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2004年以来，文献史料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越来越受到重视。借助于清华大学、徐州师大、河南大学的系列会议，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其他一些杂志的“笔谈”的不断推动，这一话题已经引起了中国大陆学界的普遍关注。[1]时至今日，笔者认为，我们已经无须在一般意义上来继续强调和倡导文献史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特殊作用了，但是这么说并非否认或有意忽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史料方面的薄弱。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和“贵古贱今”学术观念的影响，也由于现代文学学科鲜明的“当代性”特点，现代文学领域长期盛行“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研究理路；重理论而轻史料，已成为主导这个学科的基本取向。这样一种与历史“不及物”的研究在学科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或许在所难避，但应当承认，这种学风与现代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思想过剩”和“理论泛滥”的弊病是有一定因果关系的。为什么不少著述几乎通篇不引用任何史料？为什么史料整理如编选文集等被排斥在学术评价体系之外，不被视为学术研究成果？[2]对史料的漠视或轻视，不得不说仍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一个“脆弱的软肋”。这也从侧面反映现代文学研究的浮躁和学科的不成熟，必须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与反思。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学界在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多年来，不仅出现了唐弢、王瑶、朱金顺、陈子善、刘增杰、解志熙等现代文学史料家，而且陆续出版了一些现代文学资料，如《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等。2003年以来，接连召开数次颇具规模和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术研讨会”，以及每年发表数以百计的相关论文，也反映了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已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新热点”。有学者预言，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写文学史”所体现的观念创新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那么现在提出并强调对现代文学史料的重视则可说是又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

然而，形势虽乐观，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乃至相当严峻。解志熙在2004年时注意到：“由于许多可敬的从事现代文学文献辑佚和整理的先生们往往只安于埋头工作，默默奉献出他们的成果，却很少把他们的经验和工作方法写下来，所以现代文学文献研究迄今似乎仍限于自发的或自然的状态，顶多只是在个别的师生间私相传授，而缺乏古典文献学那样被共同意识到的学术传统和被大家自觉遵守的工作路径，以致使有志于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年轻学子们在今天仍然难免暗中摸索之苦。”[3]这自然是值得引起学界注意的问题，但此后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尤其是经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资助等来自官方的对文献史料研究的有计划、有规模的扶持和倡导，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已基本摆脱了“自发的或自然的状态”。《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1976—2000）、《中国当代文学60年（1949—2009）》《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等的出版，便是明证。就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而言，比较缺乏的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存在的问题的思考和探究。有意识地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进行总结，发现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对策，是很有必要也有意义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已有一定基础的背景下，不仅有学者发出了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呼吁，更有一批学者已身体力行。1985年马良春先生呼吁“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此后，朱金顺的《新文学资料引论》（1986），樊骏的《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1989），谢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2010），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2012），徐鹏绪等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2014），不仅是对“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积极响应和实践，更是“奠定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基础的力作”。虽然许多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已着先鞭，写出了有分量的专著或论文，但是当笔者检视相关的成果，基本印象是，专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文章不多，著作更少；研究质量良莠不齐。而且，多数属于具体的史料发掘整理或者介绍此类方法的文章和著作，有的研究者对史料的应用仍未摆脱“以论代史”或“以论带史”的窠臼。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本书紧扣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存在的问题，从中选择亟待解决、有研究价值的一些予以专门探讨，提出自己的意见，以期就教于方家。

二

基于前文对相关研究现状的分析，本书的价值在于立足于现实问题，盘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成果，检讨以往在研究意识和方法上的缺陷，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构奠定基础，乃至提供一个雏形和架构；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存在的问题，为现代文学研究以及文学史编写提供经验教训，呼吁学界同人对之予以高度重视，共同推进这项惠及学科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工作。

在研究方法方面，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方法或原则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出发，不迷信理论、不拘囿于定论、不盲从权威，依据相关材料作出自己的分析与判断。从中不难看出，笔者看重方法论意义上的“问题与方法”意识。

所谓“问题与方法”意识，可以拆分成两个既独立又彼此联系的问题。

首先是“问题意识”。人文社科研究的方法可分成两种：一种是演绎法，即通过一个概念或观点演绎出另一个概念或观点，最终由这些概念或观点之间的相互联系，建立起学科体系。另一种是归纳法，即通过归纳概括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得出具有普遍性、共性的东西。在学术研究中，这两种方法经常交错使用，但总体而言，演绎法更为普遍，归纳法尤其因问题而产生的归纳，并不多见。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就是在研究实践中贯穿这样一种意识，即从收集和归纳学术领域发生的问题出发，讨论本学科应予关注和解决的问题，由问题构成本学科的基本框架。从问题出发，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意识。胡适当年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尽管以西方实验主义为理论渊薮，但其“大胆假设”建立在“大胆提问”的基础上，这是值得肯定的。胡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问题为起点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

我们还是回到问题意识这个话题。笔者所说的问题意识大致应包括以下几个环节：发现问题、综合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些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问题意识。在本书中，限于篇幅和具体需要，侧重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因为，如前文所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乃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面临的主要困难，不在于史料贫乏，而在于史料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比如说，各类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迄今已有几百部，有影响的优秀著作却不多。若是追究其中的原因，现代文学史编写中存在的文献史料问题难辞其咎。但遗憾的是，极少有人愿意指出各种史著当中的文献史料错误，以至于以讹传讹。笔者对此很重视，因此在本书中以四篇文章指出并分析文学史编写中的文献史料问题。

除了问题意识，方法意识也应当引起重视。这里所说的“方法意识”不是指研究方法的引进和选择，更不是对研究方法本身的重视，而是从方法论上质疑现有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的意见。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不应主张把研究方法绝对化，看成是对传统文献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学科方法的自然承袭——否则，无异于置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方法于自我封闭，因而应强调研究方法的自我批判、学习、修正、补充、换位、分享等。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关注的是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各种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和文学事件，这些都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始条件决定的，因此我们在选择研究它们的方法时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应坚决摒弃那种以不变应万变，以一种先在的、不变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做法。质言之，从学术史角度检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方法，或者示范比较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在本书中，笔者的“方法意识”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指出某些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方法的缺陷和不足，提出改进的建议，如第二编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全集与选本编纂方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其二，以实例方式展示文献辑佚和史料整理方法，如依据相关史料，考订新月社若干史实，或者使用文学批评性“校读”方法研究新发现的日据时期台湾人撰写的两部“中国新文学史”。

学者李怡说：“在所有的学术趋向中，都存在它的‘问题与方法’，我们必须要正视它可能存在的‘问题’，也有必要检讨它已经形成的‘方法’。”[4]的确，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已渐渐成为一种学术潮流的实情，我们应该对“问题与方法”意识保持一份格外的热情。

三

本书在框架设计方面，总体上遵循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统一的思路。其内容大致分作以下四部分：

第一编是理论与思考，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首先，鉴于学界已有一些关于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工作的总结，因而指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总结回顾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料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特别指出最近几年在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接着，指出并分析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主体存在三个方面的“危机”：认为越古的文学史料越有价值，越专越有价值，越细越有价值；对文学史料价值的认识走向两个极端，形成史料派与理论派；迷信研究方法。最后，探讨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程序。

第二编是应用与实践。先是指出现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和史料编纂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接着是几篇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展开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因此，本编实际上由发掘整理和应用文学史料的一组文章构成。考虑到现代文学史料搜集与整理、现代文学作品全集与选本的编纂，是近年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出现的问题也比较集中，故分别予以有针对性的总体讨论，借此揭示现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和全集选本编纂的方法原则等。又，学术界虽然已就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方法作出过总结和讨论，如朱金顺在《新文学资料引论》一书中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新文学史料研究所采用的朴学方法，但这些传统的研究方法显然不能满足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需求。因此，笔者在本部分中，既采用传统的方法来发掘整理史料，也运用新的方法（如“校读”法）来分析、研读史料，同时也利用新史料考察一些被学界忽视的文学史问题。例如，《于右任早期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辑补》采用传统的辑佚和校注方法，整理新发现的于右任早期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的佚作；《新月社若干史实考辨》运用新史料来发现和解决新问题；而《蔡孝乾和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校读》，则运用文学批评性“校读”法研究佚文佚作。

第三编是文学史编写中的文献史料问题。主要考察文学史编写中的文献史料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学界的史料意识薄弱，而是史料应用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又比较集中体现在文学史编写当中。因此，本编指出并研讨现代文学史编写中的文献史料问题、当代文学史编写中的文献史料问题和小说史编写中的文献史料问题。为了突出针对性和代表性，在实际论述中，以影响较大的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黄霖等主编《中国小说研究史》等著作为例。

第四编是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主要以近年出版的两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专著（谢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和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为中心，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构问题，在此基础上指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仍然任重道远”。

以上四编，可谓笔者从事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一些心得体会及收获。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笔者另有一部专门的书《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通论》（即将出版），详细阐述了对现代文学史料学理论的见解，故而为避免重复，本书第一编理论与思考仅收入四篇相对零散的文章，其篇幅和论述的深度、广度都显得有些不够，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见《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通论》。

此外，本书第二、三编集中体现了笔者试图创新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写作体式的意识，至少主观努力是如此。笔者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鉴于学术论文体式“八股化”及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特性，创新论文体式，在笔者看来至关重要。假如一个学者一辈子只用一种论文体式，首先是不可能的，其次是“千文一面”迟早会令人生厌。二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以来，文学史料工作不受重视，此类成果尤其史料汇编被国内多数研究机构和教育部门排除在科研成果之外。这无疑挫伤了文学史料工作者的积极性。怎样才能在短期内让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改变观念，使文学史料工作获得应有的尊重、其成果价值获得客观公允的评价？笔者的意见是，创新文学史料研究论文体式是可供选择的捷径。许多文学史料研究论文和书籍之所以没有被视为科研成果，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写作体式未能凸显科学研究的“含金量”，文学史料研究被人看作“剪刀加糨糊”的粗浅工作。既要像一般学术论文和著作那样具有明显的学术含金量，又要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特色，这是创新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写作体式的难点。在本书中，第一编当中对“编年研究”学术评价的探讨，第二编当中对文学史料研究传统方法和写作体式的继承创新，第三编当中以三种不同的体式论述文学史编写中的文献史料问题，虽说只是创新文学史料研究写作体式的尝试，尚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但笔者的本意在于抛砖引玉，期待学界同人批评指正，提出更多、更好的写作体式和研究方法。

[1]参见近年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各种讨论：200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和苏州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在河南大学召开的“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学术研讨会；2005年第6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推出的“文献史料专号”; 2009年11月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3年11月于杭州召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与阐释”学术研讨会。

[2]钱理群和孙玉石都曾指出，高校与科研机构在评职称和进行学术考核时，考察标准对史料研究“不屑一顾”:“且不说至今还有人将史料研究工作视为‘小儿科’，在职称评定中史料研究的成果不予承认的现象还时有发生。”（钱理群：《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即使一些好的成果，一拿到那个会上，不是嗤之以鼻，就是看成二等、三等的。”（孙玉石：《积极倡导努力落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3]此语出自解志熙2003年12月在清华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转引自祝晓风《2005，见证文学研究“史料年”》,《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9日。

[4]李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史料：问题与方法》,《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