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学的自信

新文化运动之初，白话文——更不用说白话文学——是孤立而寂寞的。否则，也用不着刘半农和钱玄同演双簧。虽然1915年当时的教育部规定，学校的教育要讲授白话文，但是，以那时的文化气氛和历史惯性，文言文仍然是主流。1915年9月，《新青年》（那时叫《青年杂志》）在上海发行的时候，也不例外，全都是文言。苏曼殊的创作、刘半农的翻译，概莫能外。在1917年以后的《新青年》上，白话文（尤其是白话诗）才渐渐多起来。一边发扬新的文学观，刊发以白话文写的新作，一边与一些旧派文人如林琴南等打笔仗。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则是与《学衡》和《甲寅》等论战。前者的主编是与胡适一样留美的“同学”吴宓（虽然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吴宓在哈佛大学，两者并无直接交集），后者的主编章士钊则是陈独秀的老上级——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时，陈独秀在他手下工作过。

在白话文运动之初，旧派文人对白话文学的批评，不难让人想起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所受到的批评，说他的文章是“报章体”“野狐禅”，一脸的不屑。说起来，虽只相隔20年，却惊人的相似。不过，批评归批评，白话文和白话文学还是很快成长、壮大起来。在短短十几年里，就发展到书店（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要编“新文学大系”了。很难想象，当时见证白话文学发展的出版人，参与白话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学自信是从哪里来的？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总主编是赵家璧。1934年12月25日，鲁迅接受赵家璧的邀请，同意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时，赵家璧才28岁。这一年，其他几位编选者如茅盾（编选《小说一集》）38岁，郑振铎（编选《文学论争集》）、朱自清（编选《诗集》）36岁，编选《史料·索引》的阿英最年轻，只有34岁。年龄最大的是鲁迅，54岁。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从哪里来的自信，就这么当仁不让地干了起来？他们所编选的内容可是从1917年到1926年10年的创作与理论。此间的许多白话文学作者，当时都不过20多岁（像俞平伯、冯至等年轻作者在创作之初甚至不到20岁），年龄最大的作者之一鲁迅，也不过处于36岁和45岁之间……

除了鲁迅中年式的沉郁与深刻外，中国现代文学自有其孩童般率真的一面。在新文学发展近20年后，为之做一番拣择、整理的工作，也为历史留下一些基本的资料。对此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也有它的考虑，无论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商业的角度……这些都是理由，但是似乎也说明不了——至少难以完全说明，那时的诗人、作家和学者为什么对于新文化运动之初的10年、发展还很不成熟的文学，有那样的信心和尊重？为什么会对年轻人的创作感兴趣？

转眼100年过去。从新文化运动发轫至今，已整整一个世纪了。我们很少再有这样的自信，或说胸怀。如果不算1949年之后的30年因为政治因素和自我封闭而夜郎自大，能与新文学最初20年的朝气和自信相媲美的，大约要算20世纪80年代了。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虽然政治气候乍暖还寒，但是“解冻”是无疑的了。在文学创作上，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到“改革文学”“先锋文学”，文艺思潮汹涌激荡，文艺新作迭出。10多年后，这一时期涌现出的文学思潮与文学作品，就再一次“鲁莽”地“冲”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史》，被无数中文系的师生阅读、学习、讨论，已然经典化。

与文学的式微有关么？21世纪以来的文学远没有这份幸运。眼看21世纪第三个10年就要开始了，我们对过去20年的文学创作与发展关注、了解、讨论、总结得如何？除了伴随着新作品的发表或出版而跟进的文学评论外，其他严肃的回顾与总结。真是少之又少——哪怕如今各类作品研讨会多得满天飞。

进入21世纪以来，笔者就开始关注、阅读当代文学。不过，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笔者才开始与陕西诗歌真正结缘。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部《长安诗心：新世纪陕西诗歌散论》，就是近10年结缘的一个汇集和整理。它也只是对一省之内过去10余年间新出现的诗人或诗作的评述与论析，谈不上对21世纪文学有什么贡献，至多算是对21世纪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的一个抽样和观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文字也是笔者在这个文学显得式微的时代，对文学依然怀有信心甚至激情的一点证明。

书中所论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在概述陕西诗歌近60年发展的基础上，分论沈奇、阎安、周公度等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出生的代表诗人21世纪以来的创作；“下编”在概述21世纪以来陕西“80后”诗歌创作概貌的基础上，分论秦客、子非、袁源等“80后”乃至“90后”代表诗人的创作实绩。附录是两篇诗歌研讨会的发言稿。前一篇是胡宽的发言，涉及21世纪以前的陕西诗歌，算是为书中所讨论的陕西21世纪诗歌做一点时间上的延伸和铺展；后一篇是吕刚关于《诗说》的发言，谈及一个诗人、学者、老师的诗歌创作与研究，及其在当今大学中的地位与价值。现代文学发展之初，有那么多作家、诗人都在大学中文系任教，宗白华、俞平伯、废名、林庚……几乎数不胜数。进入当代之后，这种盛况再没有出现过。这是为什么？又说明了什么？从体例和内容来看，这两篇发言似与正题稍有距离，实则与正题所论内在地贯通。另外，笔者也希望以这种“发言体”或曰“说话体”（陈平原称之为“讲演体”）的文字，调节一下之前较为严肃的论评，为全书增添一些伸展的枝叶和可能的讨论。

令笔者稍感宽慰的是，本书大半篇幅关注的都是40岁以下的诗人创作。与更为年长的诗人相比，他们被关注和讨论得较少。实际上，他们越来越多地出现并驻留在诗歌创作的现场。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创作中，他们都正在成为中坚。他们理应得到阅读、赏评、鼓励，抑或批判。作为同时代人，我理应关注这个已经不那么年轻的创作群体。也许接下来应当做的是关注更年轻的写作者，向他们学习，向未来学习，正如我做学生时曾长久地将目光转向过去，向古典学习一样。愿读者朋友们也能分享这份朝向未来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