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钱锺书的学术生存与理论形态
第一节 钱锺书学术生存的内在理路
钱锺书是中国现当代学术巨擘，整个一生创建了极其辉煌的学术大厦，其研究历程相当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当审视和考察后者时，前者构成一个不可或缺的个案。依钱锺书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与个体存在的生命轨迹，可以大致将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博览中西”与“思想发萌”
相传钱锺书清华求学之时，曾“横扫清华图书馆”，“终日博览中西新著书籍”，这种勤敏和博学无疑使少年钱锺书在知识的视野上，学问的深广度上，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上都体现出令人惊叹的成熟和不凡。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集中反映在他此期间所发表的那些才华超逸、见地独特的中英文文章上。它们一是对文学问题的探讨；一是立足于文学，对心理学哲学问题的研究。
《小说琐征》是迄今所发现的钱锺书最早的学术研究文章，令我们感兴趣的是，此文在具体的研究路数和方法上，显示出他后来以“打通”为主要特点的治学路径的雏形，如以正史、笔记、戏曲、佛经、诗话、野史中的相关记载和论述，进行连类、比勘，从而考证来源的治学方法。稍后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一篇针对周作人同名著作的批评文章。此文认为周作人根据“文以载道”与“诗以言志”来分派，失之斟酌，因为“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格格不相容的命题，谈不上是彼此截然独立的两个派别。《谈艺录》曾重点论述“概难一论”观念，表明事物往往系连交叉，难以概论。于此可见端倪。
钱锺书此时也开始了具体的文学批评。《落日颂》几乎是可以找到的钱锺书唯一评论中国现代作家的文章。此文可注意两点：一是对语言修辞尤其是比喻的论述，后来的《谈艺录·长吉曲喻》、《读〈拉奥孔〉》和《管锥编·周易正义·归妹》等篇中关于比喻的精妙论述均源于此。二是首开《谈艺录》《管锥编》中对神秘主义的讨论。这两个问题也是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极为重视的论题。
此时，钱锺书更多是对文学理论一般性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在《旁观者》一文中，他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角度，发表了对文学本质性问题的看法。首先强调历史观的相对主义性质，指出：“讲史观的人对于史迹，只求了解，不能判断；只可接受，不能改革。因为，从演化的立场上讲，每一个存在着的时代都是应当存在，每一个过去的时代都是应当过去，每一个现象的存在就是它的充足的理由。”[1]所以“虐今荣古”或“贱古荣今”都是不可取的。这不无黑格尔历史主义观念的影子。由历史，他转向文学，指出文学不过是各种平行发展的心理形态之一，并告诫那些妄谈文学造因的人，与其以政治制度、社会形式来解释文学，不如以文学来解释实际生活近情一些。此文凸显了钱锺书对文学自主性的诉求，于当时流行的社会学文艺思想无疑构成一种有力反驳。
此时钱锺书的学术视野不只是局限在文学领域。中西各种书籍的泛览和研读，使其思维的触角和话语空间具有极强的扩展性。对心理学、哲学、生物学等问题他也积极发表见解。《美的生理学》一文是一篇谈文艺心理学问题的书评。撇开具体的批评不论，此文最让人关注的，是钱锺书对心理学的重视。他认为，“我们在钻研故纸之余，对于日新又新的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生物学，应当有所借重。”[2]这一理论追求，为他后来在《谈艺录》《管锥编》中广泛运用西方现代心理学知识对文学和文化现象进行鞭辟入里、精细周到的阐析奠定了良好基础。清华期间的文章还有诸如一系列哲学书籍的书评，如《为什么人要穿衣》《一种哲学的纲要》《大卫·休谟》《休谟的哲学》《鬼话连篇》等，这些书评显示出钱锺书对西方哲学“特殊的见地”与灵活机智的思辨力。
30年代的中国，仍然处于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时期。中国文化如何在保存民族自我与吸纳“他者”的矛盾或者说新和旧的关系中取得平衡，是摆在当时中国学人面前的时代课题。这其中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看待旧，又如何对待新。因此在这一时期，文学史的撰写成为一种潮流，而其中核心问题乃是文学史观问题，即治史者应以一种怎样的态度、眼光和方法看待以往文学史事实和现象，这关系到对传统的认识和评价，实际折射的却是对现实问题的观念和认识。对于这些问题，钱锺书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在光华期间的几篇主要文章都与此有关。
《中国文学小史序论》系统表达了钱锺书的文学观、文学史观、批评观。从文章所表现出的内在精神看，明显有一种对主流的社会学治史方法的批判和反驳倾向，如反对“因世求文”，反对以文学感人的多寡判定价值，主张历史地、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以及其价值和意义。这一思想也反映在其写于同一时期针对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批评文章《论复古》一文中，该文反对郭以历史进化论判定文学的演变和价值，而忽视文学内在品质和规律从而机械地批判“复古”的做法。上述文章对文学自律性和自主性的强调以及对社会学文艺观的批评，实际上与当时整个西方文艺理论界强调返归文本，注重“文学性”，把文学研究的重点从文学的外部环境转移到文学作品本身上来，从而构成对流行于19世纪后期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文艺观的反动潮流是高度合拍的。事实上“文学性”问题，也是钱锺书此后学术研究的根本出发点。
《与张君晓峰书》一文超越了当时新文学派与守旧派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的文学史观念。采取一种公正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绵延了近20年的文言白话之争，指出“若从文化史了解之观点论之，则文言白话皆为存在之事实；纯粹历史之观点只能接受，不得批判；既往不咎，成事不说，二者亦无所去取爱憎”，并预言“将来二者未必无由分而合之一境”。[3]尽管从现在来看，并没有实现，不过此种对文言白话不偏不倚的公允态度和公正评价无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与后来的学术实践相比，钱锺书在清华、光华期间的学术研究尚缺乏明显的自觉意识。一是方法论上的，尽管《小说琐征》已开始显示了以“打通”为特点的学术方法的雏形，但还远远谈不上是一种比较文学方法。二是尚没有发现和找到一个真正适合其学术特点的具有可持续性开掘前景的学术矿床。此时他所发表的文章涉及极广，随性所至，包括人文学科的很多门类，哲学和心理学尤为重点，就当时的情形看来，甚至可以认为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而不一定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古典文化和文学研究者与比较文学研究专家。显然，此时钱锺书正在努力尝试和探索着自己的学术方向。三是他此时的文章从文体上看，以书信、书评、序言等散文类文体为主，虽具有一定的学术性，但学术意识不够强，严格意义上来说还称不上是学术文章，尽管不能否认此时的钱锺书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学术的道路。总之，这一时期钱锺书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和风格，但已预示了种种可能和前景。
二 “走向西洋”与“回归自身”
1935年8月，钱锺书在《天下月刊》上发表了英文文章《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一文。此文看似普通，一直以来也没有得到钱学专家特别的青睐。然而，相比于钱锺书以前的文章，此文在研究方法、内容以及学术的自觉意识上的鲜明特点，显示出一种转折性意味，或者说构成一个界碑，标志着钱锺书的治学历程由致力于尝试的发生期转入到了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发展期。[4]
此文探讨的是中西不同的“悲剧”观，通过对白仁甫的《梧桐雨》、洪昇的《长生殿》与德莱顿的《爱是一切》、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丽奥帕特拉》的横向比较，以表明中国古典戏剧无法和伟大的西方戏剧“等量齐观”，从而批驳了王国维将《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剧“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5]的观点。如此具体而系统地对中西文学观念与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在钱锺书整个一生学术实践中尚属首次。
不光如此，在文章结穴之处，钱锺书还专门对比较文学方法论进行了阐述，指出“对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的修习者来说，就具体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尤为重要”，并表示“为了充实我们的某些审美经验，我们必须走向外国文学；为了充实我们的另一些审美经验，我们必须回归自身。文学研究中的妄自菲薄固然不可取，拒绝接受外国文明成果的爱国主义就更不可取。”[6]此文意义在于两点：一是主张充分尊重中西文学双方的价值和作用，强调文学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证、互补，从而中西兼收并取、和而不同的文学研究原则。二是显示了钱锺书学术研究转折之意向，第一次明确了从具体的古典文学作品和现象入手，打通新旧，融汇中西，旁征博引，孜孜不倦地探求和抉发人类文化文学共同诗心文心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此种思路和方法的自觉形成，标志钱锺书的学术研究由此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稍后在留学期间所写的硕士论文《17世纪、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和《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两篇学术论文，就是两篇比较文学论文。前者通过游记、回忆录、翻译、文学作品等文史资料，第一次系统翔实地梳理论述了17世纪、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对其中的传播媒介、文化误读以及英国看中国的视角趣味的变化等都做出了深入剖析。比如中国人一般认为18世纪的英国人也崇尚中国文化。然而钱锺书却这样说：“如果我们的考察没有错的话，对中国表现出高度崇尚的应该是在17世纪的英国。事实证明，在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中，中国实际上已被剥去一切原有的光环。她也许还不为人知，但已绝不再是完美的了。”[7]在钱锺书看来，文学中对中国文化的热情在17世纪就已经达到最高点了，18世纪的一些文人见证了这种衰退。[8]后者通过中西资料的梳理、对比，发掘出了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不同于西方文论的一个显著特点：人化倾向，即“把文章通盘的人化和生命化”[9]。
1938年，欧洲战事风雨欲来、一触即发，钱锺书积极赶回国内，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期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变故和政治动荡。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和时势下，钱锺书依然保持他那份内心的宁静，坚持不懈地从事于名山事业。学术上除有诗学批评名著《谈艺录》问世外，亦有数量可观的学术文章发表，其中备受研究者关注的是《中国诗与中国画》、《谈中国诗》。
这是两篇典型的比较文学论文，前文再次强调了《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一文所表明的研究旨趣，探讨中国文学中的“具体”现象，立足文学史事实对中国文艺批评史上中国传统批评对于诗画关系的论述进行了澄清、阐明和比较评价。后文与其说是谈中国诗，不如说是谈中西诗歌之同。一方面虽指出中国诗和西洋诗在诸如发展演化历程、篇幅、音韵、声调、风格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一方面却又认为在更为重要的审美本质和内容上，却“无甚差异”：“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领导你回到本国诗。”[10]这启示我们，人类有着共同的诗心文心，中西文学文化本质相通，因而打破中西壁垒，进行必要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求同存异，是可能的。
如果说《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一文所谈之内容以及所论之比较方法，主要还是强调“不同”，主张互补，那么此文在研究内容和方法论上，就显示出了一种新的发展，它恰恰强调的是“同”，而非“不同”。这与稍后的《谈艺录》序言所宣称的“攸同”“稍通”观高度互文。
《谈艺录》的出版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钱锺书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和理论家的坚实地位。它的博集群书、学贯中西在其出版之初即引起学界震惊和赞叹。[11]它所表明的会通中西、兼采百家的著述方法和原则，历来被学界重视和引用，成为读解和阐释钱锺书学术方法论的重要文献。它一方面立足于具体问题和文本现象，进行精辟分析，提出了不少超越前贤的创见卓识，“可以作为鉴赏的典范”[12]；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广泛论涉了传统诗学的几乎所有理论范畴。不难看出，《谈艺录》是对钱锺书此前所论文艺思想问题在主题、方法、原则上的总结和综合，显示其学术研究的新高度。
1949年后[13]，钱锺书的研究活动一度陷入沉寂，不过也并非乏善可陈。此时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其耗时两载完成的《宋诗选注》。其序在钱学研究中尤具意义，它是钱锺书多年潜心研究宋诗之后凝成的一篇重要诗学论文，不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多所建树，对宋诗的历史地位及其成败得失有独到见解，而且对诗文选政也颇有创见。从表面看，此文似乎附和了当时盛行的主流社会学文艺观，以现实主义乃至阶级的观点看待文学问题。然而钱锺书并没有放弃文学的自律性和独立地位，而是为之辩护和抗争。明确提出“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的观点。在一个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文学实际被降格为政治意识的留声机和传声筒的时代，这无疑是需要足够的学术胆识和良心的。恐怕也是《宋诗选注》直到今天仍不失其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一时期钱锺书值得关注的文章，还有《通感》和《读〈拉奥孔〉》。《通感》一文给我们系统梳理、分析和论述了通感这一文艺心理学现象。《读〈拉奥孔〉》一文是对莱辛《拉奥孔》一书有关诗与画的审美功能和特点的论述的补充和深化。
尽管钱锺书的人生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跌宕起伏，漂浮不定，而且其学术思路及其文学观念严格说来也在不断拓进，然而相比于前后期，从整体上看，仍然具有相当的共性。这就是，基本上遵循了《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一文所提出的研究思路——立足古典文学，参照外国文学，以一种中外文学互参、对比和互补的方法和模式展开自己的研究，一种视野开阔的、纯粹的比较诗学研究。
三 “打通”与“照明”
1976年，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钱锺书也悄然完成了不朽巨著《管锥编》，臻至学术研究的顶点。这期间，钱锺书的研究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一方面不断著述和撰写新的文章和著作；一方面对旧作进行大量的修订和补充。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即拿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相比，就能鲜明地看到这一点。它们都脱胎于蒙昧和专制时代，启蒙是社会共同的主旋律。翻阅钱锺书文章，可看到一个很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在其文章中，总是以一个很大的篇幅讨论方法论问题，这在新中国成立前以及80年代左右发表的那些文章中尤为显著，这表明钱锺书是一个方法论意识很强的学者。在一个思想蒙昧、视野狭隘、正欲冲开历史迷雾走向开放之旅的时代来说，无疑极具学术启蒙意味。翻翻上述那几篇文章，再回过头来另眼相看已在第一、二部分所讨论的那些文章，会发觉它们几乎又在重复和强调同样的问题。《意中文学的互相照明：一个大题目，几个小例子》的“照明”说，以及《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提出的放宽视野和接触面的问题所表征的中西互参、互证、互补的文学和学术思想，一定程度上正是对几十年前的《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悲剧》、《谈中国诗》等文观念的重申。
不过，历史也不会简单重演，而是往往在新的条件下有着新的发展和超越。如果说，在钱锺书的理论范畴中，比较文学的概念，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还只是影响研究的模式，那么在此时就明显地带有平行研究的味道了，特别是其中跨学科研究的意识和方法，体现着一种新的可能和变化。《谈艺录·序》所提出的中西文化与心理“攸同”“稍通”观，是就跨文化意义而言的，与跨学科无涉。但是写作于此一时期的《致郑朝宗》信中所谓“打通”说，《诗可以怨》结尾所论“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以及《谈艺录》增订本所发出的愿望：“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等等，就明显的是一种跨学科的口吻了。它们体现了钱锺书学术研究的新发展，而这也内在感应与契合着世界比较文学观念演变的基本态势和走向。
此时钱锺书也对旧著进行不断的修订、补充、扩展，有的甚至内容远远超过了初版本。《谈艺录》补订本序说：“犹昔书，非昔书也”。这些补订融入了钱锺书晚年的思考，实际上是钱锺书在一种新的思维视角、新的文化视野下的新的创作，应视为此一时期的作品，反映出其与时俱进、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学术品格。
《管锥编》是钱锺书晚年的代表作，具体内容是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等中国古代十部典籍的评骘，冶中国古典文化四大门类即经、史、子、集于一炉。从现在出版的情况看，包括补订修订，已达四大本，一百多万字。然而按照他的写作计划，这还仅只是其晚年学术著述冰山之一角，“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假吾岁月，尚欲赓扬”，“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14]。
《管锥编》虽言“锥指管窥”，但所论涉的问题却涵盖整个人类文化。不过，钱锺书本质上是一个文人，一个文学评论家，所以它实质上渗透的是钱锺书对文学的看法，一种广义的、泛文学的观念。这从他所认可的书名英译中可以鲜明看出：“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有限的观察：关于观念与文学的札记）”[15]。《管锥编》实际是以谈艺衡文为基本立足点，广泛涉猎了哲学、历史、心理学、伦理学、文化人类学、军事、艺术等各人文领域的知识和现象。因此郑朝宗先生读罢《管锥编》等著作，认为“作者实际致力的是‘诗心’、‘文心’的探讨，亦即是，寻找中西作者艺术构思的共同规律”。可以说《管锥编》是我们了解、分析、阐发钱锺书文学思想的一个很全面很集中的文本。
无疑，萌发于清华时期的钱锺书的文学批评理论思想，经由《谈艺录》《宋诗选注》的发展演变，到了《管锥编》的打通百家、综合融贯，已臻至成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宝库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