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实践派的存在维度

科西克的实践存在论分析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具有典型性，直接影响到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1965年《实践》杂志第1卷第1期刊发了实践派重要成员加约·彼德洛维奇的文章《实践与存在》。实践派重要成员马尔科维奇在总结实践派的基本观点时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5]这种表述是实践存在论思想的集中体现。

南斯拉夫实践派并不排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而是将其整合到实践概念的阐释之中。我国学者贾泽林在20世纪80年代初揭示了这点：“‘实践派’居然‘发现’马克思和胡塞尔对哲学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且还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十分相近’”，彼德洛维奇把“海德格尔看作真正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及其意义的第一个人”,“海德格尔认识并懂得了异化的意义，并能够用异化的精神来解释马克思主义”。[6]贾泽林对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的融合明显持否定的意见，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实践的存在论阐释的积极意义。实践派从马克思那里找到了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根基。其主要成员之一坎格尔加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思想阐释了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存在的哲学意义。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指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能够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7]马克思讨论音乐感与音乐之间的对象性关系的观点，对坎格尔加来说可以阐释人的存在本质的问题。他认为，人在积极行动之中，在实践过程之中，对象成为人的对象，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获得呈现，构建起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联性，获得人类的存在本质，否则“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8]只有在历史性的实践过程中，主客体相联系，才可能构建起存在感，人的本质力量才获得确证。由于人是历史性实践的存在，人的本质也不是凝固的，而是生成的，“人在本质上是不可限定的，因为人决不是他已有的存在，他不是被赋予的，而首先是生成的，即不断再生的，通过活动向人类整体证明其开放的可能性的人，这种来源于新的、未知的未来的整体就是未被认识的、自由的、有意义的存在”。[9]因此，实践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彰显，是人类“在家”的存在。南斯拉夫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践概念进行了详细的存在意义的揭示，通过辨析它与劳动、实际活动、异化活动的差异，赋予了实践概念以创造性、自由性、自治的目的性等规范性和理想性意义，它是人类自我实现的对象化形式。在实践派看来，革命作为一种特殊意义的实践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认识论或者策略意义的范畴，而具有存在的意义。彼德洛维奇认为，革命不仅是人的变革，而且是宇宙的变革，它创造一种根本不同的存在模式，是人之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革命不仅是一种存在形式向另一种更高的存在形式的过渡，不仅是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断裂和飞跃，而是最高的存在形式，即在其完整性上的存在本身。革命是创造性之最发达的形式，是自由之最真实的形式，是一个开辟了多种可能性的领域，是一个全新的王国。它是存在的真正的‘本质’，是其本质的存在。”[10]这表明，革命与实践、创造性、人之本真存在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实践的存在，人是一种自由的和创造性的存在，因而也是一种革命的存在。革命并不是历史的一种特殊现象，而是人类集体创造性的一种最集中的形式，即人之创造性本质最鲜明地得到体现的形式”。[11]

实践、革命是具有存在意义的，审美、文化活动也是实践的，也是具有存在意义的。作为最体现实践特征的艺术文化活动体现了人的存在价值，“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人能够更好地决定其存在的问题，不断地发现其新的生活方面，以满足其基本的需要，丰富其动机，并发展为一个更全面的人”。[12]文化是每个人存在的根本的组成部分，文化以符号的形式创造人的实践，促进生物有机体的人道化，因此它以成为一种人的存在的要求而植根于生活本身之中。文化艺术使人获得了创造性实践，使人成为一种文化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