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马晓虹教授的新书《阳明心学与明中后期文学批评》终于付梓，这是她几年来辛勤耕耘的结果，也为学界做出了一份贡献。作者选题之初曾多次与我交流，我深感这个题目做起来不容易，因为这是一种跨学科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学术积累和研究能力，但作者执着于这个题目，并且一路做下来。今天终于有了可喜的成果，自然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

跨学科研究虽然不容易做，但也是容易创新的方法，自然，这也是此书的特点之一。学界关于明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无论是文学史教科书，还是学术专著、学术论文，用“汗牛充栋”不为过。那么，如何突破？如何创新？我以为跨学科研究不失为一种有效方法。作者恰好感悟到这一点。她从明中叶后文学批评繁荣发展中深入思考，体悟到阳明心学与明中后期文学批评繁荣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而明确阳明心学是明中后期文学批评繁荣发展的思想动因和精神引领。这一创新观点既实现了学术创新，又探索了明中后期文学批评发展的真正动因，并且走出一条研究明代，乃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新路。

阳明心学何以能对明中后期文学批评的繁荣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归根结底在于阳明心学思想与明中后期文学批评家思想路数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对文学批评繁荣发展的影响是直接的、具体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亦是此书的特点之一。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家并不是纯粹的文学批评家，而是兼具哲学家内涵的，甚至有的文学批评家本身也是哲学家，他们大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唐顺之、徐渭、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文学批评家之所以受阳明心学影响至深，不可否认，他们的思想中有着十分浓厚的心学思想，这样才会与阳明心学思想高度契合，并影响到文学批评中去。当然，难点在于发现并抓住这种契合，深入研究，探讨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这正是此书用功之处和成功之处。

我一直以为，阳明心学的核心是儒道思想的融合。阳明心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就是“心即理”。与程朱理学所主张的“性即理”的思想形成鲜明对照，王守仁提出理就在心内，“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王守仁认为，“心”才是整个宇宙的本体，天地万物都是由心产生的，“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是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答季明德书》）。这就是说，心就是至高无上的宇宙本体，只要抓住了心，宇宙内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既然如此，我们认识宇宙世界就要用心去认识，心可以独立思考，自行决定，因此要以心为是非评判的出发点。他说：“夫学贵得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言出于孔子乎？”（《传习录》中）这就是说，对世界万物的判断，皆从“我”心出发，即使是孔子说的话也不能超越“我”心。这虽然不是道家追求自由思想的直接体现，但将桎梏人心的儒家封建伦理规范都抛在一边，实际上就是要给心以广阔的空间，任其自由发展，已然把道家思想的精髓体现在其中了。另外，王守仁在心学思想的探索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静坐凝思的过程。他在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时，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每天默然静坐，以求达到“静一”的境界，并且经常心中默念：“圣人处此，更复何道？”终于在某一天夜里，恍然大悟，“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矣”（《王阳明全集·顺生录之八》）。王守仁的这一过程，也是实践道家“虚静”思想的过程。作者对于阳明心学的这一理论本质的理解则更深一层，她强调“心学背景下，明中后期文学批评自身呈现出重个体、重个性的特征，一批文论家从童心、性灵、情真等视角展开文学批评，体现出迥异于前代的风格”，这正是作者体悟了阳明心学对道家思想的感悟和对明中后期文学批评的直接影响。

不仅如此，作者对阳明心学影响明中后期文学批评的深度和广度也是独具慧思的。从深度上看，她对明中后期文学批评家受阳明心学影响直接性的分析是深入而透彻的。唐顺之、徐渭、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文学批评家，他们对阳明心学的接受并融合于其文学批评中，都有一个过程，但一旦接受了阳明心学思想，其文学思想就会产生巨大变化。如唐顺之，其文学思想最初是“追随七子，复古秦汉”，后来是“取法唐宋，倡言法度”，而其一旦接受阳明心学的理念，则明确提出本色论的文学主张。从广度上看，作者广泛探讨了阳明心学对明中后期文学批评的全方位影响，诸如对诸体文学批评、审美理论批评和文论话语的影响等。

总之，《阳明心学与明中后期文学批评》一书的出版，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和方法，其更多价值，待识者自识。

张恩普

2018年7月5日于玫瑰谷