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斯拉夫“实践派”美学

20世纪60年代在南斯拉夫以《实践》杂志（1965年创刊）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1963年开始）为中心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实践派，代表了南斯拉夫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成就。此学派会聚了一大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艺术家[4]，把具有审美性的实践（praxis）作为基本范畴，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

第一，实践的审美性。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哲学出发点不是正统辩证唯物主义所信奉的物质存在与精神的基本问题，而是马克思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即在创造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本质。这一根本问题所内含的基本的哲学假设就是实践基础，“人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即一种能够从事自由的创造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改造世界、实现其特殊的潜能、满足其他人的需要的存在”。[5]因此，人是一种实践的存在。这是南斯拉夫实践派主要代表之一马尔科维奇所总结的“公认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共同基础”。这种实践概念不同于纯粹认识论范畴的实践practice，而是借用希腊语 praxis,“来源于希腊字‘poesis'（诗歌）和‘praxis'（实践）的意义”。[6]实践具有规范性，指的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理想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它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过程，对人类其他一切活动形式赋予批判的标准。这种体现人类自由创造性和目的性本身的实践是审美的，“实践有明确的审美性质，它是除了其他法则外还‘服从美的法则’的一种活动……当美变成目的本身时，活动就达到了实践的水平”。[7]实践不同于人类为了生存的必要条件进行的劳动、工作和物质生产，它是个人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艺术性活动。阿格尔解释东欧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时说：“劳动将成为一种艺术，因为它能够表现工人的意图、想象和价值。由于人类学会了在为使用而生产和为交换而生产的两个领域中表现自身，因而劳动和艺术之间的区别最终将逐渐消失。”[8]实践不纯粹是功能性活动，而是康德意义上本身就是目的活动，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如尤里奇在《政治的人》中所强调的“完整的、活生生的人”。[9]实践派也是在实践的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艺术的自由创造性。马尔科维奇认为，艺术与科学不同，它不是累积性，它拒绝现有的规则和成就，通过对全新的表现形式的探索来确证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因而现代艺术形式与古典形式毫无关系。这表明，艺术不存在一种唯一进步的标准。但是从人的全面的自我创造的实践观点来看，艺术具有累积性和进步意义，“最优秀和最富有创造性的现代艺术却证明了在古典艺术中未被发现的一种极为精致的敏感性以及思想、感情和冲动的丰富性。现代艺术已经构造了大量新形式，创造了一种如此丰富并充满了细微差别的语言，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以一种更为个别、更为精细的方式表达任何事物。进步不过是创造一种广泛的可能性，不过是增进人的自由”。[10]艺术的进步意味着自由的增长程度和各种有效的表现形式的增长。因此艺术表现的可能性会越来越普遍，人类将不断整合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元素，实现艺术的进步和自由的进步的统一。

第二，人道主义的文化理论。南斯拉夫实践派把真正的文化视为实践的表现，关乎人及世界的人道化的过程。格鲁博维奇在《文化：乌托邦与现实之桥》中提出了作为乌托邦和现实之桥的文化概念，认为“文化总是处于概念与现实、理想与实在、新事物与既有事物之间”。[11]这种文化概念不同于社会人类学把文化视为社会制度中的社会遗产的概念。在他看来，林顿把文化视为习得行为或习惯，米德认为文化是传统的行为方式，他们的文化概念都具有片面性，他们强调标准化的文化意义，把艺术和哲学视为“异端行为”，从而否定了生活和创造性。格鲁博维奇借助于鲍曼在《作为实践的文化》中提出的对文化概念的理解，认为文化是使物对人有意义的东西，并作为一种标准内在化于人格的结构中。这样，文化就意味着人如何思考，如何理解他的世界。鲍曼的文化概念意味着在人的活动之中，“不论对文化概念如何精心阐述，它都属于代表人类实践术语的家族”[12]，意义、模式、价值是与人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人类学或功能主义的文化概念忽视了文化与人道化过程的关系，忽视了文化的乌托邦，忽视了文化作为“自由王国”的本质特征。因此格鲁博维奇认为：“原则上，只有通过超越既定的、已经构造和确定了的制度，文化才能实现其人道化功能。”[13]格鲁博维奇明确地提出自己的具有人道化意义的文化理论：“文化是这样一种过程和结果，即通过人对一种更人道的生活的设计而转变为一个新的世界来实现人的人道化。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人能够更好地觉得其存在的问题，不断地发展其新的生活方面，以满足其基本的需要，丰富其动机，并发展为一个更全面的人。”[14]因此，文化不仅是社会结构的因素，也是人格的组成部分，格鲁博维奇采用雷蒙·威廉斯类似的分析思路论述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传统观念认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与基础是分离的，文化仅仅意味着精神活动的客观化，这种观念把文化和实践性人类活动割裂开来，这是对人类实践之基本特征的误解，离开了人类实践指向的意义和价值，因为文化形成了现实走向乌托邦以及乌托邦走向现实的桥梁，成为两个世界相通的纽带，它一方面调节了生物学存在和人之基本的社会性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调节了人的存在和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成为现实与乌托邦的调节器。文化是个人存在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它以符号交换的现实创造了人的实践，借助经验整体的累积过程促进个体生物有机体的人道化，扎根于人的生活本身之中，扩展了个体多层次的需要系统。因此，个体必须过双重的生活，既要适应现实又要超越现实，成为一种文化的存在。这种文化理论也是对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的建构，通过现实和乌托邦的纽带构建起文化共同体：“超越文化的阶级功能，并回到长期被阶级社会窒息了的文化的一种丰富的人类意义之中。这正是作为一种人类共同体的社会主义的真正意义，是文化在一种新社会中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功能。”[15]这种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也是苏佩克所主张的克服单一文化标准的多元决定阐释（polydeterministic interpretation）的文化理论。[16]

第三，对非人道化的文化艺术观念和现象的批判。南斯拉夫实践派通过实践确立了人道化的美学与文化理0论，并以此为价值规范展开了对非人道化的文化艺术观念和现象的批判，体现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理论的特色，也就是实践派的宗旨“致力于对现存一切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17]实践派成员科西奇在《文化与革命》中指出：“没有对现实以及不利于创造性的人类需要和力量之世界的自觉否定，没有对不自由和非正义以及对束缚并削弱人、把人的思想和想象归结为一种纯粹的工具性的‘贫乏’与强制力量的精神反叛和道德反叛——文化便宣判了自身的无意义，宣判了自身的死刑。”[18]实践派对非人道的文化艺术的批判主要有：一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批判，认为这种文化并没有承担起人道化的功能。这种文化成就来源于阶级立场，同时又被统治阶级所操纵，为特权阶层所控制，甚至文化表达的语言作为一条规则只能被某些贵族阶层所理解。基于此，实践派提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质疑，因为这种现实主义使文化局限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局限于党的现行政策，局限于现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失去了文化的创作自由。这种为现存制度服务的文化失去了文化的批判现实、超越现实的功能：“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当局不允许文化执行其作为乌托邦和现实之间的调节者的功能，不允许文化充当一种表达创造性的不满和反叛，并为现实的革命化服务的领域，而要求文化融其自身于现实之中，而且文化只能服务于现实（即证明现实而不是批判现实）。它宣布，乌托邦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无用的梦幻领域。”[19]在苏佩克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应该对新文化和新的人物进行最自由的探索、调查和实验，现实主义本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给现实主义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修饰语，并提出什么‘社会主义典型’论，这就使理论家和批评家们弄钝了它的批判刃锋，赋予它歌功颂德的护教功能了”。[20]因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是丧失真正的总体性的辩证法，成为一种本体论空谈的本体，即是说沦为一种抽象的总体。二是对现代文化中的极权主义文化和享乐文化的批判。实践派成员日沃蒂奇在《在现代文化的两种类型之间》中指出，这两种文化随着官僚社会和富裕社会的出现而产生，均具有压抑性。极权主义文化作为非自治的规范和价值调节着个人行为，人在这种价值体系中被视为一种自觉适应现存生活和社会环境的野性动物，体现出人的不平等性和人对人的支配性。这种文化“不是一种人对其总体性的对象化关系的形式，一种通过它显示出自由的人类精神能量的形式，一种人的自我意识的形式”。[21]极权主义文化没有达到理性和感性、需要和义务、美德和幸福之间的和谐。享乐主义文化是对极权主义文化的补充，一种功利主义文化，其价值是指向消费，人的需要被归结为消费需要和商品贮藏的需要，所以这种文化追求感官而抛弃精神，追求无忧无虑的生活和无聊的消遣，“人发展了一种不受控制的占有欲，即他的一个有利于消费价值的非生产性关系的方面。这种人为的需要使人丧失了对真正的精神价值的全部敏感性”，这种文化“推进了人的意识的分化与分解，为新神话的出现提供了沃土。现代享乐主义是人默认他所生活的异化世界的一个主要方面”。[22]日沃蒂奇指出，这两种现代文化类型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典型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异化的两种类型，文化政策的官僚制度对精神生活进行限制和控制，文化政策的商业观又催生了低水平的文化产品，为追求利益而忽视了人道化的文化功能。

南斯拉夫实践派以实践的自由创造作为规范性价值，对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建设提供新的思考，对非人道的异化的文化现象加以批判，张扬以人的存在和自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美学。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美学思想是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理论和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但是由于以理想的价值规范来面对社会主义初期现存的具体问题，实践派的批判也因过分激进而失去了自己的现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