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文话的研讨文体

文话自然是话“文”的。不过“文”历来是颇为复杂的一个概念，文话也难以像诗话、词话那样纯粹，清人文话也因对文的理解不同而内容有异。其一，清文话有综论各体的。如赵曾望《菑播樔论文》对诗、赋、散文诸体皆有涉及[8]。宋恕《六字课斋文话初编》则骈体、散体、诗歌乃至经解、楹联、传奇无体不包[9]。其二，清文话有明确将“文”固守为一体的。李元度撰《古文话》专论“古文”：“今诗话、四六话既有专书，则凡论诗、论四六者，皆当沟而出之。”[10]黄宗羲《金石要例》专论金石文章，孙梅《四六丛话》专论四六，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专论八股时文，董良玉《公文缘起》专论公文。其三，清文话有杂论古文、时文的。清初唐彪《读书作文谱》卷七《文章诸法》自注云：“卷内所载文章诸法，其古文、时艺合者，或专就古文言，以该时艺；或专就时艺言，以该古文。至于法不相合者，则提出古文、时艺名目，分阐其理。”[11]由于“以古文为时文”被普遍视为时文写作的向上一路，清代的时文话往往借古文以自重，故多论及古文。刘大櫆《时文论》甚至认为“谈古文者，多藐视时文，不知此亦可为古文中之一体”[12]，径将时文纳入“古文”类属之下。其四，清文话有杂论古文、骈文的。清初张谦宜《絸斋论文》主要讨论古文，卷四“四六文以骨能载肉，气足充窍为上”一条下自注曰：“以下骈文。”[13]此条及以下共八则研讨的对象都是骈文，是典型的置于古文话之中的骈文话。骈散合一的文体观念在清中叶流行以后，清人对骈文的讨论附着于古文话之中的现象更为习见，整个清代纯粹的四六骈文话著述较少。其五，清代文话中还有将“文”视为“艺”之一种，从“艺术通论”角度论文的，这类文话往往出自兼通多种艺术门类者之手。明末清初书法家王铎撰有《文丹》，《文丹》所论之“文”，既似古文，又似书法[14]；晚清文论家、书法家刘熙载有《游艺约言》，其书将诗、文、书、画综论：“无论文章书画，俱要苍而不枯，雄而不粗，秀而不浮。”[15]“夫文章书画，亦欲其真而已矣。”[16]书中内容皆是如此将“文章书画”一并论之的。

清代文话研讨的文体往往还与学术风气的转向有关。典型者如清代出现了大量的金石义例类文话。此类文话始自元代潘昂霄撰《金石例》，其后明代王行撰《墓铭举例》，数量很少。清初黄宗羲撰有《金石要例》，乾嘉以降，金石义例类文话大兴。举其著者，便有梁玉绳《志铭广例》二卷、王芑孙《碑版文广例》十卷、冯登府《金石综例》四卷、李富孙《汉魏六朝墓铭纂例》四卷、刘宝楠《汉石例》六卷、梁廷枏《金石称例》四卷、《续金石称例》一卷、吴镐《汉魏六朝志墓金石例四卷附唐人志墓诸例》、郭麐《金石例补》二卷、鲍振方《金石订例》四卷、李遇孙《金石余论》一卷、黄任恒《石例简抄》四卷等。金石义例类文话历经元明两代的衰微而在清代勃兴，主要与清代朴学的繁荣有关。朴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作为朴学分支，金石学在清代同样兴盛，人才辈出，以至于有“今之学者，人人郑许，家家金石”之说[17]，这也直接推动了清文话中金石义例类的繁荣。如阮学浩与多位四库馆臣交谊深厚，受到汉学风气影响，据其子阮葵生称：“晚年不多为诗，专治古文，讲明格法，考究金石义例。”[18]很能说明时风之盛。

清代文话的“文”的内涵的变化，还与政令科举的变化有关。文话自宋代产生起，便与科举多有关联。清代文话中用于科举考试的也很多，诸多制艺话、时文话的产生均与科举有关。文话的编撰者对朝廷教育政令和科举变革非常关注。1904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要求“中国文学门”主课开设“古人论文要言”，《奏定大学堂章程》解说道：“历代名家论文要言，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19]《奏定中学堂章程》在“中国文学门”要求：“次讲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处。”[20]大、中学堂要求开设“古人论文要言”“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类课程，于是促进了相关文话的撰写。姚永朴在任教京师法政学堂、北京大学期间，先后编撰《国文学》《文学研究法》，前者即为“古人论文要言”类的辑录体文话，后者为自编的理论概论书籍。据慈波统计，《历代文话》所收30种清末民初文话中，“可以确定为各类学校教科书的就多达17种”[21]。比如《历代文话》中收录的陈康黼《古今文派述略》，为陈康黼在任浙江第四中学、浙江第四师范经史古文讲席时所编。除《历代文话》之外，此类文话尚有不少。光绪三十四年（1908），浙江瑞安人池虬任温州师范学堂国文教席，编成教学讲义《中国历代文派沿革录》，这也是讲述“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的文话[22]。这些学堂教材新意较少，较为系统全面，是学制改革的产物。

而科举政策稍微有些风吹草动，便会带动文话编撰的改弦更张。典型者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丁巳，因感于“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23]，作为戊戌变法的系列改革措施之一，光绪帝下谕改革科考文体，由八股改为主试策论。但在同年八月乙巳，科举新政就在慈禧的直接干预下废止，重新改回原有的八股取士制度。然而变法虽只维持百日之久，却已迅速带动文话写作的转向。是年夏六月，科举改革一月之内，广东人李芳楼即编成了针对策论考试的《史论初阶》。该书于卷首刊出了最新的科举考试文体变化规定：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奉上谕：科场废八股，改试论策。……旋经六月初一日，两湖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奏请，于乡、会试头场，试以历朝史论及本朝政治得失。二场试以时务、各国政治及专门之学。三场试以四书义及五经义，学政、岁科两考各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试经古一场，首题史论；次题时务策。正场首题四书义，次题五经旧义[24]。

科举文体突然改革，引来士子的慌乱。《史论初阶》序说：“今夏，八股废，呫哔之士咸束手。”[25]专攻八股制义的士子对策论并不擅长，促使了策论文话著作的产生。《史论初阶》强调：“史论与八股不同。八股以理法为重，且多是对偶文字。……今史论则以议论为重，且纯是段落文字。”[26]

光绪二十七年（1901），迫于朝野内外的压力，清廷终将科举文体由八股改为以策论为主。本年七月己卯，谕内阁：“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与三年前的改革措施大致相似，并明确规定：“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27]新政出台的同年，著名学者王葆心便应书商之邀编成《经义策论要法》，此书跋语谓：“本书坊延请王先生撰辑，初名《科举新章绎语》，继改今名。”[28]书商反应之迅疾、相关文话与科举关系之紧密据此可见一斑。科举文体的变化，使得传统文话的出版有了一定压力。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美翊跋其师薛福成《论文集要》时不得不承认：“方今朝廷庶政维新，改变科举，经义策论当有所宗。”他感到《论文集要》并非针对策论，出版不合时宜，于改革后的科考应试并无益处，只得勉强解释：“是篇虽不为科举而设，然使读者知驳杂猖狂之不可为，以蕲寻文章源流正变之所在。”[29]晚清科举以策论取代八股，使得研究策论的文话著作突增，直到民国时期影响犹在。民国五年（1916），郭象升还指出：“近今讲习国文者，所作不过策论一体。”[30]即见其影响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