》，集中在1998年到2014年16年间，包括史学地位、编撰特色、史料来源、编纂思想等方面，也是先从词条收录到后来的较深入研究。

《五洲地理志略》被认为是“原创性的资料汇编”，曾经被重印。[68]《五洲地理志略》最初是被几部辞典作为词条收录。[69]这个阶段，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五洲地理志略》研究的开始，仅为简单介绍。

较早注意到《五洲地理志略》价值的是1998年出版的赵荣、杨正泰著《中国地理学史》（清代），将《五洲地理志略》列入“方志与域外地理志”的域外地理志中，排在《明史·外国传》《瀛寰志略》《海国图志》《朔方备乘》之后，依次作为清初至清末中国人对域外地理认识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五洲地理志略》还反映了在激烈的社会变动中，王先谦思想观念的变化。王先谦是一位饱读经史的旧学者，西方地理学传入以后，他在治学上接受了西方地理学的观点，开始将洋流、季风、海底地貌、铁路、电信、矿产、港口等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地理学，丰富和改造了中国传统的地理学；另一方面在思想观念上，他也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就使他陷进了欧洲中心论的泥潭。”[70]认为王先谦是“欧洲中心论”，并不符合《五洲地理志略》的叙述风格，《五洲地理志略》对五洲的排序恰恰是把欧洲放在各洲之末。《中国地理学史》（清代）列举了《五洲地理志略》中来自日本的史料（“所引用日本地理著作至少有15种”[71]），这样一个估算，虽然不够准确，仍对研究《五洲地理志略》的史源起了导引作用。但《五洲地理志略》中的部分作者（如吉田晋）的身份需要考辨。

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认为王先谦的《五洲地理志略》是注意利用域外文献来补正中国地理资料之不足的突出例子，并且提出其引用的中外文献多达近90种。[72]指出了《五洲地理志略》所引用文献基本类型（两种：域外文献与传统文献）和总数，这个结论符合王先谦的学术背景。

200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把《五洲地理志略》与《瀛寰志略》《海国图志》并列，作为清代外国地理著作的编写的代表。[73]认为“《五洲地理志略》是清末出版的一部反映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其内容充分反映了清朝末期我国学者学习和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程度与水平，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又反映了我国古代传统地理学向西方现代地理学的日益靠拢和接近。”并将《五洲地理志略》的正文、注文以及校补的地理内容，与道光、咸丰年间成书的地理译著和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著作相比，指出其有以下明显的特点：（1）记叙更加完备详尽。记载世界各大洲大洋的界限，已较过去更加准确。（2）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内容明显增加。（3）增加了清末的地理内容，编撰体例逐渐向西方地理学靠拢。

2006年，刘芹《论王先谦的〈五洲地理志略〉》[74]，认为《五洲地理志略》是王先谦晚年在学术研究方向转变之后所撰的一本比较成熟的史地学著作。

2008年出版的孙玉敏所著《王先谦学术思想研究》，对《五洲地理志略》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2012年王青芝《〈五洲地理志略〉的编撰及其思想》认为从撰述形式而言，《五洲地理志略》属于“纂辑之史”，其内容和资料取舍反映了王先谦广搜博采、兼容并蓄的采撰思想，以及求新、求真的史料取舍标准。[75]

本书拟从整体上对《五洲地理志略》研究，并将其放在王先谦的外国史地著作研究系列中审视。

四 整体研究

对王先谦的外国史地著作整体研究由地位到编纂特色、史源、内容、思想性。

最早对王先谦的外国史地著作研究做出评价的是吴荣政，1989年他把王先谦的四部著作作为王先谦在经世致用学风影响下的代表：

在晚清经世致用学风影响下，王先谦有四种著作：一为记述本朝掌故“以明国是”的编年体史料长编11朝《东华录》，二为集清儒之说，通合勘证而成的《蒙古通鉴长编》；三为《日本源流考》，此书于日本治乱得失政事学术略能窥见本源，旨在使塞聪蔽明的中国急宜仿效积富成强的日本，并着意表彰了明朝沿海人民抗倭的英雄业绩，意在激励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四为《五洲地理志略》，此书系荟萃古今中外史地图籍，以史志法为之，突出介绍了中国，寄托了著者的爱国之心，又对欧美殖民主义者特别是沙皇俄国的扩张主义进行了披露。[76]

吴荣政的评价主要针对王先谦的《日本源流考》与《五洲地理志略》的内容方法。

2005年，梅季坤《王先谦的治学成就与学术思想》[77]提出了《日本源流考》和《五洲地理志略》在编纂学上的特点。

2006年，谭雯把王先谦撰写的《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图志》《外国通鉴》作为“他对国外的地理历史的关注，却表现出在那个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一位学术大师的开阔眼界”的明证。[78]

对王先谦的外国史地著作史源提出独到见解的是邹振环，“被认为是正统主义史学代表的王先谦也努力不忘学习域外史学，编纂了《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和《外国通鉴稿》等，大量引用包括《泰西新史揽要》在内的西文译著”[79]。

对王先谦的外国史地提出专门研究的有王青芝所撰的2007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西文化视野下的王先谦研究》。指出“王先谦史学中的时代特色主要体现在其晚年对世界史地之学的关注和研究上，即撰成《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外国通鉴》等。从中反映出王先谦的西学观，即主张学习西方及日本的先进文化。在重道轻器、夷夏之辨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下，王先谦赞同的是学习西方的农桑、工艺和商业等。他虽然也承认西方工艺的先进性，但还是认为西学是‘形而下’的学问，有贬抑西方文化的意味”[80]。该文第4章“外国史地研究与西学观念”分日本史研究和世界史地研究两部分展开，主要对《日本源流考》和《五洲地理志略》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

2008年出版的孙玉敏著《王先谦学术思想研究》，第三章“王先谦的史学思想”第四节“外国史地研究”，共用了40页篇幅，分两部分对王先谦的外国史地进行研究，（1）王先谦与《五洲地理志略》，从《五洲地理志略》其主要内容、思想性两个方面展开。（2）《日本源流考》研究，从王先谦以前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日本源流考》的写作动机及其特点、《日本源流考》所依据的主要史料、《日本源流考》的主要思想剖析四个方面展开。[81]该书首次提出“王先谦的外国史地研究”课题，并就其中的两部外国史地著作，做了较有深度的探索。《王先谦学术思想研究》也对王先谦的外国史著作的史源进行了分析。

总之，目前对王先谦的外国史地著作的研究总体特色是，《五洲地理志略》研究最为丰富，但仍需要对其内容、特点深入分析；《日本源流考》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具体性上还需做大量工作；《外国通鉴》研究很薄弱。很多研究仅评价《日本源流考》与《五洲地理志略》，避而不谈《外国通鉴》。《外国通鉴》研究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其成书变化过程，必须把这种过程由模糊状态梳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链条”。从整体上研究王先谦的三种外国史地著作，更是王先谦著作研究中一个必须突破的环节。本书正是以王先谦的外国史地著作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其变化关系，总结王先谦的外国史地著作的特点、价值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