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话的体制特征

一 文话不以“话”名

文话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形式之一。最早以“文话”名书者，当数北宋末年学者王铚，他在作于北宋宣和四年（1122）的《四六话》自序中提到曾撰有《文话》一书：“又以铚所闻于交游间四六话事实，私自记焉。其《诗话》《文话》《赋话》各别见云。”[1]王铚《文话》失传已久，其后以“文话”为名的著作甚为少见，以致清代多位学者认为古今并无文话。陈用光《叶元垲〈睿吾楼文话〉序》曰：“夫古今诗话多矣，文话则未之闻。”[2]杨文荪《梁章钜〈制义丛话〉序》云：“宋以后，诗话日出，独尟文话。”[3]李元度《古文话》自序亦谓：“自梁锺嵘、唐司空图作《诗品》，繇宋汔今，撰诗话者，几于汗牛充栋矣。宋王铚有《四六话》，近世毛西河有《词话》，梁茝邻有《楹联话》《制艺话》《试律话》，而文话独无闻焉。”[4]就连日本江户时期学者斋藤谦也持有这种疑惑，他在撰于文政十三年（1830）的《拙堂文话》自序中说：“诗之有话尚矣，四六与诗余亦皆有话，何独遗于文？文而无话，岂非缺典乎？”[5]上述众人皆发现诗、词、四六、楹联诸文体均有相应的“话”体著述，唯独“文”却例外。当然，这种判断基于文话著作须以“文话”命名的观点，未免拘泥，且其判断本身也不尽符合事实：就现存文献来看，清以前至少北宋王铚、明人闵文振、李云各撰有一部《文话》[6]。即便如此，区区三部《文话》在数量上与《诗话》《词话》相比，无疑仍有天壤之别。斋藤谦、杨文荪、李元度等人的思考仍有相当意义，他们揭示了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即论文专著虽车载斗量，但以“文话”命名的却寥若晨星。古人常以“某某诗话”“某某词话”为诗话、词话类著作命名，却罕见以“某某文话”来命名论文著作，最为通行的名称却是“论文”“文说”“文谱”之类。个中缘由，值得思考。

二 文话而不以“话”名的原因

文话而不以“话”名，主要是由其体制特征所决定。

“诗话”“词话”“四六话”中的“话”字，表明其属于“话”体批评形式。从“话”体批评形式的内容来看，“所谓‘话’，即故事之意”[7]。早期诗话、词话、四六话等多记录作品本事、作家轶闻，故多以“话”名之。《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小序称首部诗话《六一诗话》“体兼说部”[8]，其实这应是所有典型“话”体批评形式的共同特征。清人章学诚按内容将诗话分为“论诗而及事”和“论诗而及辞”两种[9]，而早期“话”体批评皆以“及事”为主。如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共二十八则，据张伯伟先生统计，“其中有二十一则都是关于诗或诗人的故事”[10]。再以首部四六话为例，王铚《四六话》凡六十三则，或辞中及事，或事中及辞，或及事而不及辞，只及辞而不及事者只有十四则，记事在四六话中也占有相当大之比重。第一部词话是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亦以记述词作本事为主。可见在典型的“话”体批评形式中，叙事成分都很突出。而与诗话、词话、四六话等相比，文话话文却是“及辞”者多，“及事”者少，论多而“话”少，从创体伊始就表现出远离说部的特征。以勒成专书而论，现存第一部文话为南宋陈骙（1128—1203）的《文则》，此书成于乾道六年（1170）。与陈骙同时代的著名理学家吕祖谦（1137—1181）也曾撰有一部文话，名《丽泽文说》，此书于明代散佚，渐不为后世所闻。南宋张镃《仕学规范》收录十四则，尚可略见一斑。从这两种早期文话来看，《文则》全书没有一则内容是叙事的，而《丽泽文说》虽已不可复睹全貌，但现存佚文也全都是有关文章行文法则的内容，与叙事无涉。在文体初创时期，作者的声望、文坛影响也直接关系着由他所开创的文体能否得到广泛的接受。如时为文坛盟主的欧阳修写作首部诗话之后，就带动了司马光《续诗话》[11]、刘攽《中山诗话》等一批仿效之作。《文则》与《丽泽文说》均成于文话初创之时，陈骙曾官至参知政事，而吕祖谦创立金华学派，更是名倾天下，在当时文坛、学界尤为著名。由这二人所开创的文话风格，无疑直接影响着后来者。虽然早在北宋末年王铚就撰有文话，却未见人称引，以致湮没不闻，当与他的名望、影响力较小有关。文话发展史也证明，由陈骙、吕祖谦所开创的这种及辞而不及事的体制特征，为后世大多数文话所继承。以吕祖谦的嫡传弟子楼昉为例，他撰写的文话著作《过庭录》，今尚存十一条，全为及辞之论，无一及事。

以诗话为代表的“话”体批评形式，多有对佳句的评赏，这在文话中却较为罕见。以首部词话《时贤本事曲子集》为例，赵万里辑本共有佚文九则[12]，每则都收录有词作佳句甚至通篇词作；以首部四六话论，王铚《四六话》六十三则内容中，有六十一则记录了四六佳句甚至全文；以首部赋话而论，李调元《赋话》正是在对唐代律赋佳句进行品评的基础之上，才建立了律赋学鉴赏理论体系。而首部诗话《六一诗话》中的摘句评赏更是随处可见，如

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13]。

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故绝无可称者。唯天圣二年省试《采侯诗》，宋尚书祁最擅场，其句有“色映堋云烂，声迎羽月迟”，尤为京师传诵，当时举子目公为“宋采侯”[14]。

黄维樑先生曾将诗话摘句的特点总结为两点：第一是对偶句，第二写的是景物[15]；张伯伟先生则指出“形象完整是摘句的基本条件”[16]。文话与诗话、词话、四六话、赋话不同，很少有对佳句或全篇的品赏，这当与散文篇幅较长且奇句单行的特点有关。清人孙万春在《缙山书院文话·话端》中说：“文话较诗话为难。……且诗中多有可摘之句，遇佳句，摘出一联即成一段。文章可摘之句甚少。”[17]梅曾亮《与孙芝房书》说：“夫古文与他体异者，以首尾气不可断耳。”[18]方孝岳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中也说：“谈诗的人，或者偶然举出某人一两句诗，加以批评，但是论到散文，都未曾如此。”[19]古文“文字须浑成而不断续”[20]，讲究抑扬开阖、起伏照应，气象混沌，少有对偶[21]。且古文家看重的是文章能否宗经明道，除山水游记类外，一般不太重视景物描写，故而很难从中摘出形象完整的写景对偶句，常见于诗话、词话和四六话[22]中的摘句鉴赏对文话来说并不适用。刘咸炘激赏包世臣《文谱》，也指出包书：“惟所引之例未录原文，读者瞀焉。”于是作《文谱注原》，将包书“抄引而详注之”[23]，将《文谱》中提及但未摘录的大量秦汉文章原文补出，方便读者一一印证。

从“话”体批评的文体风格来看，诗话风格较轻松活泼。欧阳修于《六一诗话》卷首自注说：“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24]诗话的撰作目的是“以资闲谈”，同时也包含对旧时“闲谈”内容的追述，其写作态度因而轻松随意。值得注意的是，“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中的“谈”字，郑文校勘云：“一作‘话’也。”[25]这说明“诗话”之“话”正是“闲谈”之意，才使得其有可能成为异文出现。诗话的这种风格特点为后世所熟悉，郭绍虞先生将诗话风格总结为“在轻松的笔调中间，不妨蕴藏着重要的理论；在严正的批评之下，却多少又带些诙谐的成分”[26]。其实，“话”字本身即含有诙谐之义，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六“谈话”注引《博雅》曰：“话，谑也。”[27]推而广之，凡以“话”为名之“话”体著述皆应有轻松活泼之特点。日本明治间医家浅田惟常著有《先哲医话》，其弟子松山挺有跋语云：“盖医有案有话，医之有案，犹吏之有案，断章取义，有格定之式；而话则优游餍饫，入人心者深。”[28]松山挺从医话的角度道出了“话”体轻松而易于让人接受的特点。晚清邱炜萲指出“话”体批评样式的兴起是受到禅宗语录的影响：“不比唐以后人见禅宗语录，风靡一世，知话之易入人，因竞智角力，别开话之一门。”[29]故而“话”体自产生起就打上了“易入人”“入人心者深”的标签。而文话的典型风格则是严肃而认真的。林纾《春觉斋论文》曰：“论文之言，犹诗话也。顾诗话采撷诸家名句，可以杂入交际谈诙；若古文，非庄论莫可。”[30]准确地指出了诗话与文话在文体风格上的差异。诗话与闲谈有关，故不妨各抒己见，轻松随意。而论古文的文话却非“庄论”不可，个中原因，大致有二：其一，经过唐、宋两次古文运动，“文以明道”的观念在北宋以后的古文家中已成共识。欧阳修说：“所谓文，必与道俱。”尽管儒家诗教历来就有着“言志”的传统，但与明道之文相比，诗的政治功利性仍相对较弱。欧阳修《六一诗话》云：“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31]这里显然是以一种赞赏的态度援引韩愈的观点。清代李光地《榕村语录》云：“韩文公一肚皮好道理，恰宜于文发之；杜工部一肚皮好性情，恰宜于诗发之，所以各登峰造极。”[32]清代费锡璜《汉诗总说》亦称：“诗主言情，文主言道。”[33]朝鲜文人李宜显《陶峡丛说》比较诗、文异同云：“诗以道性情，文以明道术、记事变，皆有所补于世教，不可以徒作也。然诗则间多吟咏景物，容或有闲漫之作。文则何可如此？”[34]且文尚典实[35]，先秦两汉文章皆属著述体，自不必论。唐代古文运动后，文艺散文兴起，但散文中的序跋题记、史论传赞等品类仍属应用散文，内容要求切实而不能虚构，正如朱熹所说，作文“大率要七分实，只二三分文”[36]，文比诗更偏于实用，文章本身就需要“庄论”[37]。文与诗的这种差异，导致了文话与诗话风格的不同，故而宋人于诗话中不妨闲谈，在文话中却需“庄论”。其二，北宋前期，科举承唐旧制，进士科仍以诗赋为主，“王安石变法以后，进士殿试废诗、赋、论三题，改试时务策一道，遂成永制。省试则废诗赋而以经义（大义）、策、论取士”[38]。“绍兴三十一年（1161），进士科最终被分成经义与诗赋两科，各兼以策、论，从而使经义、诗赋和策论在进士科考校中几乎占了同等重要的地位”[39]。策、论等文体在科考中受到重视，自然带动士子学习文章的风气，吕本中甚至说：“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40]可见策、论文章在当时的文体地位。为了帮助士子应考，一批用于指导创作的文话著作相继问世，如吕祖谦《丽泽文说》、魏天应《论学绳尺·行文要法》等。这些文话具有教材性质，强调指导性与权威性，自然也就具有了异于诗话的严肃文风。以日本文话为例，日本最早的两种文话为江户末期斋藤谦《拙堂文话》（1830）、《续文话》（1836）和海保元备《渔村文话》（1852）。和田英信指出，二者“在某种意义上却呈现出极为不同的性格”：《拙堂文话》“在论述的形式上还是以诗话为范本”，而《渔村文话》则“在性质上比较偏向供写作汉文时参考的文章指南书”[41]。《拙堂文话》和《渔村文话》的风格差异，正缘于一者刻意效法诗话而作，一者学习中国古代文话而作。和田先生认为，“一是关于文章的随笔，一是写文章的指南书”[42]，这其实也是典型诗话与典型文话之间的差异。

从体制特征来看，诗话、词话等“话”体批评著述，一般是由一条条互不相连的条目组成，呈现出随笔札记体的形式。文话的体制则较为复杂，王水照先生在《历代文话》序言中将论文专著分为四类：“一是颇见系统性与原创性之理论专著。……二是具有说部性质、随笔式的著作。……三为‘辑’而不述之资料汇编式著作。……四为有评有点之文章选集。”[43]这四类已基本囊括历代论文专著类型，除第四类“有评有点之文章选集”属评点、选本类外，其他三种均属文话。其中第二类、第三类属于札记体形式，与诗话、词话形式相同。文话中还有读文笔记一体，也是由一条条互不相连的条目组成，可以归入第二类中，如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皇朝文鉴》、黄震《黄氏日札·读文集》等。因而从形式上可将文话分为两类：一类有着严密体系，另一类则为随笔札记形式，后一类也是大多数文话所采用的形式。

从以上对文话的内容、风格与形式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文话的文体特质明显异于典型的“话”体批评。在内容上，“话”体批评形式注重叙事和摘句，文话则以“及辞”为主，罕有“及事”，亦乏摘句；在风格上，“话”体批评形式自由活泼，文话则严肃端重。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文话皆不同于典型的“话”体批评形式。只有在体制特征上，多数文话才采用了与“话”体批评形式相同的随笔札记体。古人深悉文话的文体特征，故而有意不以“话”名书。陈骙《文则》之前，北宋王得臣所撰笔记《麈史》中设有《论文》门，已可视为文话雏形。王得臣在《麈史》中将《论文》门与《诗话》门对举，是称“论文”而不称“文话”之始；最早的两部文话《文则》与《丽泽文说》，一名“则”，一称“说”。“则”即为法式，表明其受到文格的影响，而“文说”意即“论文”[44]。南宋学者包扬将其师朱熹的论文之语汇编成书，亦称《文说》[45]。明代《近古堂书目》设“文说类”与“诗话类”对举，同样是名“文说”而不称“文话”。明人祁承《澹生堂藏书目》将“诗文评”分为“文式”“文评”“诗式”“诗评”“诗话”五个小类，他对文与诗的划分并不对称，文类中没有设置与“诗话”相对应的“文话”一目，而将所有论文著作统归于“文式”“文评”类中。自北宋末年王铚撰有《文话》之后，直到明代，才有闵文振、李云二人采用“文话”作为书名。清人继元、明辨体之风，同样有着强烈的文体意识，几种“话”体批评形式在清代都有了很大发展[46]，名为“文话”的论文专著也较前代为多。据笔者初步查访，得到以下十种《文话》：

表1-1 清代题名“文话”的文论著作

续表

清代“文话”之名的流播，主要原因还是清人出于批评意识的自觉，有意追求一种与诗话、词话相对应的专门论文的“话”体批评形式，这从前文所引陈用光、杨文荪、李元度等人言论即可看出。自清以来，“话”体批评样式的影响一直在向外扩展，“话”体几乎无事不可谈，如清人翁楚编有《画话》谈论画事[47]，晚清廖平撰有《经话》研讨经学[48]，民国陈梦家《梦甲室字话》谈文字学[49]，其他如食话、书话等比比皆是。日本明治医家浅田惟常撰成《先哲医话》后，时人也多从“话”体扩展的角度置评，村山淳评论说：“赵云崧著《瓯北诗话》，于唐宋明清四代，取十家以为学者之圭臬，从来诗话无出其右者也。栗园浅田君之著《先哲医话》，体例似瓯北所载十三家，虽儒医异道，其为大家一也。”[50]认为《先哲医话》仿赵翼《瓯北诗话》体例而成；《先哲医话》的校刊者松山挺说：“赵宋以降，诗话之多，累积可柱屋。而至文话则唯宋有王铚《文话》，明有闵文振《兰庄文话》、李云《文话》而已。如医话绝无，不亦杏林缺事乎？”他认为“是则不可不与诗文之话并存而传也，因校以授梓”[51]，松山挺看重的，也是“话”体著述形式由文坛而延及杏林的跨界意义。署名“文话”之作便是在清代这种批评意识自觉的背景下出现的，如清人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便是刻意模仿诗话之作[52]，他自叙其写作方法云：“《随园诗话》中，间有谈文及言他事者。兹作亦仿其例。俾学者作正书看，可以用功；作闲书看，可以消遣。”[53]孙万春紧紧抓住了诗话近于“说部”的叙事特征，将之运用于文话写作，模仿得可谓亦步亦趋。清以后仍有作“文话”者，民国年间，“文话”之名渐为常见，报刊成为刊登文话及使用“文话”名称的重要平台。以《双星杂志》第四期（1915年6月25日）为例，该杂志设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传奇、文苑、野史、文话、诗话、词话、诗钟话、笔记、艳屑、幻术等栏目，其中“文话”与诗话、词话、诗钟话并列，该期“文话”栏目下刊登的是章绂云《论文琐言》。上海国华书局发行的《小说新报》1915年第1期（创刊号）上，则刊有署名山渊（该报社编辑）的《省愆斋文话》。而刘大白《白屋文话》却是以传统文话的形式“要革掉文言的头衔”（胡适跋）。夏丏尊、叶圣陶合撰《国文百八课》，每课设“文话”一目[54]，教授文章学基本知识。今人亦偶有作“文话”者，如卢宗邻《暴寒斋文话》即采用随笔体论文，作者称：“以下所说的，都是一些有关作文章、读文章，或者有关文学家的话。称之曰‘文话’者，仿‘诗话’也。”[55]卢氏所谓“文”是指广义的文章，其《文话》中也论诗歌，非狭义文话。顾随在20世纪40年代的授课记录，也被后人整理成《驼庵文话》[56]。

今人对于文话范围的界定，尚不统一。李四珍《明清文话叙录》收录姚鼐《古文辞类纂》[57]，是将选本纳入文话；收录归有光《评点史记》，是将评点纳入文话。而林妙芬《中国近代文话叙录》同样阑入梅曾亮《古文词略》等选本和吴闿生《孟子文法读本》等评点著作[58]。对于文话，清人已有自觉的辨体意识，王之绩《铁立文起·凡例》云：“是编论文，非选文也，故名作如林，皆所弗录。”[59]此时已经能把文话与选本严格区分开来。文话与评点之关系，尤需注意。二者几乎同时产生于南宋初期[60]，此时科考重视论策之体，促使文法之学兴起，新兴的文话与评点都以文法为中心。文话因与具体文章相脱离，在论述文章之法时难免显得理论笼统而空洞，而评点则因与作品原文相附，便能方便地对字、词、句乃至全篇进行品评，具体可感，起到文话所没有的批评效果，这也是后世评点著作远多于文话的重要原因。如吕祖谦一人著有《丽泽文说》《古文关键》二书，前者作为文话，只论文章的用语、转折、结尾等具体的行文法则；后者作为评点，运用“掷”“抹”等符号及旁注小批等对句子、段落和全篇作出批评。与文话相比，评点的文体优势即在于结合具体文章进行文法分析，而其劣势则在于其文法理论因系伴随文章的评点而出现，显得有些支离破碎，难以有整体而集中的理论阐发。鉴于此，评点家常在书首位置集中论述文法理论，这部分内容实已具备文话性质，完全可以别裁单行。如吕祖谦《古文关键》卷首单独列出的《看古文要法》部分，就是独立的文法理论，且《看古文要法》与吕祖谦《丽泽文说》在内容上亦颇有相通之处。陈傅良《止斋论祖》卷首所附《论诀》、魏天应《论学绳尺》卷首《行文要法》等亦可以文话视之。文话通过附于评点著作卷首的方式，与评点分别发挥各自的文体优势，更加便于读者掌握理论、学习写作。这种著述其实已是文话与评点的混合体，两种批评形式在这里起到了很好的互补作用。

文话还需与诗话、赋话等其他“话”体批评形式相区分。中国古代“文”的概念非常宽泛，几乎所有文体皆可纳入“文”的范畴。唐代古文运动以后，诗文之分取代了六朝的文笔之辨[61]。到北宋时，狭义的“文”已不包含诗和乐府。随着人们对各种文学文体认识的不断深化，相应的批评文体也获得独立与发展：四六话即专论四六，制艺话即专论制艺，赋话则专门论赋，均不涉及散体文，非常纯粹。清人李元度在《古文话》自序中亦云：“今诗话、四六话既有专书，则凡论诗、论四六者，皆当沟而出之。”[62]从与诗歌相对的角度而言，四六、八股、赋皆属于文，故广义的文话可以包括四六话[63]、制艺话[64]、赋话[65]；狭义的文话则专论散体文。当然，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有些文话中也论及诗、赋、四六等，如宋王正德《余师录》、楼昉《过庭录》等早期文话都是以论散文为主而兼论四六骈文的。而在清代，由于文坛流行“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理念，许多文话作者在文话中也将古文、时文并而论之，提炼出相通的文章学理论，此类文话虽然兼论其他文体，但仍以论散体文（古文）为主。

结合前文的分析，可将文话的基本要素胪列于下：其一，对“文”的理解不同使得文话讨论的文体范围不同。广义的“文话”不妨兼论散体、四六、八股、诗歌、辞赋等文体；狭义的“文话”则以论散体古文为主，是与四六话、制艺话、诗话、赋话平行的概念。其二，文话作为论文的专著，区别于序跋、尺牍、评点、选本、单篇文论等批评文体，与诗话、词话等同属于“话”体批评形式，主要采用结构松散的随笔札记体，也有一些文话是体系严密的理论专著。符合以上要素的，无论是直接标名“文话”，还是称作“论文”“文说”“文谱”“文谈”等名称，都应属于文话范畴。而作为“话”体批评形式，“论文”而非“选文”的文话尤其应注意与古文选本、古文评点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