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思路

“五行”和“符瑞”，是两个并不相同但又存在密切关系的概念。如上所述，原始“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一个系统，其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一个关于自然、社会运动原理的一般性（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认识。顾名思义，“符瑞”则侧重于从正面记载带有预示性质的重要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其目的在于以观照现实、神话个体的手段，将人们对天的敬畏和人事联系起来，它是一种政治文化，它的主要功能也因此而体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政治活动中。[49]“五行”与“符瑞”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以非理性的认识为基础，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本书将“五行”“符瑞”诸志同时加以讨论，正是基于它们在性质以及功能方面的相通性。

本书从史学史、思想史研究角度出发，立足于史学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在文本的结构安排、撰写内容等方面，尽力彰显史学著作的时代特征。同时，致力于挖掘史学著作中的时代信息，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笔者在搜集整理、分析相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较为清晰的思路，即在正式撰写论文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其一，以人事征应灾害，不是《五行志》新创，而是古代就存在的历史文化观念，它们是《五行志》创立的思想渊源。在古代，人们常用演绎的方法，将自然界的各种变化与人的行为相联系，逐渐形成解释天、地、人共存的宇宙观念。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对自然界的概念既模糊又神秘，他们相信天地人是统一体，人（往往指君王）是天地相通的纽带。这种观念不仅反映在对“日星月异，四季轮回”的认识观上，还表现在人们对君王是否遵守礼节、是否严格执行仪式的监督上。然而，天道无常，当不尽如人意的“灾害”已然发生，人们自然会想到可能的人为因素，此时，掌控国家的君王自然难辞其咎，灾害即与统治者发生某种联系，《月令》诸文献即这种思想的深刻反映（参见附表2、附表3）。无独有偶，作为重要经书之一的《春秋》，也关注自然，该书大量灾异现象的记载就是明证，有学者统计，《春秋》言灾异之处多达122条，大到山崩地裂，小至霜不杀草，都事无巨细地一一加以记录。[50]可见，关注自然是农业社会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月令》、《春秋》诸文献逐渐被神秘化，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不仅试图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世间的万事万物，而且使阴阳五行与天、地、人浑然成一体，在这里，用灾异解释人事（主要是政治得失）已是十分明确和普遍。班固新创《汉书·五行志》，以人事解灾异，一方面反映出对自然灾异的关注，对历史的传承；另一方面表明人们为减少灾异而积极应对的心态，南北朝正史《五行志》继承了这一传统。

其二，关于如何认识《五行志》文本体现出的古人对天人关系的“异常”解读。南北朝正史《五行志》以金、木、水、火、土为纲，以五行变性引起的种种“灾异”为目，以大量超出常规的政事活动作为解释灾异的缘由，将各种不正常的现象统统纳入既定的日常思维中，并试图对此予以疏通或控制。文本中所涉灾异品种繁多，千奇百怪，但也可以以“木不曲直”“火不炎上”“水不润下”“稼穑不成”“金不从革”等五行变性为切入点，将其归类。在这里，需要关注的是史学家对这些灾异的“异常”解释，他们将灾异发生的缘由指向统治阶层的日常行为，大致而言，集中于以下各种行为：疏于国政、貌不肃整、偏听谗言、赏罚不明、权臣僭越、以下犯上、外戚干政、后宫淫乱等（参见附表4）。总之，都是有违常规的事情。他们之所以用人事解释灾异，目的是努力想让违者幡然醒悟，使社会回归常态。显而易见，《五行志》不仅对王朝的合法性提供依据，还对统治者维护社会的稳定性提供借鉴。

其三，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五行”“符瑞”诸志表面上是在言怪异，实际上则是在反映客观的现实。这些志中的神话传说、符应现象及众多的妖孽，只是历史的表象，撰述者的本意在于维护既有的统治秩序，为其现实政治中出现的逸出常轨的问题，寻求妥善的解决之道。如班固就有较强的“宣汉”思想，他所撰述的《汉书·五行志》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51]现象反映本质，本质决定着现象，《宋书·符瑞志》也是现象与本质对立统一的代表，沈约在撰写过程中，不惜笔墨上溯至太昊伏羲氏，以大量神话传说、符应材料渲染传说、历史中的重要政治人物，目的只在于运用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阐述“禅让”是历史演进、王朝更替的合理选择，进而证明出身寒门却取代东晋的刘裕所建的皇朝具有历史合法性。所以，在研究南北朝正史五行志时，必须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深刻理解史学撰述者的良苦用心，这部分内容可以从史家撰述“五行”“符瑞”诸志志序中体现出来，为便于后面研究史家的撰述意图，特将史家撰述旨趣列表，以做参考（参见附表）。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即绪论、正文及附录。由于涉及文献较多，内容复杂，为了更清楚地理解相关问题，将会以表格的方式反映复杂的文献材料。全文除绪论、附录等部分之外，核心内容共五章。

本书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资料准备相对充分的条件下，试图以史学史研究方法为主导，同时兼采民俗史、神话学研究的手段，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进行综合考察。其中既包括对有关历史过程的考述，对“五行”、“符瑞”诸志功能的讨论，也包括对民族融合、环境变迁与“灾害”记录的整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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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编著《古史辨》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04页。

[2] 刘知幾：《史通》卷3《书志》，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3页。

[3] 龚自珍：《龚定庵全集类编》卷7《与陈博士笺》，夏田蓝编，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211页。

[4]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7页。

[5] 游自勇以中国中古时期的《五行志》为研究对象，以研究《五行志》的编撰原则和记述方式之变化为核心，探究这种志书的演变过程及历史背景，并试图解读《五行志》怪异书写模式背后的历史信息。参见游自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绪论”，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

[6] 徐复观指出：“一直到春秋时代为止，所谓五行，只指的是国计民生所通用的五种材料，所以又称为‘五材’；丝毫没有作为构成宇宙的五种基本元素，或由阴阳二气分化而为五气的意味，并且与阴阳的观念，全不相干。”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7] 齐思和曾说过：“吾国学术思想，受五行说之支配最深，大而政治、宗教、天文、舆地，细而堪舆、占卜，以至医药、战阵，莫不以五行说为之骨干。士大夫之所思维，常人之所信仰，莫能出乎五行说范围之外。……五行说既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之中心，欲治中国学术，非先将五行说作一彻底之研究，直无从探其肯綮而获其症结。”齐思和：《五行说之起源》，《中国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页。

[8] 瞿林东先生指出，中国史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记述的连续性。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9] 刘知幾：《史通》卷19《五行志错误》，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33页。

[10] 正如刘知幾所感叹：“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刘知幾：《史通》卷3《书志》，浦起龙通释本，第63页。

[11] 《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73页。

[12] 郑樵指出：“说《洪范》者，皆谓箕子本河图洛书以明五行之旨。刘向创释其传于前，诸史因之而为志于后，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此之谓欺天之学。”郑樵：《通志二十略·灾祥略》，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905页。

[13]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二《天门县志五行考序》，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56页。

[14] 龚自珍：《与陈博士笺》，《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6页。

[15] 参阅桂罗敏《灾异与秩序——〈汉书·五行志〉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2年。

[16] 代表性论著有向燕南：《论匡正汉主是班固撰述〈汉书·五行志〉的政治目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游自勇：《论班固创立〈汉书·五行志〉的意图》，《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及作者博士学位论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桂罗敏博士学位论文《灾异与秩序——〈汉书·五行志〉研究》等。

[17] 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顾颉刚编著：《古史辨》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353页。

[18] 参阅游自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绪论”，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

[19] 顾颉刚著，何启君整理：《中国史学入门》，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20]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92页。

[21] 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7页。

[22]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51页。

[23]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261页。

[24] 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

[25] 向燕南：《论匡正汉主是班固撰述〈汉书·五行志〉的政治目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26] 游自勇：《论班固创立〈汉书·五行志〉的意图》，《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27] 如王爱和《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上海古籍出版2011年版；桂罗敏博士学位论文《灾异与秩序——〈汉书·五行志〉研究》等。

[28]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29] 陈其泰：《〈汉书·五行志〉平议》，《人文杂志》1993年第1期。

[30] 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31] 俞晓群：《二十四史〈五行志〉丛谈》，《文史知识》2006年第11期。

[32] 王培华：《中国古代灾害志的演变及其价值》，《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

[33] 赵濛：《〈汉书·五行志〉的历史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

[34] 王子今：《略论两汉童谣》，《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35] 江庆柏：《试谈古代童谣》，《南京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

[36] 宋抵：《〈后汉书·五行志〉中的童谣与东汉政治》，《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37] 陈秀娟：《童谣与五行——兼论东汉政治历史》，《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6期。

[38] 卜风贤：《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39] 王春光：《〈汉书·五行志〉所记自然现象》，《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

[40] 王培华：《中国古代灾害志的演变及其价值》，《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

[41] 陆人骥：《中国历代蝗灾的初步研究——开明版〈二十五史〉中蝗灾记录的分析》，《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42] 谭书龙、李曼曼：《六朝火灾论略》，《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43] 田艳霞：《论魏晋时期的疾疫》，《医学与哲学》2007年第10期。

[44] 王社教：《历史时期我国沙尘天气时空分布特点及成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45] 陈倩：《何谓“雨毛”、“雨石”、“雨血”、“雨土”？》，《华夏文化》2006年第4期。

[46] 乔霞：《〈魏书·灵征志〉的历史价值初探》，《鸡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47] 游自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

[48] 参见刘泽华、张国刚《历史认识论纲》，《文史哲》1987年第5期。

[49] 刘畅：《中国古代符瑞文化的政治功能》，《文艺研究》2011年第8期。

[50] 汪高鑫：《何休“人事与灾异”“二类”说论略》，《中州学刊》2004年第2期。

[51] 班固撰史的一项根本宗旨是“宣扬汉德”，参见陈其泰《“过秦”和“宣汉”——对史学社会功能思考之一》，《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