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冲突渗透中的思想指引

在大学这一方天地里，校长、教师、学生的教学与文化活动共同形成了校园的某种风气。学校的指导思想、院系设置、课程安排、社团活动，教师的教学科研，学生的学习生活，校园出版物的发行……都形成了校园的文化精神与氛围气质。师生浸濡在这种风气中，为这种思想所影响浸濡，形成自身的思想观念与价值标尺，反过来，个体的精神特征又强化了校园的总体文化氛围。西南联大与“鲁艺”作为一方校园，某种程度上，不可能是一片净土，多元思想在这里冲突碰撞，彼此交叉互渗，呈现出复杂的面貌。相对来说，两校更多受到各自主导思想的指引。

西南联大的校园氛围与指导思想保持着民主自由的底色。这来自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固有的精神传统与校园风气，也与师生们的观念认知有关。清华大学的前身是1911年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学校设立了大学部，1928年正式更名国立清华大学，由于有着庚子赔款的资金，清华大学基本实践着民主办学；北京大学的渊源可追溯至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蔡元培在1916年12月担任北大校长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深入人心，其大学理念基本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第二，外争独立思考，内讲专深学术；第三，以‘美育’养成人格。”[12]其中，蔡元培尤其重视“思想自由”的精神。他强调在大学中，学者有自由发表自己思想的权利，“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13]，以此才可以保证大学教学、学术的独立性。这种思想在北大师生中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南开大学于1919年由张伯苓创办，在“公能”“实干”精神的指引下，重视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此外，三校的知识分子多留学欧美，民主、自由是其稳定的心理结构，因此，尽管他们的思想不尽统一，却共同有着自由、独立、民主的精神取向。

西南联大的规章制度体现出民主、自由的精神。常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和秘书主任杨振声是校常务委员会委员，由于张伯苓担任国民政府的行政职务，蒋梦麟平常在昆明，实际掌管校务的是梅贻琦。梅贻琦对政治上的“左”“右”力量一视同仁，对党派和政治都不感兴趣，他认同并推崇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强调“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14]。正是他的自由立场和大局意识，使学校能在各方力量的角逐中稳步前进，也使西南联大的校风在吸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精神的基础上，既保持了各校的独立性，又显现出了相互砥砺、相得益彰的光辉。西南联大实行的是“教授治校”的体制，延续的也是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期的做法。彼时，蔡元培效仿德国式的教授会办法在北大建立了教授组成的评议会，此评议会为全校最高权力机构。在蔡元培执掌北大的十年时间内，实行了教授治校的体制。在1931年梅贻琦担任清华校长之前，清华也开始采用教授治校的体制，梅贻琦担任清华校长后，积极支持这一体制，在负责西南联大的事务后，将其移用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充分给予教授权力，保证了教授在处理大学事务、决定学院设立与设置规程等方面，有权决定学校的重大事务，使学校的教学工作与行政工作紧密相连。

不仅规章制度，学校的教学活动、科学研究也追求自由与独立。“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15]讲课时，教师没有标准的教材、大纲，考试也没有标准答案，完全推崇个人的独立见解。在课程安排上，有时同一门课程好几位教授在授课，如“楚辞”一课，闻一多、游国恩、罗庸同时讲授，彭仲铎、唐兰也开过此课；“庄子”课程也是闻一多、刘文典等人同时开设。教师们从不同角度将各自的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授课内容的多样性，体现出学术研究的独立与自由。汪曾祺十分欣赏西南联大的自由研究风气，他说：“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16]学生的观点只要证据确凿，言之成理，同样能够得到老师的重视。授课时，如果有学生对老师的观点提出了异议，教师会平等地对待学生，与学生继续讨论，甚至会因为学生的观点胜于自己，推崇学生的看法。傅斯年在招收研究生时，录取了曾质疑他观点的学生；杨振声鼓励学生吴宏聪在毕业论文中持有和自己相左的看法，吴宏聪在得到老师的肯定后，颇有感慨地说：“深深感到先生言传身教，把‘五四’科学民主的气氛和追求个性的学术传统也带到西南联大来了。”[17]何兆武对学校的自由风气也极为赞赏，他说：“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18]邹承鲁也认为西南联大培养出众多人才的原因，就是自由[19]。这种不涉及思想教育的自由风气保障了学子们的兴趣爱好，学生可以尽情享受思想的自由和个性发展的权利，充分调动起主观创造性。当然，学校考核制度的严格也是有目共睹。对于西南联大自由的风气，王浩曾说，在联大，“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20]。师生真正推崇的是知识与学术。

当然，西南联大并非只有一种色彩，多元思想在这里争锋交会，甚为激烈。作为教育部管理的公立院校，西南联大在思想、制度、管理、财务方面不可能不听命于国民政府的领导，学校建立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国民政府也在学校不断强化着党化教育，以政策、规章、课程、活动等种种手段，对学生进行着思想规整。1928年国民党完成全国统一后，重新倡导早在1926年广州国民革命政府时期提出过的“党化教育”的主张，加紧对教育界进行思想控制。1928年5月，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召开，确定废止“党化教育”的说法，取而代之的是“三民主义教育”，虽然当时尚未获得批准，但已出现这一说法，直至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正式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此后，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1938年1月，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和CC首领，陈立夫上台后，极大强化了教育界的党化色彩，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以党化教育的思想统治教育界。从1938年开始，“三民主义”“伦理学”等党化教育的加强；为规整学生思想，要求实行的导师制；直属区党部、三青团直属分团部、训导处等部门的成立；统一课程和教材；要求院长以上行政负责人加入国民党；把蒋介石向“五四”宣战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作为必读；试图更改青年节……种种践踏科学、民主精神的高压措施，都激起了知识分子的抵触和反弹。在西南联大开设的党义必修课，师生们消极应对，既未听讲，也未按规定交读书报告；教育部命令的训导工作，学校也是按照自身情况有所调整和变通；教育部要求各大学通用的《大学国文选目》，西南联大在使用部定教材的同时，又以另编的《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为补充，争取语体文和文言文的平等地位；就连教育部要求各学校统一校训，联大也认为不能代表自身的办学精神而未遵循。面对国民政府强加给学校的种种限制，教授会据理力争，维护学校的教学独立、思想自由的传统，使学校的教学和行政工作未受到直接的影响和冲击。

在国民党积极进行思想控制的同时，中共也在逐渐渗透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院校原本就有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在抵达昆明后，他们自动组织联合起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云南当地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队部，开展了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10月，成立了中共西南联大地下临时支部，11月，成立了中共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此后改为总支委员会。当时的学生“分左、中、右三种，中间分子居多。以中共地下党员及其领导的外围组织为一方，以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为一方，都在争取中间同学的支持和拥护，以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为目标……双方对中间同学的争取，都以开展各种课外活动为手段”[21]。中共地下党员主要集中于“群社”，他们以“勤学、勤业、勤交友”为方针，积极在广大同学中做工作，又成立了歌咏队、体育会等很多进步团体，逐渐在同学中拥有了较高的威望，在掌控学生自治会后，带领进步学生社团开展了抗日、反蒋的活动，在学校“民主墙”上发表进步言论，并在“五四”“七七”“九·一八”“一二·九”等爱国纪念日时，开展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使西南联大的爱国民主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1942年1月，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声讨孔祥熙，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倒孔运动”。抗战后期，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促使联大爱国民主力量逐渐壮大，“随着时局的发展，中间同学渐渐向左靠拢，到1944年以后更加明显”[22]。1945年4月，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通过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学生对国是的意见》[23]。《现实》《生活》壁报也都发表反对内战的言论。不仅学生们思想日益进步，教师们也在“皖南事变”“倒孔运动”“一二·一”等事件中，毅然走出象牙塔，来到十字街头，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和腐败堕落，呼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某种意义上，西南联大师生们积极介入现实、批判国民政府的做法，一方面来自“五四”传统和社会现实的推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科学与民主精神反对封建主义；抗战虽使他们流徙四方，却也提供了接触民众的因缘际会。南迁路上，触目所见民众的贫困潦倒；通货膨胀时，自身被甩入底层人民的阵营，而国民党特权分子却不顾人民死活，空运自家洋狗与抽水马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激发起他们对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平等的彻骨认识，使他们自然从情感上、精神上贴近了广大劳苦大众。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渗透也起到重大作用。一些热血青春的学子不仅在“五四”“一二·九”期间是急先锋，抗战岁月，他们较强的批判意识和正义感推进了民主事业的发展，也加速了一些教授思想立场的转换。南迁时期，生活空间狭小，师生之间的距离明显拉近，他们在奔赴国难时相互扶持，跑警报时生死与共，日常生活中往来频繁，学生们的进步思想，无疑推动了教师对时代、社会、政治予以新的观照与理解。加之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有力指导，延安的各种文献资料传入大后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吸引了不少进步人士。解放区的抗战歌曲、朗诵诗、广场戏剧等大众化文艺也传播到了昆明，渗透到师生的日常生活中，这都整合着知识者的立场态度，加速着其与工农大众结合的步伐。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力量，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也在西南联大开展着社会活动。

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转变，或走向不同的政治立场，或保持无党派的身份，无论哪种，思想独立、言论自由是他们的精神底色。学校也为师生们提供了自由言论的沃土，师生们可以任意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在校园一进大门的右边，有两排长长的墙壁，贴满了各样的壁报，常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宣传民主科学的思想，这两排墙壁被称为西南联大的民主墙。学生们以壁报《微言》《联大青年》《指南针》《明报》《群声》《热风》等自由表达着对时局、社会、青年等问题的看法，进行着激烈的论争。教授们也办过不同政治倾向的刊物，自由表达着对时局的意见，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加入了国民党、共产党、民盟等政治团体，依然有着自由议政的习惯。在联大，“师生对任何学术性或敏感性政治问题都可以公开讨论，气氛极其热烈，不同观点各持己见的争论，不能不激发人去思考寻求合乎真理性的答案”[24]。学校也常邀请校外的知名人士来做前方战况或世界形势的演讲。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的“西北考察观感与南洋侨胞近况”，著名记者陆诒的“目前抗战形势”，范长江的“抗战与云南”，第49师梁化中将军的“国军入缅作战经过”，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科学在盟国战争中的地位”，滇西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司令陈诚的“民生主义与民生问题”，原国民党励志社第四任书记、力行社负责人刘健群的“抗战建国的核心问题”，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的“总反攻滇缅路问题”等讲演，都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此外，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贝克尔等人也都在西南联大进行过演讲。从1942年4月开始，学校举办了国际形势系列演讲，钱瑞升、周炳琳、邵循恪、皮名举等人陆续发表见解。1945年3月28日，学生自治会举办国是与团结问题座谈会，曾昭抡讲“军队统一问题”、吴晗讲“团结问题”、王赣愚讲“国民大会与政党”等。1945年7月7日，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参与举办了时事座谈会，潘光旦、吴晗、罗隆基、闻一多等人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师生明确表示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团结。联大和其他团体不仅联合发表了《迎接胜利反对内战通电》，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陈岱孙、汤用彤、闻一多、钱瑞升十位教授还在1945年10月发出《为国共商谈致蒋介石、毛泽东两先生电》，一致要求停止内战。李何林还在公开场合传播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知识分子们积极为国家发展、国计民生献计献策。有学者曾言：“西南联大当时被称为‘民主堡垒’，在思想上继续五四的传统。那时在属于北大、清华一系的教授群中，思想的主调还是‘民主’与‘科学’。”[25]

正是有赖于这种校园风气，西南联大真正建立起独立、自由的学院空间，在战乱频仍的西南边陲，师生们得以张扬精神，沉潜于思想深处，教学、学术、创作、文化活动散发出灼热的知性光芒。学生们也养成了民主自由的思维方式和人生观念。此种风骨，正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云：“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26]。

解放区的文化建设旨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鲁艺”作为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一所艺术院校，高度强调着文艺的革命性与功利价值。1938年4月，“鲁艺”举行了成立典礼大会，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师生们用文艺服务于抗战，表达了热切的期待。建校后，毛泽东还亲临“鲁艺”，向师生发表讲话。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认为“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强调了文艺的政治性。在党中央领导人的殷殷期待下，“鲁艺”的指导思想和教育方针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诉求。《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鲜明表达着对艺术工作的看法，强调培养艺术工作干部的重要性。“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27]“鲁艺”的教育方针也是经过中央宣传部的讨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通过，才确定下来，罗迈在《鲁艺的教育方针与怎样实施教育方针》中说道：“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28]“我们应当把马列主义运用到鲁艺的全部实际生活中来，用马列主义来改善鲁艺的全部工作，提高全部人员的思想意识，团结全体教职学员，建立优良的校风。加强政治教育，并使理论与实践联系一致，这是建设鲁艺的重要关键。”[29]这些方针与要求强化了学员坚定的政治思想立场，形成以文学服务于社会、政治工作的意识。

在管理体制上，“鲁艺”听命于党的领导。1941年出台的《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了“鲁艺”直属中央文委，由中央宣传部协同各主管机关对学校课程、教员、教材及经费进行统一的计划、检查与督促。副院长沙可夫说：“鲁艺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与扶助之下创立并壮大起来的，我们要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30]第三届副院长赵毅敏也说：“鲁艺的力量……在于它有中共中央的领导。”[31]此时，“鲁艺”还实行了当时延安学校普遍采用的军事化管理制度，将学生组织成大队和区队的编制[32]，后在罗迈的提议下，将“鲁艺”由“偏重自上而下的军队式的‘管理制’”，变为“领导与自治并重的委任与民主并用的制度”[33]。虽然在管理方面，较其他大学更为自由、民主，但是，在总体上“鲁艺”还是紧密服从党的领导。

在课程设置上，“鲁艺”注重政治理论课的比重，将其作为必修课。“除平时的政治辅助教育外（课外读物、座谈会、讨论会、演讲等），每周政治必修课为六个小时。”[34]“鲁艺”还请专门的理论家，甚至是老革命家亲自来授课，杨松讲授过“列宁主义”，李卓然讲授过“中国革命问题”，李富春讲授“中国共产党”，艾思奇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些课程加强了学员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使其树立了坚定的革命理想。此外，党的重要领导人、前线归来的将领和社会名流都曾来“鲁艺”进行过演讲，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陈云、徐向前、徐特立等人强调师生们要响应党的领导，以文艺作为打击敌人的武器，为抗战服务。不仅政治课和政治报告如此，专业课也明确以政治为导向，强化学员对革命文艺理论的理解。周扬在1939年至1940年间给文学系学生讲授专业课《中国新文学运动史》[35]，他呼应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于这段历史的定性，强调新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按照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历史分期，将新文学史分为四个阶段，宏观梳理与评判“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并采用社会、历史学的批评方法分析作品。这种以政治为导向的文学史讲授与研究影响十分深远。此外，学校的各种活动也注重加强学员的政治思想认识，帮助学生树立革命的人生观[36]。

“鲁艺”师生还用党的思想指导艺术创作。歌颂新社会、共产党，讴歌人民当家做主成为“鲁艺”文学的基本主题。《我歌唱延安》《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我看见了八路军》《我，延安市桥儿沟区的公民》等都表达出明确的意识形态诉求。赵自评在诗歌《带露珠的心情》中，大声表达着学习马列主义的决心：“信仰是和快乐结合着的，/我要用马列主义的圣水，/洗去我那/思想上情感上的污泥。”[37]“在我们的艺术学校里，/吸收着新鲜的空气。/吸收着马列主义的营养，/吸收着阳光，/在起劲的生长。”[38]“鲁艺”的木刻也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古元的《铡草》《减租会》、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力群的《帮助群众修纺车》、罗工柳的《马本斋的母亲》、沃渣的《把牲口夺回来》等都表现了共产党的战斗伟绩、边区民众在党的领导下的新面貌和新生活。

在学术研究上，师生们也紧密围绕马列主义思想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39]、《斯大林与文化》[40]等的译介，显示出“鲁艺”人对马列思想的重视。周扬也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思想导向，强调苏俄文艺理论与延安现实相一致的部分，1942年，他撰写了《唯物主义的美学——介绍车尔尼舍夫斯基的“美学”》，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在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指示部署后，周扬紧密结合毛泽东的思想，发表了一系列阐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1944年3月，他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编纂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书中囊括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还有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首次将毛泽东与马列作家相提并论，周扬还从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角度，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思想，认为毛泽东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41]。此时，周扬的《关于政策与艺术——〈同志，你走错了路〉序言》[42]、《略谈孔厥的小说》[43]、《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44]、《论赵树理的创作》[45]等批评文章也浸透着浓郁的政治色彩，以反映论和阶级论解读作品，强调作家创作的意识形态因素。

毋庸置疑，战争时期的延安也并非是铁板一块，这里有密切党政的思想，也有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尤其对于文化人士高度集中的“鲁艺”来说，更是并存着革命、政党、自由等多元思想。“鲁艺”校董委员会名单中包含着各党派人士[46]，显现出学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对于校园师生来说，虽然他们和其他单位的人一样，接受着高度军事化的管理，保持着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状态，积极贯彻党的基本思想，但是，作为深受“五四”思想影响，并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思想独立、言论自由的生活方式始终萦绕于怀，他们希望维护自我精神空间，保留批评的权利[47]，于是，强调自我，突出个性的表现在这里随处可见。日常生活中，一些人偏爱歪戴帽子，翻出制服里面的花领子[48]，“打着大领结蓄着长发”，“不少女同志看了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后，穿着黑色衣服学着安娜的仪态”[49]，师生们热爱着周末的舞会……这些无不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调。此外，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照明灯油的宝贵，师生们常在饭后长时间地散步。对于他们来说，散步不仅可以健身，更是一种思想交流的方式。在散步的闲暇时间中，他们可以自由、大胆地畅谈人生的迷惘与困惑、精神的孤寂与烦恼，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与追求，漫游在这宝贵的精神世界里，他们充分享受着个人精神空间的独立[50]。从1939年11月周扬任“鲁艺”副院长起，“鲁艺”开始了正规化、专门化的教育，各种思想、学说流行开来，精致艺术、自由言论也多受到师生的推崇。在学院教育和文学创作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受到多元思想的左右。大致来说，他们一方面延续以往的自由主义思想，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受到政党思想的牵引，逐渐步向有机知识分子的轨道。知识分子经历着两种思想的争夺，校园也呈现出多元思想的张力。但是，“鲁艺”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一手扶持的院校，强调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是党的领导人的期望与要求。战时队伍也更需要思想一致与步调统一。延河边的大规模散步被视为是脱离群体，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做法[51]。整风运动后，师生们回归到了马列主义的思想轨道，配合着文艺领域的意识形态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