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绪论

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的结合是20世纪文论发展的基本线索之一，20世纪因此也被称为“语言学的世纪”[1]。大体上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2]，文论发展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主要理论资源，形成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形式主义文论”，关注文学的形式属性和文本内部构成要素。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等领域发生了重大转向，出现了以拉康、德里达、福柯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论，整体上呈现“向外转”的理论趋势。20世纪后期理论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语言”的不同理解，以及调用了不同的理论资源。20世纪后期因此也被称为“后索绪尔主义”[3]。

20世纪后期的理论转向整体上并没有离开语言学，诚如贝尔西所说：“我使用‘后索绪尔’一词不仅限于时间顺序的意义上，而在于表明他们的工作是索绪尔符号理论基本原理的直接承继。”[4]理论转向只不过走向了索绪尔语言学的另一面。“后索绪尔派的理论从分析语言入手，提出语言并不是透明的。它不仅仅是自主个体互相传达独立存在的世界万物的信息的工具，相反，正是语言提供了建构世界上的个体和事物并区别它们的可能性。语言的透明性是一个错觉。”[5]后结构主义摧毁了语言的稳定“结构”和所指的确定性，由静态的语言观走向了动态的话语实践，或者用索绪尔的术语来说，由“语言”研究走向了“言语”研究。这一转变规划了20世纪语言论文论的基本走向。

叙事转向从时间上晚于20世纪整体理论转向，但在总体走向上与20世纪理论转向基本一致。经典叙事学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主要理论资源，后经典叙事学则主要借鉴了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基本理论。经典叙事学以封闭的文本为对象，后经典叙事研究则走向了动态性和开放性，将一度排除在外的语境、历史、读者与作者等文本外的因素重新纳入研究视野。叙事转向也经历了一个由内而外、由“语言”到“言语”的转变过程。

叙事离不开语言，叙事转向也没有离开语言学。如果说结构主义语言学是经典叙事学的主要理论资源，那么，由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开创的言语行为理论则为后经典叙事研究贡献了理论力量。[6]言语行为理论“不关心语言自身的语法结构，也不热衷于语言的潜在系统，而要知道人们以言能做何事，如何去做，会产生什么效果”[7]。言语行为理论将关注点从语言的形式属性转向语用属性，突出了语言在使用中的行为功能。言语行为理论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探讨话语的方式，不仅探讨话语表层的语法属性，也考虑话语产生的语境，参与者的意图、态度和期望，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话语产生和接受的潜在规约”[8]。后经典叙事学显然正是在上述方面突破了经典叙事学的局限。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言语行为理论对文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观照叙事转向提供了一种新的视域。本书的目的在于用言语行为理论透视叙事转向的内在逻辑，将言语行为理论引入叙事研究，将叙事看作言语行为，探讨言语行为对文本内的虚构世界及文本外的现实世界的建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