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长编》中所见敕的篇名
3.1 《建隆敕》
3.1.1 乾德元年（963年）七月己卯，判大理寺事窦仪等上重定《刑统》三十卷，《编敕》四卷，诏刊板模印颁天下。先是，颇有上书言刑统条目之不便者，仪因建议请别商榷，即命仪及权少卿武功苏晓、正奚屿、丞张希逊与刑部大理法直官陈光乂、冯叔向等同撰集之。仪等参酌轻重，时称详允。（《长编》卷四，“乾德元年秋七月己卯条”，第99页）
3.2 《太平兴国敕》
3.2.1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命有司取国初以来敕条纂为《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行于世。（《长编》卷二十，“太平兴国四年条”，第466页）
此次修“敕”是宋朝建国以来“敕条”的第一次全面立法整理。这个时期称为“编敕”，在立法术语上是较为准确的，因为“编敕”是指对称为“敕”的各种法律成果进行法典化编撰。这里的“敕”是指法律产生时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种法律形式。
3.3 《淳化敕》
3.3.1 淳化二年（991年）三月，翰林学士宋白等上新定《淳化编敕》三十卷。（《长编》卷三十二，“太宗淳化二年三月条”，第714页）
3.3.2 淳化五年（994年）六月丁酉，左谏议大夫、知审刑院许骧等上重删定《淳化编敕》三十卷，诏颁行之。（《长编》卷36,“太宗淳化五年六月丁酉条”，第792页）
3.4 《咸平编敕》
3.4.1 咸平元年（998年）十二月，先是，诏给事中柴成务等重详定新编敕。丙午，成务等上言曰：“自唐开元至周显德，咸有格敕，并着简编。国初重定《刑统》，止行《编敕》四卷。洎方隅平定，文轨大同，太宗临朝，声教弥远，遂增后敕为《太平编敕》十五卷，淳化中又增后敕为《淳化编敕》三十卷。编辑之始，先帝亲戒有司，务存体要。当时臣下，不能申明圣意，以去繁文。今景运重熙，孝心善继。自淳化以后，宣敕至多。命有司别加删定，取刑部、大理寺、京百司、诸路转运使所受《淳化编敕》及续降宣敕万八千五百五十五道，遍共披阅。凡敕文与《刑统》、令式旧条重出者及一时机宜非永制者，并删去之；其条贯禁法当与三司参酌者，委本部编次之，凡取八百五十六道，为新删定编敕。其有止为一事前后累敕者，合而为一；本是一敕，条理数事者，各以类分取。其条目相因，不以年代为次，其闲文繁意局者，量经制事理增损之；情轻法重者，取约束刑名削去之。凡成二百八十六道，准律分十二门，并《目录》为十二卷。又以仪制、车服等十六道别为一卷，附《仪制令》。违者如违令法，本条自有刑名者依本条。又以《续降赦书》《德音》九道别为一卷，附《淳化赦书》合为一卷。其厘革一州、一县、一司、一务者，各还本司，令敕称依法及行朝典勘断，不定刑名者，并准律、令、格、式；无本条者，准违制敕，分故失及不躬亲被受条区分。臣等重加详定，众议无殊，伏请镂板颁下，与律令格式、《刑统》同行。”优诏褒答之。（《长编》卷四十三，“真宗咸平元年十二月条”，第922—923页）
此条史料是关于此次立法最原始、最全面的史料，因为撰写人就是立法的主持人。
3.5 《三司敕》
3.5.1 咸平二年（999年）冬十月癸酉，户部使、右谏议大夫索湘受诏详定《三司编敕》，与河北转运使、刑部员外郎王扶交相请托，擅易版籍。（《长编》卷四十五，“真宗咸平二年十月癸酉条”,第967页）
3.5.2 景德二年（1005年）九月癸亥，权三司使丁谓等上《三司新编敕》十五卷，诏雕印颁行之。（《长编》卷六十一，“真宗景德二年八月癸亥条”，第1367页）
3.5.3 天禧元年（1017年）六月甲戌，有司上条贯《在京及三司编敕》，共十二卷。（《长编》卷九十，“真宗天禧元年六月甲戌条”，第2068页）
3.5.4 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乙巳，王安石言，提举编修《三司敕式》成四百卷，乞缮写付三司等处。从之。（《长编》卷二五一，“神宗熙宁七年三月乙巳条”，第6112页）
3.6 《景德农田敕》
3.6.1 景德二年（1005年）十月己卯，先是，诏权三司使丁谓，取户税条目及臣民所陈农田利害，编为书。谓乃与户部副使崔端、盐铁判官张若谷、度支判官崔曙乐黄目、户部判官王曾，参议删定，成《景德农田敕》五卷，庚辰，上之，令雕印颁行，民间咸以为便。（《长编》卷六十一，“真宗景德二年十月己卯条”，第1369页）
3.6.2 元丰八年（1085年）八月己丑，夫农蚕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圣王重之。臣不敢远引前古，窃闻太宗尝游金明池，召田妇数十人于殿上，赐席使坐，问以民间疾苦。田妇愚戆，无所隐避，赐帛遣之。太宗兴于侧微，民间事固无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贵而忘之故也。每临朝，无一日不言及稼穑。真宗乳母秦国夫人刘氏，本农家也，喜言农家之事，真宗自幼闻之。故为开封尹以善政著闻。及践大位，咸平、景德之治，为有宋隆平之极。《景德农田敕》，至今称为精当。（《长编》卷三五九，“神宗元丰八年八月己丑条”，第8590页）
3.7 《大中祥符敕》
3.7.1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四月庚辰，判大理寺王曾言，自《咸平编敕》后，续降宣敕千一百余道，及杂行者又三千六百余道，条件既众，检视尤难，望遣官删定。乃诏曾与翰林学士陈彭年等同加详定。（《长编》卷八十，“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四月庚辰条”，第1823页）
3.7.2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八月己卯，翰林学士陈彭年等言：“先准诏看详新旧编敕，及取已删去并林特所编三司文卷续降宣敕，尽大中祥符七年，总六千二百道，千三百七十四条，分为三十卷。其仪制、敕书、德音别为十卷，与《刑统》《景德农田敕》同行。其止是在京及三司本司所行宣敕，别具编录。若三司例册，贡举、国信条制，仍旧遵用。”上谓宰相曰：“彭年等删去繁文，甚为简便。然有本因起请，更相难诘，冲改前后，特留一敕者，今既删去，恐异日或须证验，即无从得之。宜令录所删敕一本，别付馆阁，以备检详。”（《长编》卷八十，“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八月己卯条”,第2004页）
按3.7.2条记载，此次立法中不仅对适用于京城和三司内部的“宣敕”独立修撰成《在京编敕》和《三司编敕》两部，还修成《贡举敕》和《国信敕》等法律。
3.8 《一州一县敕》《在京一司敕》
3.8.1 天禧四年（1020年）二月辛卯，参知政事李迪等上《一州一县新编敕》三十卷。（《长编》卷九十五，“真宗天禧四年正月辛卯条”，第2180页）
3.8.2 庆历七年（1047年）九月丁酉，诏删定《一州一县敕》。（《长编》卷一百六十一，“仁宗庆历七年九月丁酉条”，第3387页）
3.8.3 庆历八年（1048年）十一月己未，命翰林学士钱明逸、翰林侍读学士张锡同详定《一州一县编敕》。（《长编》卷一六五，“仁宗庆历八年十一月己未条”，第3975页）
3.8.4 熙宁四年（1071年）十二月癸亥，邓绾言：“编敕删定将毕。《诸路一州一县敕》自庆历中删修，行用已久，请加讨论，接续删定……”并从之。（《长编》卷228,“神宗熙宁四年十二月癸亥条”，第5554页）
3.8.5 熙宁七年（1074年）六月己卯，诏在京、一司、一路一州一县敕编修讫，并上中书。《在京一司敕》送检正官，余送详定一司敕令所再详定。（《长编》卷二五四，“神宗熙宁七年六月己卯条”,第6210页）
3.8.6 熙宁九年（1076年）冬十月辛卯，权御史中丞邓润甫详定一司一务、一路一州一县敕。（《长编》卷二七八，“神宗熙宁九年十月辛卯条”，第6797页）
3.9 《一司一务敕》《在京敕》
3.9.1 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甲子，宰臣李迪等上删定《一司一务编敕》三十卷。（《长编》卷九十六，“真宗天禧四年十一月甲子条”，第2212页）
3.9.2 明道二年（1033年）八月辛酉，命翰林学士章得象、知制诰郑向编定《一司一务敕》。（《长编》卷一一三，“仁宗明道二年八月辛酉条”，第2634页）
3.9.3 景祐二年（1035年）六月乙亥，章德象等上所修《一司一务及在京编敕》四十四卷，并赐阶、勋及器币有差。（《长编》卷一一六，“仁宗景祐二年六月乙亥条”，第2739页）
3.9.4 熙宁六年（1073年）九月辛丑朔，判司农寺曾布、权御史中丞邓绾、权知审刑院崔台符，并兼详定一州一县、一司一务敕。（《长编》卷二四七，“神宗熙宁六年九月辛丑条”，第6006页）
从3.9.2条和3.9.3条可知，明道二年修的《一司一务敕》到景祐二年才完成。北宋至少有三个版本的《一司一务敕》，即天禧、景祐和熙宁。在北宋法律分类中，部门和地方法律分类用语为“在京”、“一司一务”、“一路一州一县”或“一州一县”三种。此种分类是以适用区域和部门作为标准。
3.10 《天圣敕》
3.10.1 天圣四年（1026年）九月壬申，命翰林学士夏竦、蔡齐、知制诰程琳等重删定编敕。时有司言编敕自大中祥符七年至今复增及六千七百八十三条，请加删定。帝问辅臣曰：“或谓先朝诏令不可轻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删太宗诏令，十存一二。盖去繁密之文以便于民，何为不可。今有司但详具本末，又须臣等审究利害，一一奏禀，然后施行也。”上然之。（《长编》卷一百四，“仁宗天圣四年九月壬申条”，第2423页）
3.10.2 天圣七年（1029年）九月丁丑，编敕既成，合《农田敕》为一书，视《祥符敕》损百有余条。其丽于法者，大辟之属十有七，流之属三十有四，徒之属百有六，杖之属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属七十有六，又配隶之属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听旨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于是，诏下诸路阅视，听言其未便者。寻又诏尽一年无改易，然后镂版颁行。（《长编》卷一百八，“仁宗天圣七年九月丁丑条”，第2523页）
从此看，《天圣敕》共有625条，都是刑法，且在《唐律》和《刑统》之外，说明宋代刑事法律到天圣年间数量上已经较《唐律》和《刑统》出现大幅度增加。
3.11 《五服年月敕》
3.11.1 天圣五年（1027年）冬十月乙酉，翰林侍讲学士孙奭言：“见行丧服，外祖卑于舅姨，大功加于嫂叔，其礼颠倒。今录开宝正礼五服年月一卷，请下两制、礼院详定。”学士承旨刘筠等言：“奭所上五服制度，皆应礼，然其义简奥，世俗不能尽通，今解之以就平易。言两相为服，无所降杀，旧皆言报者，具载所为服之人。其言周者，本避唐讳，今复为期。又节取《假宁令》附《五服敕》后，以便有司。而丧服亲疏隆杀之纪，始有定制。”己丑，诏国子监摹印颁天下。（《长编》卷一百五，“仁宗天圣五年冬十月乙酉条”，第2453—2454页）
3.11.2 景祐二年（1035年）八月辛酉，同知太常礼院宋祁言：“前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郭稹幼孤，母边更适士人王涣，生四子。稹无伯叔兄弟，独承郭氏之祭。今边不幸，而稹解官行服。按《五服制度敕》‘齐衰杖期降服之条’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为母。’其左方注：‘谓不为父后者。若为父后者，则为嫁母无服。'”下礼院、御史台详定，侍御史刘夔曰：
按天圣六年敕，《开元五服制度》《开宝正礼》并载齐衰降服条例，虽与祁所言不异，然《假宁令》:“诸丧，斩、齐三年并解官；齐衰杖期及为人后者为其父母，若庶子为后为其母，亦解官，申心丧；母出及嫁，为父后者虽不服，亦申心丧。”注云：“皆为生己者。”律疏云：“心丧者，谓妾子及出妻之子合降其服，二十五月内为心丧。”再详《格令》:“子为嫁母，虽为父后者不服，亦当申心丧。”又称：“居心丧者，释服从吉及忘丧作乐、冒哀求仕者，并同父母正服。”今龙图阁学士王博文、御史中丞杜衍并尝为出嫁母解官行丧。若使生为母子，没同路人，则必亏损名教，上玷孝治。
且杖期降服之制，本出《开元礼》文，逮乎天宝，已降别敕，俾终三年，然则当时已悟失礼。晋袁准谓：“为人后，服嫁母。据外祖异族，犹废祭行服，知父后应服嫁母。”刘智释义云：“虽为父后，犹为出嫁母齐衰。”昔孔鲤之妻为子思之母，鲤卒而嫁于卫，故《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盍谨之。’子思曰：‘吾何谨哉！'”石苞问淳于睿曰：“为父后者，不为出母服。嫁母犹出母也，或者以为嫁与出不异，不达礼意。虽执从重之义，而以废祭见讥。君为详正。”睿引子思之义为答，且言：“圣人之后服嫁母，明矣。”稹之行服，是不为过。诏两制、御史台、礼院再定，议曰：“按《仪礼》:‘父卒继母嫁，为之服期。’谓非生己者，故父卒改嫁，降不为己母。唐上元元年敕，父在为母尚许服三年。今母嫁既是父终，当得申本服。唐绍议云：‘为父后者为嫁母杖周，不为父后者请不降服。’至天宝六载，敕五服之纪，所宜企及，三年之数，以报免怀。其嫁母亡，宜终三年，又唐八座议吉凶加减礼云：‘凡父卒，亲母嫁，齐衰杖期，为父后者亦不服，不以私亲废祭祀，惟素服居垩室，心丧三年，免役解官。母亦心服之，母子无绝道也。’按通礼五服制度：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为母，及为祖之后，祖在为祖母，虽周除，仍心丧三年。”
侍讲学士冯元言：“《仪礼》《礼记正义》《古之正礼》;《开宝通礼》《五服年月敕》，国朝见行典制，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惟《通礼义纂》引唐天宝六载制：‘出母、嫁母并终服三年。’又引刘智释义：‘虽为父后，犹为出母、嫁母齐衰，卒哭乃除。’或疑二者之相违。窃详天宝之制，言诸子为出母、嫁母，故云‘并终服三年’。刘智言为父后者为出母、嫁母，故云‘犹为齐衰，卒哭乃除’。各有所谓，固无疑也。况《天圣五服年月敕》:‘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为母降杖期。’则天宝出母、嫁母并终服三年之制不可行用。又但言母出及嫁，为父后者虽不服，亦申心丧，即不言解官。若专用礼经，则是全无服式，施之今世，理有未安。若俯从诸子杖期，又于条制更相违戾。既求礼意，当近人情，凡子为父后，无人可奉祭祀者，依通礼义纂，刘智释义，服齐衰，卒哭乃除，踰月乃祭，仍申心丧，则与《仪礼》《礼记正义》《通典》《通礼》《五服年月敕》:‘为父后者，为出母、嫁母无服’之言不相远也。如诸子非为父后者，为出母、嫁母，依《五服年月敕》，降服齐衰杖期，亦解官申心丧，则与《通礼·五服制度》言：‘虽周除，仍心丧三年’，及《刑统》言：‘出妻之子合降其服，皆二十五月内为心丧’，其义一也。以此论之，则国朝见行典制，尽与古之正礼相合，余书有偏见之说，不合礼经者，皆不可引用。郭稹若无伯叔及兄可奉父祖祭祀，应得子为父后之条，又缘解官行服已过期年，难于追改，后当依此施行。”诏自今并听解官，以申心丧。（《长编》卷一一七，“仁宗景祐二年八月辛酉条”,第2749—2752页）
3.11.3 治平二年（1065年）三月壬午，礼院奏：“近依国朝故事，详定仁宗大祥变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从吉，已蒙降敕。臣等谨按《礼学》，王肃以二十五月为毕丧，而郑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康成之说，又加至二十七月终，则是二十八月毕丧，而二十九月始从吉。盖失之也。祖宗时据《通典》为正，而未讲求故事，天圣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断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不宜有异，请于三月二十九日为大祥，五月择日而禫，六月一日从吉。”从之。（《长编》卷二百四，“英宗治平二年三月壬午条”，第4953页）
3.11.4 元丰三年（1080年）三月丁丑，礼院言：“《周礼·司服职》曰：‘凡丧，为后齐衰。’注曰：‘诸侯为之不杖期。'《疏义》:‘谓诸侯诸臣皆为王后着齐衰，不杖。又仪礼丧服为君之祖母。'《传》曰：‘何以期也？从服也。’又《五服年月敕》:‘齐衰不杖期章，为祖父母。’是古者诸臣于后同服齐衰而不杖。今群臣为大行太皇太后，于礼，合服齐衰不杖期。遗诏虽言释服后勿禁作乐，续诏民庶过百日作乐，自启菆至祔庙，复诏禁止。即群臣自宜依礼律期年听乐。”诏三路缘边官祔庙毕，许用乐，余文武官皆期年。（《长编》卷三百三，“神宗元丰三年三月丁丑条”，第7369页）
3.12 《附令敕》
3.12.1 天圣七年（1029年）五月己巳，诏以《新令》及《附令》颁天下。始，命官删定编敕，议者以《唐令》有与本朝事异者，亦命官修定，成三十卷，有司又取《咸平仪制令》及制度约束之在敕，其罪名轻者五百余条，悉附令后，号曰《附令敕》。（《长编》卷一百八，“仁宗天圣七年五月己巳条”，第2512页）
从上可知，天圣年间修令有两部分，即《天圣新令》，在《唐令》基础上修成；《附令敕》属于“敕”，但内容却是“设制立范”和“轻罪”,共有500条。这时《附令敕》还不全是设制立范的非刑事法律。
3.12.2 熙宁六年（1073年）九月丁未，翰林学士、右正言曾布为起居舍人，工部郎中、龙图阁待制邓绾为兵部郎中，权知审刑院崔台符、权发遣大理寺少卿朱温其等九人升任、迁官、循资有差，并以修编敕成故也。赐提举王安石银绢各五百，降诏奖谕。《会要》：熙宁六年八月七日，提举编敕宰臣王安石上删定《编敕》《赦书德音》《附令敕》《申明》《敕目》录共二十七卷。诏编敕所镂版，自七年正月一日颁行。先是，诏以嘉祐四年已后续降宣敕删定，命大理寺法直官刘赓、左班殿直张寀充检详官，刑房堂后官刘笃充点对官，祕书丞胡瑗、太子中舍陈偲、大理寺丞张巨、光禄寺丞虞太宁充删定官，权大理少卿朱温其充编排官，翰林学士曾布、龙图阁待制邓绾、权知审刑院崔台符充详定官，安石提举。至是，上之。（《长编》卷二四七，“神宗熙宁六年九月丁未条”，第6011页）
3.12.3 元丰二年（1079年）二月丁巳，诏：“成都府钤辖寄任颇重，与他路不同，其知府处置钤辖司职事，自今并须参议，于接待仪范，并依蔡延庆未到任以前体例，毋辄裁损，座次与监司依《熙宁附令敕》施行，仍罢与本路通判序官指挥。”（《长编》卷二九六，“神宗元丰二年二月丁巳条”，第2712页）
3.13 《减定配隶刑名敕》
3.13.1 景祐二年（1035年）十一月乙未，令审刑院、大理寺《别减定配隶刑名》，为《敕》五卷。《会要》：五年十月四日上《减定敕》五卷，今附此。（《长编》卷一一七，“仁宗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条”，第2762页）
从此史料看，此法律名称有《减定敕》《减定配隶刑名敕》等。
3.14 《庆历编敕》
3.14.1 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癸酉，司勋员外郎吕绍宁请以见行编敕年月后续降宣敕，令大理寺检法官，依律门分十二编，以颁天下，庶便于检阅而无误出入刑名。从之。（《长编》卷一四九，“仁宗庆历四年五月癸酉条”，第3609页）
3.14.2 庆历七年（1047年）春正月己亥，《庆历编敕》成，凡十二卷，别为《总例》一卷。视《天圣敕》增五百条，大辟增八，流增五十有六，徒减十有六，杖减三十有八，笞减十有一；又配隶减三，大辟而下奏听旨者减二十有一。详定官张方平、宋祁、曾公亮并加勋及赐器币有差。（《长编》卷一六十，“仁宗庆历七年正月己亥条”，第3861页）
比较《庆历敕》和《天圣敕》,《庆历敕》较前者增加了500多条，总数达1100多条。
3.15 《殿前马步军司编敕》
3.15.1 嘉祐二年（1057年）五月癸未，命枢密副使田况提举修《殿前马步军司编敕》。知制诰刘敞言：“臣伏闻朝廷选官删定《殿前马步军等司编敕条贯》，诚为要务。臣以谓科律虽详，执而用之者吏也，若不审，则狱容有滥。今殿前等司所以统诸军，刑罚不少，而鞫讯论决一委胥吏，曾无掾曹士大夫参其间，即有猾吏因事侮文，其势不难。狱者重事，人命所系，自古以来，未尝独任小吏，不关搢绅者也。又汉、唐大将军营卫幕府，或设军政议郎、录事、兵曹，分职联事，其员甚众。今诚制度太简略，欲尽如古难矣。且每司置狱官一员，专典鞫狱，令流内铨选补，如左右军巡判官例。如此，狱可使不冤，刑可使不误，庶几上副朝廷钦恤之意，愈于专修编敕而已。”（《长编》卷一八五，“仁宗嘉祐二年五月癸未条”，第4479页）
从此史料看，《殿前马步军司编敕》和《殿前马步军等司编敕条贯》就是同一法律，宋朝有时会在法律名称上加“条贯”两字。“条贯”是宋代对法律的一种称谓。
3.16 《三班院编敕》
3.16.1 嘉祐三年（1058年）正月丙午，太常博士韩缜修《三班院编敕》。（《长编》卷一八七，“仁宗嘉祐三年正月丙午条”，第4503页）
3.17 《枢密院敕》
3.17.1 嘉祐三年（1058年）十二月甲辰，枢密院上《端拱以来宣敕札子》[21]六十卷，以一本留中，一本送龙图阁。初，韩琦为枢密副使，言尝任河北，见祖宗所下诏令，皆契丹未讲和以前经武御戎之事，请下本院编录而上之。（《长编》卷一八八，“仁宗嘉祐三年十二月甲辰条”，第4535—4536页）
3.18 《嘉祐敕》《附令敕》
3.18.1 嘉祐二年（1057年）八月丁未，韩琦又言：“天下见行编敕，自庆历四年以后，距今十五年，续降四千三百余件，前后多抵牾，请加删定。”乃诏宰臣参知政事曾公亮同提点详定编敕。（《长编》卷一八六，“仁宗嘉祐二年八月丁未条”，第4487页）
3.18.2 嘉祐七年（1062年）夏四月壬午日。宰相韩琦等上所修《嘉祐编敕》，起庆历四年，尽嘉祐三年，凡十二卷。其元降敕但行约束而不立刑名者，又析为《续附令敕》，合帙凡五卷。视《庆历敕》，大辟增六，流减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三，笞增三十有八，配隶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裁听旨增四十五云。（《长编》卷一九六，“仁宗嘉祐七年四月壬午条”，第4745页）
这次修敕开始严格区分刑事与非刑事法律，即把“敕”限定在刑事法领域，非刑事限定在“令”类。因为这时的“附令敕”已经是“行约束而不立刑名者”，不再包括轻罪的刑事法律。嘉祐编敕修成《嘉祐敕》十二卷，《附令敕》五卷。《嘉祐敕》的数量较《庆历敕》仍然在增加。
3.18.3 熙宁七年（1074年）七月癸亥，惠卿献议曰：“免役出钱或未均，出于簿法之不善。按《户令》手实者，令人户具其丁口、田宅之实也。《嘉祐敕》：造簿，委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五等，且田野居民，耆、户长岂能尽知其贫富之详？既不令自供手实，则无隐匿之责，安肯自陈？又无赏典，孰肯纠决？以此旧簿不可信用，谓宜倣手实之意，使人户自占家业。如有隐落，即用隐寄产业赏告之法，庶得其实。手实法凡造五等簿，预以式示民，令民依式为状，纳县簿记，第其价高下为五等。乃定书所当输钱，示民两月。非用器、田谷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三分以一充赏。其法：田宅分有无蕃息各立等，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通一县民物产钱数，以元额役钱均定。凡田产，皆先定中价示民，乃以民所占如价计钱。”（《长编》卷二五四，“神宗熙宁七年七月癸亥条”，第6226—6227页）
3.18.4 元丰八年（1085年）八月乙巳，资政殿学士韩维奏：钱币阑出边关，则足以资敌国，旧法为禁甚严，今每贯税钱五十文，恣听其出中国，臣请复禁如旧法。诏：“依《嘉祐编敕》施行。其《熙宁申明敕》，更不施行。仍令河北沿边安抚司契勘，自删定《嘉祐编敕》后来，沿边如何施行，今来却行禁绝，有无合随宜措置事件，仰具事理闻奏。”（《长编》卷三五九，“神宗元丰八年八月乙巳条”,第8586页）
从此可知熙宁年间编有《熙宁申明敕》。此时“申明”和“敕”的关系还处在形成时期。
3.18.5 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壬子，先是，给事中范纯仁言：“……臣谨按《嘉祐编敕》:‘应犯罪之人，或因疑被执，赃证未明，或徒党从就擒，未被指说，但因盘问，便具招承，如此之类，皆从律案问欲举首减之科。若曾经盘问，隐拒本罪，更不在首减之例。’此敕于理最当。所以仁宗朝用之，天下号为刑平。臣今乞应天下案问欲举，除于法不首不得原减外，其犯罪，并取《嘉祐编敕》内上条定断。其后来敕条，更不施行。如此，则不破敕律，用法当情，上以广陛下好生之德，下则无一夫不获之冤。”（《长编》卷三七〇,“哲宗元祐元年闰二月壬子条”，第8941页）
3.18.6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己亥，户部言：“民庶上言，每三年重定乡村坊郭等第人户隐落家业，乞展限十日，许人告论。看详欲依《元丰令》日限，将《嘉祐编敕》内一月改为六十日。”从之。（《长编》卷三七五，“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己亥条”，第9089页）
3.18.7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乙巳，诏：“铜、锡、鍮石，依旧禁榷，有犯并私造作及与人造作器用，罪、赏依《嘉祐编敕》法。除诸军官员器用、鞍辔及寺观士庶之家古器、佛道功德像、钟、磬、铙、钹、铃杵、相轮、照子等许存留外，余铜器限一百日赴官送纳，每觔支钱二百文。限满不纳，杖一百，物没官。从左正言朱光庭之请也。”（《长编》卷三七五，“哲宗元祐元年四月乙巳条”，第9103页）
3.18.8 元祐元年（1086年）五月壬戌，东路提点刑狱司言：“提举司别有帐，今敕并依《嘉祐常平仓法》，按《嘉祐编敕·仓敕》，经本处钩磨，申司农寺缴牒，三司送钩。今义仓、免役虽罢，缘有官物出入，系帐司拘管，其文帐须吏人钩考，乞令提刑司候及二年别具裁损。”从之。（《长编》卷三七七，“哲宗元祐元年五月壬戌条”，第9161页）
3.18.9 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丙辰，刑部言：“大理寺状，见勘百姓王秉告梢工赵僧等私载物货。按纲船载私物明破二分，盖虑不容私载，则必于官物为弊，若稍有过数便许人陈告给赏，纲运人兵实受其敝矣。欲请罢告赏条，仍将见勘公事依自首法。本部看详：《嘉祐敕》无告赏之文，《熙宁敕》惟立新钱纲告赏之法，欲并依所请。”从之。（《长编》卷三九一，“哲宗元祐元年十一月丙辰条”,第9505页）
3.18.10 元祐元年（1086年）八月庚子，江、淮、荆、浙等路发运副使蒋之奇言：“江、淮、荆、浙六路捕到私盐，除官给盐犒赏钱外，更于犯人名下别理赏钱，并依条先以官钱代支。其逐州县代支过转运司者甚多，无由纳足。窃计失陷不赀，以至未获犯人先支三分充赏，比以旧法，亦复太多。况旧法募赏已备，足以禁止，岂须枉费官钱以申无益之禁？今相度欲一遵《嘉祐敕》告捕私盐未获徒伴，即据获到盐数，十分中官给一分充赏。”从之。（《长编》卷三八五，“哲宗元祐元年八月庚子条”，第9387页）
3.18.11 元祐八年（1093年）四月戊午，御史中丞李之纯言：“臣僚上言，乞严立制度，以绝奢僭之源；杜绝邪侈，以成风俗之厚。至于闾巷庶人，服锦绮，佩珠玑，屋室宏丽，器用僭越，皆可禁止。诏令礼部将见行条贯行下。按《嘉祐敕》，犹有品官民庶装饰真珠之法，至熙宁、元祐编敕即行删去。窃以承平日久，风俗恬嬉，以华丽相高，而法禁纵弛，至于闾阎下贱，莫不僭踰，以逞私欲。商贾贩易，获利日厚，则彼方采取，其数日增，最为残物害人、浮侈踰僭之甚者。独无其法，何以示民？愿降明诏，禁广南东、西路人户采珠，止绝官私不得收买外，海南诸蕃贩真珠至诸路市舶司者，抽解一二分入官外，其余卖与民间。欲乞如国初之制，复行禁榷珠，其抽解之外，尽数中卖入官，以备乘舆宫掖之用。申行法禁，命妇、品官、大姓、良家许依旧制装饰者，令欲官买，杂户不得服用。以广好生之德，而使民知贵贱之别，莫敢踰僭。及民间服用诸般金饰之物，浮侈尤甚，而条贯止禁销金。其镂金、贴金之类，皆是糜坏至宝，僭拟宫掖，往年条禁甚多，亦乞修立如销金之法。”诏镂金、贴金之类，令礼部检举旧条；珠子，令户部相度以闻。（《长编》卷四八三，“哲宗元祐八年四月戊午条”，第11482—11483页）
3.19 《铨曹敕》
3.19.1 治平三年（1066年）五月庚午，吏部流内铨进编修《铨曹格敕》十四卷，诏行之。（《长编》卷二百八，“英宗治平三年四月庚午条”，第5053页）
3.20 《群牧司编敕》
3.20.1 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丁未，群牧判官王诲上《群牧司编敕》十二卷，行之。（《长编》卷二一一，“神宗熙宁三年五月丁未条”，第5131页）
3.21 《大宗正司敕》《八路敕》《将作监敕》
3.21.1 熙宁五年（1072年）二月甲寅，大宗正司上《编修条例》六卷。先是，嘉祐六年正月，诏魏王宫教授李田编次本司先降宣敕，成六卷，以田辄删改元旨，仍改命大宗正丞张稚圭、李德刍、馆阁校勘朱初平、陈侗、林希同编修，至是上之。（《长编》卷二三〇,“神宗熙宁五年二月甲寅条”，第5589页）
此法初名为《大宗正司条例》，但实为《大宗正司敕》。
3.21.2 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丙午，太子中允、崇文院校书黎侁为馆阁校勘；权三司使曾布上熙宁新编《大宗正司敕》，诏付本司施行。（《长编》卷二五一，“神宗熙宁七年三月丙午条”，第6113页）
3.21.3 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乙卯，太常博士、检正中书礼房公事向宗儒，太常丞、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公事蒲宗孟减磨勘二年，黄严县主簿、崇文院校书曾肇循一资。宗儒以编修《大宗正司敕》、宗孟以《八路敕》、肇以《将作监敕》成也。（《长编》卷二五一，“神宗熙宁七年三月乙卯条”，第6121页）
3.22 《审官西院敕》
3.22.1 熙宁五年（1072年）十二月庚辰，右谏议大夫沈立等上新修《审官西院敕》十卷，诏赐银绢有差。（《长编》卷二四一，“神宗熙宁五年十二月庚辰条”，第5877页）
3.23 《审官东院敕》
3.23.1 元丰二年（1079年）十一月丙子，知审官东院陈襄乞委本院官重定本院敕令式。从之。（《长编》卷三百一，“神宗元丰二年十一月丙子条”，第7321页）
3.24 《熙宁编敕》《陕西一路敕》《附令敕》
3.24.1 熙宁六年（1073年）九月丁未，翰林学士、右正言曾布为起居舍人，工部郎中、龙图阁待制邓绾为兵部郎中，权知审刑院崔台符、权发遣大理寺少卿朱温其等九人升任、迁官、循资有差，并以修编敕成故也。赐提举王安石银绢各五百，降诏奖谕。《会要》：熙宁六年八月七日，提举编敕宰臣王安石上删定《编敕》《赦书德音》《附令敕》《申明敕》《目录》共二十七卷。诏编敕所镂版，自七年正月一日颁行。（《长编》卷二四七，“神宗熙宁六年九月丁未条”,第6011页）
3.24.2 熙宁七年（1074年）六月乙亥，诏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勒停，编管汀州。……侠《言行录》云：吕惠卿参政，其日京师大风霾，黄土翳席逾寸。侠又上疏论之，不报。此事当考。侠荐京为相，此据京本传，新、旧史皆云，而实录、墨本但云侠称京及元绛、孙永、王介四人皆仁义人，不云荐京为相，盖不详也，朱本又削去四人姓名。按《熙宁编敕》：擅发马递罪止杖一百，今勒停、编管，盖别有所为，而墨本、朱本并云坐上书献图、擅发马递。（《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四，“神宗熙宁七年六月乙亥条”，第6207页）
3.24.3 熙宁八年（1075年）闰四月甲辰，权发遣环庆路经略使范纯仁言：“旧陕西敕弓箭手、百姓不许典买租赁蕃部田土，至《熙宁编敕》则不禁。臣今体访环、庆州诸城寨属户，昨因灾伤，多以田土典卖与蕃部，虑渐典卖与汉人。缘熟户以耕种为业，恐既卖尽田土，则无顾恋之心，以至逃背作过，缓急难以点集。乞自今陕西缘边属户蕃部地，止许典与蕃部，立契毋得过三年。”诏地连夏国界者，用《陕西一路敕》，余用编敕。（《长编》卷二六三，“神宗熙宁八年闰四月甲辰条”，第6436页）
3.24.4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乙巳，殿前马步军司言禁军排连，欲且依《熙宁编敕》施行。从之。（《长编》卷三七五，“哲宗元祐元年四月乙巳条”，第9105页）
3.25 《军马司敕》
3.25.1 熙宁八年（1075年）闰四月丙申，枢密使吴充兼群牧制置使，提举修《军马敕》。（《长编》卷二六三，“神宗熙宁八年闰四月丙申条”，第6427页）
3.25.2 熙宁十年（1077年）正月壬申，宰臣吴充以提举详定删修《军马司编敕》成，赐银、绢各三百，删修官改差遣，减磨勘年有差。（《长编》卷二八〇,“神宗熙宁十年正月壬申条”，第6853页）
从3.25.1条中看，《军马敕》应是《军马司敕》的简称。“军马司”全称是“节度行军马司”。因为在3.25.2条中明确指出吴充修法成果是《军马司敕》。
3.26 《利州路一州一县敕》
3.26.1 熙宁八年（1075年）七月辛巳，权知茂州李琪奏：“臣窃见本州四面，并是蕃部住坐处，别无城池限隔。土人言，每遇蕃部小有作过，则便至城下抢劫。臣欲修筑州城，安集百姓，以慰远人之心，并乞就本州招刺土兵三百人，以武宁指挥为额。又窃见《利州路一州一县敕》内：‘文州蕃贼入汉界作过，其缘边镇弓箭手、寨户等，如亲自斗敌，斫蕃贼首级者，每一贼首支大铁钱四贯充赏。如获三人首级，支赏外，仍免户下诸般差配及支移、折变。其镇、寨将即候得替日，量功劳轻重，与优等句当，或迁转一资。’臣勘会本州，比之文州更为极边，本州人并惯习战斗，曾经捕贼。今乞威、茂、保、霸等州土兵，依上条酬赏。”（《长编》卷二六六，“神宗熙宁八年七月辛巳条”，第6531页）
3.27 《义勇保甲制敕》《冬教保甲敕》
3.27.1 熙宁十年（1077年）秋七月乙丑，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上删定《义勇保甲制敕》五卷、《总例》一卷。（《长编》卷二八三，“神宗熙宁十年秋七月乙丑条”，第6937页）
3.27.2 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辛丑，枢密院上《冬教保甲敕》。诏行之。（《长编》卷四五五，“哲宗元祐六年二月辛丑”，第10907页）
上面两条史料记载制定的《保甲敕》名称是不同，构成了保甲法中两部不同立法成果。但在性质上，两部都可称为《保甲敕》。
3.28 《贡举敕》《武举敕》
3.28.1 熙宁十年（1077年）八月癸未，太原府司法参军、馆阁校勘、中书刑房习学公事范镗为大理评事、权检正刑房公事。以编修《贡举敕式》毕也。（《长编》卷二八四，“神宗熙宁十年八月癸未条”，第6949页）
3.28.2 元丰元年（1078年）八月癸丑，知谏院黄履言：“《贡举新敕》，以诸科口授旧条删为进士传义之法，购赏既重，证验难明，施之礼闱，恐生诬罔，乞再删定”。从之。（《长编》卷二九一，“神宗元丰元年八月癸丑条”，第7119页）
3.28.3 元丰元年（1078年）十月乙巳，诏兵部以《贡举敕式》内《武举敕条》，再于诸处索文字，删类成《武举敕式》以闻。（《长编》卷二九三，“神宗元丰元年十月乙巳条”，第7147页）
3.29 《刑部敕》《在京通用敕》《皇祐一司敕》
3.29.1 熙宁十年（1077年）十二月壬午，详定一司敕所以《刑部敕》来上，其朝旨自中书颁降者皆曰“敕”，自枢密院者皆曰“宣”，凡九门，共六十三条。从之。《中书时政记》：十二月六日，详定一司敕所言：“准朝旨送下编到《刑部敕》二卷，共七十一条，今将所修条并后来敕札一处看详。其间事属别司者，则悉归本司；若两司以上通行者，候将来修入《在京通用敕》；已有条式者，更不重载；文义未安者，就加损益；合与《海行敕》相照者，已申中书及牒重修编敕所。兼详《皇祐一司敕》系皇祐四年九月八日颁降，今于逐条后目为降敕日，其后来圣旨、札子、批状，中书颁降者悉名曰‘敕’，枢密院颁降者悉名曰‘宣’。共修成一卷，分九门，总六十三条，已送刑部、审刑院、大理寺、律学看详后，申中书门下看详讫。其更改条件，属枢密院内事体大者，亦已申禀。如得允当，乞降敕命，以《熙宁详定尚书刑部敕》为名，下本部雕印颁降，仍乞与律令格式编敕兼行。如与本部敕文意相仿者，许依本部敕；未降新敕日前已用旧敕与夺之事，并不得援引新敕追改；其熙宁十年六月终已前条贯已经编载者，更不行用；内本部见用旧法升补出官人吏，新敕无文者，并依旧条施行，候无合用旧法人吏，其条更不行用；旧条内合入别敕、不系冲改者，未颁降新条间，且依旧施行。所有熙宁十年七月一日以后条目为后敕。”诏刑部依此施行。（《长编》卷二八六，“神宗熙宁十年十二月壬午条”，第6995页）
此条对“宣”、“敕”、通行等重要法律术语进行了界定，是了解北宋法律中重要概念的原始史料。
3.30 《司农寺敕》
3.30.1 元丰元年（1078年）十月甲寅，御史中丞、判司农寺蔡确言：“常平旧敕多已冲改，免役等法素未编定，今除令删修为敕外，所定约束小者为令，其名数、式样之类为式，乞以《元丰司农敕令式》为目。”从之。（《长编》卷二九三，“神宗元丰元年十月甲寅条”，第7152页）
3.30.2 元丰二年（1079年）九月甲午，司农寺上《元丰司农敕令式》十五卷。诏行之。（《长编》卷三百，“神宗元丰二年九月甲午条”，第7305页）
从上面两条史料看，此法律名称较为通用的应是《司农司敕》。宋代对“司农司”有时又简称为“司农”。
3.31 《熙宁附田令敕》
3.31.1 元丰元年（1078年）十二月戊申，诏诸路将副，听比类《熙宁附田令敕》给职田，正将视路分都监，副将视藩府都监。其青、郓州虽已拨黄河淤地及废罢都监职田与将副，而多寡未均，并令改正。（《长编》卷二九五，“神宗元丰元年十二月戊申条”，第7183页）
此条中《附田令敕》应是《附令敕》中的“门”类。从此可以推知，“附令敕”中“门”的分类体例很可能是采用令典的体例而不是律典的体例。
3.32 《将官敕》《陕西五路将敕》
3.32.1 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辛卯，命枢密院编类文字、大理评事蔡硕等编类《将官敕令》，承旨司修定。以都承旨韩缜等言，自降将敕后，陈请不一，虑冲改不明，诸将或未谕，恐误施行故也。（《长编》卷二九七，“神宗元丰二年三月辛卯条”，第7226页）
3.32.2 元丰六年（1083年）九月戊申，秦凤路经略司言：“所降《将官敕》，本路五将各在外驻札，难为聚议。又缘未有直降下逐将敕策，乞指挥。”（《长编》卷三三九，“神宗元丰六年九月戊申条”，第8162页）
3.32.3 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庚申，枢密院言：“诸路将兵那移阙人处，自有近降朝旨合申枢密院外，若本处依自来条例差使，即不须申。其《元丰将官敕》《军防令》差讫申枢密院一节，欲乞删去。”从之。（《长编》卷三九一，“哲宗元祐元年十一月庚申条”，第9511页）
3.32.4 元祐二年（1087年）丙辰，枢密院言：“淮南转运副使赵偁奏：‘伏睹《将官敕》，自先朝已有冲改条件，自后亦有冲改，未曾删正，其间多有不可施行事件，难以照用。窃虑诸将武人，坐守本敕，欲有所违则畏罪，欲有所施行则难用，缓急有误兵律大事，望诏有司再加详择删正，以付诸将。’按：《元丰将官敕》：府界、京东西路二百五十六条，河北路二百五十五条，河东路二百五十八条，河南路二百五十一条。其逐路《将兵敕》内，已冲改者共二百四十余条，续降二百五十余条，兼《陕西五路将敕》约六十四条，与诸路将敕参用，后亦未经删润，施行之间，多有疑惑。欲令承旨司取新旧条重行删定。”从之。（《长编》卷四百七，“哲宗元祐二年十一月丙辰条”，第9897—9898页）
从此条可知《元丰将官敕》的“门”分类体例是按“路”。从记载看，《元丰将官敕》数量有1574条，内容十分繁多。
3.33 《茶场一司敕》
3.33.1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癸卯，诏编《茶场一司敕》。（《长编》卷二九七，“神宗元丰二年四月癸卯条”，第7230页）
3.34 《入内内侍省敕》
3.34.1 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辛酉，详定编修诸司敕式所上《入内内侍省敕式》。诏行之。（《长编》卷二九九，“神宗元丰二年八月辛酉条”，第7288页）
3.35 《国子监一司敕》
3.35.1 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甲子，诏看详太学条制所以《国学条贯》与《见修学制》，定为《国子监一司敕式》。（《长编卷》卷二九九，“神宗元丰二年八月甲子条”，第7290页）
此法律由两个部分修撰而成，即《国学条贯》和《学制》，两个法律名称应是不同法律内容。此处的“国学”乃指国子监学。从史料看，《学制》就是关于教育的法律。
3.36 《御史台一司敕》
3.36.1 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庚子，诏御史台重修《一司敕》。（《长编》卷三百一，“神宗元丰二年十二月庚子条”，第7326页）
从3.33条、3.35条和3.36条看，北宋时“一司”是泛指，指中央各类事务性机构，因为《茶场一司敕》《国子监一司敕》《御史台一司敕》都属于“一司敕”的范围，指仅适用于该司的法律。
3.37 《军器监敕》
3.37.1 元丰四年（1081年）七月己酉，同知谏院蔡卞言：“武学教授蔡硕近留修《军器监敕》，于枢密院置局。硕，执政之弟，与承旨张山甫联亲，虑交相党援，得复备员，席势营私，渐不可长，乞罢免以协公议。”诏枢密院别差官。（《长编》卷三一四，“神宗元丰四年七月己酉条”，第7610页）
3.38 《六察敕》
3.38.1 元丰六年（1083年）五月甲午，御史黄降言：“准《六察敕》：诸弹奏文字，本察官与丞、知杂通签，即旧所领任内事，丞、知杂免签书，诸案互察。看详：诸案互察，止谓察官有旧领任内事合弹劾，于义有嫌，理当互送。今诸案元未尝承受互察妨碍事，既不相关，无从察举。若一案有失，泛责诸案，乃是一官兼有六察之责，恐法意本不如此。其大理寺见取索互察官吏姓名，未敢供报。”诏自今诸案申台移察，应申不申，从私坐，其互察仍除之。（《长编》卷三三五，“神宗元丰六年五月甲午条”，第8070页）
3.39 《元丰敕》《附令敕》
3.39.1 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乙巳，诏详定重修编敕所删定官、刑部侍郎崔台符，中书舍人王震各迁一官；前删定官知制诰熊本，宝文阁待制李承之、李定，赐银、绢百，以书成也……于是凡入杖、笞、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断狱凡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凡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之赏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赏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级凡五卷，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奏表、帐籍、关牒、符檄之类凡五卷，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始分敕、令、格、式为四。《熙宁敕》十有七卷、《附令》三卷；《元丰敕》十有三卷、《令》五十卷。《熙宁敕令》视嘉祐条则有减，《元丰敕令》视《熙宁条》则有增，而格、式不与焉。二敕有“申明”各一卷。天下土俗不同，事各有异，故敕、令、格、式外，有一路一州一县、一司一务敕式，又别立省、曹、寺监、库务等敕凡若干条。每进拟，有牴牾重复，上皆签改，使刊正，然后行之，防范于是曲尽矣。上谕安焘敕、令、格、式，已见二年六月一十四日。（《长编》卷三四四，“神宗元丰七年三月乙巳条”，第8253—8254页）
从此材料可知，元丰敕令格式四典的法律结构是敕典分为十二门，具体是“名例”为首，“断狱”为尾，共13卷；令典分三十五门，下分“品官”至“断狱”，共50卷；格典可能分为官、吏和庶人三个门类，共五卷；式典可能分为奏表、账籍、关牒和符檄四个门类，共五卷。《熙宁附令敕》有三卷。此外，还有《熙宁申明敕》和《元丰申明敕》各一卷。
3.39.2 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辛丑，尚书省言：“左司状，失入死罪未决，并流徒罪已决，虽经去官及赦降原减，旧中书例各有特旨。昨于熙宁中始将失入死罪一项修入《海行敕》，其失入流徒罪例为比死罪稍轻，以此不曾入敕，只系朝廷行使。近准朝旨，于敕内删去死罪例一项，其徒流罪例在刑房者，依旧不废。即是重者不降特旨，反异于轻者，于理未便。本房再详，徒罪已决例既不可废，即死罪未决例仍合存留。乞依旧存留《元丰编敕》全条。”从之。（《长编》卷三九三，“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辛丑条”，第9563页）
3.39.3 元祐二年（1087年）二月己丑，户部言：“奉诏裁损浮费，按《元丰敕》：抵当所岁收息，除经费每千缗以十缗赏官吏，缘自有添俸，请毋给赏。”从之。（《长编》卷三九五，“哲宗元祐二年二月己丑条”，第9628页）
根据3.39.1条记载，元丰年间制定的“元丰敕令格式”四部综合敕典、令典、格典和式典外，还根据地方事务和中央各机构制定了“一路一州一县、一司一务敕式”和“省、曹、寺监、库务等敕”。从此可知，神宗元丰年间在立法体系上开创了一种新的法律体系，那就是适用全国的基本法律层次：敕典、令典、格典和式典，适应地方及部门事务的特殊性制定的一路一州一县、一司一务法律体系，同时增加了按中央机构编的法律体系，即省、曹、寺监、库务等。这样在国家法律体系构成上，形成了重要法律渊源层次是：唐律、疏议、刑统；适用于全国的基本法律层次是：敕典、令典、格典和式典，适应全国不同地区、事务、机构需要的地方、部门和事类立法层次。宋朝法律体系按效力位阶，可以分为最高层次的：律、疏议和刑统；二层次的敕、令、格、式；三层次的申明、指挥；四层次的断例和例。
3.40 《保甲养马敕》
3.40.1 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庚辰，知河南府韩绛言：“臣伏睹颁行《保甲养马敕》：京东限十年、京西限十五年数足。今提举保马官吕公雅须令作七年收买，又令每都保先选二十匹，是将十五年合买之马作二年半买足，恐非朝廷经始之意。京西北不产马，民又贫乏，乞许于元限减五年。”诏提举京西路保马司遵守元降敕限。（《长编》卷三四六，“神宗元丰七年六月庚辰条”，第8309页）
3.41 《元祐敕》
3.41.1 元祐二年（1087年）十二月壬寅，诏颁《元祐详定编敕令式》。先是，苏颂等奉诏详定，既成书，表上之曰：
臣等今以《元丰敕令格式》并元祐二年十二月终以前海行续降条贯，共六千八百七十六道，取嘉祐、熙宁编敕、《附令敕》等，讲求本末，详究源流，合二纪之所行，约三书之大要，弥年捃摭，极虑研穷，稍就编誊，粗成纲领。随门标目，用旧制也，以义名篇，仿唐律也。其间一事之禁，或有数条，一条之中，或该数事，悉皆类聚，各附本门。义欲着明，理宜增损，文有重复者削除之，意有阙略者润色之，使简而易从，则久而无弊。
又按熙宁以前编敕，各分门目，以类相从，约束赏刑，本条具载，以是官司便于检阅。《元丰敕》则各随其罪，厘入诸篇，以约束为令，刑名为敕，酬赏为格，更不分门，故检用之际，多致漏落。今则并依熙宁以前体例删修，更不别立赏格。又以古之议刑，必询于众，汉以春秋断疑狱，发自仲舒；唐以居作代肉刑，成于弘献；复有因人奏请，随事立条，谳报实繁，去取尤谨。曩时修《熙宁敕》，止据嘉祐旧文，《元丰敕》亦只用熙宁前例增损删定，更不修考日前创法改作之意。今则断自嘉祐，至今凡二十余年，海行宣敕及四方士庶陈述利害，参酌可否，互有从违。
……
凡删修成《敕》二千四百四十条，共一十二卷，内有名件多者，分为上下，计一十七卷，《目录》三卷；《令》一千二十条，共二十五卷；《式》一百二十七条，共六卷；《令式目录》二卷，《申明》一卷，《余条准此例》一卷，元丰七年以后《赦书德音》一卷，一总五十六卷，合为一部。于是雕印行下。（《元祐敕令》，崇宁元年七月十日诏并行毁弃，今诸州法司亦往往无之，恐因循失坠，乃掇取苏颂表词具载于此。新、旧录并称壬寅日颁行，今从之。明年二月十八日，苏颂等推恩）（《长编》卷四百七，“哲宗元祐二年十二月壬寅条”，第9912—9914页）
此条明确记载“元祐编敕”修成的《元祐敕》共2440条，共有13卷，《元祐令》共有1020条，共25卷，《元祐式》共有127条，共6卷，《元祐申明敕》1卷。元祐编敕是明确记载修成的敕典、令格和式典条文数量的宋朝少有立法活动。此外，此处的“余条准此例”类法律，可以归为“例”类法律。
3.42 《元祐差役敕》
3.42.1 元祐二年（1087年）十二月壬寅，又有专为一事特立新书，若《景德农田》《庆历贡举》，皆别为条敕，付在逐司。今《元祐差役敕》先已成书，并近岁专为贡举、出使立条者，既不常行，遇事即用，并已厘出，不使相参。其有一时约束，三省奉行，废置、改更、蠲除、省约，既关治体，须俟佥同，大则奏禀于清衷，次则谘议于执政，既有定论，咸用著篇。又按《刑统》录出“律内余条准此”附“名例”后，旁举诸条，各以类见，今亦以敕令中如此例者六十四件，别为一篇。（《长编》卷四〇七，“哲宗元祐二年十二月壬寅条”）
从上可知，《景德农田敕》和《庆历贡举敕》在北宋时期是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事类立法成果，《元祐差役敕》是按事类体例编撰而成的事类法律。
3.43 《马军司敕》
3.43.1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乙丑，诏枢密使陈升之提举修《马军司敕》，以权知审刑院崔台符等言：“奉诏修《马军司敕》，缘军政事重，仁宗时命枢密使田况提举，乞依故事以枢臣总领故也。”（《长编》卷二六〇,“神宗熙宁八年二月乙丑条”，第6331页）
“马军司”全称是“侍卫亲军马军司”。它与“军马司”是不同的，后者全称是“节度行军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